法国伟大的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被誉为生命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1907年，柏格森发表了权威性著述《创造进化论》。他用诗一般的语言，用具有广博视界和持续力度的哲学分析，向世人描述了一幅生命之流延绵不息地向前进化的生动画卷。他首创“生命冲动”这一生命哲学概念。此后，柏格森的名字和“生命冲动”这一概念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生命关怀和人类未来命运不可逾越的一对孪生词语。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冲破物质阻碍，推动生命沿着两大路线进化：一条是低于理智的路线，在其末端产生了具有本能的膜翅类昆虫，如蜜蜂、蚂蚁；另一条是高于理智的路线，在其末端产生了具有理智的人。
“为了表彰其丰富而生气勃勃的思想和表述的卓越技巧”，1927年，瑞典皇家学院授予柏格森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写道：《创造进化论》是“一篇震撼人心的雄伟诗篇，一个蕴涵不竭之力与驰骋天际之灵感的宇宙论”，“他亲身穿过理性主义的华盖，开辟了一条通路。由此通路，柏格森打开了大门，解放了具有无比效力的创造推进力……向理想主义敞开了广阔无边的空间领域”。这是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批判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机械论和决定论，解放人类思想方面巨大贡献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晚年的柏格森又把自己的研究和关注领域由生命科学延伸至社会科学。1932年，73岁高龄的柏格森发表了生前最后一部力作《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这部巨著是柏格森“创造的进化”精髓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延续，是其生命哲学思想在道德与宗教问题上的折射和运用，也是其探寻生命冲动意义的最后归宿。
如前文所述，生命冲动推动生命之流走向两大进化路线，这两大路线最终分道扬镳。其中一条进化路线的末端催逼出具有理智的人类。从此，人类这条生命进化路线就在理智的环绕下向着理想的彼岸艰难前行。按照柏格森的观点，在人类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理智暴露出使人自私自利、使人恐惧死亡、使人对未来产生忧虑等缺陷。这些缺陷是生命进化和人类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和严重威胁。面对这些障碍和威胁，人类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重新踏上生命进化之旅呢？在《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一书中，柏格森沿着“创造的进化”这一路径，根据“生命冲动”理论提出了克服生命进化和人类发展障碍和威胁的对策，这就是道德的力量和宗教的作用。
根据柏格森的研究和考察，道德的第一个来源是社会义务。这里，义务是指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一种强制性和必然性。社会义务源于社会对个体施加的无形压力。社会之所以对个体施加压力，是因为社会就像由细胞构成的有机体一样，是一种有机组织。在社会这个有机组织中，个体之于群体，就像细胞之于机体，蚂蚁之于蚁山，蜜蜂之于蜂房。为了维持社会有机体的存在，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必须按照相应的规则进行凝聚和连接。“我们从自我意识的深处所发现的义务，与蚁山中把蚁群的各个成员有序结合在一起的力量，以及有机体中把各个细胞有序结合起来的力量，具有同等性质的凝聚和连接作用”（本书第93页）。也就是说，社会义务是生命进化和人类发展中维持群体团结和凝聚的重要手段。道德的第二个来源是个人抱负。与社会义务不同的是，个人抱负不是由来自外界社会环境的压力造成的，而是由杰出人物或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实现崇高的个人愿望或远大理想这一内在趋向促成的。个人抱负是生命冲动带给人类的一种大爱。它通过忠诚、仁爱、克己等伟大道德行为使爱的温暖和阳光惠及全人类。它“甚至还可以扩展到动物、植物以及整个自然界”（本书第37页）。在柏格森看来，道德的两个来源，不论是社会义务还是个人抱负，都是维持生命进化和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都源自同一种力量的驱使，这就是生命冲力所释放的巨大能量。
在柏格森看来，宗教的来源在本质上也具有生物学的意义。宗教是自然为人类设计的一种防范手段，帮助人类应对理智可能带来的各种危险。柏格森把宗教也分为两种。一种为静态宗教，它产生于社会的本能需要，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另一种为动态宗教，它基于某种神秘之爱而生，是人性所追寻的崇高境界。柏格森认为静态宗教是宗教发展的初级阶段，动态宗教则是宗教发展的高级阶段。处于初级阶段的静态宗教随着生命冲动的发展一直绵延着，努力地冲破物质障碍向着动态宗教这一高级阶段运动进化。由静态宗教向动态宗教的这种持续进化和升华，也体现出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绵延进化思想。柏格森认为，最终能拯救处于困境中的人类的只能是动态宗教，只有动态宗教之舟才能承载着人类重新驶入生命进化之流。
柏格森关于道德和宗教来源的考察，处处闪耀着生命进化的火花，处处迸发出生命冲动的力量，处处体现出他对人类未来的关注。作为全书的结语，这位古稀老人向整个人类发出“生命冲动”的高声呐喊：“人类正在痛苦地呻吟，人类正在绝望地等待，人类在等待他曾经创造的进步力量最终把自己彻底碾碎。人类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未来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类的首要使命是决定生命是否继续在地球上延续，决定生命是苟延残喘，还是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充分释放生命冲动的能量，在这个桀骜不驯的地球上，完成宇宙的基本天职：它是一台创造神灵的伟大机器。”（本书第366页）。
伟大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用自己所构建的“生命冲动”理论，破解了人类理智的缺陷对生命进化造成的障碍和威胁等难题，从而“穿过理性主义的华盖”，为生命创造力的解放“打开了大门”，“向理想主义敞开了广阔无边的空间领域”。
本书根据阿什利·奥德拉（R.Ashley Audra）和克劳利兹·布里尔顿（Cloudesley Brereton）1935年的英译本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译出。此书乃亨利·柏格森历经25年对生命的力量和人类的进化发展进行深刻反思和研究的结果。同时，作者把深邃的思想融入其高超的、永恒不衰的语言表述之中。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英译本的翻译过程中，柏格森先生亲自参与审定校对工作，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帮助翻译人员进行纠正。甚至有的段落在他的特别要求和指导下，经过了反复构思和修改。所有经过重新写作和构思的部分，他都要亲自进行最后审定。这充分体现出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严谨的治学风格。正是他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保证了英译本最大限度地传递他本人的思想观点和语言风格，也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最佳转译版本。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译者深感伟大的思想火花和卓越的表达技巧可以穿越文字符号，跨越语言障碍，为掌握不同语言的读者带来共同的精神享受。对于像亨利·柏格森这样一位生命哲学巨匠巅峰作品的翻译，本来应当是一次艰难的漫漫爬行之旅，但由于作品本身散发出强烈的穿透力和感染力，整个翻译过程没有给译者带来任何事先所料想的枯燥难挨，而是让译者感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探幽揽胜之旅。仿佛70年前离世的这位伟大先师就站在自己面前，在循循善诱地讲述生命冲动的奥秘。译者为其深邃的洞见、犀利的语言、惊人的妙喻所折服。希望本书也能让每一位读者踏上这样一次美妙的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编辑齐玉女士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黄伟博士校阅了本书部分译稿，张培高博士通读了全部译稿并提出重要指导和建议。在此，译者对上述同仁们的付出深表谢意！
诚挚地希望各位读者和关注柏格森作品译介的同行们对本书翻译中出现的纰漏和不当之处给予批评指正。
彭海涛
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2年8月18日夜
神之旅。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