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以一个令人痛心的紧急呼吁来为本章画上句号。语言是通过孩子的学习而代代相传的，当语言学家发现一种语言只有成年人在说、在用时，他们知道这种语言已经步入末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对人类即将面临的一个历史悲剧提出了警告。根据语言学家迈克尔·克劳斯（Michael Krauss）的预测，目前有150种北美印第安语濒临消亡，这个数字占到现存北美印第安语的80%。而其他地区的形势也同样严峻：阿拉斯加和北西伯利亚的濒危语言有40种（占现存量的90%），中美洲和南美洲有160种（占现存量的23%），俄罗斯有45种（占现存量的70%），澳大利亚有225种（占现存量的90%），全球大约有3 000种（占现存量的50%）。目前只有大约600种语言因为使用人数较多（10万人以上）而显得相对安全，但这也无法保证它们就一定能够存活很久。即便是乐观的估计，也将有3 600 ~5 400种语言（占全世界语言的90%）在下个世纪里濒临灭绝。
语言的大规模灭绝让人不禁联想到当前大范围的动植物灭绝，尽管动植物的生存危机还没有语言那么严重。这两种现象背后有一些共同的原因。语言的消亡是因为使用者的栖息环境遭到破坏，同样也因为种族灭绝政策、强制性的同化教育、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以及电子媒体的轰炸（克劳斯将电子媒体称作“文化神经毒气”）。要防止某些土著语言的灭绝，我们除了要遏止导致文化消亡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之外，还可以用这些语言来编纂教材、创作文学作品和制作电视节目。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档案整理和延教设课的方式，保存下某些濒危语言的语法、词语、文献和声音记录。有时候，通过坚持不懈的使用，再加上大量的文献资料，足以使一种濒临消亡的语言重获生命，比如说复活于20世纪的希伯来语。
当然，就像我们不能奢望地球上的所有物种都能存活一样，我们也不能，或许也不该奢望每种语言都被保存下来。这里牵涉到十分复杂的道德问题和现实问题。语言的差异会给社会的统一造成致命的伤害。如果整整一代人都转而投身于社会的主流语言，以便谋求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我们这些局外人是否有权强迫他们不要这样做，而理由仅仅是我们觉得保留下这些古老语言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撇开这些复杂因素不谈，在面对世界上这3 000多种行将消亡的语言时，我们至少可以确信一点：其中许多消亡是毫无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人们为什么要关注濒临灭绝的语言呢？首先，对于语言学以及包含语言学在内的脑与认知科学而言，语言的多样性向我们展示了语言本能的范围和限度。想想看，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只有英语一种语言的话，我们得出的结论将会多么偏颇。其次，对于人类学和人类进化生物学而言，语言可以帮助我们追溯不同种族的历史发展和地理分布。一种语言的消亡（比如说日本原住民阿伊努人所说的阿伊努语），就像是一座珍贵的历史档案馆毁于大火，或者像地球上的某个物种灭绝于世。不过，语言的保存并不只有科学上的意义。正如克劳斯所说：“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人类集体智慧独一无二的结晶，它和生命一样，神圣、无穷又神秘。”再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学和诗歌存在的基础。随着多种语言濒临消亡，我们面临着失去诸多文化遗产的危险。例如在意第绪语中，用来描述“笨蛋”的单词比爱斯基摩人用来描述“雪”的单词还多；又比如澳大利亚拉尔地尔语的变体达明语，它一共只有200个单词，你完全可以在一天之内把它们学会，但这些单词却能够表达日常对话中的所有概念。正如语言学家肯·黑尔（Ken Hale）所说：“失去一种语言给世界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其本身的消亡，更重要的是，它损害了世界的多样性。”
[1] 基甸社，又称“基甸国际”，1899年成立于美国，是一个专门到旅馆、医院等处放置《圣经》的组织。——译者注
[2] 应该是萧伯纳，疑原书误。——译者注
[3] 注意不要将它与“高加索人”相混淆。“高加索人”是对欧亚大陆所生活的典型白种人的非正式称呼。
[4] 南岛语系（Austronesian）与澳大利亚（Australia）没有丝毫关系，这里的“Austr”是“南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