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本身并不能决定我们快乐或不快乐，只有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决定了我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忍受得住灾难和悲剧，甚至要战胜它们。
亚里士多德破解忧虑的方法
前面提及了威利·卡瑞斯消除忧虑的万灵公式，是否能解决你所有的忧虑呢？不能，它当然不是万能的。
既然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答案是——我们一定要学会下面三个分析问题的基本步骤，并用它们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困难。三个步骤如下：
第一步：看清事实。
第二步：分析事实。
第三步：作出决定，然后依照决定行事。
这是亚里士多德教给人们的方法，他也使用过这些步骤。我们如果想解决那些压迫我们、使我们生活得整天像在地狱中的问题，我们就必须把这些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我们来看第一步：看清事实。看清事实为何如此重要呢？因为除非我们看清楚事实，否则就不能很聪明地解决问题。没有这些事实，我们只能在混乱中胡乱摸索。
这并不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而是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学院已故院长赫伯特·霍基斯所说的。他帮助过20万中学生解决他们忧虑的问题。他告诉我说：“混乱正是导致忧虑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人们的忧虑有一大半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作决定而产生的。他说：“如果我有一个问题必须在下星期二以前解决，那么在下星期二之前，我绝对不会试着作什么决定。我将在这段时间里集中全力去搜集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事实。我不会发愁，不会为这个问题而难过，更不会失眠，会全心全意地把所有的事实搜集来。等快到星期二的时候，我如果已经看清了所有的事实，一般来说，问题也已经得到解决了。”
我问霍基斯院长，这是否就证明他已经完全把忧虑抛开了？他说：“是的，我想我可以老实说，我现在的生活完全没有任何忧虑。我发现。”他继续说道：“如果一个人能够把他所有忧虑的时间都用在以一种很超然、很客观的态度去寻找事实的话，那么，在知识的阳光下，忧虑就会全部消失掉。”
可是，多数的人是怎样做的呢？如果我们要考虑事实——爱迪生曾很郑重地说：“一个人为了避免花时间去思想，往往会采用各种手段。”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会像猎狗那样，去找寻那些我们已经想到的，而把其他的一切忽略掉——我们只需要那些适合我们的事实，那些只适合我们原有偏见的事实、只适合我们的如意算盘。
正如安德烈·马罗斯说的那样：“一切和我们的个人欲望相适合的，看来都是真理，而其他只会使我们感到愤怒。”
怪不得我们会觉得，要得到我们问题的答案是如此困难。这好比我们一直假定2加2等于5，这不是连一个二年级的算术题都不会做了吗？但事实上，世上确实有很多人坚持认为2加2等于5，或者是等于500，以至于把自己的日子和别人的日子都搞得很不舒服。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将感情因素从思想中摒除，如霍基斯院长所说的，我们必须用“超然、客观”的态度看清楚事情的本质。
在忧虑的时候要这样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往往会情绪激动。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两个办法，对我们看清所有的事实很有帮助：
第一，在搜集所有事实资料的时候，我假装不是在为自己搜集这些资料，而是在为别人做这事，这样使我可以保持冷静而超然的态度，对我们控制自己的情绪也很有帮助。
第二，在清查造成自己忧虑的事实时，我有时候还要将自己假设成对方的律师——换句话说，我也要搜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实，搜集那些有损我的希望，和一些我并不愿意面对的事实。
做完这两步后，我会把这一边的和另外一边的所有事实都写下来。这时，我通常会发现，真理就在这两个极端之中。
这就是我要说明的一个要点：如果不事先看清楚事实的话，你、我、爱因斯坦，甚至连美国最高法院，也不能对任何问题都作出聪明的决定。爱迪生就很清楚这一点，在他死后遗留下来的2500本笔记中，所写的都是他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事实。
所以，排解忧虑的第一个办法就是看清事实。让我们仿效霍基斯院长的方法吧：在没有以客观态度搜集所有的事实之前，不要想着怎样才能把问题解决掉。
如果你不对事实进行分析和解释，即使把全世界所有的事实都搜集起来，也不会对我们有一点帮助。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如果先把所有的事实都写下来，然后再作分析，事情就会容易得多。事实上，只要在纸上记下各种事实，把我们的问题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就能促使我们作出一个合理的决定。
中国有句俗语叫“百闻不如一见”。让我用实例来告诉你这种方法的成绩，我要告诉你，一个人怎样把我们上面所说的真正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拿格兰·李克菲的事情来说。好几年以前我认识他，他在远东地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美国商人。1942年，日军侵占上海，李克菲先生正在中国。他在我家做客时，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日军轰炸珍珠港之后不久，又攻占了上海，当时我是上海亚洲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他们派来了一个所谓的‘军方清算员’（实际上是一位海军上将），命令我协助他清算我们的财产。面对这种事，我没有任何办法，要不就跟他们合作，要不就完了——而所谓完了，就是死在他们的刀下。
“我只有遵照他们的命令行事，因为我无路可走。不过，我将一笔大约75万美元的保险费没有填写在清单上。我之所以不填进去，是因为这笔钱属于我们香港的公司，跟上海公司的资产没有任何关系。但我还是担心万一日本人发现了这件事，可能会对我非常不利。果然，很快就被他们发现了。
“他们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我恰巧不在办公室，我的会计部主任则正好在场。他告诉我，那位日本海军上将当时大发脾气，还拍桌子直骂人，说我简直是叛徒、强盗，还说我侮辱了日本皇军。我知道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想我可能会被他们抓去关进宪兵队。宪兵队也就是日本秘密警察的行刑室。我就有几个朋友，他们情愿自杀，也不愿被送到那个地方去。我还有一些朋友在那里被审问了10天，受尽了各种酷刑之后，死在了那里。我现在也可能要被关进宪兵队。我该怎么办呢？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想我当时应该吓得要命。如果我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一定会被吓死的。多年来，每当我担心的时候，总会坐在我的打字机前，打出下面两个问题，然后再让自己想出问题的答案：第一，我担心什么？第二，我能怎么办？
“刚开始时我不会把问题写下来，只是在心里回答这两个问题。不过几年前我就不再那样做了。我发现，同时把问题和答案都写下来，能够使我的思路变得更清晰。所以，就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直接回到我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房间，取出打字机，打下了下面的那些内容：
“第一，我担心什么？
“我担心明天早上会被关进日本宪兵队里。
“第二，我能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我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思考，写下了我可能采取的4种行动，以及每一种行动将会为我带来什么结果。
“1．我可以试着向那位日本海军上将解释这件事。可是他不会说英文，若是我找翻译对他解释，很可能会让他生气发火，那我可能只有死路一条了。因为他是个很凶残的人，我宁愿被关进宪兵队里，也不愿和他作无用的交谈。
“2．这是最直接的一种——我可以逃走。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监视我。我在基督教青年会进进出出都要登记，如果我想逃走，被他们抓住后很可能直接被枪毙。
“3．我也可以留在房间里，不再上班。但如果我这样做的话，那位日本海军上将就会起疑心，他也许会派人来抓我，根本不给我任何说话的机会，直接把我关进宪兵队。
“4．星期一早上，我跟平常一样去公司上班。如果我这样做，那位日本海军上将很可能正在忙着，而忘掉了我的事情。而且他即使想到了，也可能已经冷静下来，不再来找我麻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麻烦了。甚至即使他还来找我，我仍然有向他解释的机会，所以我应该和平常一样，在星期一早上去办公室，当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等我把整件事情想通了之后，我决定采取第四个计划——和平常一样，在星期一早上去上班。之后，我松了很大一口气。
“第二天早上，当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那位日本海军上将坐在那里，嘴里叼着香烟，像平常一样看了我一眼，但什么话也没说。6个星期之后，天啊，谢天谢地，他总算是被调回东京去了，至此，我的忧虑也全都消失了！
“正如前面所说的，我之所以能捡回这条命，大概就因为我在那个星期天下午写出了各种不同的情况，以及每一个步骤可能产生的后果，然后很镇定地作出决定。如果我不采取那样的做法，我可能会思想混乱，或者是犹豫不决，以至于在紧要关头出错。如果我没有分析我的问题并作出决定，那我整个星期天下午就会心急如焚，当天晚上也会失眠，星期一早上上班的时候，也很可能满面愁容和惊慌——仅此一点，就会使那位日本海军上将起疑心，使他采取另外一些行动。”
经验证明，逐渐作出决定，的确有极大的帮助。我们都是因为不能实现既定的目的，而且不能控制自己，总是局限在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小圈子里，才会窘迫导致精神崩溃。我发现一旦很清楚、很确定地作出某种决定之后，50％的忧虑都会消失，而另外的40％通常也会在我按照决定去做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采取以下4个步骤，通常就能消除掉我们90％的忧虑：
第一，很清楚地写下我们所担心的是什么。
第二，写下我们可以怎么办。
第三，决定该怎么办。
第四，马上就照决定去做。
现在，格兰·李克菲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美国商人之一，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他的成功应归功于这种分析忧虑，并敢于正视忧虑的方法。
怀特·菲利浦是俄克拉荷马州最成功的石油商人，我问过他是如何把决心付诸行动的，他回答说：“我发现，如果在超过某种限度之后，还一直不停地思考问题的话，一定会产生忧虑，造成混乱的情况。当调查和思考过度对我们有害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付诸行动、不再回头的时候了。”
做有意义的事，让自己忙着
巴斯特是法国伟大的科学家，他曾经谈过“在图书馆和实验室所找到的平静”的问题。为什么会在那儿找到平静呢？因为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工作的人，通常都埋头于工作，没时间为自己担忧。做研究工作的人也很少精神崩溃，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像其他人那样“奢侈”。
“让自己忙着”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能够把忧虑从你的思想中赶出去呢？因为有这么一个定理：一个人不论多么聪明，都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想几件事情，这是心理学所发现的基本定理之一。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假定你现在靠坐在椅子上，闭上双眼，试着在同一个时间去想自由女神，以及你明天该做什么事情。
这时，你就会发觉自己只能轮流想其中的一件事，而不可能同时想两件事情，对不对？就你的情感来说，也是如此。例如，我们不可能充满热情地想去做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同时又因为忧虑而拖延下来。一种感觉会把另一种感觉赶出去。就是这么简单的发现，使得军方一些心理治疗专家能够在战时创造出一个医学奇迹。
一些人因为经受不了战场上的打击而退下来，患上了一种“心理上的精神衰弱症”。军队医生对此大都采取了“让他们忙着”的治疗方法。除了睡觉的时间之外，这些在精神上受到打击的人每时每刻都在活动，例如钓鱼、打猎、打篮球、打高尔夫球、拍照片、种花，或跳舞等，根本不给他们回想自己那些可怕经历的时间。
“职业性治疗”是近代心理医生发明的新名词，也就是拿工作当作治疗疾病的药。这并不是什么新方法，因为在耶稣诞生的500年以前，古希腊的医生们就已经使用这种方法为人治病。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班上的一位学员马利安·道格拉斯告诉我们，他家里遭受到的不幸，而且不止一次。第一次，他失去了5岁的女儿，是他非常疼爱的孩子。他和他的妻子都以为自己无法承受这个打击，可是，用他的话来说，“10个月之后，上帝又赐给我们一个小女儿，但她只活了5天就又离我们而去。”
这种接二连三的打击，几乎使人无法承受。这位父亲告诉我们说：“我承受不了，我睡不着吃不下，也无法休息或放松。这些不幸的事情给了我精神上致命的打击，使我信心全没了。”最后，他去看了医生。有一位医生建议他吃安眠药，而另外一位医生则建议他出去旅行。他两种方法都试了，可是对他都没有用。他说：“我的身体犹如夹在一把大铁夹子里，而这把铁夹子愈夹愈紧，愈夹愈紧。”那种悲哀给他带去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
不过，谢天谢地，我们还有一个孩子——一个4岁大的小男孩，他教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天下午，我悲伤地呆坐在那里，他问我：“爸爸，你肯不肯给我造一条船？”当时，我没有一点心情去为他造船。其实，我根本没有心情做任何事情。可是我的儿子是个很会缠人的小家伙，我不得不按照他说的去做。为了给他造那条玩具船，我大概花了3个小时，等到船造好之后，我发现这造船的3小时，竟然成了这段时间里我最放松的时间。
正是这个小小的发现，使我从恍惚中惊醒过来，也使我想了许多——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认真思考。我发现，如果你忙着做一些需要计划和思考的事情的话，就不会有时间忧虑了。对我来说，造那条船时我的忧虑全都消失不见了，所以我决定让自己不停地忙着。第二天晚上，我看了看每一个房间，把所有需要做的事情都写在了一张纸上面。有许多小东西，例如书架、楼梯、窗帘、门钮、门锁、漏水的龙头等需要修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在两个星期内竟然完成了242件一直以来需要做却没有做的事。
另外，我还给我的生活增加了富有启发性的活动：每个星期抽出两个晚上到纽约市参加成人教育班，并参加了小镇上的一些活动。现在我是校董事会主席，参加过很多会议，并协助红十字会和其他组织机构募捐。现在我忙得已经没有时间去忧虑了。
“没有时间去忧虑”，丘吉尔也说过这句话，当时战事紧张，他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当别人问他是不是对如此沉重的责任感到忧虑时，他说：“太忙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忧虑。”
查尔斯·柯特林在研究汽车自动点火器的时候，也碰到过与之相似的情形。柯特林先生一直担任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主管世界知名的通用汽车研究公司，不久前才退休。当年他穷得只能租堆稻草的谷仓做实验室，全家的生活开销也只靠他太太教钢琴所赚来的1500美元。后来，他又不得不用他的人寿保险做抵押借来500美元。我问他太太，她在那段时期是不是很忧虑？她回答说：“当然，我担心得睡不着，可是我的丈夫一点都不担心。他整天沉浸在工作里，根本没有时间去忧虑。”
对人们来说，当工作使他们忙得团团转时，“沉浸在工作中”就不会有时间忧虑。可是一旦下班以后，也就是我们能够自由自在地享受我们的轻松和快乐的时候，忧虑之魔就会向我们袭击。这时我们常常会想各种问题，例如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成就，我们有没有干好工作，老板今天说的那句话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或者我们已经开始掉头发了……
当我们闲下来的时候，大脑常常会变成一片真空。物理专业的学生都知道“自然界中没有真空状态”。例如打破一个白炽灯泡，空气立即就会进去，从理论上来说，充满了真空的那一块空间。
当你的大脑闲下来时，也会有东西补充进去，是什么东西呢？通常是你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忧虑、恐惧、憎恨、嫉妒和羡慕等情绪，都是受我们的思想控制的，而这些情绪都非常强烈，往往会把我们思想中所有平静、快乐的思想和情绪统统赶出去。
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系的教授——詹姆斯·马歇尔，在这方面说得很清楚：“忧虑对你伤害最大的时候，不是在你正忙着工作的时候，而是在你干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那时，你的想象力会混乱，脑海中就会出现很多荒诞不经的事情，夸大每一个小错误。在这个时候，你的思想就像一辆没有载重的车子，横冲直撞，摧毁一切，甚至把你自己也撞成碎片。消除忧虑的最好办法，就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自己一直忙着。”
并非只有那些教授才懂得这个道理，才能把它们付诸实践。我在战时碰到一位住在芝加哥的家庭主妇，她将其经历告诉我，说她如何发现“消除忧虑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自己忙着，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时我正在由纽约到密苏里州农庄的路上，在火车的餐车上碰到这位太太和她的先生。这对夫妇对我说，他们的儿子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加入陆军部队。母亲当时很担忧她的独生子，因此健康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她常常想他在什么地方，他是不是安全，他是不是正在打仗，他会不会受伤，是不是还活着。
我问她后来是怎样把这种忧虑克服掉的。她回答说：“我让自己忙着。”她告诉我，她开始把女佣辞退，希望做家务能让自己忙着，可是这并不见效。她说：“问题是，我做家务总是机械化的，完全不用思想，所以当我铺床和洗碟子的时候，还处在忧虑中。我发现我需要一些新的工作，才能使我在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使身心两方面都忙碌起来，所以，我就到一家大型百货公司当售货员。”
她说：“这次好了，我立刻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运动的大漩涡里——我的四周全是顾客，他们问我价钱、尺码、颜色等问题，我没有一秒钟想到除了手边工作以外的问题。到了晚上，我也只能想如何让双腿休息一下。我吃完晚饭之后，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我既没有体力，也没有时间再去忧虑了。”
她的这种做法，正如约翰·科伯尔·波斯在《忘记不快的艺术》一书中所说的：“一种舒适的安全感，一种内在的宁静，一种因快乐而反应迟钝的感觉，都能使人在专心工作时精神平静。”
我们如果极度地担心某些事情的话，就让我们记住，可以把工作当作一种很好的古老治疗法。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当教授的已故博士李察·柯波特先生，在《生活的条件》中说过：“作为一名医生，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的工作能够使很多病人痊愈。他们所患的病，是由于过分、迟疑、踌躇和恐惧等所造成的。工作带给我们的勇气，就像爱默生永垂不朽的自信一样。”
如果我们不能一直忙着，而让自己闲坐在那里发愁的话，我们就会产生许许多多被达尔文称为“胡思乱想”的东西，而这些“胡思乱想”犹如传说中的魔鬼，把我们的思想掏空，摧毁我们的行动和意志。
萧伯纳把这些用一句话总结出来：“人们之所以忧虑，就是有空闲时间来想想自己到底快乐不快乐。”他说得很对，要想消除忧虑，就不必去想它，要在手掌心里吐唾沫，让自己忙起来，这样你的血液就会开始加速循环，你的思想就会变得敏锐。让自己一直忙着，这是世界上最便宜、最有效的治疗忧虑的药。
内心强大，不为小事而烦恼
一般来说，我们都能很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重大危机，可往往会被一些小事搞得焦头烂额。
这一点也正是拜德上将在又冷又黑的南极洲的夜晚所发现的——他的一些属下经常为一些小事而大发怒火，但对于大事却不在乎。例如他们能够毫无怨言地面对危险而艰苦地工作，在零下80℃的寒冷中拼命。拜德上将说：“可是，我却知道他们之间有好几个同在一个办公室的人彼此不讲话，因为他们怀疑对方乱放东西，把自己的地方占去了。我还知道队里有一个人非常讲究，他坚持空腹进食、细嚼健康法，每口食物一定要嚼过28次才咽下去；而另外有一个人，一定要在大厅里找一个看不见他的位子坐着，才能安稳地把饭吃下去。”
拜德上将说：“在南极的营地里，任何事情都可能把最训练有素的人逼疯。”其实，拜德上将还可以加上一句话：如果这些“小事”发生在夫妻生活里，也会把人逼疯，甚至还会造成“世界上半数的伤心之事”。至少，这些话是出自权威人士之口。芝加哥的约瑟夫·沙马士法官在仲裁过4万多件不愉快的婚姻案件之后说：“婚姻生活之所以不美满，根本原因通常都是一些细小事情。”纽约郡地方检察官法兰克·荷根也说：“在我们的刑事案件里，有一半以上都是由于一些很小的事情引起的：在酒吧里逞英雄，为一些小事情而争吵，讲话侮辱人，措辞不当，行为粗鲁等。就是这些小事情，引出了本不该发生的人身伤害和谋杀。很少有人真正天性残忍，即使那些犯了大错的人，也都是因为自尊心受到了小小的伤害，或受到一些小小的屈辱，或虚荣心得不到满足，结果造成了世界上半数令人伤心之事。”
下面这个很富有戏剧性的小故事也许会让你终生难忘。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叫罗勃·摩尔。
1945年3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是在中南半岛附近276英尺深的海底学到的。当时，我和另外87人一起在贝雅S.S.318号潜水艇上。我们从雷达上发现正有一小支日本舰队朝我们这边驶来。天快要亮的时候，我们发动攻击。我从潜望镜里发现了一艘日本驱逐护航舰、一艘油轮和一艘布雷舰。我们向那艘驱逐护航舰发射了3枚鱼雷，但没有一个击中目标。那艘驱逐护航舰并不知道它正遭受攻击，仍旧继续向前驶去。我们打算攻击最后面那艘布雷舰。突然，它转过头，径直地向我们冲来。原来有一架日本飞机从上空看见我们在深水下，把我们的位置用无线电通知了那艘日本布雷舰。我们立即潜到150英尺深的地方，避免被它测控到，同时做好准备应付深水炸弹：我们在所有的舱盖上都多加了几层铁栓，为了使我们的潜艇在沉降时能够绝对地保持稳定，我们把所有的电扇和整个冷却系统、所有发电设备全都关掉了。3分钟之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有6枚深水炸弹在我们四周爆炸，顿时天崩地裂，把我们直压到海底深达276英尺的地方。我们全都吓呆了，在不到1000英尺深的海水里受到攻击，是非常危险的，如果500英尺的话，几乎全都难逃厄运。而我们当时却在500英尺一半深的水下受到了攻击，如果从安全角度来说，水深等于只到了人的膝盖部分。那艘日本布雷舰不停地往下投深水炸弹，一连攻击了15个小时才停止。如果深水炸弹距潜水艇不到17英尺的话，炸弹爆炸的威力可以在潜艇上炸出一个大洞来。有10～20颗深水炸弹就在离我们50英尺左右的地方爆炸，我们奉命“固守”，也就是保持镇定、静静地躺在舱中。我当时吓得几乎无法呼吸，心想：“这下死定了。”我一直不停地对自己说着：“……这下死定了……这下死定了。”电扇和冷却系统全都关闭之后，潜水艇内的温度几乎高达华氏100多度，可是我却吓得全身打冷战，身上虽然穿了一件毛衣，还有一件带皮领的夹克，可还是冷得发抖。我的牙齿不停地打战，全身不断地冒出冷汗。
日本布雷舰持续攻击了15个小时后停止。显然，日本布雷舰用光了其所有的深水炸弹才离开。对于我们来说，遭受这15个小时的攻击，感觉上就像是1500万年。过去所有的生活都一一呈现在我眼前，使我记起了以前做过的所有坏事，以及我曾经担心过的所有细小事情。我加入海军之前，曾经因为没有办法买自己的房子、没有钱买新车、没有钱给我太太买好的衣服而忧虑过。那时我是一名银行职员，曾经为工作时间太长、薪水太少，而且没有多少升迁机会发愁。我非常讨厌以前的老板，因为他老是给我找麻烦。我还记得，每天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总是又累又困，常常因为芝麻大的事跟我的太太吵架。我甚至还为我额头上因为一次车祸而留下的伤痕而发愁过很长一段时间。
在多年以前，那些令人发愁的事看起来好像全都是大事，可是在深水炸弹就要夺走我生命的那一刻，这些事情就显得非常微不足道，甚至是荒谬。就在那时候，我答应自己，如果我还有机会再见到太阳和星星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再忧虑了。永远！永远！永远也不会！在潜艇里的那可怕的15个小时里，我所学到的生活道理，比我上4年大学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得多。
“法律不管那些小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一条名言！人们也不该为这些小事而忧虑，如果他们希望在生活中平和而快乐的话。
一般来说，想要把那些由小事而引起的困扰克服掉的话，只需把看法和重点转移一下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让你有一个新的、能使你开心的看法。我的朋友荷马·克罗伊，是一个作家，写过几本书。他为我们举了一个如何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好例子。以前他在进行写作的时候，总是被纽约公寓热水器的响声吵得发疯。因为蒸汽会砰然作响，然后又是一阵嘈杂声。听到这些声音后，他就会气得在书桌前骂出声来。
荷马·克罗伊说：“后来，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去露营时，我听到了木柴烧得很响的声音，我突然想到这些声音多么像热水器的响声，但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声音，而对那个声音那么讨厌呢？回到家以后，我对自己说，火堆中木头的爆裂声很好听，热水器的声音也差不多，我应该埋头就睡，不必理会这些噪音。结果，我真的做到了，头几天我可能还会注意热水器的声音，可是，没过多大会儿，我就会把这些事情忘掉。很多其他的小忧虑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不喜欢，结果弄得整个人都很颓丧，而这正是因为我们夸大了那些小事的重要性……”
下面这个故事是哈瑞·爱默生·傅斯狄克博士讲的，非常有意思。这是关于森林里的一个巨人在战争中如何得胜、又如何失败的：
在科罗拉多州长山的山坡上，躺着一棵大树的残躯。自然学家告诉我们，它有400多年的历史。它最初发芽的时候，哥伦布才刚刚来到美洲；第一批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它才长了一半大。在它漫长的生命历程里，曾经被闪电击中过14次。400年来，无数的狂风暴雨侵袭过它，它都挺了过来。但是在最后，来了一小队甲虫，使它躺倒在地上。那些甲虫从根部往树里面咬，渐渐伤了树的元气，而它们就只靠细小而持续不断的攻击。这样一个森林巨人，岁月不曾使它枯萎，狂风暴雨不能伤着它，连闪电都不曾将它击倒，却因为一小队大拇指和食指就可以捏死的小甲虫而倒了下来。
很多时候，我们也与森林中的那棵历尽沧桑的大树一样。我们也经历过生命中无数次狂风暴雨和闪电的袭击，但都挺过来了。可是我们却会被心中忧虑的小甲虫咬噬——那些用大拇指和食指就可以捏死的小甲虫，也会对我们造成损害。
所以，在忧虑毁了你之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这就需要我们记住：不要让自己因为一些应该抛弃和忘记的小事而忧虑，要记住，生命如此短暂，不要再为小事而烦恼。
在忧虑摧毁你以前，改掉忧虑的习惯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生活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农场上。有一天，我帮母亲摘樱桃，突然哭了起来。母亲问我：“你为什么哭啊？”我哽咽着回答说：“我担心自己会被活埋掉。”
那个时候，心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忧虑：日子困难的时候，我担心东西不够吃；暴风雨来的时候，我担心被雷电击死；另外，我还怕死了之后会下地狱；我怕一个名叫詹姆·怀特的大男孩会割下我的两只大耳朵，就像他威胁我的那样。我还忧虑，是因为怕女孩子在我向她们脱帽鞠躬的时候取笑我；我忧虑，是因为担心将来没一个女孩子愿意嫁给我；我还为我们结婚之后，我对太太第一句话该说什么而操心；在我的想象中，我们会在一间乡下教堂结婚，会坐一辆上面垂着流苏的马车回农庄……可是在回农庄的路上，我该说些什么才能一直不停地跟她谈话呢？这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即使是在耕地的时候，我也经常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想这些令人忧虑的“大问题”。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我渐渐发现我所担心的那些事，99％根本就不会发生。例如我刚才所说过的，我以前很怕雷电。可是现在我知道，不论是哪一年，我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大概只有三十五万分之一；我害怕被活埋的忧虑，更是荒谬至极。我没有想到，即使是在发明木乃伊以前的年代，每1000万个人只有一个人可能会被活埋，可是我以前却因为害怕这件事而哭过。每8个人就有一个人可能死于癌症，如果我一定要让自己为某些事发愁的话，我就应该为得癌症这种事情发愁，而不应该担心被活埋或是被雷电击中。
其实，上面所讲的都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忧虑的事情。可是许多成年人的忧虑，也几乎同样荒谬可笑。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忧虑中止，就可以根据事情发生的平均概率来评估我们的忧虑究竟值不值，这样应该可以免去自己99％的忧虑。
伦敦罗艾得保险公司在全世界很有名，他们就靠人们对一些根本很难发生的事情的担忧，而赚了数不清的财富。罗艾得保险公司可以说是在跟一般人打赌，说他们内心一直忧虑的那些灾祸几乎永远不会发生。不过，他们不称之为赌博，称其为“保险”，实际上这是在以平均概率为根据做赌博。这家大保险公司已经有200年的良好历史记录了，除非人能使自己的本性改变，它至少还可以继续维持5000年。而它只不过是替你保鞋子的险、保船的险，利用平均概率向你保证那些灾祸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频繁、那么可怕。
如果我们对某些事情发生的平均概率进行检查的话，就会因我们所发现的事实而惊讶。例如，如果知道在5年之内，我必须参加一次像盖茨堡战役那样惨烈的战役的话，一定会被吓坏。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增加我的人寿保险，会写下遗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变卖一空。我会说：“我大概不能挺过这场战争，所以我最好痛痛快快地过这剩下的几年。”然而，事实是这样吗？根据平均概率，50～55岁之间的每1000个人里死去的人数，和盖茨堡战役中其中1000人里阵亡的人数是一样的。
有一年的夏天，我在加拿大落基山区利贡湖的岸边遇到了何伯特·萨林吉夫妇。萨林吉太太是一个沉着、平静的女人，她给我的印象是从来没有忧虑过。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熊熊的炉火前聊天，我问她曾经是否被忧虑困扰过。
困扰？我以前的生活几乎被忧虑毁了。在我学会征服忧虑之前，我在自找的苦难中生活了11年。那时候我脾气很坏，又很急躁，整天生活在自己紧张的情绪中。我每个星期都要从家里搭公共汽车去旧金山买东西，可是即使买东西的时候，我也会担心得要命：也许我的女佣人跑了，丢下孩子不管；也许我又把电熨斗放在熨衣板上了，导致失火，房子烧起来了；也许孩子们骑脚踏车出去，被汽车撞死了。我买东西的时候，常常会因为担心而冷汗直冒，会冲出店去，赶紧搭公共汽车回家，看看一切是否还好。所以我的第一次婚姻失败。
再婚以后，我的丈夫是一个律师。他是一个很平静、对什么事都能仔细分析的人，从来不为任何事情忧虑。每次我神情紧张或焦虑的时候，他就会对我说：“不要慌，让我们好好想想——你到底在担心些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平均概率，这种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吗？”举个例子，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时我们在新墨西哥州。我们从阿布库基开车去卡世白洞窟，车子行驶在一条土路上，半路上下了一场很可怕的暴风雨。路面很滑，汽车根本就不受控制。我想我们一定会滑到路边的水沟里，可是我的丈夫一直在我身边说：“我现在开得很慢，不会出事的。即使车真的滑到了水沟里，根据平均概率，我们也不会受伤。”受他的镇定和信心的影响，我终于安静了下来。
有一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到加拿大的落基山区托昆谷露营。那天晚上我们的营帐扎在海拔很高的地方，突然来了一阵恐怖的暴风雨，我们的帐篷似乎要被撕成碎片。帐篷用绳子绑在一个木制的平台上，在风里摇晃着，发出刺耳的声音。我时时刻刻都在想：我们的帐篷要被风吹垮了，要被风吹到天上去。当时，我真的被吓坏了，可是我丈夫不停地说：“亲爱的，我们有好几个印第安人向导，他们对此了如指掌。他们在这些山地里扎营有60年了，这个营帐在这里也过了很多年，直到现在都没有被吹垮过。根据平均概率来看，今天晚上也不会被吹掉。而且即使被吹垮的话，我们还可以到另外一个营帐里去，所以，你完全不必紧张、不必担心。”……我放松心情，到后半夜时真的很安稳地睡着了。
有一段时间，小儿麻痹症在加利福尼亚州我们所住的那一带肆虐。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会不知所措，可是我丈夫让我保持镇定，我们尽量把所有的预防方法都用上，不让孩子们出人公共场所，暂时不去上学，也不去看电影。与卫生署联系过之后，我们得知，到目前为止，即使是加州所发生过的最严重的一次小儿麻痹症流行期，整个加利福尼亚州也只有1835名儿童染上了这种病。而按平均概率计算只在200～300人之间。这些数字听起来虽然还是很令人害怕，可是到底让我们感觉到，根据平均概率来看，某一个孩子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小。
“根据平均概率，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把我90％的忧虑都消除掉了，使我过去20年的生活都过得美好而平静。
所以，要在忧虑摧毁你以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
对不可避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
在漫长的人生中，你和我一定会遇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它们是这样，就不可能是那样。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作出些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不可避免的情况而加以接受，并且适应它；或者我们可以用忧虑来摧毁自己的生活，甚至最后把自己搞到精神崩溃。
已故的布斯·塔金顿曾说过：“人生加诸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承受，但除了一样：那就是失明。那是我永远也没有办法忍受的。”
但是，他60多岁时，当他有一次低头看地上的彩色地毯时，发现彩色全都是模糊的，也看不清楚地毯的花纹。他去找了一位眼科专家，证实了一个不幸的事实：他的视力在衰减，有一只眼睛几乎全瞎，另一只也快瞎了。对他来说，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所有灾难中最可怕的灾难”发生了，塔金顿有什么反应呢？他是不是觉得“完了，我这一辈子完了”呢？没有，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会非常开心，甚至还能善用他的幽默感。以前，眼球里面浮动的“黑斑”令他很难过，因为当它们在他眼前游过时，会把他的视线遮住，然而现在，当那些最大的黑斑从他眼前晃过的时候，他却会幽默地说：“嘿，又是老黑斑爷爷来了！今天天气这么好，他会到哪里去呢？”
塔金顿彻底失明后，他说：“我发现我也能承受失明的痛苦，就像一个人能承受别的灾难一样。要是我的各种感官都完全丧失了，我认为我还能够继续生存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们只有在思想之中才能够看见，只有在思想之中才能够生活，不论我们对这一点是否明白。”
为了使视力得到恢复，塔金顿在一年之内接受了12次手术，为他做手术的是当地的眼科医生。他有没有害怕呢？他知道这是必要的，无法逃避，所以唯一能减轻痛苦的办法，就是勇于接受它。他拒绝用医院的个人病房，而是住进普通病房，和其他病人在一起。他试着让其他病人开心，即使在他必须接受好几次手术时——而且他很清楚在他眼睛里做什么手术，他也只尽力去想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多么好啊，”他说，“多么妙啊，现在科学的发展竟然到了这种程度，能够为像眼睛这么纤细的器官做手术。”
如果是一般人，忍受12次以上的手术和长期黑暗中的生活，恐怕早就变成神经质了，可是塔金顿却说：“我可不愿意使自己不开心。”这件事教会他如何接受灾难，使他了解到生命带给他的没有一样是自己的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这件事也使他领悟了富尔顿所说的“失明并不令人难过，难过的是你不能忍受失明”这句话真正的道理。
与之相反，如果我们加以反抗，或者是因此而退缩，或者是为它难过，我们也不可能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每个人都要学会勇于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
我非常喜欢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忠告：“要乐于承认事实就是这样的状况。”他说，“能够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就是能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家住俄勒冈州波特南的伊丽莎白·康黎，正是经过很多困难后才真正懂得这一道理的。下面是她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是这样说的：
在美国庆祝我们陆军在北非获胜的那一天，我接到一封国防部送来的电报，我的侄儿——我最爱的人，在战场上失踪了。没过多久，又来了一封电报说他已经牺牲。
得知这个不幸的事实后，我悲伤至极。在那件事发生之前，我一直觉得命运对我很好，我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并辛苦地把这个侄儿抚养成人。在我看来，他是年轻人一切美好东西的代表。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所有努力，现在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然而，却给我发来了这封电报，我的整个世界都被告别忧虑和烦恼，要生活也要快乐无情地粉碎，觉得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我开始忽视我的工作，忽视我的朋友。我开始抛弃一切，对这个世界既冷淡又怨恨。为什么我最亲爱的侄儿会死去？为什么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有开始应该属于他的真正生活，却要让他死在战场上？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悲伤过度，决定放弃工作，远离我的家乡，整个人都处于悔恨和泪水之中。
就在我清理自己的办公桌，准备辞职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一封我早已经忘了的信。这封信是我这个已经牺牲的侄儿给我写的。几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写了这封信给我。他说：“当然，我们都会想念她的，”信上说，“尤其是你。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能挺过去的——以你个人对人生的看法，你一定就能挺过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教给我的那些美丽的真理：不论在哪里，也不论我们离得有多远，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个男子汉，要敢于接受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我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他好像就在我的身边，正在对我说话。他好像对我说：“为什么不照你教给我的办法去做呢？坚强些，挺下去，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把你个人的悲伤掩藏在微笑之下，好好地继续生活下去。”
所以，我重新回去工作了，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告诫自己说：“事情既已发生，我没有能力改变它，但是我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活下去。”我将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我给前方的士兵写信，他们是别人的儿子；晚上，我又去参加成人教育班。我想找出新的兴趣，认识新的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各种新的变化。我不再为已经发生而且永远过去的事情悲伤，现在，我的生活就像我侄儿要我做的那样——每天都充满了欢乐。
伊丽莎白，康黎学到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学会的道理，就是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一课可不是很容易学会的。就连那些在位的国王，也要常常提醒自己必须这样做。例如，已故的乔治五世在白金汉宫的墙上挂有这样一句话：“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而后悔。”叔本华则以下面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他是这样说的：“顺应时势，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决定我们快乐或不快乐，只有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决定了我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忍受得住灾难和悲剧，甚至要战胜它们。也许我们会认为自己办不到，但事实上，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我们愿意利用，它就能帮我们克服掉一切困难。
那么，是不是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应该低声下气呢？绝对不是的，那就成为宿命论了。我个人认为，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点点挽救的机会，我们就要努力奋斗。可是当普通常识告诉我们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会再有任何转机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再庸人自扰了。
哥伦比亚大学已故的霍基斯院长曾告诉我，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天下疾病多，数都数不清，有些可以救，有的难治愈。如果有希望，就应把药寻，要是无法治，不如忘干净。
准备写这本书之前，我曾经访问过美国许多有名的商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大多数人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整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如果不能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压垮。下面这些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潘尼通过自己的努力创设了遍及全国的潘氏连锁商店，他告诉我：“即使是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我也不会忧虑，因为忧虑并不能让我得到什么。我会尽可能把工作做好，至于结果，就要看老天怎样安排了。”
凯勒先生是克莱斯勒公司的总经理，当我问起他是如何避免忧虑的时候，他说：“如果我碰到了很棘手的问题，只要我能想得出解决办法的，我就去做。如果我解决不了，我就干脆把它忘了。我从来不替未来担心，因为没有人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影响未来的因素太多了，也没有人知道这些影响都是从何而来的。所以，何必为它们白白担心呢？”如果你认为凯勒是个哲学家，那就错了，他只不过是一个很出色的商人。可是他的这一观念，正好与19世纪以前罗马伟大哲学家伊壁托塔士的理论相近。“快乐的源泉，”他说，“就是不要为我们的意志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而忧虑。”
可以说，莎拉·班哈特是最懂得如何面对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女性。50年来，她一直是四大洲剧院独一无二的“皇后”，是全世界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可是在她71岁的时候，她破产了，所有的钱都损失了，而她的医生、巴黎的波基教授还告诉她，她的腿必须锯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在横渡大西洋的时候遇到暴风雨，滑倒在甲板上，腿受了重伤，染上了静脉炎和腿痉挛。那种剧烈的痛苦，医生认为她的腿必须锯掉。这位医生害怕把这个消息告诉脾气很坏的莎拉。他认为这个可怕的消息一定会使莎拉大为恼火。可是他错了，莎拉只是看了他许久，然后很平静地说：“如果真的非此不可的话，那也只好这样做了。”
医生把她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的儿子站在一边哭泣。她却朝他挥了挥手，开心地说：“不要走开，在这儿等我出来。”
在往手术室去的路上，莎拉一直在背诵她演出过的一场戏中的一幕。有人问她这样是不是为了给自己鼓气，她却说：“不是，我是想让医生和护士们高兴，这样他们就不会有太大压力了。”
手术完成后，不久莎拉也恢复健康，她又继续环游世界，她的观众又为她着迷了7年。
爱尔西·麦克密克在《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里说：“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节省精力，创造更丰富的生活。”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来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同时又创造新的生活。你只能在两者之间选其一：你可以在生活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暴风雨之下弯腰曲身，或者因为抗拒它们而被其摧毁。
你有没有想过汽车轮胎为什么能在路上跑那么久，能承受那么多颠簸吗？最初，有人想制造一种轮胎，使它能够抗拒路上的颠簸，然而，不久后，轮胎就变成了碎块。然后他们又发明了一种轮胎，可以承收路面的各种压力，这样轮胎就可以“接受一切”。在多难的人生旅途上，如果我们也能够像轮胎一样承受所有的挫折和颠簸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得更长久，人生旅途也会更顺利。如果我们不顺遂，而是反抗生命中所遇到的各种挫折，那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答案非常简单：我们就会产生一连串矛盾，我们就会忧虑、紧张，并且让自己变得急躁，甚至神经质。
如果我们能够再进一步，抛弃现实世界的各种不快，退缩到一个我们自己编织而成的梦幻世界中，那么我们就会精神错乱。
耶稣基督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不可避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但是在今天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人们比以往更需要这句话：“对不可避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
因此，要在忧虑毁了你以前，先改变忧虑的习惯，就要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
为忧虑画出“到此为止”的底线
你想不想知道怎样才能在华尔街赚到钱？当然，有100万以上的人都想知道这一点。如果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我这本书就要卖1万美元一本了。不过，我知道一个很好的观念，很多成功人士都应用过它。告诉我下面这个故事的人是一个投资顾问，他叫查尔斯·罗伯兹。
我刚从得克萨斯州来纽约的时候，所有的钱加一起也不过2万美元，是我朋友给我来股票市场投资的。我原以为对股票市场很在行，没想到会赔得分文不剩。不错！我在某些生意上赚了几笔，但最后也全部赔光了。
如果仅仅是把自己的钱都赔光了，我倒不会怎么在乎。可是把我朋友们的钱赔光了，我认为是一件很坏的事情，虽然他们都很有钱。在我们的投资出现这种不幸的结果之后，我实在是很害怕再见到他们，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都很乐观，对这件事情看得很开。
我开始认真分析自己，我到底错在哪里？我下定决心，在我再度进入股票市场以前，一定要先弄明白股票市场到底是何种情形。于是，我找到一位最成功的预测专家波顿·卡瑟斯，并和他成了朋友。我相信我从他那里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多年以来一直非常成功，我知道有如此成就的人，不可能仅靠机遇和运气。
他先问了几个关于我的问题，问我以前是如何操作的，然后又告诉我在股票交易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他说：“我在股票市场上购买的每一只股票，都设定了一个到此为止、不能再赔的最低标准。例如，我买了一只50美元一股的股票，我给自己规定不能再赔的最低标准是45美元。”也就是说，万一这只股票跌了价，到了比买进价低5美元的时候，就立刻卖出去，这样做的话，就可以使损失限定在5美元内。
这位大师继续对我说：“如果你当初买得很聪明的话，你可能平均赚10～25美元，甚至50美元。因此，在把你的损失限定在5美元以后，即使你有一半以上的判断出现错误，也照样能赚一些钱。”
我很快就掌握了这一秘诀，从此一直使用它。这个办法替我的顾客和我挽回了许多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这“到此为止”的底线原则，也可以用于股票投资之外的地方。我开始在财务以外的忧虑问题上，给自己也定下“到此为止”的界限。在我遇到的所有烦恼和不愉快的事情上，都加了一个“到此为止”的限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我经常和一个“很不守时的朋友”共进午餐。他以前总是在我的午餐时间过去大半后才赶来。而现在我告诉他说：“以后等你的时间是10分钟，要是你在10分钟以后才赶到，那我们的午餐就算告吹，而你，再到这里也找不到我了。”
我多么希望是在多年以前就学会了将这种“到此为止”的限制用在我的每一个方面——我的缺乏耐心、我的脾气、我的自我适应的欲望、我的悔恨以及所有精神与情感的压力上。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为什么我不会对自己说“这件事情不值得这么担心，不能再去多管”呢？
不过，我认为自己至少在一件事上做得还可以，而且那是一次很严重的情况——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危机。当时，我几乎眼看着我的梦想、我未来的计划以及多年来的工作全都付诸东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刚30岁那年，我决定这一辈子以写小说为职业，梦想做杰克·伦敦或哈代第二。当时，我对此充满了无限的热情，在欧洲居住了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段时期，用美元在欧洲生活还是很合算的。我在那儿待了2年，写成了我的“杰作”，为那本书取名为“大风雪”。这个书名取得太好了，因为所有出版商对它的态度，都像呼啸着刮过大平原的狂风暴雪一样冷酷。当我的经纪人无情地告诉我，这部作品一文不值，说我没有写小说的天赋的时候，我几乎快停止了心跳。我茫然失措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当时他即使用棒子敲打我，也不会让我更吃惊——我简直惊呆了。我发现自己此时正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需要作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呢？几个星期之后，我才从茫然中醒悟过来。当时，我从来没有听过“为你的忧虑划定‘到此为止’的界限”的说法，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正好运用了这一方法：我把自己费尽心血写那本小说看作一次宝贵的经验，然后从那里继续向前出发。我重新回去干起了成人教育的老本行，一有时间的话，就去写一些传记和非小说类的书。
我为自己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值得高兴呢？现在我只要是想起那件事情时，就会得意地想在大街上跳舞。我可以很坦诚地说，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哪一天或哪一个小时后悔我没有成为哈代第二。
富兰克林很小的时候，也犯了一次他70年来一直难以忘记的错误。他7岁的时候，看上了一家玩具店出售的哨子。他兴奋地跑进玩具店，把自己兜里所有的零钱都放在了柜台上，连价钱也不问就把一只哨子买了下来。“然后，我回到家里，”他70年后写信告诉他的朋友说，“吹着哨子在整个屋子里转，对我买的这只哨子非常得意。”可是他的哥哥姐姐发现他买哨子给人多付了钱时，大家都取笑他。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为此，我非常懊恼，气得大哭了一场。”
许多年后，当富兰克林成了一位世界知名人物，担任了美国驻法国大使时，他还记得因为自己买哨子而多付了钱，使他从中得到的痛苦远远多过哨子带给他的快乐。从这个教训中，富兰克林学到了一个道理：“当我长大以后，我见到许多人的行为，犹如我当初买哨子付了太多的钱。简而言之，我认为人类的苦难部分产生于他们错估了事物的价值，也就是他们买‘哨子’时多付了很多钱。”
吉尔伯和苏里文为他们的“哨子”多付了钱，我自己同样如此。
是的，我相信“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念”是获得心理平静的最大的秘密之一。而我也相信，只要我们能为自己很好地定出一个标准，我们的忧虑有一半可以立刻消除，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比较起来，哪件事情才算值得。
不要试着去锯木屑
就在我准备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可以通过窗户看见院子里一些留在大石板和石头上的恐龙足迹。这些恐龙足迹，是我掏钱从耶鲁大学皮氏博物馆买来的。我还保留了一封皮氏博物馆馆长写给我的信，说这些足迹大概在一亿八千万年前就有了。我想即使是一个白痴，也不会想返回一亿八千万年前去改变这些足迹。而忧虑却能使一个人愚蠢得有这种想法，因为就算是180秒钟以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去纠正它，可是却有很多人正在做类似的事情。更确切一点说，我们可以想办法来改变发生在180秒钟以前的事情所产生的影响，但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却没有任何办法。
让已经过去的错误产生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平静地分析我们过去的错误，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然后再彻底地把错误忘记。
这句话虽然很有道理，但我是不是一直有勇气、有思想去这样实践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让我告诉你我在几年前的一次奇妙经历吧，当时我竟白白失去了30多美元，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利润。整件事情是这样的：
我开办了一个大规模的成人教育辅导班，在很多城市里设有分部，花了许多钱用来做广告宣传。当时我忙于教课，所以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管理财务问题，而且我那时过于简单，不知道应该找一个很好的业务经理对我的各项支出进行支配。
后来，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发现了一个很清楚、而且很惊人的事实：虽然我们的收入不错，却没有赚到一点利润。发现这点之后，我本应该立刻着手去做下面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我应该向乔治·华盛顿·卡佛尔，那位黑人科学家学习。当他完全破产，银行没收了他毕生的5万美元积蓄时，别人问他是否知道自己已经破产了，他回答说：“是的，我听说了。”然后继续教书。他把这笔损失从脑子里抹涂干净，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
第二件我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应该分析自己的错误，然后从中吸取教训。
然而，坦白地说，我这两件事一件也没有做。相反，我却开始发起愁来。一连好几个月，我都精神恍惚，睡得不好，不仅体重减轻了很多，而且也没有从这次大错误中吸取教训，还接着犯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错误。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要承认以前这种愚蠢的行为，实在是非常难堪的事。可是我很早就发现一个道理：“教20个人怎么做，比自己一个人去做要容易很多。”我真希望能够到纽约的乔治·华盛顿高级中学去当保罗·布兰德温的学生—这位老师曾教过住在纽约市布朗士区的亚伦·桑德斯。
桑德斯先生说，教我生理卫生课的老师保罗·布兰德温博士给我上了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一课。当时我只有十几岁，可是我那时候经常为很多事情发愁，经常为自己犯过的一些错误而自责，交完试卷以后，常常会在半夜里睡不着，咬着指甲，担心不能及格。我总是在想我所做过的那些事情，希望当初没有那样做；我总是在想我所说过的那些话，后悔当初没有把那些话说得更完美。
有一天早上，我们班到实验室去上课，我们的老师保罗·布兰德温博士将一瓶牛奶放在桌子边上。我们都坐下来，望着那瓶牛奶，心想这和他所教的生理卫生课有什么关系。这时，保罗·布兰德温博士突然站了起来，一掌把牛奶瓶打翻了，牛奶泼在水槽里。然后，他大声说道：“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哭泣。”
然后，他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叫到水槽边，仔细看看那瓶被打翻的牛奶。“好好看着，”他对我们说，“因为我要你们这一辈子都记住这一课，这瓶牛奶已经没有了！你们看到它都泼光了，无论你多么着急，多么抱怨，都不可能挽回了。只要先用一点大脑，先加以预防，那这瓶牛奶就可以保住。可是现在太迟了——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把它忘掉，抛开这件事，一心一意地做下一件事情。”
亚伦·桑德斯还说：“这次小小的表演，即使是在我忘了几何和拉丁文知识以后很久，我还记得。事实上，这件事教给我的实际生活经验，比我在高中阶段所学到的任何知识都好。它教给我一个道理：只要可能的话，就不要打翻牛奶；万一弄翻了牛奶，就要彻底把这件事情忘掉。”
也许有些读者会认为，费这么大精力讲那么一句老话——“不要为打翻了的牛奶哭泣”，未免有点小题大做。我知道这句话很普通，也可以说是老生常谈。可是这样的老生常谈却包含了人类多少年来所积聚的经验智慧。正是因为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才通过世世代代得以流传下来。假设你能读完各个时代伟大学者所写的有关忧虑的图书，你也不会看到比“船到桥头自然直”和“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这类更基本、也更有用的老生常谈了。只要我们能把这两句老话应用好，不去轻视它，我们就用不着读这本书。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加以利用，知识就不能成为力量。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想告诉你什么新的知识，而是要提醒你那些你已经知道的事，并鼓励你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
对已故的佛烈德·富勒·胥德，我一直非常敬佩。他是费城一家报纸的编辑。有一种天生的本领，能把古老的真理用新颖而且吸引人的方法说出来。有一次他曾为某大学毕业班讲演，他问这样一个问题：“有多少人锯过木头？请举起手。”结果大部分学生都锯过木头。然后他又问：“有多少人锯过木屑？”下面没有一个人举手。
胥德先生说：“当然，你们是不可能去锯木屑的，因为木屑是被锯下来的。过去的事情也是一样，当你开始忧虑那些已经做完的和过去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等于在锯木屑。”
我读过很多的历史和传记，并观察一般人是如何渡过难关时，对那些能够忘记他们的忧虑和不幸并继续过着快乐生活的人，我一直既羡慕又吃惊。
我到星星监狱去过一次，那里最让我吃惊的是囚犯们看起来和外面的人一样快乐。我当即把我的看法告诉了当时星星监狱的监狱长刘易士·路易斯。他告诉我，这些囚犯刚到星星监狱的时候，都心怀怨恨，脾气暴躁。可是在这里几个月以后，他们当中比较聪明一点的人能忘掉自己的不幸，安下心来在监狱生活，并尽量过好。路易斯监狱长告诉我，有一个在星星监狱菜园子里工作的犯人还能够做到一边种菜，一边唱歌。那个在浇水种菜时唱歌的犯人，比我们大部分人都聪明得多，因为他知道在白纸上写完了一横一竖，即使你再有能耐也不能抹去半笔，即使洒尽你的眼泪也不能擦掉一点。
为什么要把你的眼泪浪费到这上面呢？当然，犯错和疏忽是我们的过失，但这又怎么样呢，谁没有犯过错？就连举世闻名的拿破仑，在他所有重要的战役中也输过1/3。也许我们的平均记录不会比拿破仑差，谁知道呢？何况即使调动所有国王的人马，也不能挽回半点过去犯过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