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想为普通读者写更多的书。实际上我也这么做了，直到无力阅读和编辑自己的作品为止。因为这时一个人写作对我而言已变得十分乏味（该死的光标到哪里去了？）。以前我喜欢和同事合写，但如今自己无法阅读，就得采取更新、更多样的合作方式。我先和合作者谈论彼此的观点，并加以论证和反驳。初稿出来之后，对方大声朗读给我听。面对面的口语交流不但有利于观点的讨论，也完善了书中的语言表达，因为聆听比阅读更容易发现错误。我建议所有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既要浏览，也要聆听，没失明也可以这么做。通过这种方式，我和两个儿子——哈尔和约书亚，合作修订了三遍《社会性动物》。
我失明之后尝试写的第一本书是和朋友兼同事卡罗尔·塔夫里斯（Carol Tarris）合写的《谁会认错》（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卡罗尔是心理学界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竟也惊喜地发现口语交流对提高作品质量大有裨益。这本书对我意义非凡，它是向我的挚友和导师利昂·费斯廷格致敬之作。1957年，我极不情愿地阅读了《认知失调理论》的手稿，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费斯廷格是伟大的科学家，但却毫无兴趣将理论运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状况。
为什么那么多人做了害人的事、愚蠢的事、弄巧成拙的事或残忍的事，晚上仍旧能够安然入梦？在《谁会认错》一书中，我们用失调理论对此现象进行解释。比如：为什么这么多检察官不承认那些证明他们错将无辜者送进监狱的DNA证据；为什么一些医生明明采用了会对病人产生副作用的过时疗法，依然可以为自己开脱；为什么大多数科学家拿了产业机构的钱，却能自我说服认为自己的研究结果不会受其影响；为什么这么多有纷争的夫妇（和国家）不能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我总认为认知失调理论是强大的理论，不应该只待在实验室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和卡罗尔死活将费斯廷格拽到了现实世界里来。该书于2007年出版，距《认知失调理论》一书出版整整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