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后没几天，一位实习医生偷偷告诉我和贾森的妻子埃丽卡，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贾森的全身，哥哥活不长了。贾森并不知道实情。在那个年代，如果病人的病情堪忧，医生很少对病人以实相告。我讨厌对贾森隐瞒病情，因为我知道贾森是那种无论真相多么残忍都希望如实了解的人。但医生和埃丽卡认为他不知道真相反而更好。于是我和他们达成默契，任由贾森相信截肢手术很成功。
九月贾森来到波士顿看望母亲和妹妹，顺便见见新侄子。我邀请他在我的社会心理学课上做一次客座讲座，从一位政治学家的视角谈论社会影响。他一口答应下来：“我原以为你永远不会请我来讲课！”作为像我一样的里维尔孩子，哈佛在贾森心目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讲得十分精彩，从古雅典到当代芝加哥，关乎政治影响和权术的案例信手拈来，深深吸引了学子们。其间贾森频频走到黑板前，用左手毫不费力地写板书，仿佛生来就是左撇子。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当我们走出教室时，他用仅存的手臂搂着我的肩膀说：“看，我的梦想实现了，我们真的在大学里教书了。”
探亲期间，贾森抱怨说老觉得呼吸不畅，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怀疑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肺部，那一刻我不想再佯装不知了，贾森有权利知道真相，有权决定如何度过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段日子。于是我向他说明了真相。贾森听后深深地叹了口气，沉默了。然而几分钟后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关于他自己，而是关于我的。贾森谢谢我敢于告诉他实情，他说：“这些日子你受累了，一直守着这个秘密。”
小时候在里维尔的日子里，棒球、扑克对我和贾森而言不仅仅是游戏。像在木板道上打工的经历一样，我们一直从游戏中学习君子为人行事之道。我俩十几岁时，有一次在看台上观看高中棒球赛。三振出局的击球手走向长凳时满脸不屑地看着球柄，仿佛它才是罪魁祸首。贾森冲着他大喊：“笨蛋，又不是球棒的错！”我大笑。贾森扯着嗓子的模样很有趣，同时也给我上了一课：一个人要敢于承担责任。贾森教我打扑克时也一直对我进行教导。有一次我连续抓了三张烂牌，抓到第四张时不禁大发牢骚：“又是一张烂牌！”贾森瞪了我一眼，说道：“永远不要抱怨自己手里抓到的牌。从长远来看，好牌、一般的牌和烂牌出现的机会均等。任何白痴抓到全家福都会赢。打扑克的乐趣就在于想办法把手里的牌以最佳方式打出去。如果打法得当，再烂的牌也能赢。”
波士顿之行四个月后，贾森去世了，当时他刚刚过完32岁生日。最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和自己最喜欢的朋友们待在一起。贾森的朋友都是特别聪明、睿智和善于言辞之人，他的公寓就像在举办文学沙龙和哲学沙龙。在不怠慢家庭和学生的前提下，我想多陪在哥哥身边。于是那年秋季学期，我几乎每个周末都穿梭于剑桥镇和芝加哥之间。
一天深夜，我睡在贾森家客厅的沙发上，忽然听到厨房传出声响。当时大约是凌晨三点，贾森正手忙脚乱地烧开水。我们一起坐下来喝茶，他说：“看来老天自有安排。我总以为自己惧怕死亡，可是到最后，因为疼痛如此强烈，我已做好离去的准备了。”哥哥抓到了最烂的牌，但一直到游戏结束，他都打得很好。
我和贾森置身于一个大如洞穴的火车站，有点像纽约的中央车站。我们知道列车即将驶出，但没有车票，也搞不清楚我们要乘的那趟列车从哪一条铁轨出发。我们跑来跑去，始终找不到售票窗口。最后总算看到了，却是在远远的车站尽头。“你在这儿等着别动，我去买票。”贾森对我说。他攥着钱包飞奔而去，回来时气喘吁吁地递给我一张票，指着前方说：“赶快跑过去，停在那条铁轨上的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我恐怕不能陪你了。从现在起你得自己照顾自己。别担心，也别回头，一切都会顺利的。”
不知为何，听到他说这番话我并不惊讶。而且在梦中我也很惊讶自己居然能如此淡定。随即我深吸一口气，在列车开动的那一刹那一跃而上。回头看时，贾森正伤心地朝我挥手道别。
不需要劳驾弗洛伊德，我自己就能分析出这个梦的含义。在我17岁那年，哥哥违抗了舅舅们的意愿，指引我步入一条正确的轨道，把我送上一列快车。如今我拥有了美满的家庭和蒸蒸日上的事业，他却永远离开了我。他将永远伫立在那座站台上，离我越来越远。
我异常思念贾森。除了薇拉，他是我最交心的朋友和知己。获知他死讯后的震惊慢慢退却后，我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大限之日。我骤然明白，阿伦森家族显然是遭到天谴，存在某种基因缺陷，致使家族成员成为癌症高发人群。可怕的疾病不仅夺走了正值壮年的父亲和哥哥的生命，也让父亲的两个兄弟在三十多岁时就离开了人世。我担心自己死后薇拉和孩子们生活堪忧，于是想到投保一份数额巨大的人寿保险，就算我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也不能让妻儿挨饿受冻。就这样，一个29岁，身体十分健康的教授竟然购买了一份大额人寿保险，保诚保险公司实在太开心了。
不仅如此，我还开始向朋友和同事们调侃自己家族的“短命”遗传。我将这种令人讨厌的行为视作对自己的死亡警告。若无其事的家族“短命”史描述，就如同摆放在中世纪学者书桌上的头骨，警示效果如出一辙。它不断告诫我：人生苦短，前途未卜，别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和乏味无趣的事情上。我要求自己好好珍惜有生的岁月。我对自己说：“好吧，笨蛋，别再自艾自怜了。认真地计划一下，如果人生只剩下四五年光阴，你该如何度过？”
我想多陪陪薇拉和孩子们，还有更进一步的愿望：我想努力成为最好的丈夫和父亲。哈尔、尼尔和朱莉如今分别是六岁、五岁和三岁，约书亚还是个单纯快乐的小婴儿。我也想尽力成为最好的老师、研究者和同事。我原本就怀揣这样的雄心壮志，现在更专注于此，更迫切地想要实现它。我想方设法地合理安排时间，尽量多陪伴在家人身边，也丝毫没有疏忽自己挚爱的工作。我全心追求现世安好，积极地和薇拉、孩子们一起规划未来，也为他们今后的生活早作打算。
我惊讶地发现，如果不为琐事所累，你其实有充足的时间把每一件事做得尽善尽美。在大学里我工作勤奋，表现出色。但几乎每个晚上和周末都是不容干扰的家庭时间。我不允许备课、写论文、学术报告会和其他事务占用周末时光。我对待周末的原则是：人在家，心也在。周末白天，我极力确保与孩子们共享甜蜜的时光，晚上则另有安排。我和薇拉经常雇临时保姆，把孩子们安顿好以后，我们就去电影院、剧院和餐馆消遣，或者赴宴。我那些爱交际的同事们没完没了地举办教授聚会。我和薇拉郑重决定，我们不只是四个孩子的父母，还依然是一对年轻的情侣。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如果没有外出安排，我和薇拉就在家里制造浪漫氛围。待孩子们就寝，我们常常用烛光和红酒调配出简单而精致的午夜大餐。
贾森去世对我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和理性的。我开始酗酒。以前我喜欢跟薇拉喝点睡前酒，或者一有喜事就跟研究生们喝一两杯马提尼庆祝一下。但在明尼苏达，我愈发贪杯，饮酒也愈发频繁，聚会时甚至经常喝醉。薇拉和朋友们说我喝醉后会变得很感性，并不会发酒疯。但事实是他们不得不告知我醉后的所作所为，因为第二天早上酒醒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另一方面，薇拉一直在告诫我开车不要太猛，这样太危险。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以我固执的个性，能活到现在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很多年以后，我得知悲伤的男人最常见的三个表现是酗酒、飞车和在雨中唱忧郁伤感的歌曲。没错，三样我都有份。所幸的是，强烈的悲伤和过度的不理性行为在两年内慢慢减少了，没有酿出惨烈车祸，也没有导致朋友失和。但有关贾森伫立在站台上的场景，毕生都反复出现在我梦中，不断提醒我，为人处事眼光要深邃一些，长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