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在实用心理学（practical psychology）领域工作近二十年的成果，它渐次在我的思考中成形，取材自我在精神疾病治疗上的无数印象和经验，取材自我与社会各阶层男男女女的沟通和接触，取材自我个人与朋友和宿敌打交道的结果；最后，它也取材自我对自己心理特质的批判。
我并不打算用个案材料来增加读者的负担，我所关心的是，从我的实践工作中所呈现出来的观念，如何能在历史学的和术语学的层面上，与既有的知识相关联。我这样做与其说是想借历史来支持我的论证，不如说是想把一个医学专家的经验带出狭窄的专业领域，使它进入一种更普遍的联系中，使受过教育的外行人也能够从中获益。假如我不坚信本书所表现的心理学观点具有广泛的意义和适用性，并因此而在一般的关系中要比留在专业化科学假设的形式中获得更好的处理的话，我是绝不敢斗胆进行这种延伸的，因为这有可能被误解为是在侵犯其他的领域。
从此目的出发，我把自己限定在检视这一领域相对来说少数几位著作家的思想范围内，而非处理所有与我们的问题有关的讨论。即使只是概略编列相关材料和观点的目录，也是我力所难及的，何况这样的编纂，对问题的讨论和进展并不会有任何根本性的贡献。因此，我毫不遗憾地省去我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所搜集的许多材料，从而尽可能地限于本质性问题的讨论。有一批曾给我巨大帮助而最有价值的文献也只得忍痛割爱，这就是我与在巴塞尔的朋友汉斯·斯米德（HansSchmid）博士就类型问题进行切磋的大批通信。这种观念的交流对我们思想的厘清助益甚大，我把它们的大部分内容写进了本书中，尽管在形式上已经过理所当然的改头换面。这些通信属于本书的准备阶段，若将其直接纳入书中，恐怕会制造更多的混乱而不是清晰。但无论如何，还是多亏我朋友的辛劳才得以写成本书，在此谨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C. G.荣格
1920年春于苏黎世，库斯纳契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并不仅仅是两种体系，他们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类型，从远古时代以来，这两种类型就在各种乔装掩饰下，或多或少心怀敌意地互相对峙着。尤其是整个中世纪时期都被这一冲突弄得四分五裂，直到今天仍复如此；而它也构成基督教会史最基本的内容。尽管名称各异，但在实质上我们所谈论的却始终都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灵觉的（visionary）、神秘的柏拉图式性格，揭示出基督徒无底深渊般的灵魂中的基督教观念和与之相应的象征物。实用的、有序的亚里士多德式性格，则从这些观念和象征物中建立起一个坚固的体系、一套教义和崇敬的仪式。最终，教会兼容了这两种性格，其一在神职人员间藏身，另一以修道院体制为隐居所，但两者仍不断地发生冲突。
——海涅《论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