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昧人与神经症患者在心理生活中的某些相同之处
（1913）
邵迎生 译
郭本禹 校
邵迎生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应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的首次尝试。也是弗洛伊德第一次集中阐述自己关于宗教和道德起源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认为图腾禁忌反映了人类对乱伦的恐惧；塔布禁忌则是矛盾情感的产物。它构成了蒙昧人的原始道德观；蒙昧人的法术思维品质——思维万能，构成了他们泛灵论原始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作用下，他们用支配心灵生活的法则来支配实在之物，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神灵观念，并因此为宗教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还断定图腾崇拜中的图腾动物乃是“原父”的替代物；图腾崇拜的来源即在于那些被父亲驱逐的儿子们联合在一起，杀害并吞食了自己的父亲以后产生的罪恶感、悔恨和怀念，故所有的神都是依据父亲的形象的构成物。而宗教的发展正是来自于对弑父罪恶感的“集体意识”，人们把这种心理过程以潜意识的形式一代又一代地积淀。这种唯心理论（psychologism）的观点固然并非科学，但对我们研究宗教和道德起源的认识根源也不无参考价值。
序言
这里的四篇论文最初以本书副标题为题目，发表于《意象》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上。《意象》是一种在我指导下出版的期刊。这几篇论文是我在将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心理学（V?lkerpsychologie）中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方面所做的最初尝试。因此，它们与冯特（Wilhelm Wundt）所做的广泛详尽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形成对照。因为，在这些研究中，所有的假设和非分析的心理学研究方法，都是围绕上述相同的目的而展开的。另外，它们还可以与精神分析苏黎世学派的一些研究文献形成对照。这一学派致力于运用社会心理学来解决个体心理学的问题。（参见荣格，1912和1913）应该承认，正是依据这两种来源，我获得了撰写这些论文的最初动力。
我深知我的这几项研究难免挂一漏万。对于一项开拓性研究的一些必然特征，我不必赘言。不过，其他方面还需阐述一下。虽然本书所收集的四篇论文旨在引起广大有识之士的兴趣，但是除了对于精神分析学的精髓有所掌握的很少一部分人士以外，这些论文事实上很难被人们所理解和赏识。我力求使它们成为社会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诸学科的学子与精神分析学家之间的沟通桥梁。然而，它无法给任何一方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既不会给前者足够的有关心理学新方法的启示，也不会使后者更充分地掌握研究材料。能引起双方的注意，并促使他们相信彼此间的不断合作一定会有益于该学科的研究，我便感到满足了。
读者会发现，图腾与塔布（这本小册子正是以此为标题的）2890这两大主题并没有得到同等的研究。有关塔布的分析颇为详尽，在力图解决这一问题方面也有足够的把握。有关图腾的研究我们只能说“在阐明图腾这一问题方面，精神分析学目前所能贡献的只有这些”。这一差异源于图腾仍然存在于我们之中这一事实。尽管图腾是以一种消极形式表现出来，并指向另一种主题内容，但是就其心理本质而言，它与康德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相差无几。“绝对命令”以一种强迫的方式运作并拒绝任何有意识的动机。与之相反，图腾崇拜是一种异于我们感情的东西——一种被作为现实性而久已丢弃并由更新的形式所取代的宗教—社会习俗。它在当今各文明民族的宗教、风俗和习惯中仅残留些微小的痕迹。即使在那些至今仍受其支配的民族中，图腾也早已经受了广泛的改变。人类历史中的社会和技术进步对塔布所产生的影响，远不如对图腾的影响。
本书试图通过图腾崇拜的“童年时代”的残迹（即通过它复现于孩子们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迹象），来推论它的本原意义。图腾与塔布的密切联系使得我们在通往本书所提出的假设方面，又往前跨出了一步。纵然最终这一假设显露出不可能之外象，那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一假设多多少少地在接近那极难重构的现实。
1913年9月于罗马
希伯来文版序言2891
本书[希伯来文版]的读者中绝不会有人感到，将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位作者的情感状态之中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位作者对圣书的语言已全然无知；对其祖先的（以及所有其他的）宗教已完全生疏；在民族主义理想中也未能贡献一份力量。可是，他却从未遗弃自己的人民，他感到自己在本质上仍是一位犹太人，而且也不希望改变这一本质。如果有人问他：“既然你已放弃了祖国同胞所拥有的那些一般特征，那你还有什么可藉以为犹太人呢？”他会回答说：“还有很多很多，甚至可能是其精髓。”他现在也许无法用言辞将那精髓表达出来，但是，毫无疑问，对一位科学家来说，总有一天这是能办到的。
因此，对于这样一位作者来说，他的一部研究宗教和道德起源的著作，虽然并未采用犹太人的观点，也没有偏爱犹太族的例外，却被译成了希伯来语并放到了这些读者手中，在他们看来书中的那些古老言语都是他们须臾不能离的母语，这确是一次十分特别的经历。而且，这位作者希望他和读者都能一致坚信，新生的犹太民族的精神绝不会永远将公正的科学视同陌路。
1930年于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