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
贺岭峰 译
戴淑艳 校
郭本禹 修订
按语
本文亦称《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是弗洛伊德1909年应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的邀请，为该校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1910年首次用英文刊出。该文是弗洛伊德最早论述精神分析的主题和发展的一篇著作。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第1讲
女士们，先生们：
当我来到这个新世界，面对着听众们真诚的求知期望来演讲，我心中既感到新奇又觉得有点儿勉为其难。无疑，我拥有如此殊荣仅仅是因为我的名字与精神分析有关；因此，我想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有关精神分析的问题。我将尽可能简要地介绍这种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历史概况和发展过程。
如果说使精神分析诞生于世是一大功劳的话，那么这功劳并不是我的。2227我并没有参与精神分析的最初创建。当一位维也纳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医生2228在一位患有癔症的姑娘身上最早（1880～1882）使用这种疗法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并且正在准备我的期末考试。现在让我们来直接看一下这个病例及其治疗情况，有关细节你们可以在后来布洛伊尔和我合著的《癔症研究》2229（1895）一书中找到。
不过，我想先做一说明。我听说我的听众中大多数都不是医学专业人员，这并没令我感到不快。无须担心听懂我讲的内容需要什么特殊的医学知识。的确，在我们旅程的开始阶段将与医生们同路而行，但我们很快就会与他们分手，而与布洛伊尔医生一道去探索一条十分独特的道路。
布洛伊尔医生的病人是一个21岁的才华出众的姑娘。她的病持续了两年多，这期间出现了一系列显然不容忽视的身心障碍。她的身体右侧两肢患有僵直性麻痹，伴有感觉丧失；而且左侧也不时受到同样病症的影响。她的眼睛运动失调，视力受到多种阻碍。她的头摆动困难，还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咳嗽。她厌食，有一次尽管渴得难受，却一连几周无法喝水。她的语言能力下降，甚至到了无法听说自己母语的地步。最终，她陷入失神、错乱、谵妄，以及整个人格都发生改变的状态，这些症状是我们下面所要关注的。
当你们听了我所列举的这些症状时，即使你们不是医生，也可以满有把握地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很可能会波及大脑，这使得治愈的希望微乎其微，并且可能会导致病人的夭折。然而你可能会听到医生们说，在一些有着同样严重症状的病例中，有理由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加乐观的态度。如果一个年轻的女病人表现出这种情况：她的重要内部器官（心脏、肾脏等）经客观诊断均属正常，她却经常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波动——而且，如果她的各种症状在某些细节方面与人们通常所期望的有所不同——那么，医生们不会把这个病例看得很严重。他们认为他们所面对的不是一种大脑的器质性疾病，这种莫名其妙的症状被古希腊医学称之为“癔症”（hysteria），具有产生一系列严重疾病的幻觉症状的能力。他们认为这没有生命危险，而且恢复健康——甚至百分之百的恢复——也是可能的。要把这样一种癔症同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区分开来并不都是很容易的。然而，我们无须知道对它们如何做出区别性诊断，只要确信布洛伊尔的病人恰恰就是那种任何一位合格的医生都会诊断为癔症的病例就足矣。这里，我们还可以从这个病人的病历报告中引证这样一个深一层的事实：她的病是在她护理病入膏肓的父亲期间发作的。她全心地爱着她的父亲，但她由于自己的病症而被迫放弃了对父亲的护理。
至此与医生同伴而行使我们受益匪浅，但是分手的时刻就在眼前。因为你们不要认为，通过把这种所谓的癔病转而诊断为大脑的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就能使病人接受医学援助的前景得到本质性的改善。在多数病例中，医疗技术对严重的大脑疾病无能为力，而医生对癔病性失调也无计可施。这样医生只有听凭仁慈的造物主来决定他的乐观的预后效果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得以实现。2230
因此，把这种病看成是癔症对病人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对医生来说却恰恰相反。值得注意的是，医生对癔症患者的态度与患器质性疾病的病人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他对前者不像对后者那样怀有同情心，因为癔症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严重，但却似乎要求把它当成严重的病来看待。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因素在起作用。医生通过研究，掌握了许多门外汉一无所知的东西，他能够对某种疾病的起因及其所带来的变化——如中风或恶性肿瘤患者大脑中的变化——形成一定的看法。由于这些知识使他理解了疾病的许多具体症状，所以他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切中要害的。但是他所有的这些知识——他在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方面所受的训练——在他面对癔病现象的具体问题时却帮不上他什么忙了。他无法理解癔症，在癔症面前他自己成了门外汉。这对于任何一个通常重视自己知识的人来说，却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随之而来的就是癔病患者得不到医生的同情。医生把他们看成是侵犯他的科学规律的人——就像正教徒眼中的异教徒一样。他把所有劣迹都归于他们身上，指责他们夸大事实、故意欺骗、装病，于是他就通过不再理睬他们来施以惩罚。
但布洛伊尔医生对他病人的态度却不在此之列。即使在一开始他不知如何来帮助她时，也给予了她极大的同情和关注。正如他在她的病历记录中所说的，看起来好像是病人良好的智力和个性品质减轻了医生治疗中的难度。此外，他的热心而详尽的研究使他找到了帮助病人初期治疗的方法。
他观察到，当病人处于“失神”（absence，伴有精神错乱[mental confusion]交替人格）状态时，她会习惯地对自己嘟哝几句什么，这些话好像是产生于占据其头脑的某种思绪。医生在把这几个词记录下来以后，常常使她进入一种催眠（hypnosis）状态，再把那几句话重复给她听，以引导她以此作为开始。病人果然依计而行，并以这种方式在医生面前把那些在“失神”状态下占据其心灵的精神创造物再现出来，她讲出来的这些只言片语吐露出了这些创造物的存在。它们都是深沉而忧郁的幻想——我们可以称之为“白日梦”（daydreams）——时常有着诗一般的美丽，开头通常是一个姑娘坐在父亲病榻旁的身姿。当她涉及几个这样的幻想，就好像获得了自由，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生活。这种状况的好转会持续几个小时，但到第二天又会陷入“失神”状态。这种病状照样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让她把新建构起来的幻想用语言表达出来——来消除。这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病人在“失神”状态下的心理状态是这些高度情绪化的幻想刺激的结果。说来奇怪，病人此时只能用英语理解和表述，并把这种新颖的治疗命名为“talking cure”（谈疗法），且常常戏称为“chimney-sweeping”（扫烟囱法）2231。
似乎是出于偶然，医生很快就发现这种把心灵打扫干净的过程所达到的成效远远超出了暂时缓解她反复出现的精神错乱。事实上，如果让她在催眠状态下，伴有情感的表达，回忆起某种症状最早出现的场合及相关的经历，就有可能消除这种痛苦的症状。“那是夏天最炎热的几天，病人受着干渴的折磨，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发现自己不能喝水了。她端起水杯，非常想喝水，但是杯子一碰到嘴唇，她就像患了‘恐水症’（hydrophobia）的病人一样把杯子拿开了。每当她这么做的时候，显然有两三秒钟是处于‘失神’状态。为了减轻那折磨人的干渴，她只能以西瓜等水果为生。这样大约持续了6周，直到有一天她在催眠状态下嘟哝着谈到了她的英国‘女佣人’，这个人她并不喜欢。接着带有厌恶的神情讲起，有一次她走进这位女佣人的房间，看到她那只小狗——可怕的牲畜！——怎样在一个玻璃杯子里喝水。出于礼貌，这位病人当时没有说什么。当她把当时压抑的愤怒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后，她就想要点什么喝，并毫无困难地喝了大量的水。她从催眠状态下醒来时，杯子尚在嘴边上。从此，这种心理障碍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复发。”2232
请各位允许我在这个问题上再多说几句。以前从未有人采用这种方法来消除过癔症的症状，也从未有人对病因有过如此深刻的洞察。如果能够证实病人的其他症状——也许是大多数的症状——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和消除的，那么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布洛伊尔不遗余力地来证明这一点，他进而对病人其他的更为严重的病症的致病原因做了系统的考察。事实确实如此，几乎所有的病症都是这样形成的，即形成于情绪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s）的残留物或可称为“沉淀物”（precipitates）。据此，后来我们把这些体验称为“心理创伤”（psychical traumas），并利用病症与引发病症的创伤性情景的关系对病症的特性进行了解。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说，这些病症是由那些记忆残留下来的创伤性情景所“决定的”，没有必要再把它们说成是神经症造成的变幻无常、神秘莫测的产物。但是有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值得重视。促使症状形成的往往并不只是一种体验；恰恰相反，这种结果通常是由几种创伤聚合所致，并常常是通过大量类似创伤的反复出现而导致的。因此，我们必须按照时间顺序，或者确切地说是相反的顺序，即从现在开始追溯过去来再现整个致病记忆的历程；要想跳过最后出现的创伤，以便更快地找出最早的、常常是最有说服力的创伤，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我已经给你们讲过的由于厌恶狗从玻璃杯里喝水而对水产生恐惧的例子，想必你们现在会要我多讲几个导致癔症发作的事例。不过如果我要按我的计划讲，就应该约束自己少举例子。例如，关于这位病人视功能障碍的问题，布洛伊尔描述了他和病人追溯到的这样一种情景：“当她眼含泪水坐在父亲的床边，父亲忽然问她几点钟了。可她看不清楚，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把手表贴近她的眼睛。表盘现在看起来非常大，在她眼里，表盘大得不能再大了，她又一次强忍住泪水，以免病中的父亲看到。”2233而且，所有病症的表现都来自于她护理生病的父亲那段时间。“一次她在半夜里醒来，心中非常焦急，因为病人正在发高烧。当时她正急切盼望着一位维也纳来的医生快来给她父亲做手术。她的母亲刚出门，安娜坐在床边，右手搭在椅子背上。她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恍惚看到一条黑色的蛇从墙角向病人爬去，要去咬他。（可能是房子后面的田地里确实有蛇，并且曾使这位姑娘受到过惊吓，因此这些都为她的幻觉提供了素材。）她试图把蛇赶跑，但是好像她的全身都麻木了。她搭在椅子背上的右手失去了知觉，像被麻醉了似的动弹不得。当她看自己的手时，发现手指都已变成了长着死人脑袋（指甲）的小蛇。（看来很可能是她想用麻痹的右手去赶走那条蛇，而它的麻痹就与关于蛇的幻觉联系起来了。）当蛇消失后，她在惊恐中想要祷告，却发现语言难住了她。她找不到自己能说的语言了，直到最后她想到了几句英语童谣，然后她发现自己只能用这门语言来思考和祷告了。”2234当病人在催眠状态下回忆起这一情境时，曾经在患病一开始就严重折磨她的右手臂麻痹一下子就消失了，治疗宣告结束。
当几年之后我开始在自己的病人身上运用布洛伊尔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时，我的经验与他的完全一致。一位四十多岁的小姐患有抽搐症，当她每次激动的时候，甚至有时并没有明显的原因，嘴里就会发出一种奇特的“喀喀咔咔”声。这种病症来源于她的两次经历，两次的共同之处都在于，每次当她决定不发出任何声音时，事实上都有一种反意志（counter-will）驱使她以同样的声音打破了沉默。这两次经历中的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她的一个孩子病了。当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最终哄她的孩子入睡后，她对自己说一定要保持安静，不要惊醒孩子。另一次，当她在一个雷雨天带着两个孩子驾车出门时，马惊了，她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害怕加重马的惊慌。2235我这里所讲的只是《癔症研究》中记录的几个例子之一。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允许我简要概括一下的话——在如此简略的叙述中这是必不可少的——我想把我们迄今所学到的归纳为：我们的癔症患者受到来自记忆的折磨。他们的症状是特定的（创伤性的）体验的残留和记忆的象征。如果我们把这种象征同其他领域的一些象征做一下比较，那么我们就能获得一种对这类象征的深入理解。大城市中所装饰的那些纪念碑和纪念馆也是记忆的象征。如果你到伦敦的大街上散步，你会发现在一个大火车站前面矗立着一根雕刻精美的哥特式圆柱——查灵十字架（Charing Cross）。13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的一位国王命令将他心爱的埃莉诺王后的遗体运往威斯敏斯特，并在王后灵柩停留的每一站都立起一个哥特式十字架。查灵十字架是这些纪念送葬仪式的纪念碑中最后的一座。2236在伦敦的另一个地方，离伦敦桥不远，你会看到一根高耸入云的、更为现代的大圆柱，它只是被简单地称为“纪念碑”。它是为了纪念1666年在此燃起并烧毁了大半个伦敦的那场大火而设计的。因此，作为记忆的象征，这些纪念碑同癔症的症状是相似的，在这一点上，这种比较看起来是合理的。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位伦敦人会在埃莉诺王后的葬礼纪念碑前停下来深切哀悼，而不是按现代工作条件的要求忙于自己的事务，也不是因心中想象的那个年轻貌美的王后而感到愉悦，我们会作何感想呢？再者说，如果一位伦敦人站在为了纪念被大火化为灰烬的心爱的城市而建立的那座纪念碑前黯然泪下，全然不顾现在的都市远比当初绚丽辉煌，我们又会作何感想呢？可是，每个癔病或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就像这两个不现实的伦敦人一样。他们不但能回忆起久远的痛苦经历，而且在感情上对它们依依不舍。他们无法从往事中摆脱出来，但由于这些往事而忽略了真实的目前的生活。这种精神生活中对于致病的创伤的“固恋”（fixation）便是神经症最为重要、最有现实意义的特征之一。
我觉得此时基于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史，你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异议，这是合乎情理的，我随时准备洗耳恭听。确实，病人所有的创伤都来自于她护理生病的父亲这段时间，而且她的病症只能被看成是她父亲的疾病和死亡所引起的记忆符号。因而它们相似于哀悼的表现，在一个人死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对死者的固着性记忆当然不能算是病态的。相反，这是一种正常的情感过程。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从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历来看，她对于创伤的固恋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但是在其他病历中——正如我所治疗的抽搐症病例，其致病原因可以追溯到15年和10年以上——一种对过去经历的不正常的依恋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看起来如果布洛伊尔的病人在经历创伤和症状发作之后没有及时接受宣泄治疗的话，她也会出现类似的异常特征。
至此，我们只是讨论了癔症症状与病人生活事件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布洛伊尔的观察中，还有另外两个因素，能使我们就患病过程和治疗过程形成某种看法。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布洛伊尔的病人在几乎所有的病态场合，都不得不压制一种强烈的情感，而不是让这种情感以适当的情感表现形式——如语言或行动——释放出来。在关于她的女佣人的狗和那段情景中，考虑到女佣人的感情，她压制了内心非常厌恶的情感，而完全没有外露。当她守护在父亲的床前，她始终注意不让生病的父亲看出她的焦虑和痛苦的抑郁。后来当她在医生面前重复这些情景的时候，当时被抑制的情感就像被贮存了好长时间似的，极其强烈地迸发出来。事实上，这些情景所遗留下来的症状，当接近其决定性病因的时候，就会达到最强烈的程度。只有当这一病因被充分地展示出来时，症状才会消失。另一方面，如果出于某种原因病人在回忆这些情景时没有触及任何情感，那么这种在医生面前的回忆就不会产生效果。因此情感就是这样的，它可以被看作是可替代的能量，成为致病和治疗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不得不这样假设，疾病发作的原因是病态中所表现出的情感的正常出口被堵住了。疾病的本质就在于这些“被窒息的”情感继而发生了一种变态的作用。它们一部分保留下来成为病人心理生活的永久的负担和产生持续性兴奋的源泉；另一部分则经历了向非正常的体内的神经分布和神经压抑的转化，成为疾病的生理症状。为后一种过程，我们创造了一个术语“癔症性转换”（hysterical conversion）。与此相区别的是，我们心理兴奋中的某部分正常地沿着神经分布的道路前进，就会产生我们平时所说的“情绪表达”。癔症性转换夸大了充满感情的心理过程中的宣泄阶段，它们代表了一种更强烈的情绪表达方式，并进入了一种新的途径。当河床被分成两个水渠时，如果其中的一条渠的水流遇到了阻碍，另一条就会立即溢出水来。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把情感过程优先考虑，我们就获得了一套关于癔症的纯粹的心理学理论。
布洛伊尔的第二个观察，再次迫使我们在一系列致病事件的特征中，要高度重视各种意识状态。布洛伊尔的病人处在正常的意识状态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些心理异常：失神状态、精神错乱和性格改变。在正常意识状态下，她对那些致病情景及其与症状的联系一无所知。她忘掉了这些情景，或彻底切断了这些事件的致病环节。当病人处于催眠状态时，付出可观的努力，就有可能回忆起这些情景，通过这种回忆工作，症状就消除了。要不是在催眠状态的体验和实验中找到了这种方法，对这种事实进行解释将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对催眠现象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在同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几种心理集合体，它们可能或多或少地彼此保持独立，也可能彼此“一无所知”，还可能在所控制的意识状态下相互转化。这些起初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现在已使我们感到司空见惯了。以上这一类现象有时会自发出现，便是被称为“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ence）2237的例子。如果发生这样的人格分裂，意识有规律地依附于两种心理状态中的一种，我们称之为有意识的心理状态；而另一种脱离这种心理状态的意识称为潜意识的心理状态。在一种类似的“后催眠暗示”（post-hypnotic suggestion）情况下，一个在催眠状态下发出的指令会在后来正常状态中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个现象为了解潜意识状态对意识状态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例子，也为我们提供了阐释癔症现象的模式。布洛伊尔提出了一个假设：癔症症状产生于他称之为“类催眠”（hypnoid）的特定心理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在类催眠状态下产生的兴奋很容易成为病因，因为这种状态不为兴奋过程的正常发泄提供机会。这种兴奋过程进而就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产物——症状。症状像异质体一样进入了正常状态，转而就对类催眠的致病情境一无所知了。哪里有症状，哪里就有遗忘（amnesia）——一种记忆缺口，填补这一缺口就意味着消除了症状产生的那些条件。
恐怕我叙述的最后一部分使你们觉得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你们应该记住，我们讲的这些既新颖又有难度，把它们讲清楚也许是不可能的——这说明掌握有关这一课题的知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且，布洛伊尔的“类催眠状态”理论已经表现出没有必要，甚至成为一种障碍，它已被今天的精神分析所抛弃。以后，你们至少会对布洛伊尔竖起的这道类催眠状态的屏幕后面所发现的影响和过程有所了解。你们还会形成一种正确的看法，即认为布洛伊尔研究的成功之处只在于为他所观察到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很不完全的理论和一种并不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完整的理论不会是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有人在其观察一开始就给你们提供了一套无懈可击的完整的理论，你们可能就更有理由怀疑了。这样的理论只能是他推测的产物，而不可能是对事实进行无偏见考察的成果。
第2讲
女士们，先生们：
大约在布洛伊尔对其病人使用“谈疗法”的同时，巴黎的杰出人物沙可（J. M. Charcot）也在萨尔拜特利尔医院开始了对癔症患者的研究，他的研究导致了对这种疾病的新的理解。当时，他的发现在维也纳是不为人所知的。但是10年后，当布洛伊尔和我合作发表关于癔症现象心理机制的《绪言》（1893a）时，我们已经完全被沙可的研究迷住了。我们把病人的致病经历看作是心理创伤（psychical traumas），并把它与躯体创伤（somatic traumas）等量齐观，而躯体创伤对癔症性麻痹（hysterical paralyses）的影响是在沙可那里得到最早论证的。沙可在催眠状态下人为地再现了癔症性麻痹，布洛伊尔关于类催眠状态的假说只不过是这种事实的反映而已。
我在1885～1886年曾做过这位伟大的法国实验家的学生，他本人不倾向采用心理学的观点。是他的学生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首次尝试对癔症中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心理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作为我们的立足点是学自让内。你们会发现在让内癔症理论中，当时在法国盛行的遗传（heredity）与退化（degeneracy）观点占有重要位置。据他所言，癔症是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形式，本身表现为心理综合能力的先天薄弱。他相信，癔症患者在把复杂的心理活动统合为一个统一体方面是先天无能的，因此才表现出精神分裂倾向。请允许我打一个平常而明了的比方，让内的病人使我们想到一位体虚的女子，她出门去逛商店，回来时大包小裹的；可是她的两只胳膊和十只手指却拿不了这么多东西。所以，一开始是一样东西从她的怀里滑落了，当她弯腰去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另一样东西又掉了，如此反复不已。这种分裂现象不能完全证实患者心理能力的削弱，因为当我们发现患者综合统一能力不足这一现象的同时，也观察到了其效能部分增加的例子，好像是一种补偿方式。当布洛伊尔的病人忘记了她的母语和其他语言，而只记得英语时，她对英语的掌握程度竟然如此之高，以至于给她一本德语书，她就能正确而流利地直接读出它的英语译文。
当我后来以自己的力量继续开展布洛伊尔所开创的研究工作时，我很快就对癔症性分裂（意识分裂）的根源有了另外的想法。这种分歧对其后的一切研究都具有决定意义，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不像让内那样从实验室里的实验出发，而是从我心中的治疗目的出发的。
我首先是从实际需要中获取前进的动力的。布洛伊尔所采用的宣泄法（cathartic procedure），首先必须使患者进入深度的催眠状态，因为只有在催眠状态下，患者才能触及他在正常状态下所遗忘的那些病因性关系。但是我很快就开始不喜欢催眠术了，因为它是一个变化无常、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盟友。当我发现不论我怎么努力都只能使一小部分患者进入催眠状态时，我决定放弃催眠术，让宣泄法从它里面独立出来。既然我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改变我的多数患者的心理状态，我就开始研究正常状态患者。我必须承认，在最初，这看起来像一种既无意义又无希望的工作。我的任务是从患者那里了解对我来说连患者都一无所知的东西。一个人怎能期望了解到这些东西呢？这时对一项既出色又有指导意义的实验的回忆给了我很大启迪，那是当我和伯恩海姆（Bernheim）在南锡一起工作时（1889）亲眼目睹的。伯恩海姆告诉我们：那些被他带入催眠的梦游状态并在其间体验到了各种经历的人，只是看上去似乎对梦游状态下的经历丧失了记忆。但这些记忆却有可能在他们正常的状态下得到恢复。确实，当他问及患者那些梦游经验时，他们开始坚持说对此一无所知；但他拒绝让步，坚持追问，并使患者确信他们肯定知道，那些被遗忘的经历总能再现出来。
于是，我对我的病人也如法炮制。当我问到他们坚持说再也想不起更多的时候，我就明确指出他们对此肯定是知道的，只要说出来就行了。我甚至大胆宣称，只要我把手一放到他们的额头上，那些正确的回忆就会涌现出来。用这种方式，无须催眠，我就成功地从病人那里得到了我所需要的那些证据，以建立病人所遗忘的情景与这些情景所遗留的症状之间的联系。但这是一项费力的方法，时间长了会使人精疲力竭，不适合充当永久性的技术。
然而，在我用这种方法获得决定性的证据之前，我一直没有放弃它。我发现能证实如下事实：被遗忘的记忆并没有真正丧失，它们依然属于患者，并随时会在联想到那些还被记得的事情时再显露出来。但是，确实有一种力量在阻止它们进入意识，而迫使它们处于潜意识状态。这种力量的存在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当你试图把病人的潜意识记忆引入到他的意识中时，你会觉察到一种与此相关的力量在对抗它。这种保持致病条件的力量在病人方面是以抵抗（resistance）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正是基于抵抗的观念，我才建立了自己对癔症中心理事件的历程的看法。要取得治疗效果，事实证明消除抵抗是必要的。从治疗的机制出发，也就有可能对疾病的起源形成相当明确的看法。现在以抵抗的形式出现，阻止被遗忘的材料进入意识的那些力量，想必当初就曾导致了遗忘，并把那些致病的经验排除在意识之外。我把这个假设的过程称为“压抑”（repression），我认为抵抗的不可否认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点。
下一步我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如这些力量是什么？在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癔症的致病机制中的压抑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在宣泄法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病因性情景，对此进行比较性研究就有可能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所有这些经验都与一种愿望冲动的出现有关，这种愿望冲动与患者的其他愿望形成鲜明的对照，并被证明与其人格中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格格不入。它们发生过短暂的冲突，这种内在冲突的结果是，把这种不可调和的愿望输入到意识中的念头成了压抑的牺牲品，并把与此相关的记忆一起排除在意识之外，且从此被遗忘了。因此，与患者的自我不相容的愿望是压抑的动机；患者的伦理标准和其他标准是压抑的力量。接受这种不相容的愿望冲动或者延长这种冲动都会产生严重的不快，这种不快可以通过压抑的方式加以避免。因此，可以把压抑看成是保护心理人格的手段之一。
我不想举出很多的例子，只引用一个我本人诊治的病例，从中可以充分地证明压抑的决定性因素及其长处。针对当前的情况，我还要缩简其病史并省略一些重要的背景材料。我的病人是一个女孩2238，在她参与了护理之后，失去了敬爱的父亲——这与布洛伊尔的病人的情况很类似。在此后不久，她的姐姐结婚了，她的新姐夫唤起了她心中一种特殊的同情感，这种情感很容易在家庭亲情的幌子下被掩盖起来。又过了不久，她的姐姐生病去世了，当时病人和她的母亲都不在场。当她们被匆匆召来的时候，并不知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这位姑娘赶到她死去的姐姐床前，有一个念头在她脑海中瞬间闪过，大概可以用文字表达成：“现在他自由了，可以娶我了。”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念头把她自己不曾意识到的对其姐夫的深深的爱恋在其意识中暴露出来；但随后就被压抑了，这是因为出于感情上的反抗。这位姑娘出现了严重的癔症症状，当她接受我的治疗时，表现出完全忘记了在她姐姐床前的那一幕，以及曾在她脑海中出现的那种可憎的自私的冲动。在治疗过程中，她又都回忆起来了，并伴随着极其强烈的情感重现了那一致病的情景。治疗的结果是，她又恢复了健康。
也许我们可以从当前的实际情景中举一个粗略的比喻，来就压抑及其与抵抗的必然联系向你们提供一幅更加生动的图画。我们假设，在这个讲堂里，在这些听众中间，他们的安静和专心令我不胜感激；但是却有一个人在制造混乱，他的无礼笑声、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的声音干扰了我对所讲问题的注意，我不得不声明我无法继续讲演了。这时，你们当中有三四个身强力壮的人站起来，经过一场短暂的争斗，把这个扰乱者赶到了门外。于是他就被“压抑”了，我也能够继续自己的讲演了。为了防止干扰再次发生，为了防止被推出讲堂的人再次冲进来，那几位用行动实现我的意愿的先生用他们的椅子顶住了门，因而他们就在完成“压抑”之后又建立起了“抵抗”。现在如果你把门里和门外两个场所释译成精神分析术语“意识”和“潜意识”，在你的面前就呈现出一幅关于压抑过程的恰到好处的图景。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观点与让内的观点有何不同之处。我们并不认为精神分裂是由心理器官某一部分缺乏综合能力所造成的。我们从动力学角度来解释，即依据对立的心理力量的冲突来解决，把它看成是两个对抗的心理集合体积极斗争的结果，但是我们的观点又会引发大量的新问题。心理冲突的情境当然是相当普遍的；那种自我努力回避痛苦回忆而没有造成精神分裂结果的现象也是相当常见的。我们必定会认为，如果这种冲突最终导致了分裂，那么一定会有更深一层的决定因素存在。而且我也愿意向你们承认，压抑的假设并不是使我们面临着一种心理学理论的终结，而是面临着它的开端，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探索，要获得全面的知识还必须等待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试图用压抑的观点来解释布洛伊尔病人的病例是不可取的。那一病史与这一目标是不适合的，因为它的发现都是靠催眠作用的帮助达到的。只有你排除了催眠的影响，你才能看到“抵抗”和“压抑”，才能对真正的致病事件的历程形成正确的看法。催眠掩盖了抵抗，并使得心灵的某一领域敞开，让人接近；但是，与此形成对立，催眠又在这一领域边界处，用抵抗筑起了一堵墙，使得墙后面的一切都变得难以接近。
我们从布洛伊尔的探索中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所证明的，在症状与病因性经验或心理创伤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但我们现在一定不要忘了用压抑理论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发现。一眼看上去，找到一条从压抑通向症状形成的道路确实好像是不可能的。我不想对此做复杂的理论阐述，倒愿意回到刚才用来解释压抑的那个比喻上去。你们不妨这样想，把捣乱者清除出去和在门口设置岗哨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也许那个被赶出去的人变得怒气冲天、不计后果，想给我们找更大的麻烦。确实，他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我们已经摆脱了他的存在，摆脱了他的无礼笑声和无聊评论。但是在某一方面来说，压抑并不成功。因为现在他在门外肆无忌惮起来，大喊大叫，用拳头砰砰地砸门，比刚才的无礼行为更严重地干扰了我的演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尊敬的校长斯坦利·霍尔博士愿意充当调解者与和事佬的话，我们一定会感到高兴。霍尔博士会去与门外那个不守规矩的人谈一谈，然后回来要我们无论如何还是应重新接纳那个人，他亲自担保那个人会表现好些。鉴于霍尔博士的威望，我们决定解除压抑，并再次获得了和平安宁。对于描述心理医生在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症时所承担的任务来说，这个比喻提供了一幅不错的图景。
说得更直接些，对癔症患者和其他神经症的研究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未能成功地压抑那些不被容许的愿望所依附的观念。的确，他们已把它逐出了，意识和记忆之外，并且明显地使自己免除了大量的痛苦。但是这种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它们正在窥视着被激活的机会，一有机会，那些被压抑的观念就会以一种经过伪装、难以辨认的替代形式成功地进入意识之中，而原来认为可以通过压抑免除的不愉快情绪现在又与这些替代物联系在一起。被压抑的观念的替代物——症状——能够防止来自于防御性自我的进一步攻击。取代过去的短暂冲突，现在出现了一种不随时间的流逝而自行消亡的病症。以症状中歪曲的临床表现为依据和线索，我们就能从中找到与最初被压抑的那些观念相类似的残迹。替代物发挥作用的途径可以从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寻到踪迹。为了达到治愈的效果，必须使症状沿着同样的途径回溯，使其重新变成那个被压抑的观念。如果被压抑的观念再次被带回到有意识的心理活动中——这一过程以克服大量的抵抗为前提——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病人竭力想避免的那种心理冲突会有一个较理想的结果，这会获得比压抑更好的结果。有很多这样适当的治疗方法，它们可以使心理冲突和神经症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病例中这些方法可以结合使用。我们使患者的人格相信拒绝接受致病的愿望是不对的，而且有可能引导他们全部或部分地接受这种愿望；或者也可能把这个愿望本身引向一个更高的、不会招致反对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升华”）；或者把对愿望的拒绝看作是正当的，但是那种自动的，因而也是无效的压抑机制，将在最高级心理功能的帮助下，被一种谴责判断所取代——这样就实现了对愿望的有意识的控制。
如果在现在被称之为“精神分析”治疗方法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我没能为你们做出清晰易懂的表述，请大家千万要原谅我。困难不只在于这一课题的新颖性。那些不可调和的愿望，尽管受到压抑，依然成功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它们有什么样性质？当压抑失败、替代或症状形成之前，必定会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那种主观的、构造上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将在以后做进一步的阐述。
第3讲
女士们，先生们：
不说错话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必须说得简明扼要的时候。因此，今天我不得不纠正我在上一次演讲中说的一句错话。当时我说，在放弃了催眠术之后，我仍然坚持让我的病人把一切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的东西都告诉我，并且使他们相信，其实他们知道每一件表面上看起来被遗忘的事，在他们脑海中出现的观念2239都确凿无疑地包含着我们正在寻找的内容。我接着告诉你们说，进入我病人头脑中的第一个观念确实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被证明是记忆中被遗忘部分的延续。但通常并非如此，我只是为了简捷起见才说得这么简单。实际上，只是在最初的几次，在我简单的坚持追问下，我想要的那些被遗忘的事得以揭示出来。当更深入应用这一方法时，不断涌现出来的观念不再是我想要的，因为它们不合适，连患者本人也觉得不对劲儿而摒弃了它们。在这一点上，坚持追问并不能给我更大的帮助，于是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后悔放弃催眠术了。
在不知所措之际，我固守着一个偏见。这种偏见的科学合理性几年后被我的朋友荣格及其在苏黎世的弟子们所证实了。我不得不说，有些时候抱有偏见是极其有用的。我很重视心理过程是被严格决定的这种观点，我觉得很难相信患者在注意力高度紧张时产生的观念具有随意性，而且与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观念毫无关系。两个观念并不同一的事实从事件的假定心理状态中可以得到满意的解释。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身上，总有两种力量在相互对抗：一方面，他的有意识努力把遗忘在潜意识中的观念带人意识中；另一方面，我们已知的那种“抵抗”正在竭力地阻止被压抑的观念或其衍生物进入意识。如果这种抵抗的力量很小或干脆就没有，被遗忘的观念就可以不受歪曲地进入意识。因此，如果抵抗这种观念进入意识的阻力越大，其歪曲程度就越大，这种假设是有说服力的。因此这种观念就像一种症状一样在患者脑海中出现了，它替代了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观念，它是被压抑的观念的替代物：新鲜、造作、稍纵即逝，并且在由于抵抗的影响所造成的歪曲程度上也是与被压抑的观念极不相似的。但是，由于它的性质就像一个症状，所以必然与我们所寻找的那个观念很相似。而且，如果抵抗不是太强大的话，我们应该能够从前者中猜到后者。在患者头脑中出现的观念必定具有成为被压抑因素的某种隐喻（allusion）的性质，就像用间接的语言对其做出表述一样。
在正常的心理生活领域，我们知道好多这样的例子，其中那些与我们假设相类似的情形都产生了相似的效果。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诙谐。精神分析的技术问题迫使我去研究开玩笑的技巧。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巧得很，这是一个英语的笑话。
这是一段轶闻。2240有两位不很检点的商人在一连做了几笔风险很大的生意之后，成功地发了大财，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挤入上流社会。有一个办法令他们非常动心，使他们觉得有了成功的希望，那就是请城里最有名望、收费最高的画家为他们绘制头像，而这位画家的画是非常出名的。两幅昂贵的油画在一个大型晚会上首次露面了。两位主人亲自把本城最有影响的鉴赏家、艺术评论家领到并排挂着两幅画像的墙前。这位鉴赏家兼评论家对这两幅画仔细地研究了好长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好像漏看了什么东西似的，用手指着两幅画之间的空档轻声问道：“可是耶稣基督在哪儿呢？”我看得出你们都觉得这个笑话很有趣。现在让我们接着分析一下。很明显，鉴赏家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一对无赖，就像耶稣基督受刑时，在他一左一右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两个盗贼一样。”但是他没有那么说。相反，他却说了一句乍听起来很奇怪不合时宜而又毫不相干的话。但是，我们稍后一想，就意识到这是他心中鄙视的一种隐喻，而且是一种绝妙的替代。我们不能指望从诙谐中找到患者头脑中出现的观念所具有的全部特征。但是我们必须重视诙谐的动机与这种观念中动机的一致性。为什么这位批评家没有对这两个无赖直截了当地说出心中的想法呢？因为他的心中还有一种“反动机”（counter-motives）在抑制着他想把这些话当面说出来的欲望。耻笑招待你的主人，而且他们随时都可以召来一批挥舞拳头的打手，这自然是很冒险的事。很容易就会遇到和我上次讲演中用来解释压抑的那个捣乱者一样的下场。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批评家没有直接表达他心中的想法，而是以“伴以省略的隐喻”的方式来表达的原因。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的患者创造出一个或多或少被歪曲的替代物，来取代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被遗忘的观念。
女士们，先生们，像苏黎世学派（布洛伊勒、荣格等）那样，把充满情感的一组相互依赖的观念性因素描述成“情结”，的确很方便。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如果我们从患者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后一件事入手，来寻找那个被压抑的情结，只要患者能为我们提供足够多的自由联想的材料，我们就完全有希望发现那个情结。相应地，我们允许患者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并坚信我们的假设，即只有那些与我们寻找的情结有着间接依存关系的观念才有可能进入患者的头脑。如果这种发现被压抑观念的方法并不令你们信服，我至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唯一可实践的方法。
当我们把这个方法付诸实践的时候，又受到了另一种干扰。因为患者时断时续，甚至会停下来，声称自己想不起来什么可说的了，而且脑海中也不再有什么念头出现了。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患者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们的方法将再次被证明是无效的。但是进一步的观察表明，这种意识流的中断事实上永远不会发生。这种似乎发生的思维停顿只是因为患者受伪装的抵抗（即抵抗伪装成患者头脑中观念价值的各种批判性评断）影响而阻止或摆脱那些已经意识到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事先提醒患者或要求患者不去注意这种批评来防止这种情况在患者身上发生。我们告诉他，他必须完全抛弃这种批评性的选择行为，把进入大脑的念头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即使他认为不正确、没关系和无意义的观念也要如此，特别是他发现进入头脑中的念头使他自己觉得难以接受也要说出来。如果这条要求得以贯彻实行，我们就能获得想要的材料，那就能指引我们找到被压抑的情结。
如果患者不听医生的话而是受到抵抗的影响，这种联想的材料就会被患者轻蔑地抛弃。而对于精神分析医生来说，它们就像是矿石，只需借助简单的解释，就有可能从这些内容中提炼出贵重的金属。如果你急于想对患者被压抑的情结有一个迅速而暂时的了解，而不想探索其前后的序列和相互联系，那么你可以采用“联想实验”（association experiment）的测验方法，这种方法是由荣格（1906）及其弟子发明的。这种方法提供给精神分析医生的就是定性分析提供给化学家的那种东西。在对神经症患者进行治疗时，也可以不用这种方法。但是在对情结的客观显示和心理变态的测验中，这种方法则是必不可少的。苏黎世学派在这一方面成就非凡。
研究那些遵从精神分析的主要规则而出现在患者头脑中的观念并不是我们发现潜意识的唯一技术方法，同样的目标也可以通过另外两种方法达到，那就是，对患者梦的解释和对失误和偶然行为的探究。
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承认，我曾犹豫了很长时间，与其就整个精神分析领域的概观泛泛而谈，倒不如详细地给你们讲一讲梦的解释。但我被一个纯粹主观上的、看起来次要的动机所阻止了。在我看来，在一个致力于追求实际目标的国度里，以“释梦者”的身份出现会很丢面子，尤其在你们还没有了解到这种古老而又备受讥讽的艺术的重要性之前更是如此。事实上，对梦的解释是了解潜意识的康庄大道。2241这也是精神分析学的最坚实的基础，这一领域中的每个人都应有此信仰并受训练。如果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精神分析学家，我就会回答：“去研究自己的梦。”每个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不是对《释梦》置之不理，就是以一种肤浅的拒绝态度来避开其内容，这就是他所谓良好的鉴别力。相反地，如果你能接受解决梦的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方法，那么，精神分析学在你面临新奇的问题时就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困难。
你们必须牢记，我们夜间所做的梦，一方面，与精神错乱时的创造有着外在相似性和内在亲缘性；另一方面，又与我们清醒状态下完全健康的情景相一致。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那些以惊讶而不是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正常的”幻觉、妄想和性格改变的人并不比外行强多少，他们在理解病态心理状态的异常结构方面所知甚少。你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几乎所有的精神科医生都看成是外行。
现在我请你们随我到梦的王国中做一次短暂的旅行。当我们清醒时，我们总是习惯于轻视自己的梦，正如患者轻视精神分析医生要求他们所做的联想一样。我们照例迅速而彻底地忘掉了我们的梦，因而也就错过了它们。我们对梦的轻视，是基于那些梦即使不是混乱迷惑或毫无意义，它们的特性也是稀奇古怪，而另一些梦则显然荒谬绝伦、不合情理。我们对梦的摒弃与某些梦中公开展示无所顾忌的羞耻场面及不道德场面的倾向有关。众所周知，古人并不是这么轻视梦的。我们当今社会中较低阶层的人也不怀疑梦的价值，像古人一样，他们期望梦能预示未来。我承认，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填补我们今天知识上的空白而去做一些神秘假设；相应地，我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梦的预测性质。关于梦，还有许多同样引人入胜的其他问题值得讨论。
首先，并非所有的梦都与做梦的人无关、不可理解而且荒谬不堪。如果你考察一下从18个月开始的幼儿的梦，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梦极其简单而且容易理解。小孩子总是梦见前一天在心中激起的，但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在梦中得到了实现。要发现这一简单的结论无须任何解释技术，你需要做的只是调查孩子在做梦前一天[梦日（dream-day）]的经历。当然，对梦之谜的最令人满意的解答不外乎发现成人的梦与孩子的一样，都是在梦想日激起的愿望冲动的实现。事实上确实如此，只要对梦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寻找这个谜底的道路上的困难就会逐步得到解决。
最早也是最严厉的批评认为，成人的梦的内容通常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能被看作是愿望的实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梦已经受到了歪曲，梦背后的心理过程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已经和原来大为不同了。你必须区分开梦的外显内容——即你在早晨模模糊糊地回忆出来并费力地（而且似乎是臆断地）用语言装扮起来的那些内容——和隐梦的思想——即我们必须假设存在于潜意识中的内容。梦的歪曲过程与我们探索癔症症状构成时所知的过程是一样的。它也表明，在梦的形成和症状形成的运作中有着同样的心理力量的相互作用。梦的外显内容是潜意识中梦念歪曲了的替代物，这种歪曲是自我防御力量的作用，即抵抗力量的作用。在清醒的状态下，这些抵抗一起阻止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愿望进入意识中；在轻度睡眠状态抵抗虽有所减弱，但至少还有足够的力量迫使这些愿望戴上伪装的面具。于是，做梦的人就无法理解梦的意义，正如癔症患者不能理解其症状的联系及意义一样。
如果你采用与精神分析技术同样的方法来对梦做一番分析的话，你就会相信，确如我所说的那样，存在着隐梦思想这种东西，而且它与梦的外显内容之间确实存在着关系。你完全可以不考虑显梦中诸因素之间的表面联系，只要根据精神分析的原则进行自由联想，并把进入你头脑中的每一个独立的观念联结起来。从这些材料中，你就可以获得隐梦思想，正如你可以从患者对症状和过去经历的联想中找到其隐藏的情结一样。这样以这种方式获得的隐梦思想很快就会让你看到，我们把成人的梦回溯到儿童的梦是完全合理的。梦的真实含义已经代替了它的外显内容，而且清晰可辨。它的出发点是前一天的经历，并被证实是未被满足的愿望的实现。当你醒来时，根据记忆所了解到的是显梦，它只能被看作是被压抑的愿望的伪装的满足。
你们还可以通过一种综合工作来了解潜意识中梦的思想被歪曲成梦的外显内容的过程。我们称这个过程为“梦的工作”。它值得我们在理论上给予最密切的关注，因为我们能够从中探究在潜意识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像意识和潜意识这样两个彼此分离的心理系统之间，发生了什么无法预料的心理活动，而这在其他过程中是无法探究的。在这些新发现的心理活动中，凝缩和移置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梦的工作是两个不同的心理集合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情况——也就是精神分裂所造成的后果；它看起来在本质上与歪曲过程是相一致的，这种歪曲过程把被压抑的情结转变为症状，症状是压抑失败的表现。
在对梦的分析中（尤其是对自己的梦的分析），你们还会惊奇地发现，早期的童年印象和经历在人的发展中起着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在成人身上可以追溯到童年梦中经历的存在，而且它们还保持着原有的特性和愿望冲动，尽管这些特性和冲动在后来的生活中已失去了作用。许多发展、压抑、升华和反向形成会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降临到你的身上，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有着不同天赋的儿童就长成了我们所说的正常人，成为历尽苦难才获得的文明的承担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明的牺牲者。
我还想请你们注意，梦的分析向我们表明，潜意识利用一种特殊的象征，尤其用来代表与性有关的情结。这种象征一方面因人而异，另一方面却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出现，这种典型象征与我们所假设的，作为神话与童话基础的那种象征是相一致的。看起来在梦的帮助下，对这种民间流传的心灵的创造做出解释也并非不可能的。
最后，我必须提醒你们，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焦虑梦的出现与梦是愿望满足的观点相矛盾。你们不要为这种观点所吓退。事实上，这些焦虑梦和其他梦一样，在我们对其做出评价之前，首先要解释它们。除此之外值得强调的是，焦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须对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有更多的了解，就认定它们简单地依赖于梦的内容。焦虑是自我在否认强大的被压抑愿望时的一种反应；如果梦的形成是因为过于关注被压抑愿望的满足，那么焦虑梦的发生就很容易解释了。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对梦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通过其他途径难以获得的。这一点证明了梦的研究对其本身颇有价值。而我们是想把梦的研究与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治疗联系起来。从我所讲过的内容中，你们可能不难理解，如果病人的抵抗不给释梦带来很大的困难的话，释梦将怎样地使我们得以了解患者被隐藏、被压抑的愿望和由这些愿望培育出的情结。现在我可以讲第三组心理现象了，对它们的研究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技术手段之一。
我们要讨论的现象就是无论在正常人还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都会出现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过失。例如忘掉一些他可能知道或事实上确实知道的事（如偶尔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谈话中出现口误，这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屡见不鲜的，类似的还有笔误和误读，做事笨手笨脚，丢失或打破东西等。所有这些行为都被看成是很平常的事，人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决定因素在里面，只是不加挑剔地将其看成是由分心或一时疏忽或其他类似原因所造成的结果。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人们根本不加注意就做出的行为和动作，更不用说从心理角度去重视它们了。这些行为包括：摆弄东西、哼小调、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或衣服，等等。2242这些区区小事，像失误行为和症状行为或偶然活动一样，并不像人们通常所默认的那样无足轻重。它们总是有某种意义的，通常可以从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中得到轻易和明确的解释。这再一次向我们揭示出，这些小事儿也同样表达了那些被赶回或藏匿于潜意识中的冲动和意向；或者说，这些小事儿事实上来源于同样的被压抑的愿望冲动和情结，我们已经知道它们是症状的创造者和梦的建构者。因此可以把这些小事儿与症状等量齐观，如果认真地考察一下，这些小事儿就能像梦一样揭示心灵中隐秘的部分。一个人的最秘密的隐私往往借助于它们表露出来。如果它们在压抑其潜意识冲动很成功的健康人身上也特别容易，而且经常地出现，那主要是因为它们显得微不足道且毫不引人注意。但是，因为它们证明了即使在健康人身上压抑和替代的形成也会发生，所以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精神分析者的显著标志在于他们严格相信心理生活的决定性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无足轻重的、随意的和偶然的。他们期望在每一件通常看来毫无动机的事件中找到充足的动机。确实，他们准备从一个心理活动中找出几个动机，而当同一个心理活动发生时，我们对因果关系的内在渴求仅仅满足于找到单一的心理起因。
现在，如果你们把我们已有的用来揭示心灵中被隐藏、被遗忘、被压抑部分的各种手段（对患者在自由联想中所想到的观念的研究，对患者的梦的研究，和对他们的过失行为和症状行为的研究）都结合到一起；如果再加上精神分析治疗中对其他现象的探索（就这一方面我将在以后论述“移情”（transference）时有所涉及）；如果你们把所有这些都铭记心中，你就会和我一样得出以下结论：我们的治疗技术很有效，足以完成任务，即把致病的心理材料带入意识中，进而消除由替代症状的形成所带来的烦恼。如果在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加深和扩展了我们对人类健康和病态心理的了解，那当然只能被看作是我们工作中一件特殊的且令人可喜的“副产品”。
你们可能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要掌握我所介绍的这门技术特别困难。而我认为，这门技术的难易完全取决于它所要处理的材料。但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这门技术不是无师自通的，必须要像学习人体组织学或外科学专业技术知识那样来学习它。听到下面的情况你们可能会感到很惊讶，在欧洲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对精神分析大加评论，而这些人对这门技术一无所知，也不会应用。他们还带着讥笑的表情来追问我们如何向他们证明我们发现的正确性。在这些反对者当中，有些人无疑是相信科学思维模式的。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得到肉眼观察的证实就轻易否定对解剖标本的显微镜观察，但他们要借助显微镜对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然而，提到精神分析，要想得到这种确认的希望其实很渺茫。精神分析寻求使心理生活中被压抑的东西能在意识中获得确认，而每一个对此做出判断的人本身也是人类中的一员，也有类似的压抑，而且或许正在竭力地维持着这些压抑。因此他们会像我们的病人一样产生同样的抵抗，这种抵抗很容易把自己伪装成理智的拒绝，并提出辩驳，而这种辩驳在患者身上可以利用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加以避免。正如在我们的患者身上所发现的一样，我们在反对者身上也认识到，他们的判断力会明显受到一种被削弱的感觉的影响。意识的高傲（例如以这种蔑视来抛弃梦境）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用它我们大家都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潜意识中情结的侵袭。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难以相信潜意识这一现实，难以使他们学会认识那些与他们的意识相抵触的新东西的原因所在。
第4讲
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借助于我所介绍的这些技术方法，在神经症的致病情结和压抑的愿望冲动中我们都发现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发现了，精神分析的研究在回溯患者的症状时，总是遵循令人吃惊的规律，在病人的性生活印象中找到病因。它告诉我们这些致病的愿望冲动在本质上都是性本能的成分。它还迫使我们设想，在致病的诸因素之中，性障碍（erotic disturbances）是起着主导的作用，而且在男女两性中都是如此。
我意识到人们不愿意相信我的这种观点。甚至那些乐于追随我的进行心理学研究工作的人，也倾向于认为我过分强调了性因素所起的作用。他们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别的心理兴奋不会导致我所说的那种压抑和替代形成呢？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不会，我也不应该反对它们的这种行为。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它们不会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其量只是性因素运作中的辅助因素，而不能代替性因素。我绝不是一开始就在理论上形成了这一观点，在1895年我和布洛伊尔医生合作出版《癔症研究》时，我尚未采用这种观点。只有后来当我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我才转而相信这种观点。现在在座的听众中有几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弟子，他们和我一起来到沃斯特。问一问他们，你们就会知道他们在一开始也完全不相信我把性病因学（亦译性病源学，sexual aetiology）看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张，直到最后他们自己的分析经验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