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快乐机制与诙谐的心理起因
（一）
我们确信，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所提供的特殊的快乐根源，所以，现在又可以从这种确定的知识开始我们的研究了。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被引入歧途，从而把我们从所说的思想内容中获得的欢乐与从诙谐中诱导出来的乐趣本身混为一谈；不过，我们也知晓，快乐本身实际上还具有两种根源——诙谐的技巧和诙谐的目的。然而，我们现在想发现的是快乐是怎样从这些根源中产生出来的，它是怎样从使人快乐的作用这种机制中产生出来的。
我想，我们在倾向性诙谐中比在单纯性诙谐中更容易找到我们想要的解释。因此，我们将从前者人手来进行分析。
在倾向性诙谐中，快乐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获得满足的目的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满足。这种满足显然是快乐的一个根源，这点无须进一步加以评说。但诙谐导致这种满足的方式与某些特殊的条件有关，从这些条件里，我们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在此必须区分两种情况。比较简单的一种情况是目的的满足受到了诙谐所避开的那种外部的阻碍而不易实现。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情况，譬如，殿下询问那个正与之交谈的人，他母亲是否曾在王宫里干过活时所得到的回答，以及当那两个有钱的无赖让那位评论家看他们的肖像时，评论家的回答：“救世主在哪儿？”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前一个例子里，目的是打算用一个侮辱来回答另一个侮辱；而在后一个例子里，目的是想用一个侮辱来取代所需要做出的评价。在这两个例子中，目的都受到了纯外部因素——侮辱所针对的那些人的强大地位的阻碍。然而，我们也许觉得奇怪，因为不管这两个诙谐及与之相似的倾向性诙谐如何使我们感到满足，它们却总是不能产生使人大笑的强烈效果。
但是，如果在直接实现这种目的的过程中没有外部障碍而只有内部障碍。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内部冲动妨碍着目的，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按我们的猜测，这个条件在N先生的诙谐中，即在那个想痛痛快快大骂一顿的强烈欲望被高度发达的美学文化所抑制的诙谐中似乎得到了满足。借助于一个诙谐，这个特别情况下的内部抵抗就被克服了，抑制也被解除了。通过这种方法，正如在外部障碍的实例中一样，目的的满足就会成为可能，而且目的的压制及这种压制所引起的“心理积郁”（psychical damming-up）1478就会得以避免。如果到了那个程度，快乐产生的机制在这两种情况下就会完全一样了。
不过，谈到这里，我们感到我们应当更进一步研究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这两种情况下心理情境之间的差别，因为我们隐约觉得，内部障碍的排除很可能对快乐有巨大的影响。但我建议，在这一点上我们应适可而止，暂时满足于确立对我们来说仍是本质性的东西，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唯一不同在于这样的事实：在后一种情况下（一种业已存在的抑制已被解除，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则避免了一种新的抑制的形成）如果情况属实，当我们断定，在形成并维持精神抑制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心理消耗”（psychical expenditure）1479时，我们就会不假思索，不会过多地依赖于思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使用倾向性诙谐的两种情况都能产生快乐，那么就可以这样设想，这种快乐的产生与所节省的精神消耗相对应。
这样，我们又一次碰到了我们在讨论言语诙谐的技巧时第一次遇到的节省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这一问题了。不过，尽管我们在前面例子中碰到节省时，它的意思是使用尽可能少的语词或尽量使用同样的语词，但现在我们对从综合性心理消耗这个要广泛得多的意义上来说的一种节省产生了怀疑。同时，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更仔细地了解“心理消耗”这个迄今仍很费解的概念，我们就能更透彻地了解诙谐的基本性质。
我们承认，在研究倾向性诙谐的快乐机制的过程中，仍有一些无法驱散的迷雾。这些迷雾是对我们试图在未阐明比较简单的问题之前就阐明更复杂的问题，或在未阐释单纯性诙谐前就想阐释倾向性诙谐的一种适当惩罚。我们还注意到，抑制或压制消耗的节省（economy in expenditure on inhibition or suppression）似乎是倾向性诙谐的快乐效果的秘密。现在我们转向研究单纯性诙谐的快乐机制。
在分析了那些我们不必担心我们的判断会被其内容和目的所扰乱的单纯性诙谐的一些适当例子之后，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诙谐技巧本身就是快乐的根源；现在我们将尽力去发现，那种快乐是否可以追溯到心理消耗的节省上去。在这样的一组诙谐（文字游戏）中，其技巧就是把我们的心理态度集中在语词的语音上，而不是集中在词义上，也就是说，使（听觉的）语词表现（word-presentation）本身来取代由于它与事物表现（thing-presentation）的关系而产生的含义。1480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样做可以大大减轻心理工作的负担，在严肃地使用语词时，我们只有经过一定的努力才能克制自己不去利用这个方便的程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思维活动的变态（pathological states of thought-activity）是如何突出语词的语音，而不是语词的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把心理消耗集中到某一点上的可能性或许会受到限制，而且这类病人在他们的言谈中经常是按照语词表现的“外部”联想（external assciations）而不是“内部”联想（internal associations）进行思维的。我们也注意到，那些仍然习惯于把语词看成事物的儿童往往认为，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语词背后都有相同的含义——这就是使成年人发笑的许多错误的根源。所以，如果我们在通过使用同样或类似的语词把诙谐从一个概念范围转到另一个无关的概念范围时，能够体验到一种明显的快乐（如在“自制的肉卷”的诙谐中[第94页]从厨房转到政治），我们就可以正确推论出，这种快乐来自心理消耗的节省。这种源于“短路”（short-circuit）所产生的诙谐快乐越大，通过同一语词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组概念就越不相同——它们相距越远，诙谐的技巧方法在思想系列中所产生的节省就越大。我们或许还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诙谐还使用了一种严肃思维避而不用的把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方法。14811482
诙谐运用的第二组技巧方法——统一性、语音的类似性、多重运用、熟悉词组的变更、引语的暗示——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特点，即当我们想找到某些新事物时，总是在那里重新发现一些熟悉的事物。重新发现熟悉的事物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们仍然不难把这种愉快看成是节省产生的快乐，因此，完全可以把它归结为心理消耗的节省。
对熟悉事物的再发现——“再认”（recongnition）可以产生快乐，这种现象是人们普遍承认的。格罗斯（Groos，1899，第153页）写道：再认总是和快乐感密切相关的，除非它被搞得太机械化了（如，衣着方面……）。甚至连浮士德在一段毛骨悚然的经历之后重新进入他的书房时，所体验到的那种宁静的舒适感，也伴随着一种再认的快乐（浮士德；第一部分，第三场）……倘若这种再认行为能够常常产生快乐，我们便可以认为，为了这种能力的缘故，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发挥这种能力——即，在戏剧中去试验此能力。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已把再认中的快乐看做是艺术乐趣的基础。但不容争辩的是，即使这个原理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也绝对不应忽视。
格罗斯接着讨论了游戏（games），其特点是用在道路上设置障碍的方法来增加再认的乐趣——也就是说，通过产生一种被再认活动抛弃了的“心理积郁”的方法。不过，他的解释企图放弃下述假设，即诸如此类的再认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在研究了这些游戏之后，他把与这些游戏有关的再认乐趣都归因于力量的乐趣，亦即归因于对某一困难的克服上。但我认为，这后一种因素是次要的，并且我还发现没有必要违背这种更简单的观点：再认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即通过解除心理消耗——而且建立在这种快乐之上的游戏利用了心理积郁的机制，也只是为了增加这种快乐的程度。
人们也普遍承认，韵脚、头韵、叠句甚至诗句中常出现的重复类似的词语声音的其他形式，都使用了同一快乐来源——对熟悉事物的再发现。“力量感”（senee of power）在这些技巧中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这就表明，这些技巧与诙谐事例中的“多重运用”的作用非常一致。
考虑到再认与回忆（remembering）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做出在回忆中也有一种乐趣一即回忆活动本身也伴有一种与此类似起源的乐趣——这种假设并不是轻率鲁莽的。格罗斯似乎并不反对这种假设，可他又从“力量感”中获得了回忆的乐趣，而且他把几乎所有游戏中的快乐的主要原因都归因于这种“力量感”（据我看，这是错误的）。
另一种至今尚未提到的诙谐中的技巧根源也依赖于“对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我指的是“时事性”（topicality）这个因素。这个因素给许多诙谐提供了丰富的乐趣来源，同时也解释了诙谐史话中的几种特殊现象。现在有一些与这个条件毫不相干的诙谐。如果写的是一部关于诙谐的专著，我们就得几乎全部使用这种事例。但我们不能忘记，与这些经久不衰的诙谐相比，其他诙谐或许更能使我们开怀大笑。而现在要应用这些诙谐将是很困难的，因为还需要对它们作系统的评注，而且即使这样，恐怕也很难达到先前的效果。后来的这些诙谐包含着对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人和事的暗喻，而这些人和事又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并且使人们的兴趣有增无减。然而，在人们的这种兴趣停止以后，在被讨论的事情得以解决以后，这些诙谐就丧失了它们的一部分令人愉快的效果，而且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效果。譬如，我那位友好的主人在把端上来的甜点心叫做‘Home-Roulard’时所说的那个笑话，现在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当时“Home Rule”（地方自治）问题继续作为各日报政治专栏的头条标题时那样好了。如果现在我想评价一下该笑话的优点，我就会把这些优点全部归因于这个事实：由于思考时没有兜圈子，仅一个词就使我们从厨房这个概念领域联想到了遥远的政治领域。但是在当时，我的叙述就会截然不同，我就会说这个词把我们从厨房这个概念领域引到了与此领域无关的但肯定会引起我们兴趣的政治领域，因为我们一直都关心政治。另一个笑话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位姑娘使我想起了德勒福斯（Dreyfus），军队并不相信她的贞洁。”虽然其技巧方法必定在不断地变化，但该笑话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由这种比较以及“贞洁”这个词的双重含义所引起的困惑无法弥补这个事实：当时提到的那个由于富有刺激性而将全部精力贯注于某一事件的隐喻现在使人想起的却是一个已得到了解决的问题。下述的是一个人们仍感兴趣的诙谐：“路易斯王妃到哥达的火葬场问Verbrennung（火葬）要花多少钱。管理员答道：通常是5000马克。不过，我们只收3000马克，因为你已经durchgebrannt（字面意义：‘被烧过’；俚语意思‘私奔过’）一次了。”这样的诙谐现在听起来很精彩；但不久，我们对它的评价就会每况愈下；再过一段时间，尽管它仍是一个很不错的文字游戏但最终还是会完全衰亡，因为在解释路易斯王妃是谁以及她durchgebrannt1483的意义时，不做系统的评注就重复这个笑话将是不可能的。
因此，许多流行的诙谐都有一定的寿命：它们的生命都要经过一个从兴盛到衰退的过程，然后就彻底地湮没了。人们感到的那种从它们的思维过程中获取乐趣的需要，将会继续产生基于当时时代新兴趣的新的诙谐。然而，这些成为当时热门话题的诙谐的生命力不是它们自己的；而是用隐喻的方法从别的兴趣中借用过来的。这些兴趣的湮没也决定着这些诙谐的命运。这个弥补了诙谐本身固有资源不足的时事性因素就是快乐的根源，尽管这种快乐极为短暂，但量却特别大。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种快乐与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简单地等同起来。这种快乐感兴趣的是某一范畴特别熟悉的事物，另外，该范畴必须是新颖的、最近的，而且必须是尚未被人们遗忘的。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自己对最新情况特别偏爱。1484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人们关于最新情况的联想受到了某种特别快乐的奖励和促进。
费希纳特别承认，实际上只有在有思想联系（thought-connection）的领域中而不是在题材（subject-matter）领域中的重复现象的统一性，才是诙谐乐趣的一种来源。他说（费希纳，1897，第17章）：“在我看来，多重性的一致连接原则在我们目前所考虑的这个领域里起着主要的作用。不过，为了使从这些事例中获得的乐趣及其独特特性能够超越其阈限，它还需辅助的决定作用的支持。”1485
在所有这些重复同样的联结，重复同样的语言材料以及重新发现熟悉事物或新近情况的事例中，要避免从心理消耗的节省中获得在这些事例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快乐似乎是不可能的——假如这种方法既能卓有成效地解释那些细节，也能取得新的一般原则。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还必须搞清楚，这种节省产生的方式和“心理消耗”一词的含义。
对于大部分概念诙谐来说，其中包括错误思维、移置、荒诞、对立物的表征等等的第三组诙谐技巧，乍一看似乎具有某种很特别的印象，而与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或者与用语词联想（word-associations）取代对象联想（object association）这些技巧无关。然而，在这里，要使心理消耗的节省或减少这一理论发挥作用其实并不难。
毫无疑问，背离我们已开始研究的某种思想路线比坚持这种思想要更容易和更方便些，所以许多不同的东西混合起来比把它们进行对比更容易和方便一些，而特别方便的是承认为逻辑所不容许的各种有效的推理方法。最后，在词语或思想的联结过程中，不考虑这种条件也应该有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而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的诙谐技巧却正巧能说明这一点。不过，诙谐工作的这种行为提供了一种乐趣来源的假设，则会令我们感到奇怪，因为除了诙谐之外，我们在所有这些思想活动中只能体验到一些不愉快的防御感（defensive feelings）。
我们简称为“胡说的快乐”（pleasure in nonsense）的那种现象深藏于严肃的生活之中，现在却已经退缩到快要消泯的程度了。为了说明它，我们必须研究两种情况——在一种情况下，这种快乐仍然清晰可见，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再次变得显而易见：我所指的是正在学习的儿童的行为和由于中毒而处于转变了的心理状态下的成年人的行为。
儿童在学习使用母语的词汇时，显然从“用文字游戏做实验”中得到了明显的快乐[格罗斯语（第121页）]。为了从语词中获得节奏或押韵这种令人愉快的效果，他把语词联在一起而不管它们应该有意义这个条件。渐渐地，人们就禁止他获得这种乐趣，只准许他把这些语词进行有意义的组合。但是，尽管如此，在他年龄更大一点时，他仍会企图忽视使用词语时后天习得的种种限制。他会对语词做些小小的扩充而使其大为逊色，并会通过某些使用法[如重叠或震颤语言（Zittersprache）]1486而使其形式发生改变，或在游戏伙伴中建立一种暗语。人们甚至可以在某些种类的心理疾病的患者中重新发现这些企图。
不管导致儿童开始这些游戏的动机是什么，我相信，在他们以后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仍会沉迷于这些游戏，同时也深知其中的荒诞，此外，他们还能从这种理智所禁止的刺激中找到乐趣。现在，他们通过游戏便能够从批评性理智（critical reason）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不过，在训练儿童进行逻辑思维和区分现实中真实与虚假的东西的过程中，必然形成的种种限制力量仍很强大；所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逻辑和现实的强迫行为的反抗就是深入而持久的。甚至连想象活动这样的现象也属于这个（反抗的）范畴。在童年后期和一直延续到青春期的学习期这一相当长的时间里，批评的力量正变得如此强大，以致“被解放了的胡说”（liberated nonsense）之中的快乐很少敢于直接表现自己。人们不敢说任何荒诞的话。但我认为，男孩子们喜欢做一些荒唐可笑抑或愚蠢之事这种典型的倾向似乎就是胡说快乐的直接后果。在许多病理学案例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这种趋向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又能控制男生的谈话和回答。而在一些患神经症的高中男生的案例中，我确信，在导致他们的无能方面，他们因说废话而获得快乐的潜意识工作方式与他们的确实无知所引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大学生们也没有停止过反对逻辑和现实中的这些强迫行为，但是，这些行为的支配越来越难以忍受，而且不受限制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学生们的“恶作剧”很大一部分是这种反应的表现。因为人是一种“永不疲倦的寻乐者”——我已经记不起来我是在哪里见过这个欢快的词句——而且要他放弃他所享受过的快乐是极其困难的。比如，和Bierschwefel1487时的快乐的胡说一样，学生们千方百计地挽救被学校教育越来越多地剥夺了的思想自由所产生的乐趣。的确，甚至很久以后，当这些老校友们在学术会上重逢而感到自己又回到学生时代时，尤其在散会以后，他们还会再次阅读“Kneipzeitung”，1488这种“Kneipzeitung”会使他们把话题由新的发现转向胡说，从而对于新加在他们身上的智力抑制提供了一种补偿。
Bierschwefel和Kneipzeitung证明了这样一个压抑着胡说中的快乐的批评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不借助于毒物的帮助，即使想暂时把这种批评抛开也是不可能的。情绪上的变化是酒精在人类身上所取得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正是这种“毒物”并非所有的人都不可缺少的原因。这种快乐的情绪，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在中毒以后产生的，都能减弱抑制力，即对它们的批评，而且还能够使处于重压下的快乐根源再次变得易于获得。观察诙谐的标准是怎样随情绪高涨而下降是极有启发性的，因为高涨的情绪经常取代诙谐，正如诙谐必须尽力取代高涨的情绪一样，在高涨的情绪里，在其他方面备受抑制的快乐的种种可能性——胡说的快乐——就会出现：“Mit wenig Witz und viel Behagen.”1489在酒精的影响下，成年人又变成了孩子，他在置逻辑的强迫作用于不顾而任其思维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快乐。
我希望，我现在也已经阐明了诙谐的荒谬技巧是快乐的一种根源这一问题。毋庸赘言，这种快乐来自心理消耗的节省，抑或来自批评的强迫作用的减轻。
倘若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三组不同的诙谐技巧，我们就会发现，当恢复昔日的自由的卸掉智力培养这副重担时，我们就可以把第一组和第三组诙谐技巧——用语词联想替代事物联想及荒诞的使用——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可以与构成第二组技巧的节省进行对照的心理解脱（psychical reliefs）。减轻业已存在的心理消耗和节省将要付出的心理消耗是获得所有诙谐技巧，同时获得这些技巧中的全部乐趣的两个原则。这两种技巧以及获得快乐的两种方式——无论怎样大体上——都与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之间的差异相一致。
（二）
前面的讨论已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深入了解了我们将要更仔细考查的诙谐的发展或心理起因。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的预备阶段，一旦它们发展成为倾向性诙谐，就很有可能揭示出诙谐的不同特点之间的新关系。在诙谐产生之前，就存在着我们可以称之为“游戏”（play）或“俏皮话”（jest）的这种东西。
“游戏”——就让我们保留这个称谓吧——出现在孩子们学习使用词汇和运用思维的时候。这种游戏也许服从的是强迫儿童实践其能力的本能之一。[格罗斯语（1899）]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儿童可以体验到那些由相似物的重复、熟悉事物的再发现，语音的类似性等手段所产生的快乐效果。这些效果可以理解为出乎意料的心理消耗的节省。1490因此毫不奇怪，这些令人愉快的效果促使儿童进行游戏，并使他们继续这种游戏而置词语意思和句子的连贯性于不顾。这样，由节省中某些令人愉快的效果所诱发的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就成了诙谐的第一阶段。
这种游戏被应该称作批评性功能或理智这一因素的不断增长的力量扼制住了。这样，游戏就成了毫无意义的抑或实际上很荒诞的东西而遭到人们的拒绝；同时因批评之故，游戏的产生也不再成为可能。现在除了在偶然情况下之外，人们已不再有可能从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等等之中得到乐趣，除非成长中的个体碰巧感受到了那种像儿童的欢乐情绪一样解除了批评性抑制的快乐情绪。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去进行过去那种使人快乐的游戏。但由于人们既不愿意等待去从过去的游戏中获得快乐，又不愿放弃他很熟悉的乐趣，所以，他们便四处寻找使自己不依赖于这种快乐情绪的方法。诙谐的进一步发展都是在下述两种尝试的指导下进行的：一种是尽力避开批评；另一种是为快乐情绪寻找一个替代物。
这样就产生了诙谐的第二个预备阶段——俏皮话。现在的问题是，要延长从游戏中获得的快乐，不过，同时也要压制由不允许快乐情绪出现的批评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一种方法：即语词的毫无意义的组合和思想的荒谬集中必须要有意义。为了找到能满足这个条件的词语和思想群，诙谐工作的全部聪明才智都被调动起来了。俏皮话使用了诙谐的全部技巧方法；而且，语言的使用也没有把俏皮话和诙谐明确区别开来。俏皮话和诙谐的区别在于：逃脱了批评的那句话的意义没有必要是有价值的、新颖的，或者甚至是好的；只需要允许它能用这种方式被表达出来，即使它说的话是不寻常的、多余的或无用的，也未尝不可。俏皮话最显著的特点是把被批评所禁止的东西变成可能获得的那种满足。
比如，当施莱尔马赫把Eifersucht（忌妒）解释为mit Eifer sucht（急切寻求）Leiden schaff（引起痛苦）的东西的那种Leidenschaft（情感）时，他只不过是在讲俏皮话而已。18世纪1491在哥廷根教授物理（且爱讲笑话）的卡斯特纳教授，在讲课时间一名叫Kriegk（克里克）的学生年龄多大了，学生回答说：“30岁。”卡斯特纳随即大声说道：“啊！这么说我有幸见到30岁的战争（Krieg）。（克莱因保罗，1890）”这也仅仅是一个俏皮话。当有人问伟大的罗基坦斯基1492他的四个儿子从事什么职业时，他正是用俏皮话回答了问话者提出的问题：“两个heilen[heal]（治病）和两个heulen[howl]（嚎叫）（两个医生，两个歌唱家）。”这个回答是正确的，因而也是无可指责的；可它给括号里语词的表达并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显然，只是因为这种统一性和两个语词之间类似的语音可以产生乐趣，它才采用了另一种形式。
我想，我们现在终于清楚地看见了我们的研究道路。尽管，由于还原法的运用去掉了诙谐技巧并使诙谐的特点和乐趣也丧失殆尽，我们在研究诙谐技巧时受到了诙谐技巧不仅为诙谐所专有，亦为诙谐实质所依赖这一事实的妨碍。现在我们看到，那些被我们说成是诙谐技巧的东西——我们必须在特定意义上继续如此称呼它们——更确切地说是诙谐带来乐趣的资源所在；同时，我们还感到，为同一目的从同一资源中引出的其他程序并无丝毫令人奇特之处。作为诙谐特点的那个特殊技巧存在于他们的程序中，这些程序旨在保护运用这些产生乐趣的方法时免遭足以毁掉乐趣的各种批评所导致的拒绝。关于这一程序，我们一般没什么可多说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诙谐工作通过选择言语材料和选择允许昔日的文字游戏（play with word）和思想游戏（play in thought）能经得起批评考验的概念情境（conceptual situations）来表述自己；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用最巧妙的方法来使用词汇的每一特性和思想序列的每一组合。以后，我们将可能会通过一个独特的特性来描述诙谐工作（joke-work）；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马上解释怎样才能做出有利于诙谐的选择。诙谐具有保护形成乐趣的语词和思想序列不受批评的目的和功能——这已被人们看做是评价俏皮话的一个主要特征。从一开始，诙谐的功能就是解除内部抑制，并使那些由于抑制已经变得难以触及的乐趣来源恢复其生产能力。我们将发现，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这是诙谐的一贯特点。
现在，我们可以给“胡说的意义”[参见导言]这个权威们认为对认识诙谐和解释诙谐的快乐效果有很大意义的因素做恰当评说了。确定诙谐性质的过程中，我们曾建立过两个牢固的观点——诙谐继续进行快乐游戏的目的，和它保护这种目的不受理智的批评所做的努力——完全清楚地阐明了为何每个诙谐从一个角度来看似乎是无意义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则一定是有意义的，抑或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那是诙谐工作的问题；但如果它没有成功，那它只不过是作为“胡说”而遭到拒绝。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必要从由于诙谐的既有意义又无意义而引起的[无论是直接引起的，还是通过“困惑与启示”这条途径而引起的（第12页以下）]情感冲突中获取诙谐的快乐效果。我们也毫无必要深究；乐趣怎样才能“认为它是无意义的”和“认识到它是有意义的”这种变换中产生出来这一问题。诙谐的心理起因（psychogenesis）已经告诉我们，诙谐乐趣是由文字游戏抑或胡言乱语而引起的，同时诙谐的意义仅在于保护这种乐趣不受批评的压制。
在俏皮话中就已经用这种方式解释了诙谐的基本特征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研究俏皮话的进一步发展，研究它们怎样在倾向性诙谐中达到最高点这一问题。当俏皮话给我们提供乐趣时，它就会促进这一目的；而当它的表达并非完全无意义或无内容之时，它就心满意足了。倘若俏皮话所表述的是具有实质性的、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它就变成了诙谐。这样，即使是在最质朴的形式下也值得我们感兴趣的那种思想，就获得了一种本身就能给我们提供快乐的形式。1493我们必须假定，这样的一种联合肯定不会是偶然产生的；我们必须尽力去发现作为这种诙谐的结构基础的意向（intention）。我们早些时候进行过的一次（附带性的）观察将会把我们引上正确轨道。我们在上文中就已经说过，一个好的诙谐绝对会使我们形成一种整体的快乐印象，而我们却不能马上判断出快乐的哪一部分来自诙谐形式，哪一部分来自其恰当的思想内容。我们总是在这种区分上出错。有时我们因为欣赏诙谐所包含的思想而过高地评价其优点；相反，有时我们又由于该诙谐外表给我们极大快乐而过高估计其思想的价值。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令我们快乐，也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假定我们判断中的这种不肯定性的确存在，那么，在这个词的恰当意义上说，它确确实实提供了诙谐形成的动机。思想企图把自己隐藏在诙谐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注意它，它也才因此而变得更加重要、更有价值，不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却是这种隐藏可以把我们的批评能力弄得神魂颠倒、晕头转向。我们倾向于把由诙谐形式所产生的快乐归因于它的思想；而且我们也不再去查找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才使我们快乐，并且因而损坏一个快乐来源了。然而，倘若诙谐使我们发笑，那么它同时也会使我们建立起一种对批评最为不利的意向；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被迫产生一种很早以前游戏就能产生的情绪，并且诙谐就会尽可能地去取代它。尽管我们一直坚持，这些诙谐可以被称为单纯性的而不是倾向性的诙谐，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严格说来，只有俏皮话才是没有倾向性的——即是说，只有它才为产生快乐这个目的服务。因为即使诙谐所包括的思想没有任何倾向性，因而它只在理论上为智力兴趣服务，然而诙谐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毫无倾向的。诙谐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着重强调这个目的并保护它不受批评来促进这种思想。这样，通过坚决反对某种抑制的和约束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现在的批评性判断，它们又一次暴露出自己的本性。
初次使用那些不仅仅只产生快乐的诙谐为对它们的进一步运用指明了方向。现在，人们已把诙谐看做是一种有力量的心理因素：如果把它放到天平的这一侧或那一侧，其重量就显而易见了。人们用诙谐为心理生活的主要目的和本能服务。无倾向性的原始诙谐起初就是游戏，后来人们才把它与目的间接联系起来，人们头脑中所产生的任何东西最终都离不开这些目的。我们已经知道了诙谐在服务于裸露目的、敌意目的、愤世嫉俗的目的和怀疑目的时所取得的成就。在起源于猥亵语的淫秽诙谐中，诙谐通过那些使女人因为第三者在场而感到羞辱的言语而给第三者带来极大乐趣，从而使这个原本打算干扰性场面的第三者变为同盟者。在攻击性目的中，诙谐用同一方法把原来漠不关心的听者变成了共同仇恨者或共同鄙视者，而且通过这种方法纠集起一伙反对者来对付自己的敌人。在第一种情况下，诙谐用它所提供的额外乐趣克服了羞怯和体面这些抑制。在第二种情况下，诙谐摧毁了那种否则就会对辩论横加干涉的批判性判断。在为愤世嫉俗的怀疑目的服务的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下，诙谐一方面加强这种议点；另一方面则采用一种新的攻击手段，把听者已经相信的对种种制度和真理的尊严击得粉碎。如果辩论想把听者的批评拉到自己一边，诙谐就会设法把该批评排除掉。毋庸置疑，诙谐选择了在心理学上更为有效的方法。
在概述倾向性诙谐的成就时，更容易看出的是，大多数的显著成就都是通过诙谐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作用而臆断出来的。可是，更重要的是，理解诙谐在自己的创造者的头脑中，或用唯一正确的方法来说，在自己的想象者头脑中所起的那种作用。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提出过，——现在我们借此机会再重复一遍——我们应该尽力研究涉及到两个人之间的区分的诙谐的心理现象，目前我们可以暂时假定，诙谐在听者身上引起的心理过程，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该诙谐的创造者心理过程的模仿。听者将要克服的外部障碍与诙谐创造者的内部抑制相对应，而且诙谐的创造者至少有想抑制外部障碍的期望。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分明还存在着在倾向性诙谐中已经被克服了的内部障碍。例如，在N先生的诙谐中，我们可以假定，诙谐不仅使听者能通过侮辱而欣赏攻击性的乐趣，而且最重要的是能使他产生诙谐。在各种不同的内在抑制或压制中，有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它的影响最为深远，我们称之为“压抑”（repression），其功能在于防止冲动，并防止冲动的结果进入意识。我们将会知道，倾向性的诙谐甚至能够把快乐从那些已经遭受过压抑的来源中解放出来。假如可以用上述方法把对外部障碍的克服追溯到内部抑制和压抑的克服上，我们就可以说，倾向性诙谐比诙谐的其他任何发展阶段都更加清楚地表明：诙谐工作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去除抑制将快乐解放出来。诙谐要么通过为被压制的冲动提供帮助而加强它所服务的目的，要么全身心地为这些被压抑的目的服务。
我们或许可以承认，这就是倾向性的诙谐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还必须记住，我们并不了解这些倾向性诙谐是以什么方法运用这些成就的。它们的力量在于从文字游戏和被解放了的胡说的那些来源中获得大量快乐；但如果我们想要根据那些从没有倾向性的俏皮话中获得的印象来判断，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这种快乐的力量大得足以去除那些根深蒂固的抑制和压抑。事实上，我们这里所处理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力量的作用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释放问题。现在我并不打算讲我在理解这个情形时所走过的漫长的弯路，相反，我将尽力对这一情形作一个简短的综合性说明。
费希纳（1887，第1卷，第5章）已经提出了“美学辅助或美学增强的原则”。他是这样说的：“那些单个的见效甚微的快乐的决定因素，在彼此间不发生抵触的合作状态下所产生的快乐结果，比这些决定因素在各自孤立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快乐价值不但要大，而且要大得多，或者说其效果比各个效果的总和大抑或大得多。的确，只要这些决定因素联合起来，它们就可以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快乐效果，并能越过快乐的阈限而自由地流淌，而单个决定因素由于力不从心，却做不到这一点：尽管与其他因素相比，它们必须在产生快乐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出处同上，第51页，斜体字是费希纳的原话。）
我认为，诙谐的主题并没有给我们提供验证这条在其他许多美学结构中可以说明此原则正确性的机会，但是，我们已经从诙谐那里学到了一些至少已经很接近这条原则的东西，即在好几个产生乐趣因素的合作中，我们根本无法给每个因素分派实际上属于它的那一部分效果[见第94页]。然而，我们可以改变在这条“辅助原则”中所假设的情况，同时对于这些新的情况，我们则可以提出许多值得回答的问题。如果在某种合作状态中快乐的决定因素与不愉快的决定因素同时出现，通常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种结果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该结果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呢？
在这些可能性中，倾向性诙谐属于一种特殊情况。有一种冲动或欲望总是在尽力把乐趣从某种特殊的根源中解放出来。假使不限制其活动，它肯定能做到这一点。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正好与之相反的冲动，它总在竭力反对——抑制或压制着乐趣的产生。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这种起压制作用的冲动流必须比被压制的冲动流稍强一些，但被压制的冲动流却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而遭到任何破坏。现在我们不妨假定，出现了另一种通过同一过程但从其他的根源中把快乐释放出来的冲动，其意义与被压制的冲动极为类似。在这种情况下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比起这个纲要性的讨论，下述实例将会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们假设，这里有一种想侮辱某个人的冲动；但它却遭到了礼貌或审美文化的强烈反对，以至于这种侮辱无法产生，譬如，如果由于情感状态抑或情绪的某种改变，侮辱能够脱口而出，那么，这种由侮辱性目的而引起的突破就会使人感到很不愉快。于是，这种侮辱就等于没有发生。不过，我们现在也可以假定这里还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我们能从为了侮辱而使用的语言和思想材料中产生出很好的诙谐——亦即快乐可以从未受到同一压制的阻碍的其他根源中解放出来。但是，快乐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此刻仍不会出现，除非这种侮辱得到允许可以产生；一旦这种侮辱得以产生，它就与快乐的重新释放融为一体了。倾向性诙谐的经验表明，在这些情况下，被压抑的目的在诙谐乐趣的帮助下就能得到足够的力量来克服抑制，否则这种抑制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之所以会有侮辱，是因为只有这样，诙谐才能产生。但如此得到的乐趣并不单单是由诙谐所产生的：这种乐趣无比强大。实际上，它比由诙谐引起的快乐要大得多，所以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个迄今为止被压制着的目的已经成功地冲破了一切禁忌，或许丝毫未损。正是在此情况下，倾向性诙谐最能使人们捧腹大笑1494。
研究人们发笑的种种决定性因素，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诙谐以及受压制时所发生的情况。[参见第145页以下]但即使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出，倾向性诙谐是这种“辅助原则”的一种特例，产生乐趣的某种可能性总是在另一种乐趣的可能性受到妨碍时意外产生的，以致它使后者本身不能单独产生任何乐趣，其结果是这种乐趣的产生比意外产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可以说，它的作用犹如一种“激励的额外津贴”（incentive bonus），用少量乐趣的帮助，即可得到大量的而且是几乎不能企及的乐趣。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一原则是与适用于心理生活中许多大相径庭的活动领域中的那种安排相关联的，同时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种有助于释放大量快乐的快乐称为“前期快乐”（fore-pleasure），也可以把这种原则称为“前期快乐原则”（fore-pleasure principle）。1495
现在我们可以说明倾向性诙谐的操作方式的公式了。它们尽力为倾向性诙谐的目的服务，以便通过使用诙谐中获得的快乐作为一个前期快乐，通过解除压制和压抑从而产生新的快乐。倘若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诙谐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说，诙谐自始至终保持着其基本性质。它以游戏为开端，目的是从语词和思想的自由使用中得到乐趣。一旦理智的增强（the strengthening of reasoning）禁止这种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和荒谬的思想游戏，它马上就变成了俏皮话，以便它能够保留这些快乐资源，同时也便于自己能够从胡说的解放中得到新的快乐。同时，从诙谐本身来讲，它仍是一个无倾向性的诙谐，它帮助那些思想并加强它们的力量以反对批评判断的指责。此时“混合着各种快乐根源的原理”仍是一个对诙谐有用的过程。最后它又帮助那些正在与压制作斗争的主要目的，以便通过“前期快乐原则”1496来解除其内在抑制。理智、批评性判断和压制——这些都是该诙谐接连不断要反对的力量；而且它还坚定不移地坚持原来的那些言语快乐的资源，并从俏皮话阶段开始，通过解除压制来给自己开辟新的乐趣来源。所以，诙谐所产生的快乐，无论是游戏中的快乐还是解除抑制而产生的快乐，只要这种观点并不与快乐的基本性质相悖，并能证明自己在其他领域里同样富有成效，那么随时都可以追溯到心理消耗的节省上去。1497
二、诙谐的动机——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诙谐
我们现在似乎毫无必要再谈论诙谐的动机了，因为获得快乐这一目的应当被看做是诙谐工作足够的动机。但一方面我们不能排除别的动机也参与了诙谐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考虑到某些众所周知的经验，我们必须提出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这个普遍问题。
有两个事实特别促使我们这样做。虽然诙谐工作是从心理过程中得到快乐的一种绝妙方法，但是很明显，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样能使用这一方法，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诙谐。一般说来，只有极少数人能制造大量的诙谐；而且他们都以“机智”（Witz）1498著称。在原来的心理“官能”领域里，“机智”似乎在这一方面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同时它仿佛完全不依赖于诸如智力、想象力和记忆等其他技能就能出现。所以，在这些“机智的”人们身上，必须假定有一种特殊的遗传素质或者有一种允许或喜爱诙谐工作的心理的决定因素。
我担心我们不会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间或从理解某一诙谐开始，再成功地发展到了解诙谐创造者内心的主观决定因素。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们开始用来研究诙谐技巧的诙谐事例，才会使我们窥到它的主观决定因素。我这里指的是海涅的那个曾经引起海曼斯和李普斯注意的诙谐。
“我和萨洛蒙·罗特希尔德并肩而坐，他完全把我当同等的人看待——相当地famillionairely。”（《卢卡浴场》）
海涅借一个喜剧性人物赫希·海厄辛斯——汉堡的彩票掮客、爆米花制造商、职业的估价员、贵族克里斯托福瑞·岗普利内（原名岗普尔）男爵的贴身男仆之口说出了这段话。很明显，诗人在创作该诙谐时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因为他让赫希·海厄辛斯大吹牛皮，并且通过他的嘴说出了这些最有趣、最坦率的话；甚至让他展现了桑丘·潘沙1499的实践哲学。可惜，对戏剧创作毫无兴趣的海涅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讨人喜欢的人物。只在少数章节中，诗人本人才在没有伪装的情况下，借赫希·海厄辛斯的嘴讲话。毫无疑问，这个人物只不过是自我嘲弄而已。赫希解释了他为什么不叫原来的名字，而改名为“海厄辛斯”的原因：“因为在我的印章上，已有了一个字母‘H’，所以我无需再另刻一个‘H’字母了。”但是海涅出于同一用词节省的目的，在受洗礼时，1500把自己的名字“Harry”改成了“Heinrich”。任何熟悉诗人传记的人都会记得，在汉堡（这个地名再一次使我们把它与赫希·海厄辛斯这个人物联系起来），海涅也有一位名叫赫希·海厄辛斯的叔叔。作为这个家族中最富有的人，他对海涅的一生影响很大。如老罗特希尔德非常famillionairely对待赫希的一样，他的这位叔叔也叫萨洛蒙。如果我们把在赫希·海厄辛斯嘴里仅仅是句俏皮话的这句话，认为是他的侄子哈里·海恩里奇说的，那么立即展示出一个极度辛酸的背景。毕竟，他也是这个家族的一员，同时我们也知道他非常想和这位叔叔的一个女儿结婚；但是他的表妹拒绝了他的求婚，而且他的叔叔也总是视他为穷亲戚，对他相当地familionairely。他在汉堡的那些有钱的老表们还从未正眼看过他。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嫁进海涅家族的老姑妈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当她年轻漂亮时，在一次家宴上，她发现坐在自己身旁的是一个令人讨厌、而且其他人也都鄙视的人。她自己也觉得毫无理由要对他亲近友好些。只是在多年以后，她才知道那位不拘小节，为大家所忽视了的堂兄弟就是诗人海恩里奇·海涅。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在他的青年时代和以后的许多年里，海涅忍受了阔亲戚们的许多冷遇。“familionairely”这个诙谐正是从这种主观情绪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
人们或许会猜想，在这个伟大的嘲弄者的其他诙谐中也有类似的主观决定因素；但据我所知，再也没有另一个例子能如此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因此，要想对这些个人决定因素的性质进行更明确的解释并非易事。的确，大体说来，我们一开始就无意于给每一个诙谐的起源都规定如此复杂的决定因素。而且其他名流们创作的诙谐也很难被我们的考察所触及。事实上，我们的印象是：诙谐工作的主观决定因素与神经症疾患的主观决定因素并非没有关系——比如，当我们了解到，利希腾贝格是一个有种种怪癖的严重疑病（hypochondriasis）患者时，情况就是如此。绝大多数诙谐，特别是那些新产生的与当时所发生的事件有关的诙谐，都是在不知作者姓名的情况下流传开的；人们都想知道这些诙谐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人创造的。如果医生有机会结识这些尽管在其他方面并不很出色、但只有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却以诙谐闻名而且被公认是创造了许多绝妙的诙谐的人之一，那么他也许会惊奇地发现此人是一个分裂人格者（disunited personality），并有神经紊乱的倾向。不过，由于文字证据不足，我们当然要阻止我们确立这个假设，这种精神神经症的素质是否是诙谐形成的一个常见的或必要的主观条件。
许多有关犹太人的诙谐更能清楚明白地说明这一点。恰如我已提到的那样，这些诙谐通常都是犹太人自己创造的，而来源不同的许多关于他们的趣闻轶事很少超出滑稽故事或辛辣嘲弄这一水平。决定他们亲自参与诙谐的东西与海涅的“famillionairely”诙谐一例中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其含义似乎在于这个事实：诙谐的创造者发现很难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批评抑或攻击，因此，他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迂回的途径。
决定或偏爱诙谐工作的其他主观决定因素，则非常明显。产生单纯性诙谐的动机力量往往是显示一个人的聪明，表现自己的一种强烈冲动——一种与性领域里的露阴癖几近相同的本能。存在着许多其压制均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中的遗传这一事实，这为有倾向性诙谐的产生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因此，一个人性欲结构中的某些单个成分可能表现为诙谐建构的动机。所以，一切淫秽诙谐都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在这些诙谐创造者身上隐匿着一种裸露癖的倾向；他们的性欲里明显存在着强烈的施虐狂成分，但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抑制的人们，才最富有攻击性的有倾向性的诙谐。
使研究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成为必要的第二个事实是，没有人满足于仅自己讲诙谐。把诙谐讲给他人听的这种冲动与诙谐工作密不可分。实际上，这种冲动非常强烈，以致它常常无视重重疑虑而成功地传达了诙谐。在滑稽当中，虽然也给人带来乐趣，但要求却不是强制的。如果一个人碰巧看到了某个滑稽性的东西，他也可以独自欣赏它，然而，诙谐却必须传达。显然，当一个人想起一个诙谐时，构造诙谐的心理过程似乎并没有结束：这里还存在着某个东西，它试图通过传达这个观念来结束建构该诙谐的这个未知的过程。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推测出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我们传达诙谐的这种冲动。但在诙谐中，我们却能看出它的另一个区别于滑稽的特性。倘若看到了某个很滑稽的东西，我自己就会因为它而开怀大笑。不过，如果我把它传达给另一个人而使他发笑，那我也会感到高兴。事实的确如此。但我却不会因我自己想起、自己创造的诙谐而发笑，尽管该诙谐肯定会给我明显的乐趣。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我想传达该诙谐的这种需要，以某种方式与由此产生的笑有关。这种笑没有在我身上出现，但在别人身上却是相当明显的。
那么，我为什么不为自己的诙谐而发笑呢？另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让我们首先考虑后一个问题。在喜剧中，通常涉及到两个人：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一个我可以在其身上发现某种滑稽东西的人。如果无生命的事物对我来说似乎是滑稽的，那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生活中常常出现一种拟人化的缘故。这个滑稽过程就因为这两个人——自我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而得到了满足。除此之外，第三者也可以参与进来，但他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作为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的诙谐，一开始并没有人充当对象，但在俏皮话的预备阶段，假如它成功地保护了游戏和胡说免遭理智的反对，那么它就需要另一个人来传达其结果。可是，诙谐中的第二个人并不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相对应，而是和第三者，即滑稽中的“另一个”人相对应。在俏皮话中，诙谐工作能否完成自己的任务，似乎是由另一个人来决定的，仿佛自我不敢确信自己在这个观点上所作的判断是否正确，单纯性诙谐，即那些用来加强一种思想的诙谐，也需要另一个人来检验它们是否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假如诙谐已经开始为暴露目的或敌意目的服务，正如在喜剧中那样，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三个人之间的心理过程，不过第三者在此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诙谐的这种心理过程是在第一个人（自我）和第三者（局外人）之间完成的，不像在喜剧中那样是在自我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之间完成的。
也是在有第三者的情况下，诙谐遇到了可能会使产生快乐的兴奋这个目的无法达到的种种主观决定因素。恰似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二场）中所说的那样：
一个俏皮话的成功在于听者的耳朵，而绝不是说者的舌头……
一个思想严肃的人，不大会证实俏皮话曾成功地帮助他获得过言语方面的快乐这一事实。作为俏皮话的第三者，他本人必须是快乐的或至少是处在一种冷漠的情感状态。虽然在单纯性诙谐和倾向性诙谐中均存在着同一种障碍，但在后者中，还有一个与诙谐正在尽力达到的目的相反的障碍。倘若所暴露的是第三者非常尊敬的亲戚，那么，他不可能因听了一个极精彩的淫秽诙谐而发笑；在一群牧师和教长面前，没有人敢冒昧地把海涅的那个比喻讲出来，即把天主教和新教牧师比做是零售商和经营批发贸易的雇员。如果听众有“我”的反对者的忠实朋友，那么“我”用来攻击他的最诙谐的痛骂就不会被认为是诙谐，而会被看成是辱骂，而且在听众的头脑中，这些最诙谐的痛骂所产生的将不是乐趣，而是愤怒。某种程度的善意或保持中立地位，即没有任何能够引起反对诙谐目的的情感因素，是第三者参与完成整个诙谐过程必须具备的条件。
只要诙谐操作过程中没有这些障碍，就会出现一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现象：诙谐产生的快乐在第三者身上要比在诙谐创作者身上更为明显。我们必须满足于说更明显，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往往会问，听者所获得的快乐是否并不比诙谐创造者所获得的快乐更“强烈”，这自然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缺乏测量和比较手段。但我们还发现，通常在第一个人以一种紧张严肃的神态讲完诙谐之后，听者常用哗然大笑来证明他的快乐。倘若我重复一个我曾听到过的诙谐，要是我不想破坏其效果的话，我就得在行为举止方面跟原来说诙谐话的人一模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从因诙谐而笑这个因素中给建构诙谐的心理过程下一个结论。
现在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已经提出过和发表过的关于笑的性质的文章都考虑进来。这很可能是由于李博（Ribot）的一位学生迪加（Dogas）在为其《笑的心理学》（1902，第1页）一书作序时说的一段话，而使我们不敢这样去做。他写道：“Il n‘est pas de fait plus banal et plus ètudié que le rire；il n’en est pas qui ait eu le don d‘exciter davantage la curiosité du vulgaire et celle des philosophes；il n’en est pas sur lequel on ait receuilli plus d‘observations et bati plus de theories, et avec cela il n’en est pas qui demeure plus inexpiqué.On serait tenté de dire avec les sceptiques qu‘il faut être content de rire et de ne pas chercher à savoir pourquoi on rit, d’autant que peut-être la réflexion tue le rire, etqu‘il serait alors contra dictoire qu’elle en découvr?t les causes.”1501
另一方面，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种与我们的思想路线绝妙一致的笑的机制的观点。我记得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他的《笑的生理学》（1860）一文中曾试图对此观点加以解释。据斯宾塞说，笑是一种心理兴奋的释放现象，同时也是这种兴奋的心理运用突然遇到一种障碍的证明。他用下面的话来描述以笑告终的心理状态。“只有当意识不知不觉由大事转向小事时——只有还存在着我们称之为下降的不协调时——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发笑。”1502
从某种极其类似的意义上讲，法国作家们（比如，迪加）把笑说成是一种“放松”，即一种紧张感松弛的现象。所以，在我看来，培因（Bain，1865，第250页）提出的那个准则——“笑是紧张感的一种解除”——比某些权威们的观点更接近于斯宾塞的观点。
然而，我们觉得有必要修正斯宾塞的这种观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给其观点中的某些思想下一个更为确切的定义，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它们。我们应该说，如果先前为特殊精神道路的贯注所运用的那些心理能量的配额变得毫无用处，以致于它可以自由地释放时，笑才会出现。我们都知道，做出这种假设会招致什么样的“憎恶的面孔”；但为了捍卫自己，我们将冒险引用李普斯的专著《滑稽与幽默》（1898，第71页）中的一句很贴切的话，从该书中我们可以得到除滑稽和幽默以外的许多问题的启示。他说：“最后，特殊的心理学问题总是不偏不倚地引导我们深入到心理学中去，因此，从根本上说，人们不能孤立地处理任何心理学问题。”自从我开始从哲学的角度对心理病理学中的事实加以整理时起，就已习惯于使用“心理能量”、“释放”这些术语，以及把心理能量当做一种数量来处理。在《释梦》（1900a）里，我曾试图（和李普斯一样）证实“心理上真正有效的”（really psychically elective）东西本身就是潜意识的心理过程，而不是意识的内容。1503只有当我谈到“心理途径的贯注”（“cathexis of psychical paths”）时，我似乎才开始背离李普斯所通常使用的那些类比。我的经验是，心理能量可以沿着某些联想途径进行移置，以及心理过程的种种痕迹不仅是坚不可摧的，而且还是持久的，这些经验实际上已经向我暗示，我可以采用某种类似的方法来描绘那些未知的东西。为了避免产生误解，我必须再补充一点，我现在并不是想公开声明，细胞和神经纤维或者目前已有了自己地位的神经系统就是这些心理途径1504，即使这些途径可以用至今仍无法说明的某种方式以神经系统的有机元素来表示。
因此，根据我们的假设，在笑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允许迄今为止用于贯注的心理能量自由释放的种种条件。但是，由于笑——的确，不是所有的笑，但诙谐的笑却是肯定的——是一种快乐的象征，所以我们倾向于把这种快乐与先前所存在着的贯注的解除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发现诙谐的听者发笑，而诙谐的创造者却不能发笑，这就一定表明，在听者身上，贯注消耗皆已解除和释放；而在诙谐建构过程中，无论是解除还是可能的释放都存在着种种障碍。人们只能通过强调这个事实，即听者只用了极少的消耗就使自己获得了诙谐快乐，才能更恰当地描述听者，亦即诙谐的第三者的心理过程。人们或许会说，该诙谐是别人赠送给他的。他所听到的诙谐的词语必定会使他产生一种想法或一连串的思想，而巨大的内部抑制却反对他建构这种想法或这一连串思想。为了使该想法或思想能够像第一个人身上那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他可能已经做过了一番努力；或者说这样做时，他可能已经至少使用了与这种想法的抑制（inhibition）、压制（suppression）抑或压抑（repression）的力量相一致的精神消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节省了许多心理消耗。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我们应当说他的快乐与他的节省相称。对笑的机制的深入了解导致我们更想说：由于依靠听觉而提出了那种被禁止的观点，故用于抑制的贯注能量（cathectic energy）现在突然变得多余，并得到了解除，因此，现在它很乐意被笑释放出来。从本质上讲，以上两种论述殊途同归，因为被节省的消耗恰好与现在多余的抑制相对应。但是，后一种论述更富于启发性，因为它准许我们说，诙谐的听者是用通过抑制贯注的解除而变得自由的有限的心理能量来发笑的。我们可以说，他用笑消耗掉了这些心理能量。
假如制造诙谐的那个人不能发笑，正如在我们刚才说过的那样，这就表明，在诙谐创造者身上发生的东西与在第三者身上发生的东西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要么在于解除抑制贯注，要么在于释放抑制贯注的这种可能性上。但是，就像我们马上会看到的那样，这两种情况的前一种与目前所谈的情况不符。第一个人身上的抑制的能量贯注必须解除，否则，诙谐就不会产生，因为诙谐的形成正是为了克服那种阻力。同时，我一个人也不可能感受到这种诙谐快乐，事实上，我们只能在抑制解除时才能得到这种快乐。此外还有第二种情况，亦即，尽管第一个人感到了快乐，但他还不能发笑，因为释放的可能性被扰乱了。释放可能性的这种阻碍是产生笑的一个必要前提，它能从马上就可以适用于某个其他的内在心理应用的、被释放了的贯注的心理能量中产生。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可能性，这的确是个好现象；而且我们也会马上对它产生兴趣。但在诙谐的第一个人身上，还存在着另一个导致同样结果的条件。极有可能的是，尽管解除了的能量贯注抑制，但能够被展现出来的能量还是不能被释放出来。在诙谐的第一个人身上，诙谐工作实际上是以一种必须与某种限量的新的心理消耗相对应的方式进行的。这样，第一个人自己就产生了一种解除抑制的力量，同时这种力量无疑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乐趣；甚至在倾向性诙谐中，这也会引起相当大的快乐，因为诙谐工作本身获得的前期快乐又会进一步解除抑制；但是诙谐工作的消耗却被从来自于抑制的解除所得到的快乐中扣除掉了——这种消耗与诙谐的听者所避免的消耗是一模一样的。我刚才说过的话，可由下述观察事实加以证实：一旦要求第三者把消耗花在与诙谐有联系的智力工作上，那么即使在他身上，该诙谐也会丧失令人发笑的这种作用。诙谐的隐喻必须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省略掉的东西也必须很容易就能补上。一旦有意识的智力兴趣苏醒过来，该诙谐的作用就不可能产生。这就是诙谐和谜语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总的来看，诙谐工作期间的心理丛（psychical constellation）可能对已获得的能量的自由释放不利。然而，我们现在还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已经能够更成功地阐明我们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第三者何以发笑成功，但并不能说明另一个方面——即为什么第一个人不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