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
宋广文 译
戴淑艳 校
宋广文 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关于自恋问题的专论。自恋是弗洛伊德性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它对理解弗洛伊德以力比多学说为基础的泛性论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
自恋（narcissism），由临床描述引申而来，于1899年首次被纳克（Paul Nacke）使用1255，指个体像对待性对象（sexual object）一样的对待自体的一种态度（attitude）。自恋者自我欣赏、自我抚摸、自我玩弄，直至获得彻底的满足。达到这种程度后，自恋便具有了性变态（perversion）的性质，因为个体性生活的全部都为它所独占，所以具有我们所研究的性变态的特点。
观察的结果常令精神分析者为之震惊，具有自恋态度的许多人还遭遇了其他障碍，比如赛哲（Sadger）所指出的同性恋（homosexuals）。此外，自恋应得到的力比多或许有更广泛的表现，它也许会在人类性发展的正常过程中为自己保有一席之地。1256精神分析之于神经症者的困难导致了同样的设想，因为这种自恋态度似乎可以限制自恋者使之不易受到影响。就此而言，自恋不会是性变态，而是对自我保护本能的自我中心（egoism）的补充，可以作为适于所有生物体的标志。
如果我们将“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克勒佩林，Kraepelin）或“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布洛伊勒，Bleuler）纳入力比多理论的假设之中，我们就会产生研究原生与正常自恋概念的迫切动机。被我称为“精神偏执症”的病人（paraphrenics）表现出了两个基本特征：妄自尊大和转移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对人和物的兴趣。由于后一原因，使得他们难以接受精神分析的影响，我们的治疗努力当然也便付之东流，不过，精神偏执狂者对外部世界兴趣的转移尚需做更精确的描述。同样，癔症患者或强迫性神经症者也会视其病情放弃与现实的关系。分析表明，他们绝不会中断与人、物的性欲关系，仍在幻想中保持这种关系。比如，一方面，要么用记忆中想象的东西代替现实客体，要么把想象的东西与现实的客体相混淆；另一方面，他放弃运动神经的初始活动而去实现与其他客体建立联系的目的。只是在力比多的这种情形下，我们也许才可以合乎逻辑地使用被荣格（Jung）混杂使用的“力比多内向”（introversion of the libido）。1257否则，就会是“精神偏执症”的。病人似乎将其力比多从外部世界的人和物中撤回，而在幻想中不用他物加以替代。而一旦病人用幻想加以替代，整个过程就变成了第二位的，并成了试图恢复的一部分——将力比多带回到客体。1258
这样，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精神分裂症中，从外部客体撤回的力比多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些情形中的妄自尊大特征为我们指点了迷津。毫无疑问，妄自尊大是以牺牲“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为前提的。从外部世界撤回的力比多转向了自我（ego），并产生了可以称之为自恋的态度。然而，妄自尊大本身全无创新而言，相反，诚如我们所知，它是曾经存在着的条件的更清楚的表现。这使得我们把从“对象贯注”（object-cathexes）中撤回的自恋看做一个“继发过程”（secondary process），在此之上叠置着许多不同的影响。
请允许我申明，在此我并不试图解释或对精神分裂症问题做更深的探讨，我仅仅是把别处已经表述的观点集中起来，以为自恋的导论提供辩解。
在我看来，这种力比多理论合乎逻辑的扩展还受到了第三种资料的支持，即我们对儿童与原始人心理生活的观察与观点。我们可以把原始人的特征概括为一个方面：妄自尊大。表现为对自己愿望与心理活动能量的高估，思想是全能的，相信语词的魔力，具有对付外部世界的技巧——“魔术”（magic），它好像是这些浮夸的前提的逻辑应用。1259今日儿童的发展更令我们费解，我们期望发现他们与原始人完全类似的态度1260，于是我们便形成了关于自我（ego）的原始力比多贯注（original libidinal cathexis）的观念，以后由此生出一部分指向客体并坚持下去，它与“对象贯注”的关系如同身体中的变形虫（amoeba）与其伸出的伪足（pseudopodia）的关系。1261由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作为神经症症状的起点，力比多的这种分配对我们而言却是隐蔽的。我们所注意到的仅是力比多的散发（emanation）——对象贯注，既可发出，又可收回。广而言之，我们同样看到了“自我力比多”（ego libido）与“对象力比多”之间的对立。1262一方面用得越多，另一方面则用得越少。对象力比多发展的最高方面可在爱情中看到：为了对象贯注，个体似乎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同样，偏执狂关于“世界末日”（end of the world）的幻想或“自我知觉”则是相反的情形。1263最后，考虑到心理能量的分化，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自恋的情形中，心理能量本是聚集在一起的，我们的分析粗糙的尚不能将它们区别开来，在将性能力——力比多——从“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能量中区分出来之前，这种对象贯注的区分是不可能的。
在做更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我必须触及到两个问题，这是该专题的中心困难所在。其一，我们所说的“自体性欲”（auto erotism）的自恋与作为力比多早期形态的自恋之间是什么关系1264；其二，如果将自我（ego）视为力比多的原始贯注，还有什么必要在自我本能中对性力比多与非性力比多做出区分。是否有一种单一的心理能量可以将自我本能能量从“自我力比多”中区分出来，将自我力比多从“对象力比多”中区分出来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可以指出，我们一定会认为，与自我相提并论的整体性（unity），不可能一开始就存在于个体之中，这是因为自我需要发展。而自体性欲本能却一开始就有，那么要实现自恋，在自体性欲之上一定还会有新的心理行为。
要对第二个问题做出确切的回答，对每一个精神分析者而言，显然是不容易的。有人出于对无效的理论争执的反对，讨厌放弃观察，但澄清事实却是必需的。的确，关于自我力比多，自我本能能量等观念，既不容易掌握，内容也不丰富。关于这些关系的纯理论必须建立在清晰限定的概念之上，然而，我认为纯理论与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科学是有区别的。其实，后者不会嫉羡纯理论具有通畅逻辑的无可反驳的基础，而满足于自身具有模糊，几乎无想象性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清楚，有些则可以被其他概念所替换。当然，这些观念不是任何事件都可依据的科学基础：基础只能是观察（observation）。它们不是整个结构的基础，而是顶端，可以在不受损害的前提下被替换、被抛弃。这种现象在物理学中也一样，基本的概念如物质、引力等，并不比精神分析中的相应概念争议更少。1265
作为概念，“自我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的价值事实上在于它们源自对神经症与精神病（psychotic）过程基本特征的研究。将力比多分化为适于自我与依附于对象的两个方面，是区分性本能与自我本能假设的必然结果。无论如何，对纯粹移情性神经症（癔症与强迫神经症）的分析促使我做出这种区分，据我所知，用其他方式对于这些现象做出解释的企图均彻底失败了。
在全然缺乏任何本能理论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位置，我们会允诺或义不容辞地通过研究提出能够导致逻辑性结论的假设，直到这种假设要么崩溃，要么确定无疑。将性本能与其他本能如自我本能从一开始就做出区分的假设具有多种特点，不单是有助于对移情性神经症的分析。我承认，就后者而言可以做到十分清楚，因为这可能是一种中性的心理能量，通过对对象的攫取行为变成了力比多。首先，这一概念区分相当于饥饿与爱这种共同的、普遍化的现象的区分。其次，有必要从生物学角度进行考虑。个体的确是一种双重存在物：一面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另一面则是联结点，用于对抗自己的愿望（或至少是不情愿的）。个体将性视为目的之一，然而从另一种观点看，他又是“种质”（germplasm）的“附属物”（appendage），其目的在于用能量获得快乐“红利”。人是“永生物质”（可能的）的非永久性工具——如同限嗣财产的继承者，只能对该财产暂时地拥有。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分离也许基本上反映了个体的这种双重功能。1266再次，我们必须记住，我们这些有关心理学的暂时观点总有一日会建立在“机体基质”之上。正是某些特殊的物质及化学过程操纵了性活动，并使个体的生活扩展为种族的。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我们将用特殊的心理力量取代特殊的化学物质。
总体上看，我试图保持心理学的纯洁性，以便使它与本质不同的现象甚至生物学的思想区别开来。有鉴于此，我乐意就这一点追加我的想法如下，关于自我本能与性本能的分化假设（即力比多理论）并非全部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而主要衍生于生物学。然而，如果精神分析的工作本身产生出关于本能的其他更加适用的假设，我会一如既往地（根据我的一般原则）放弃这一假设的。可惜的是，迄今尚未有这样的假设产生。性能量——力比多——从最基本的和长远的观点上看，是心理中一般活动能量分化的结果。不过这样的结论并无实用意义，因为它远离我们所观察到的问题，我们对它认识的如此之少，以至于反对它或支持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如同为了建立遗传的合法权利，人类所有的种族必须找到原始的亲属关系作为证据一样，这种基本的同一性（identity）似与我们的分析兴趣相距甚远，所有的推断都令我们无路可行。既然我们不能等待另一种科学为我们提供本能理论的最后结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应试图通过对心理现象的综合分析，去探讨和发现这一生物学的基本问题。当然，我们必须面对犯错的可能性。不过，这不应阻碍我们关于自我本能与性本能假设的逻辑应用（这种假设源于对移情性神经症的分析）1267，也不应阻碍我们看到，这种假设是否无矛盾且富有成效和这种假设是否适用于其他障碍，如精神分裂症。
如果力比多理论被证明在解释精神分裂症时是失败的，那情形当然就不同了。荣格（1912）已论述过这一点，故我不得不再讨论一番，否则我不会乐意再费笔墨的。如果不是荣格的原因，我会按照对一个偏执狂病人（Schreber）的分析顺序进行，而不必讨论其前提。然而，荣格的推断至少是不成熟的，他所提供的基础是贫乏的。首先，由于对这一病人分析上的困难，他似乎接受了我已经明示的扩展力比多概念（即放弃性内容）的观点，总体上将它等同于心理兴趣，费伦茨在对荣格的详尽批评中已经说到，对荣格的错误解释加以更正是必要的。我仅能论证费伦茨的批评，并重申我从未撤回力比多理论。荣格的另一观点，即力比多的撤回本身足以导致正常的功能的丧失1268，这真难以想象。与其说这是论证，不如说是声明。它“用假定去争辩”1269而不进行讨论，因为它究竟如何必须建立在准确的调查研究之上。在荣格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中（1913，第339～340页），他对我早就明确的结论视而不见。他写道：“与此同时，还需更进一步探讨的是（弗洛伊德在对偏执狂病人分析时的要点），‘性力比多’的内倾（introversion）导致了对‘自我’的贯注，其结果便可能是‘现实的丧失’。当然，用这种方式对现实的丧失做出心理学的解释是不乏诱惑的。”然而荣格并未对这种可能性作出更深的探讨。1270在后来的行文中，他又舍弃了他的想法，为这种结果“会导致禁欲的隐士心理学，而不会是精神分裂症（dementia praecox）”。这种笨拙的类比对问题解决犹如杯水车薪：“这种试图根除性兴趣（就普遍意义的性而言）所有痕迹的隐士，根本不存在由于力比多的分配而成为病人的问题，他也许将对人的性兴趣彻底转移，也许将它升华（sublimated）为对神、自然或动物王国的更高兴趣，根本用不着将力比多内倾为幻想或返回到自我中，这种类比似乎预先已取消了兴趣分化的可能性：源于性欲的和源于其他的。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瑞士学校的研究，尽管它很有价值，但不过仅阐明了精神分裂症的两个特点：我们所知道的健康人与神经症者都有的情结和指向普遍神话的幻想的相似性。然而这并未给疾病的机制增添任何新知。我们可以对荣格的推断予以否定，力比多理论既无法对精神分裂症做出解释，当然注定也对其他神经症无能为力。
二
在我看来，对自恋的直接研究导致了我们所面临的特定困难。我们涉入自恋的主要手段仍停留在对精神偏执症的分析之上。如同移情性神经症可使我们追溯到力比多的本能冲动，精神分裂症与偏执狂则可以使我们悟出自我心理学。进而言之，为了能够理解正常现象中的简单性，我们将转向病理学（pathology）来研究一些扭曲的或夸张的现象。同样，我们并不对其他手段弃之如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对自恋的更好认识。下面我将按以下顺序予以讨论：器质性疾病的研究（organic disease）、疑病（hypochondria）的研究与性欲生活的研究。
为估价器质性疾病对力比多分配的影响，我将按费伦茨给我的口头建议进行。众所周知的现实是，受器官疼痛和不适困扰的人，连自己的痛苦都不在意，怎么对外部世界的事物再有兴趣呢？缜密的观察表明，他甚至会撤回对“性爱对象”（love-object）的“力比多”兴趣：只要继续痛苦，就会停止爱。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一事实的共同本质转译为力比多的理论术语。因此，我们会说：病人将他的力比多贯注撤回到自我，而一旦恢复又会将它送出。“在他臼齿的小孔中，全神贯注是他的灵魂”，遭受牙痛痛苦的诗人布克（W.Busch）如是说。1271在这里，力比多与自我兴趣命运相同，无法区分。病人所熟悉的“自我中心”将两者涵盖其中，我们发现这极为自然，因为在相同的情形下我们会有同样的表现。不管一个人爱的情感多么强烈，都会因身体疾病而放弃，强烈的情感突然被全然的冷漠而代替，可以说喜剧作家对此做了极尽细致的探索。
睡眠，在将力比多自恋式地撤回到自我身上时，与疾病也是相似的。或者更确切地讲，此时只有一种愿望，即睡眠，梦的自我中心很适于这种情景。在这两种条件下，我们都发现了自我中力比多分配上的变化。
疑病，像器质性疾病一样，也有痛苦的身体感觉，并同样地影响到力比多的分配，疑病患者将对外部世界对象的兴趣与力比多全部撤回（力比多的撤回更为明显），仅专注于引起他注意的器官。这样，疑病与器质性疾病的区别已昭然若揭了：后者的痛苦感觉建立在明显的（器官的）变化之上，而前者就不同了。然而，如果我们要坚持疑病是对的，即疑病患者也需有器质性变化，那我们关于神经症过程的一般概念就丝毫不能动摇。
究竟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经验将为我们证明这一点，与疑病者相比，在各种神经症者身上都会出现不愉快的身体感觉。前已述及，我会将伴有神经衰弱和焦虑性神经症的疑病当做第三种“真正”神经症。1272同样，在其他神经症中一定程度的疑病现象也会同时规律地形成，这种设想也非离题太远的想象。我想，这方面的最好例证可从癔症上部结构（superstructure）的焦虑性神经症中看到。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个熟悉的器官原型——生殖器（genital organ），它曾经令人不快地柔软，然后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然而这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疾病，而是一种兴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它充血、膨胀、湿润，形成一种复合感觉。让我们以身体的任何部位为例，描述一下它是怎样将性兴奋刺激作为“性感性”（eroto-genicity）送至大脑。同时，我们的性理论早就使我们习惯于认为，身体的特定部位——性感区（erotogenic zones）——会作为生殖器的替代进行类似于生殖器的活动1273。这样，我们离问题解决就一步之遥了。我们决定将“性感性”视为所有器官的共同特征，其增强或减弱视特定的器官而定。器官动情性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自我中力比多贯注的相应变化。这些因素便构成了我们相信潜藏于疑病背后的活动，并对力比多的分配产生了类似于器官疾病产生的作用。
我们发现，如果按照这种思路考虑，我们不仅突然地碰到了疑病问题，而且还碰到了其他“真正”神经症——神经衰弱和焦虑神经症。让我们不妨暂停一下，因为，在生理学研究前沿曾进行这种深入的探索，这已超越了纯心理学（pure psychological）的研究范围。我要指出的是，从这种观点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疑病与精神偏执症的关系类似于其他“真正”神经症与癔症和强迫神经症的关系，也就是说，疑病对自我力比多的依赖如同其他神经症对对象力比多的依赖一样，而疑病性焦虑（hypochondriacal anxiety）正好相反，因为它来自自我力比多。此外，既然我们已熟悉了生病的机制及移情性神经症的症状形成——从内倾到压抑——与对象力比多淤积（damming-up of object-libido）有关1274，那么我们就会进一步地认识到，自我力比多同样会受到淤积，我们就会将这一点带入对疑病现象与精神偏执症关系的探讨。
就此而言，我们的好奇当然会提出如下的问题，即经历自我中力比多淤积为什么是不愉快的。我认为较满意的答复是，不愉快总是较高强度的紧张的表现，因此，能量的一部分做了转移，变成了心理性质的不愉快。然而，倒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对不愉快产生决定作用，而是这种物质性的特定功能。1275在此我们已触及了以下问题：什么使我们的心理生活对自恋的超越与力比多对对象的附着成为必需的？1276按我们的思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当力比多的自我贯注超过一定量时，对自恋的超越便成为必需，强烈的自我中心防止患病，而欲阻止患病，最后的手段便是开始爱；若不能爱，挫折便必导致患病。这颇符合海因（Heine）关于创造（creation）的心理发生学（psychogenesis）的描述：
我们想象着上帝会说：“疾病无疑是整个创造冲动的最后原因。只有创造，我才会得以康复；只有创造，我才会变得健康。”1277
我们已确认，我们的心理器官，首要的和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控制兴奋，否则，就会感到痛苦或导致疾病。控制兴奋肯定会招致内在兴奋的消失，使之无法指向外部，或使释放暂时变得令人不快。不过，首要的问题是，这种内在过程究竟指向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对象是否毫无区别。这种区别直到后来才会出现，即当力比多对不真实的对象释放（内倾）导致自身受阻时。精神偏执症的妄自尊大，具有力比多内在释放的相似性，即返回到自我。也许只有在妄自尊大毫无效果时，自我的力比多受阻才会招致疾病，并开始了恢复过程，给我们造成了患病的印象。
我试图对精神偏执症的病理机制做更进一步的探讨，并将我认为值得考虑的观点集结在一起。在我看来，精神偏执症的情感和移情性神经症的区别在于，由挫折所释放的力比多，在精神偏执症中并未以幻想的形式附着于对象，而是撤回到自我，对移情性神经症而言，妄自尊大恰恰是对这部分力比多的心理控制，成为内倾于幻想的对立物。这种心理功能的失败便导致了精神偏执狂的疑病和移情性神经症的焦虑。我们知道，克服焦虑可借助更多的心理释放，如转换（conversion），反向形成（reaction）或自我保护的构建（construction of protections）（恐怖症）。在精神偏执狂中，其相应过程的目的在于修复（restoration），故疾病有着明显的症状。既然精神偏执症时而会（即使不总是）招致力比多从对象撤回，我们便可对临床情形做出三种分类：（1）保持正常状态或神经症状态（残留现象）；（2）表现出病变过程（力比多与对象分离，进一步表现为妄自尊大、疑病、情感障碍及各种压抑）；（3）在癔症（精神分裂症或精神偏执症）或强迫神经症（如偏执狂1278后，表现出修复现象，即力比多再次附着于对象。这种新的力比多贯注不同于起初，因为它开始于另一水平之上，并在某些条件下才可以。1279移情性神经症的这种不同导致了力比多贯注的新类型及相应过程的形成，这种自我的正常性使我们获得了我们心理器官结构的最深刻知识。
研究自恋的第三种方式便是对男女两性多种多样的性生活进行观察。正像对象力比多起初影响了我们对自我力比多的观察一样，我们对婴儿（及成长中的孩子）对象选择的观察最初表现为他们的性目标源于经验的满足。最初的自体性欲性满足对于自我保护（self-preservation）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性本能外在地表现为对自我本能满足的附着，此后性本能才变得独立起来，即便如此，仍有迹象表明，最初的附着事实上仍然是孩子将喂养、照料、保护自己的人作为最早的性对象：即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在这种可称之为“依恋”（anaclitic）或“附着”（attachment）的类型和对象选择的条件下，精神分析研究已经发现了尚未准备发现的第二种类型。我们已经发现，尤其在力比多发展遭遇障碍者身上，如性变态者和同性恋者，在他们对性爱对象的以后选择中，不是以母亲为模型，而是以自我为模型，他们明显地将自我作为性爱对象，其对象选择类型可称作“自恋的”。观察使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选择关于自恋的假设。
然而，我们尚不能得出结论，即根据对象选择是“依恋”的或“自恋”的，而将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组。我们认为，对象选择的两种类型适于每个人，虽然个体可表现为对某一类型的偏爱。我们可以说，人最初具有两个性对象——自己及养育自己的女人，就此而言，我们假定每个人都有原始自恋（primary narcissism），在某些条件下，有些人的对象选择是以自恋为主导特征的。
关于男女两性的性比较研究表明，就对象选择的类型而言，两性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未必普遍存在。严格地讲，完全的依恋型是男性的特征。他们对性的估价过高，这显然源于童年期的原始自恋，然后将其转移到性目标上。对性的高估是爱的根源，在这种状态下出现的是神经症的冲动，由此可追溯由于力比多指向性爱对象而使自我变得贫瘠起来。1280在女性中，这种类型的过程就不同了，这也许是最纯和最真的类型，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女性的性器官达到了成熟，但一切都是隐蔽的，此时原始自恋开始加强，然而，伴随着对性的高估，这种原始自恋却不利于真正对象选择的发展。女性，尤其长相颇佳者，发展为一定的自鸣得意（self-contentment），补偿了强加于她们对象选择的社会限制。严格地讲，这样的女性只爱自己，与男性爱女性的强烈感情形成了显明的对比。女性的需要此时不是爱，而是被爱，满足了女性这一条件的男人便往往取悦了她们。就女性的性生活而言，这类女性的重要性是应当高估的。因为这类女性对男人魅力最大，这不仅因为她们俊美（尽管她们是最美的），而且还有一些令人陶醉的心理原因，显而易见，对一个部分恢复了自恋并寻找性爱对象的人，别人的自恋却有极大的吸引力。儿童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恋，他的自鸣得意和不可理解，如同有些动物的魅力在于根本不在乎我们如何，像猫及食肉猛禽。的确，即使是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很大的罪犯和怪人，也是因为他的自恋持续性吸引了我们，他们借自恋将任何可能毁掉自我的东西远远抛开，我们似乎惊羡他们心灵的极乐状态——一种我们早已放弃了的无懈可击的力比多状态。当然，自恋型女性的巨大魅力还有相反的方面。爱她的男人相当程度地不满意，对她的爱的怀疑及对她神秘特性的怨言，在很大程度上种下了对象选择类型间不和谐的种子。
也许在此指出这一点是恰如其分的，就我而言，关于女性类型的性欲生活的描述丝毫没有贬低女性的意图，不仅如此，任何偏见对我都是格格不入的。我知道，发展中的这些差异是和更复杂的生物性功能差异相对应的。此外，我仍然承认，有相当多的女性依据“男性”类型去恋爱，并同样具有适合此类型的性高估。
尽管自恋型女性对男性的态度是冷淡的，但仍可找到实现完全对象选择的途径。怀孕的孩子本为身体的一部分，但可视为“外在对象”从自恋出发，完全可以帮其变为性爱对象。还有一些女性，不必等待孩子帮其实现从自恋（第二次）到性爱对象的转化。在青春期前，她们感到自己是男性的，并发展了一些男性特征。青春期后加快了女性成熟的步伐，她们仍保持渴望成为男性的理想——事实上这是她们曾经有过的男孩特征的再生。1281
以上所言也许可以得出导致对象选择的简短结论：
1.对自恋型的人而言，所爱的可能是：
（1）现在的自己；
（2）过去的自己；
（3）未来的自己；
（4）曾经属于过他的人。
2.对依恋型的人而言，所爱的可能是：
（1）养育过他的女性；
（2）保护过他的男性（此处也包括替代者）；
关于自恋型的人可能爱的第三种人（未来的自己）要到后面的讨论才能证明。
对男性同性恋而言，这种自恋的对象选择的意义还需做其他的思考。1282
尽管我们假定儿童具有原始自恋，并构成了力比多理论的一部分，但对这种自恋的直接观察却远不如对其他材料的引申更为容易。如果留意充满感情的父母对其子女的态度，我们便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早已抛弃的自恋的复活与再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对象选择中的自恋特征由于高估而成为可相信的要点，它主导了父母的情绪态度。这样他们便有了使孩子变得完善的冲动——掩盖、忘却孩子的缺点，冷静的观察绝不会如此（对孩子性活动的否定也恰与此有关）。此外为了孩子的利益，倾向于中止那些他们的自恋被迫尊敬的文化习得的行为，同时他们为了自己倾向于重新唤起他们早已放弃的特权。孩子将会有比父母更好的时光，父母不会再让孩子屈从于他们曾认为至高无上的东西。疾病、死亡、享乐克制与意志控制将远离孩子，自然与社会法则将以孩子之嗜好予以取舍，孩子将再次真正成为创造的中心——孩子陛下1283，如同我们幻想的自己一样。孩子将实现父母不曾实现的所有梦想——男孩成为伟人和英雄，以替代父亲；女孩与王子联姻，作为对母亲“迟到”的补偿。在自恋系统最棘手之点上，现实强加于父母自我的不朽性在孩子身上找到了避风港。父母之爱——动人而天真的——不过是父母自恋的再生，虽然将其转化为对象爱（object love），但却明白无误地显露了它的原本质。
三
我建议将下列问题暂置一旁，因为尚需更进一步的探讨。这些问题是，儿童的原始自恋遇到的障碍，儿童为保护自我对付障碍的反应及其不得不采取的方式。不过，最重要的问题可归结为“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男孩对阴茎的焦虑及女孩对阴茎的嫉羡），并将它视为性活动早期受阻的结果予以分析。精神分析的研究，使我们能够追溯到从自我本能中分化出来的力比多本能的变化。但在阉割情结的特殊情形下，我们可以推断存在着一种“新时代”（epoch）和一种心理情境，在它们的存在中，这两种本能依然相互融合地联合活动，以自恋兴趣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阿德勒（1910）发展了他的“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概念，他几乎将它视为性格及神经症形成的唯一动机力量（motive force）。不过，这不是建立在自恋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社会价值的基础上，并且仍然具有力比多倾向。精神分析的研究从一开始便确定了“男性抗议”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与阿德勒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它本质上是自恋的，并源于阉割情结。在性格形成方面，“男性抗议”与其他许多因素共起作用，根本不适于对神经症问题的解释，而阿德勒仅考虑了它服务于自我本能的方式。我发现，将神经症的形成建立在阉割情结狭窄的基础之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在抵抗神经症的医治方面它随时力量十足。在我遇到的几例神经症中，“男性抗议”，或我们视做的阉割情结，根本不是致病的原因，甚至压根儿就未出现过。1284
对正常成人的观察表明，他们早先的妄自尊大已经消除，而我们欲从其心理特征中引申的婴儿自恋也不复存在。他们的自我力比多变成了什么呢？我们可以设想它的全部均变成了对象贯注吗？显然，这种可能性与我们论证的总趋势背道而驰。但在对压抑的心理分析中，我们也许会找到回答这一问题的其他思路。
我们知道，如果力比多本能冲动与一个人的文化和伦理观念发生冲突，那么，这些冲动便会出现病理性的压抑变化，就此而言，我们绝无意认为个体具有这些观念存在的知识，而是认为人能将这些观念作为自己的标准，并服从于这种标准的要求。我们说过，压抑来自自我，不过更确切地讲，压抑来自自我中的自尊。同样的印象、经验、冲动和欲望，一个人可以沉溺难拔或至少能通过意识的检查，另一个人则由于强烈的尊严而拒绝接受，甚至在未进入意识前就被扼杀了。1285两者压抑条件的不同可以用力比多理论加以描述。可以说，一个人为自己确立了一种理想（ideal），他以理想检验自己实际的自我；而另一个人根本就是没有这样的理想。对自我而言，理想的形成可成为压抑的生成因素。1286
理想自我此时成了自爱（self-love）的目标，童年时曾为真实的自我所陶醉。个体的自恋将自身展示给这种新的理想自我，理想自我像早期自我（infantile ego）一样，发现自己占有有价值的所有成就。就力比多的经常表现而言，个体再次表现出不能放弃曾经有过的满足，他不愿弃绝童年的自恋成就（narcissistic perfection），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为别人的告诫及自己评判力的唤醒而烦恼，于是，他再也不能保持原来的成就，并寻求自我理想的新形式将其恢复，他为自己树立的理想不过是童年失却的自恋的替代，在那种自恋中他就是自己的理想1287。
我们自然而然地到了检验理想的形成与升华的关系的时候。升华是一个与对象力比多有关的过程，它将本能指向远离于性满足（sexual satisfaction）的其他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重点强调的是性的转移。理想化是一个关系到“对象”的过程，通过理想化，个体在不改变对象的条件下，在心目中将对象聚集和夸大。理想化既可产生于对象力比多中，亦可产生于自我力比多中，比如，对某一对象性的高估便是对它的理想化。既然我们一直将升华与本能相联系，将理想化与对象相联系，这两个概念当然是相互区别的。1288
将自我理想的形成与本能升华混淆，会有损我们对事实的理解。一个将自恋敬献给很高的自我理想的人，未必导致力比多本能的升华。的确，自我理想要求这样的升华，然而它却不能强加于升华。升华是一种特殊的过程，理想也许能促动它，但其过程却是完全独立于这种促动的。正是在神经症者中，我们发现了，在自我理想的发展与原始力比多本能的升华量之间存在着潜能的最大区别：要说服一个理想家力比多的不明智分布，远比说服一个虚荣心保持更适当的一般人更为困难。此外，在神经症的病因方面，自我理想的形成与升华也是极其不同的。正如我们所知，理想的形成增强了自我的要求，是导致压抑的最强大因素；升华则是一种出路，可以在无压抑的条件下满足自我的这些要求。1289
如果我们能发现一种特殊的心理器官，它负责观察自我理想怎样实现了自恋满足，并为了这一目标用理想检验真实的自我，那么就不必大惊小怪了。1290如果这样的器官真的存在，那我们遇见它就不是“发现”的结果。——我们只能确认它，因为我们所称的“良心”（conscience）具有我们所要求的特征。对这一器官的确认使我们能够理解“被视妄想”（delusions of being noticed），或确切地讲是“被观察”（being watched）。这是偏执狂疾病的显著症状，或作为一种独立的疾病出现，或在移情性神经症中夹带出现。这类病人抱怨他们所有的思想都为别人所知，他们的行为被别人所观察和监视，好像有第三个人告诉了他们这一器官的功能（“现在她又想那个了”，“现在他走了”）。这一抱怨是被证实了的，它描述了真实观察、发现和批评我们所有意图的力量的确存在，在我们每个人的正常生活中它确实存在。
由于“被视妄想”以退行（regressive）的形式展示了其能量，故病人试图抵抗它的过程与原因也便显露了出来。比如，是什么促成了病人自我理想的形成？监视其行为的良心是代表谁的？是父母的批评性影响（通过声音的传递），是随着时间的进展增加了训练者、教育者及环境中无法计量的人的影响（同伴及舆论）？
通过这种方式，同性恋力比多的大部分便形成了自恋的自我理想，并找到了保持该理想的途径及获得该理想的满足。良心的建立基本上是一个体现外在影响的过程——首先是父母的批评，其次便是社会的批评。这一过程会重复出现在下列情形中：来自外界的禁止或阻碍使个体出现了压抑的趋势。于是疾病便将无法确定的人群、声音带到了跟前，良心以退行的方式重新构建。然而，病人对“稽查器”（censoring agency）的反叛源于自身的愿望（与病的基本特征相适应）：免受所有这些影响的束缚，从父母开始，将同性恋力比多从他们身上撤回。这样，病人的良心便进入了在外界的敌对影响下的退行状态。
偏执狂病人的抱怨还表明，良心的自我批评与建立在此之上的自我观察基本上是共生的。这样，具有良心功能的心理活动还负责“内心探索”（internal research），从而在物质上增强了其智慧活动能力，这也许有助于偏执狂病人的特征趋向（characteristic tendency）构建思辨系统。1291
如果这种富有批评性的观察器活动（变成了良心和哲学性内省）可在其他领域中发现，那对我们来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我将提到西尔伯勒（Herbert Silberer）称为的“功能现象”（functional phenomenon），这是对梦理论少有的无可争辩的有价值的补充。众所周知，西尔伯瑞认为在睡眠与清醒之间的状态，我们可直接观察思想向视觉表象的转化。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见的表征（representation）却不是思想内容的，而是反抗睡眠的人的实际状态（愿望、疲劳等）。西尔伯瑞同样指出，梦的结论或某些片断的内容不过是梦者对自己睡眠与清醒知觉的象征而已。这样，西尔伯瑞便明确了观察在梦的形成中的作用（从偏执狂病人被视妄想的意义上讲），但其作用并不是持久不变的。我之所以忽视它，也许因为在我自己的梦中它从未起过任何重要作用，对于天才的哲学家或习惯于内省的人，观察的作用也许是非常显然的。1292
在此我们可以回忆已经发现的事实，梦形成于“稽查”主导之时（强迫对梦的思想进行歪曲）。然而，我们并没有将这种稽查描述为一种特殊力量，而是用该术语表明控制自我的压抑倾向的一个方面，即指向梦的思想的方面。如果更进一步地探讨自我的结构，我们就会发现，在自我理想及良心的动力学言辞之中还有“梦稽查”（dream-censor）1293。即使在睡眠中若这种稽查警觉到一定程度，我们也会理解自我观察和自我批评何以会有这样的活动。比如，“他困得实在不能思考了”，“他现在已经醒了”。这些活动为梦的内容作出了贡献。1294
说到此我们便可以讨论正常人与神经症者的自尊问题了。
首先，在我们看来，自尊是自我规格（size of ego）的一种表达，而决定规格的因素是什么倒是无关紧要的。一个人占有的任何方面，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他的经验所确定的任何原始全能感（primitive feeling of omnipotence）的残余，都可以增强他的自尊。
在注意到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区别时，我们必须明确，自尊对自恋力比多有特殊的依赖性。支持这一点的有两个基本事实：精神偏执症的自尊是增强的，而移情性神经症的自尊却降低了。在爱情关系中，不被爱降低了自尊情感，就被爱增强了自尊。如我们已指出的，自恋对象选择的目的与满足恰恰在于被爱。1295
此外，很容易观察到，力比多的对象贯注并不会增强自尊，对所爱对象的依赖结果降低了自尊情感：恋爱中的人是低劣的。也就是说，爱别人者失去了自恋的一部分，只有被爱才能将其替代。在所有的条件下，自尊似乎总与爱的自恋因素有关。
由于心理或生理障碍而不能爱的人，一旦意识到丧失了爱的能力，便强烈地挫伤了自尊。依我之见，我们必须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移情性神经症者随时都告知于人的自卑情感（feelings of inferiority）。最主要的恐怕就是自我剥夺（inpoverishment），它源于大量的力比多贯注从自我中撤出的情况。也就是说，由于自我的性趋向再也不被控制而使自我受到伤害。
阿德勒（1907）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即当一个人活跃的心理生活使他意识到自己某一器官的缺陷时，他就会产生一种动力，产生一种更高水平的活动，以实现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然而，如果我们遵照阿德勒的例证，将任何成功的成就都归结为器官的原始缺陷，那无疑是言过其实的。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视力不好，所有的演说家也并非先天的口吃者。倒是有足够的例子证明，杰出成就的取得源于“优越”（superior）的器质性天资。神经症的病因学（aetiology）研究表明，器官缺陷及不完善的发展并不起什么作用，正像当前主动知觉到的物质对梦的形成不起作用一样。神经症者倒是以缺陷为借口，这如同用任何其他适宜的因素做借口一样。我们或许可以相信一个女神经症病人的话，她说她肯定会得病，只因为她长相丑陋，缺乏魅力，于是没有人会爱她。但她的神经症会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她会坚持其神经症及对性的厌恶，尽管与一般的女性相比，她的欲望更强或更为别人所爱。大部分女癔症患者都是富有吸引力，甚至是漂亮的，而在社会较低的阶层中，女性的丑陋、器官缺陷及疾病（体弱）却并未导致神经症的增加。
自尊与性欲的关系，即自尊与力比多对象贯注的关系可用下列方式清晰地予以表达。有两种情形必须分清，即性欲贯注（erotic cathexes）是自我和谐的（ego-syntonic）还是受到压制的。在第一种情形下（力比多的活动表现为自我和谐），对爱的估价像对待自我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因为爱本身总与渴求和剥夺相联，故降低了自尊。但若被爱，爱被归还，占有所爱的对象，自尊则会再度增强。力比多一旦受压抑，性欲贯注体现为自我的严重枯竭，爱的满足毫无希望，自我的重新丰满只有通过力比多从对象的撤回才能实现。对象力比多对自我的重归及向自恋的转移，标志着（本应该的）幸福之爱的重现。1296当然，从另一方面看，真正的幸福之爱与原始条件是相符的：对象力比多与自我力比多根本无法区分。
为证实该主题的重要性及广泛性，我还必须再强调几点，因为在此之前这些方面总是松散地拼在一块的。
自我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以离开原始自恋为始然后再拼命地恢复。这种分离是由外力之下的力比多移置于自我理想造成的，而满足则源于理想的实现。
与此同时，自我又使力比多进行对象贯注。由于这些贯注而使自我贫乏不堪，如同它为了实现自我理想一样。同样，自我的丰满还必须再通过对象贯注的满足，如同它通过理想的实现一样。
自尊的一部分是原始的，即婴儿自恋的残余，另一部分源于个体经验证实了的“全能”（自我理想的实现），再一部分来自对象力比多的满足。
自我理想通过对象对力比多满足施加了严格限制，因为它使某些不相容的力比多通过稽查遭到拒绝。若这种自我理想没有形成，那么性趋向将以性变态的人格形式表现出来。相对于其他趋向，性趋向再次成为他们的理想，如同在童年期一样：这就是人们极力争取的幸福。
爱包括自我力比多向对象的移动，它具有驱除压抑和改变性变态的能量，它可以使性对象升级为性理想。既然对“对象型”（或依恋型）而言，爱产生于婴儿期爱的实现条件之下，那么我们可以说，不管是什么满足了这一条件，都是理想的。
性理想可以一种有趣的从属关系进入自我理想（ego ideal）。当自恋满足遇到真正的障碍时，性理想可以成为替代满足。如果一个人的爱与其对象选择的自恋型相一致，就会爱过去之我（尽管现在已不复存在），或爱自己从不曾有过的任何优秀品质。与此平行的公理可表述为：凡能成为理想而自我又缺乏的优秀品质均可以爱。这种权宜之计对神经症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神经症者的过分对象贯注导致了自我的贫瘠，以致无法实现自我理想，于是，他们便通过性理想的选择（作为自恋型者不可能具备这些优秀品质），将力比多指向对象的挥霍过程拉回至自恋，便是爱的治疗（cure by love），一种他们通常偏爱的分析性治疗。的确，他们无法信任治疗的任何其他机制，他们通常带着这种期望对待治疗，并将这种期望指向医生、病人由于过分压抑而导致的不能爱，实际上阻碍了这样的治疗计划。在治疗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不情愿的结果是，病人部分地解除了压抑：为了得到所爱对象，病人拒绝继续治疗，一种爱着某人的生活持续了原来的治疗。如果病人不会留下对帮助他的人的极有害的依赖，我们对这样的结果当然应满意。
自我理想为理解群体心理学（group psychology）打开了一条重要渠道。这种理想除了具有个体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它同时还是一个家庭、一个阶层或一个民族的共同理想。它不仅限制了个人的自恋力比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同性恋力比多1297，从而使力比多返回至自我。若这种理想不能实现，便会产生试图满足的愿望，从而解放了同性恋力比多，使之转化为罪恶感（社会焦虑）。这种罪恶感起初是害怕父母的惩罚，或更确切地讲，是害怕失去父母的爱，此后父母将被无数的同伴所替代。这样，在自我理想的范围内，对自我的伤害、满足的受挫，便成了精神偏执症的常见原因。并且这种原因也变得更加明白易懂，既同于理想形成和自我理想升华的汇聚，又同于精神偏执症中升华与理想可能转变的复归（in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