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坐在一个咖啡店，翻看着《莱比锡周报》（我斜拿着报纸）。在整版的大幅图画下面我看到了这样一个说明：“在奥德斯（奥德塞）举行的婚礼”，它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我把报纸拿正以后，才发现自己看错了，实际上是“在奥斯奇（巴尔德海）举行婚礼。”我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明显的读误呢？我思绪一下子转到了鲁斯（Ruths，1898）的一本书，书名为Experimentaluntersuchungen über Musikphantome351。我用了很长时间来读这本书，因为它涉及到我所关心的心理问题。作者还说，他的另一本书《梦的原理与分析》不久就要出版，考虑到我已经出了一本《释梦》就不奇怪，我正在以极大的兴趣等待这本书的出版。在鲁斯关于音乐幻影的著作中，我发现前面的引言部分详细地说明了这一论断：古希腊神话和传说的主要源泉是睡眠和音乐幻影，是存在于梦幻以及神经错乱时的幻想。因此，我便在书的内容中寻找，看他是否认识到这一情景：奥德塞出现于瑙茜卡公主做的一个裸体梦。我的一个朋友让我注意到凯勒的小说《绿色的亨里奇》中的一段很好的描述，作者认为，奥德塞这个人物客观地代表了一个海员漂泊他乡时的梦幻，而且我也指出过，它与裸体梦有关。352在鲁斯的书中我并没有发现对此问题的论述内容，在这个例子中，主要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左右着我。
2.一天，在我读报的时候，怎么会将“Zu Fuss（徒步）”误解为“Im Fass（在木桶）across Europe（跨越欧洲）”呢？解决这一问题时，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很明显，第一个联想是存在于我大脑中的狄奥根尼（古希腊哲学家）的木桶（tub）。最近在艺术史上我了解到了亚历山大那个时代的艺术，由此我想到亚历山大的名言：“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我愿是狄奥根尼。”我也收集了很多哈曼·瑞顿（Hermann Zeitung）的照片，他曾坐在树干上去旅行，后来的联想很慢，我没有找到艺术史上有这句名言的那一页。直到几个月后，在我把这个问题放置脑后时，这个问题突然又闯入了我的脑海，这次终于得到了解决。我回忆起来一份报纸，在一个标题下说明的是到巴黎看国际大展（1900）时选用的奇怪的交通方式（Bef?rderung）。而且，我相信有这么一段有趣的说明，说的是一个先生自己钻进一个大桶里，让另一个先生滚动着去巴黎。无须证明，这些人的动机是通过这种愚蠢的方式来引人注目。哈曼·瑞顿事实上就是第一个提供这样的奇特交通方式的人。这又使我联想到我治疗的一个患者，他的病理性焦虑，主要表现于他读报的过程，这是对他的野心——希望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出来，或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的一种反应。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王无疑是健在的最有野心的人之一，他曾抱怨说，不会再有像荷马这样的诗人为他歌功颂德；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另外和我非常接近的亚历山大呢？这也是我的弟弟的名字，我马上发现我这种关于亚历山大的思想被压抑了起来，直到现在才出现；我的弟弟是征税制度和交通方面的专家。有一次，由于他在商学院教这方面的课程，被确定为在某日获取教授的头衔。几年前，我在大学的一次晋升时，校方考虑到了我，但最后并没有获得晋升。当时，我的母亲表现出惊奇的神色，小儿子已经成为教授，而大儿子却还没有。这便是我当时没有能够解决读误的原因。但我的弟弟也遇到了困难，他作为一个教授挣的钱远比我少。这时我对这个读误的意义突然清楚了，我的弟弟在这方面的不足好像消除了我的一个障碍，我好像在读我弟弟的任命书，而且对自己说：“一个人因为如此愚蠢（这是他的职业所带来的）地出现在报纸上（如，被任命为教授）是何等的奇怪！”之后，我便很容易地在艺术史的书里发现了说明亚历山大那个时代的艺术作品的那一页。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尽管在我以前找的时候，多次翻看了这些页码，但每次遇到同样的句子时，我好像被迫地处于消极的睡眠状态。然而，这些句子并没有任何使我感到新奇的东西——没有任何值得我遗忘的东西。我想形成这一症状——不能找到这本书中的这一段描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我误入歧途。从我在这里遇到的阻碍出发，我还想进一步发现其他什么思想，这个阻力可能是有些思想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有关，通过这种方式，我便有效地将自己的注意从与我的弟弟同名的名字上移开，实际上，这个手段是很成功的，我的所有的注意都由此集中到寻找在艺术史这本书上失踪的段落。
在这个例子中，“Bef?rderung”具有双重的意义（“交通”和“晋升”），它便是使这两个情节联系起来的桥，其中的一个不重要的部分使我联想到这个报纸的一个标题，另一个是我感兴趣但又很反对的，它以干扰我阅读的方式出现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对误读的解释并不容易，很多次都是这样的，人们不得不暂时放弃对此问题的解决，而等待适当的时机。但是，你解决这些问题时，遇到的困难越多，你越会坚定地认为，这种最终被发现的干扰思想往往是被意识的思维判断为排斥和反对的东西。
3.一天，我从维也纳的邻居那里收到一封信，信里有一条使我震惊的消息，我马上叫来我的妻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我说“die arme（可怜的）353Wilhelm M.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了。”为了表达我的悲伤，我肯定误入了词汇的怪圈。由于我的妻子对此表示怀疑，要求看一下信，并说她敢肯定信上并不像我说的那样，因为没有人用丈夫的姓去称呼妻子，而且这个写信的女士也肯定知道这个妻子的姓。我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引证说，自己收到的一张卡片上，一个女士用丈夫的姓称呼自己。我最后被迫将信拿了出来，实际上信的这个部分是这样写的“der（定冠词）arme W.M.”，而且还明确地这样写着：“W.M.博士”，而这个部分被我完全忽略了。我的这个读误的动机是企图将这个悲伤消息中的丈夫转移到妻子，在冠词、形容词和名字之间的小点与我的这个需求——这里指的应是妻子——不相符合，由于这个原因，便出现了读信时的失误。我的读误的这种动机并非是我对这个丈夫比对这个妻子更热情，而是因为，这个不幸的男人的命运唤起了我对另一个有密切来往的人的恐惧。据我所知，他们两个的病是一样的。
4.有一些读误有点可笑，也令人烦恼。这些读误经常发生在假日我到一些陌生的城市的街道上散步的时候。这时，我发现店里的每一块招牌都很像单词“古玩店”，这正说明我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的探询精神。
5.布洛伊勒在他的一本重要的著作《易受暗示性的妄想狂》（1906，第121页）中写道：“有一次我正在读书，我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下面将看到我的名字，但令人奇怪的是我只发现了单词‘Blutk?rperchen’（血球），我曾分析过数千例的读误现象，无论读误出现于视觉的中心还是视觉的边缘，但是这一次是最离奇的。一般而言，当想象着要看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在这个环境中一般有一个词与我的名字很相似，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这样的，当我有这样的失误的时候，在这些单词里包括我的名字的所有字母，而且这些字母的距离很近。在这一情况下，对这个迷惑和失误的解释是很容易的：我刚刚读到的是一个论文的结论部分，其观点是指出科学作品中的一类不良风格，而我对此感到不太自在。”
6.萨克斯（Hanns Sachs）报告，他在阅读这么一段：“那些给人很深印象的东西被他以‘炫耀博学’的方式忽略了。”他说：“最后的一个词使我感到惊奇，因此我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发现原来是‘文雅的方式’，这一段是由我敬佩的一个作者说的话；但是他过度夸耀一个历史学家，而我对这个学者不太赞同，因为他过多地表现出‘德国教授的风格’。”
7.埃本斯（Marcell Eibenschiitz）博士描述了一个他在完成一个研究时的读误例子。我在研究马太斯的著作中的文学传统问题，这是一个由威森顿出版社出版的德国中古传奇故事集，我的目的是编辑一个德国中古原文系列。我对这方面的工作不太熟悉，从未见到这方面的文字资料。现存的文章只有一篇，是由豪颇特（Joseph Haupt），（1872，第101页以下）写的。豪颇特的文章并非基于老的手迹，而是基于一个从重要的原材料上复制下来的复制品，即C的手迹。这个复制品是近期搞出来的（19世纪），它保存在哈比西克帝国图书馆。在复制品的最后可以看到一段这样的说明：
“Anno Domini MDCCCL in vigilia exaltacionis sancte crucis ceptus est iste liber et in vigilia pasce anni subsequentis finitus cum adiutorio omnipotentis per me Hartmanum de Krasna tunc temporis ecclesie niwenburgensis custodem.”354
“现在，在他的文章中，豪颇特引用了这段说明，目的是为了证明它来自作者本人，说明C写于1350年——存在一个关于罗马数字上的读误，将时间读为1850——尽管这个复制品复制得很清晰、准确，尽管出版印刷得也很准确（如MDCCCL）。”
“从豪颇特这里得到的信息使我处于尴尬的境地。首先，在学术界，我完全是一个新手，我完全被豪颇特这个权威所支配，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读到了放在我面前的这个手迹上的时间——这个时间印刷得清晰且准确——是1350，而非1850，正如豪颇特说的那样。尽管在手迹C上没有发现什么关于这个说明的线索，尽管也没有发现在14世纪生活在卡罗伯格这个地方的和尚没有叫哈特曼的，我还是出现了这样的读误。最后，我终于揭开了我面前的面纱，我想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进一步的研究就更证明了我的判断。这个经常提到的说明实际上仅仅见于豪颇特的复制品，是复制者哈特曼·P.Z自己作的。他本人出生于摩拉维亚的拉斯诺，是卡罗伯格奥古斯丁唱诗班的主持，他作为一个寺院的监护者搞了这个对手迹C的复制品，在说明的最后又以古代的风格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个说明的中古措辞和古字组合促使豪颇特将1850读成1350，他的愿望是尽可能地让读者了解他所论述的作品，并说明其时间（这便是他失误的原因）。”
8.在莱顿伯格（Liehtenberg）的《讽刺诙谐的思想火花》（Witzige und Satirische Einf?lle）（1853）一书中，有一段基于对细微之处观察的描述。这个描述包含了整个读误的理论：“在他读荷马诗的时候，多次将‘angenommen’（假设的）读做‘Agamemnon’（希腊神话中的统帅）。”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改变都是由于读者的准备状态造成的，这往往与读者的期望或他在思考的问题有关。此外，也与文章本身有关，由文章本身造成的读误一般与相似单词造成的文字想象有关，这样读者便根据他本人的状态对此加以改变。初看文章时，特别是看一些尚未校对的文章时，毫无疑问，这种失误出现的机会更多，但这并非一定是由准备状态引起。
9.我发现，没有任何失误能像读误一样受战争条件的影响这么大。战争带给我们长期而强烈的影响，是一种恒定的准备条件或状态。我所观察到的这种情况很多很多，但不幸的是记录下来的却寥寥无几。一天，我拿着一份晚报在看，只见上面醒目地写着：“Der Friede yon G?rz”（加瑞兹亚的和平），而实际并非如此，上面写的是：“Die feinde vor G?rz”（加瑞兹亚面临的敌人）。如果一个人这时有两个儿子在战场打仗，那么出现这种读误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人在某文中发现有“old Brotkarte”（面包卡）的字样，当仔细去看时发现上面实际上写的是“old Brokate”（绸缎）。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特殊的房子里面，这个人很希望顾客的光临，他客气地接待人的方式习惯上是让女主人将面包卡给他们。一个工程师，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地将自己的设备闲置在一个建筑物底下的地道里，惊奇地读到一个使他赏识的商品广告，广告上说这种商品是由“Sehundleder”（劣质毛线）制造的。商人岂能说得这么明白，实际上面写的是：“Seehundleder”（海豹皮）。
读者的职业或目前的状态也是读误出现的重要决定因素。有一个哲学家，他最近的学术观点和他的同行有冲突，错将“sprachstrategie”（语言策略）读为“Schachstrategie”（下棋的对策）。一个男人在就要做结肠手术时，到一个陌生的小镇上去散步，在一个高层的商业大厦一楼的招牌上他读到了这样的字样“Closet-House”（厕所间），他对此既感到满意又感到有点吃惊，厕所确实应该建在这些特殊的场所；但接下来他的满足感消失了，招牌上写的实际上是“Corset-House”（紧身胸衣）。
10.第二类读误主要与上下文有关。有时文中的东西唤起了读者的防卫——某些信息使他感到不安——这样读者便通过读误来纠正它，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认识一般是这样的：在纠正这个失误之前，读者认为最初的理解是正确的，尽管他的意识并没有从第一次阅读中得到什么，上面的例3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里的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值得一提的，这个例子是由艾丁根（1915）提供的，当时他正在埃格鲁的一家部队医院。
“理南特因患有创伤性战争神经症而住进了医院，有一天他给我读一首由海曼（Waher Heymann）写的诗。海曼在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战争。在他读到最后一节的最后几行时，表现出明显的情绪色彩。”
Wo aber steht’s geschrieben frag’ich dass yon allen
Ich übrig bleiben soll, ein andrer für mich fallen？
Wer immer von euch ffillt, der stirbt gewiss fur mich；
Und ich soll tibrig bleiben？warum denn nich？
（难道注定在这里吗？我问：我应该独自留下吗？我的战友为我倒下了。你们到底是谁，这个人是为我而死的；而我——我还要独自活着吗？为什么我不这样独自活着？）
我的惊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有点迷惑地读出了正确的句子：
Und ich soil abrig bleiben？warum denn ich？
（而我——我还要独自活着吗？为什么我要这样活着？）
“我要感谢凯斯对创伤性战争神经症的深入的心理分析，尽管在这个战争时期，医院的情况不太好——医生很少，而患者则越来越多，当时的条件对我们的工作也很不利——但这也给我一个机会去揭开这些症状的外壳，以便去洞察这些疾病的深层‘原因’。”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患者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波动，他们有很相似的情绪表现，初看起来，他们焦虑、恐惧，爱发脾气，而且还相伴以类似婴儿的发作和痉挛表现，甚至呕吐（他们至少都情绪激动）。”
“上述这些特殊症状的心因特点——属于这种疾病的第二类症状——留给人们很深刻的印象。部队长官到医院视察这些伤者的康复情况；熟人在街道上的寒暄，‘你看来身体相当好，现在你完全恢复了’——都足以使他们引发呕吐的行为。”
“‘恢复……回部队……我为什么要……’”
11.萨克斯博士（1917）报告了另外一个“战争”读误的例子。
“我的一个要好朋友近来不断地向我宣称，当征兵令到的时候，他不准备用他的专家资格，这种资格有证书为证。他要放弃依靠这种资格来选择职业，他要到前线去。就在征集令到的前不久，一天，他很礼貌地告诉我，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他向有关权威递交了自己的专业训练方面的材料，结果不久，他被分配到了一个邮局。第二天，我们碰巧在邮局见到了，我站在桌子旁边写着什么，这时，他走了进来，仔细地看了字眉一会儿，然后说，‘啊，上面的这个单词Druckbogen（印刷证明）——我把它读成了Drnckeberger（躲避者）’。”
12.“我坐在电车上，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的很多朋友，年轻时候不能吃苦，身体虚弱，意志不坚定；但是现在却能够忍受巨大的艰难困苦——我遇到的艰难困苦是很多很多的。在我心烦意乱地思考的时候，我半意识地读到一个词‘Iron Constitution’（钢铁体格），一晃而过，它以很大的黑字母写在商店的招牌上。过了一会儿，我想这个单词写在商店的招牌上似乎不太合适，我马上转了回去，又仔细地看了一眼，原来上面写的是：‘Iron Construction’（钢铁结构）。”
13.晚报上发了一条路透社的消息，不久我发现我读错了，我对这个消息的印象是：哈斯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我便想到总统的生涯，想到有关哈斯的一些材料，他是在波恩大学完成他的学业的。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周的报纸上并没有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然后我再一次看了我看到的那份报纸，我发现，整个报纸上仅仅提到布朗大学（在美国罗德岛的普洛维顿）。对这种失误的解释——由读误引发了严重的曲解——除了自己看得太快外，主要与我的思想有关，即新总统对中欧列强的同情为未来良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个人的动机原因。
二、笔误
1.在我记录日常事务的一片纸上，我吃惊地发现，台历上明确地写着是9月份，而我却错误地写成了“10月20日，星期四”。对这种期望的解释是不困难的——这是一种愿望的流露。几天前，我刚刚完成一个假日的旅行回到家里，我感到我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患者并不多。在我刚回来的时候，我接到一个患者的来信，说她要于10月20日来这里，但我将日期写到了9月份的同一天的台历上，这与我的这种思想有关：“X本应现在来，浪费了我整整一个月时间”，由于在我的头脑里有这样的想法，因此我将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在此情况下，这种干扰的思想并非是自己所反对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很快地注意到了我这个笔误原因。第二年秋天，我又产生了一次笔误，其动机基本相似。琼斯（1911b）对像这样的日期笔误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笔误都有其心理原因。
2.我收到了《神经学和精神病学》稿子的校样，很自然，我对作者姓名的校对很仔细，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这使排字人员遇到很多困难。我也发现有一些外国名字印刷错了，仍需要校对，奇怪的是排字人员将我写的一个名字也改正了过来，当然，他修改的是对的。我实际上写的这个名字是“Buckrhard”，而排字人员认为应该是“Burckhard”。有一个产科医生曾写过一篇关于出生对儿童麻痹影响的文章，我很赞赏这篇有价值的论文，这个医生就是Burckhard。我不明确为什么我对他不满。但是，维也纳的另一位作者和他同名，他因对我梦的解释提出一些不明智的观点而令我烦恼。好像在我写这个产科医生的名字的时候，我产生了对另一个Burckhard——那个作者——的敌对情绪，通过写错他的名字来将这种反对表达出来，这正如我们在对名字产生的口误的解释。
3.这一论断是斯塔福（1914）通过自我观察得出的，他坚信自己的这一解释的正确性。作者在写错一个名字时，其动机明显是这样的：这个名字使他回忆起来另一个有敌意的名字，因此便通过笔误的方式将此表现出来。
“1910年12月，我在苏黎世的一家书店的窗口看到了一本由Eduard Hitschmann博士写的书，其主题是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的理论，这在当时是较新的。而我也在写一个关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原理的讲稿，不久我就要在一个大学发表演讲。这个讲稿的导论部分我已经写出，我谈论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历史发展，从应用研究到基本原理。在说明基本原理时，我遇到了一些困难，而且到现在为止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几乎没有。当我在窗口看到这本书时（本书的作者我并不认识），我并没有想到首先买下它。几天后，我还是决定去买下它，但在窗口已经看不到这本书了，因此我便去向店员要这本书，并说作者的名字是‘Eduard Hartmann’博士，这个店员马上纠正说：‘我想你说的是Hitschmann’，并给我拿出了这本书。”
“这个失误的潜意识动机是明确的，可以这样说，我相信自己已很深刻地将分析理论的原理这个部分写了出来，当看到Hitschmann的这本书时，明显地产生了一种妒嫉和烦恼，因为它将我对自己的信任消除了。我对自己说：《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中曾说，改变一个人的名字是一种潜意识的敌意的表现。正当我对自己的分析表示满意的时候，我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Eduard Hitschmann要被Eduard Hartmann这个名字所取代，我提到这个著名的哲学家的名字，是否是因为它与另外一个名字相同？我首先联想到梅尔兹教授——叔本华的狂热崇拜者——曾经说过的一段话：‘Eduard Hartmann是一个拙劣的叔本华的信徒，应将他排斥在叔本华的追随者之外。’这个影响倾向——决定了对这个遗忘的名字的替代——就是：‘不，这并非如此，即我的讲稿并非在追随Hitschmann而他追随弗洛伊德就像Hartmann追随叔本华一样’。”
“如我所言，我记录下了这个例子，我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对遗忘的名字的替代促使了遗忘的产生。”
“6个月后，我又翻开了我对这个情况的记录，我发现自己写下的不是Hitschmann，而是Hintschmann。”355
4.本例是一个很严重的笔误现象，这实际上同样可以归于“失误行为”（第八章）：
我想从邮局的储蓄所取一笔300金币的钱，然后寄给一个并不重要的亲戚让他去治病。同时，我发现，账面上的钱还有4380金币，我打算留一个整数4000，以后在短期内不会动这笔钱。在我写了支票，剪下与取的钱数一致的数码后，我突然注意到，我要的不是想要的380金币，而是438金币，我很惊奇我的这种不确定行为。不久我认为这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现在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贫困了。但是我要知道是什么影响我改变了初衷，而且并没有让我意识到。首先，我从写错的这一行开始进行联想，我是不是要从438里面扣除380，但我没有发现这有什么区别。最后，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这使我看出了真正的联系，438是这一笔钱的十分之一呀！我想起来，一个书商给过我十分之一的折扣。几天前，我挑选出一些我不再感兴趣的医学书，并给一个书商说要卖300金币，他说我的要价太高，并答应说过几天给我消息。如果他接受了这些书，那么我便可以补偿我给病人亲戚的这笔钱，毫无疑问，我对支出这笔钱有点后悔。实际上可以这样理解我失误时的情感：由于付出了这笔钱，自己害怕再穷困潦倒。这两种情感——一种是对自己付出这笔钱的后悔，一种是对自己穷困的焦虑——我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实际上在我决定要给这笔钱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后悔，在我发现这个原因后感到很可笑。如果我不熟悉压抑的心理活动的作用——通过对患者的精神分析；如果我前几天没有做过一个梦——当时我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进行解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么，我也不会相信我会有这样的动机和情感。
5.下面的例子是我引用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的，当然，其准确性是可以考证的。
“这个笔误的例子令人难以置信。这个笔误发生在对一份拥有众多读者的周报的校对上，这个报纸的主人被公众评论为一个‘可以收买的人’。因此，报纸需要一篇文章对此予以辩护，这样的文章已经准备好，而且文章的写作投入了很多的情感。一般当主编读这篇文章时，作者自然已经将手稿读过多遍，而且还要校对一遍清样。这样，经过这么多遍的校对，每一个人都应比较满意，突然，印刷厂的读者来到这里指出了一个小的失误，这个错误任何人都没有注意到，而且这个错误还很明显：‘我们的读者会证明这样的事实，我们会自私地（selfseeking）对待我们的社会。’很明显，这句话应是这样的：‘我们会大公无私地（unself-seeking）对待我们的社会’，但是，其真正情感从这个失误中流露了出来。”
6.Pester Lloyd报（布达佩斯著名的德语报纸）的一个读者勒温也发现了这种相似的情感的流露，这个笔误出现于发表在1918年10月11日报纸上的由维也纳发来的一份电报上，电报内容如下：
“由于我们和德联邦在战争中的完全相互信任，这两个大国会在很多方面达成完全的一致，更不要说在当前状态下外交家们之间的积极的、中断的合作了。”
仅仅几星期以后，这种“相互信任”的观点便更公开地表现了出来，这时再无须利用笔误来做掩护了。
7.一个美国人由于与他的妻子的关系不好，便离开他的妻子生活在欧洲。现在他想和他的妻子重归于好，因此让她在某一天跨越大西洋和他生活在一起，他写道：“你最好和我一样乘坐蒙塔尼亚号客轮。”但是他没有将写有这些句子的信发出，他想再写一遍，因为他不想让她注意到他改动过船的名字，他开始写的是“鲁塔尼亚号”。
这个笔误无须解释，其意思很明显，我要指出的一点是，战前，她的唯一的妹妹去世后，她曾来欧洲旅游过一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蒙塔尼亚号是鲁塔尼亚号的姊妹船，但鲁塔尼亚号在战争中沉没了。
8.一个医生在对一个孩子做过检查后，正在开处方，其中包括单词“酒精”（alcohol）。在他正在写的时候，孩子的母亲问了他一个毫无必要的愚蠢的问题，他自己不想对她发脾气，因此他很好地对自己进行了控制，但在这个打扰过程中，他出现了一次笔误，他写的不是“酒精”而是“愤怒”（achol）。
9.下面的例子是由琼斯报告的一件有关布里尔出现笔误的情况，这个例子很贴近我们的问题，因此我将它插入这里。尽管习惯上他是一个彻底戒酒者，但在朋友的劝说下也喝一点酒，第二天早上他又会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这时他在写一个叫“Ethel”的患者的名字，但却将这个名字写成了“Ethyl”356。很明显，他的这个笔误与此有关：这个女士喝酒太多，并且已经有害于她的健康。
10.医生在开处方时的笔误，其重要性或意义远超过了一般日常的失误，现在我利用这个机会报告一些已经发表的由医生出现的这种笔误。
赫兹曼博士报告：一个同事告诉我，在以前的几年里，他在为上年纪的女患者开药时多次出现一种失误，有两次，他开的药的剂量比正确的剂量大了10倍。后来，他又会突然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发现这是被迫性的，每当这时他都会非常焦虑，因为这会伤害到患者，并使自己陷入困境，他不得不狼狈地去将这个处方再找回来。这个特殊的症状值得我们通过分析几个具体的例子来予以说明。
“例1：在对一个年龄很大的患有痉挛性便秘的女性患者治疗时，这个医生给她开了颠茄栓剂，但10倍于正常的剂量，然后他离开了观察室。一个小时后，在他家里边读着报纸边吃饭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出现的这个失误。他十分焦虑，首先跑到这个观察室去找这个患者的地址，然后急急忙忙从这里赶到这个患者的家里。这是一段相当长的路，使他感到轻松的是这个老妇尚未将药取回来，他回到家里后才松了一口气。他认为造成这个失误似乎是合情理的，因为在他开药的时候，该观察室的那位喋喋不休的头头正看着他并和他讲话，是这个人导致了他的分心。”
“例2：一个有点魅力并卖弄风情的女人在喋喋不休地向这个医生咨询什么问题，这个医生想抽身去看一个患者——一位老处女。他的时间很紧，他便打了个的士，因为他还与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在固定的时间有一次秘密约会。这次他开的药也是颠茄，情况与上一次很相似。这一次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这个患者向他提出了一个有点兴趣但与病情毫无关系的问题，这个医生很不耐烦，尽管他没有说出来。他离开了这个患者，正好到了去和那个女孩约会的时间。大约12个小时后，到了早上7点钟，这个医生睡醒后才发现自己出现了笔误，因此感到很焦虑。然后很快地给这个患者送了个信儿过去，期望药还没有从药剂师那里取出来，他让这个患者将这个处方送回来修改一下。但是他得到的消息是药已经取走，他存在一丝侥幸地来到药店，这个药剂师给他解释说，他已经配了药，但剂量很小（或许是一次失误？），这时他才放心一些。”
“例3：这个医生要给他的老阿姨——他的母亲的妹妹——开一种酊颠茄和另一种药的混合药，使其剂量对她没有什么伤害，他马上让人到药店取药，不久他想起来他写的好像是‘浓缩性的’而非‘酊’配剂，这时药剂师也给他打电话询问这个错误。医生表示了歉意，并不切实际地解释道：他并没有写完这个处方，没有想到被人从桌子上拿去了，因此这是他的失误。”
“这三个处方失误有一些很相似的特点，到现在为止，这个医生只有在开一种药时出现失误，每一次的患者都是年龄很大的女性患者，每一次的剂量都很大。通过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医生和他母亲的关系对他的这个失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回忆起来这么一种情况，在他出现的这个症状之前，他给他的母亲开过同样的药，他用的剂量是0.03；尽管他知道正常的剂量应是0.02，他对自己说，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些。他的母亲很虚弱，吃了他开的药后，反应很强，出现头部充血、喉咙干燥的症状表现。他的母亲有点抱怨，半开玩笑地说这种危险来自她的这个儿子。他的母亲——她也是一个医生的女儿——有几次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半开玩笑地说，这个做医生的儿子给她开的药使她中了毒。”
“现在，作者完全明确了这个儿子与他母亲的关系，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具有本能情绪的孩子，但他个人对母亲的尊重并未增加。他和比他小一岁的弟弟、母亲共有一个家庭，这些年他一直感觉到这样的家庭影响了他的性生活的自由。凭精神分析经验，我们知道，这种乱伦亲情是导致他的这些行为的主要原因。这个医生较满意地接受了我们的分析，他笑着说，这个单词‘belladonna’（有漂亮女人之意）也与性有关系。”
我认为，和前面提到的这些严重的失误一样，那些无关紧要的失误也有其深层原因，这种失误也是值得研究的。
11.下面的这个很特殊但无关紧要的失误是由费伦茨报告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焦急引发的浓缩行为（和前面的口误例子，“Der Apfe”做比较[第40页]），如果这种失误的发生并未发现存在什么强烈的干扰因素，我们就更坚信我们的看法。
我想到了Anektode357这个词，我曾经将它写在日记本上，当然其意思是‘Anekdote’（轶事），这是关于一个吉卜赛人的故事，这个吉卜赛人被判死刑（Tode），在吊死他之前，他自己要求选一棵吊自己的树（尽管煞费苦心地去选，但没有找到合适的）。
12.另外一些情况下的笔误与人们内在的危机或危险有关。一个无名氏报告：
“我用这么一句话结束了我写的一封信：‘Herzlichste Grasse an Ihre Frau Gemahlin und ihren Sohn’358，当我要把信装入信封时，注意到了这个错误：我把‘ihren’的第一个字母写错了，并把它改了过来。在我最后看望了这对夫妻回家的路上，这个女士和我都认为，这家的这个儿子和另一个朋友的家人长得非常相似，这无疑是他的儿子。
13.一个女士要写信给她的妹妹，祝贺她喜迁漂亮宽敞的新居。在场的一个朋友发现她将地址写错了，她写的地址甚至不是她的妹妹搬出的旧家，而是他们刚刚结婚后就搬至的第一个家，这个房子他们已经长时间不用了。这个朋友使她注意到了这个失误，“我承认你是对的”，她说，“为什么我的头脑里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她的朋友说：“我想，可能是因为你嫉妒自己的妹妹拥有这么大的房子，而你的住房仍这样拥挤陈旧，你将她又放回比你现在的家还差的第一个家。”“我当然嫉妒她的这个新房子”，她坦然地承认这一点，并补充说：“人们在乎这样的琐碎之事，这真可悲。”
14.琼斯（1911b，第499页）报告了一个由布里尔提供的一个例子：“一个患者写信给他，信上谈及他患病的情况，说患病原因与棉花危机引起的财政问题有关。他写道：‘我的烦恼与那个强烈的波动有关，这使我没有种子可种’（‘波动’实际上是指货币市场的一种趋势）。但他在写的时候他用的不是‘波动’（wave）而是‘妻子’（wife）。在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在半公开地指责他的妻子性冷淡和不能生育，他似乎已经认识到他的禁欲生活对他的这些症状的产生起着很大的作用。”
15.瓦格纳（R.Wagner，1911）博士报告了他自己的一件事：“我在翻看一个老笔记本上记录的一些东西，发现由于自己记录匆忙，出现了一处小的笔误。我本来要用‘Epithel’（上皮细胞）这个词；但写的时候却写成了‘Edithel’，如果我将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这便是一个小写的女孩的名字。通过外在联想分析的方式就会发现，当时在我出现这个笔误的时候，我刚刚认识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女孩，直到后来很长时间，我们关系才密切起来。这个失误是我的潜意识欲望的一种表露，即我被这个女孩所吸引；但我本人当时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此这是我当时的情感的一种流露。”
16.来自海尔纽斯（von Hug-Hellmuth，1912）博士：
“一个医生在给一个女性患者开药的时候开了‘Leviticowasser’（未利用的水）而不是Levicowasser，（一种矿泉水），这个失误使药剂师有机会对他提出批评，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其潜意识深处的可能的动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失误的出现并非偶然——尽管这是一个并不熟悉这个医生的人的主观推断，尽管这个医生会用讽刺的话指责那些离谱的节食患者。他要发表一席讲话，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个医生有很高的声望，在治疗开始前和治疗期间，他的接待室总是挤满了人，因此他就产生了一种愿望，希望他的患者尽可能快地说明情况——vite, vite，（法语意思是：快，快）。如果我记忆准确的话，他的妻子是一个法国人，这就支持了我的这个假设，实际上他用法语表达出了自己的这个愿望：让这个患者讲话的速度快一点。在很多情况下，很多人习惯于用外语单词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愿望。我的父亲在路上往往这样催促孩子‘avanti gioventù’（意大利语，意思是：年轻人，向前走）或‘marchez au pas’（法语，意思是：前进）。我曾和一个老内科医生一起对一个女孩进行过治疗，这个医生在阻止我的某些行为的时候——这些行为对他而言太快了——总是平和地说‘piano, piano’（意大利语，意思是：慢点来，慢点来）。可以想象，这个医生也有同样的习惯，因此就出现了用‘Leviticowasser’取代‘Levicowasser’的笔误。”
在同一篇文章，作者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对青年时期的一次笔误的回忆（用“fraz?sisch”取代“franz?sisch”，在写“卡尔”这个名字的时候出现的失误）。
17.我要感谢J.G先生，他为我们提供过做笔误分析的例子，就内容而言，这与众所周知的恶作剧有关，但在这种情况下，本人拒绝将这个动机解释为成人的玩笑。
“当我在疗养院住院的时候，我遗憾地发现，我的一个很近的亲戚和我患的是同一种疾病——是这种疾病迫使我住院治疗。在给这个亲戚的信中，我建议他去看一个专家，一个知名教授，他正在对我进行治疗，我对他的学术权威性非常满意。但另一方面我也有理由对他表示憎恨。原因是这样的，前不久，我让这个教授为我开一张证明，但被他拒绝了，这个证明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的这个亲戚在给我的回信中指出了我的一个笔误，我马上就意识到出现这个笔误的原因了，在我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因此，我建议你马上去insult（侮辱）X教授。’”当然，我本来要用的词是“consult”（咨询）。我要指出的是，就我的拉丁语和法语的水平而言，即使疏忽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18.写作时的漏字自然也是笔误的一种。塔纳尔（Dattner，1911）报告了一个“历史失误”的有趣例子。在一次立法会议上，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代表在讨论金融方面的问题，两个国家于1867年达成了“一致”。但在匈牙利语的译文中，“实际的”这个词被漏掉了，达纳尔认为这个漏字现象似乎是可以理解的，这表明匈牙利国会法案的起草人对奥地利的一种潜意识的愿望：通过这个失误表明奥地利不可能有什么发展。
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书写或抄写的过程中对同一个单词的重复——“经验重复”（perseveration）——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书写的人重复写了一个他已经写过的词，这说明，他不能轻易地摆脱这个词，在这一点上，他应该多做些说明，但他却忘记了这样去做。在抄写时出现的经验重复的现象可以解释为对这种说法——“我也如此”——的替代。在我面前的一份材料上，作者长篇大论地阐述着自己的医学观点，在对一个重要的段落的抄写的部分，我发现了一处经验的重复，我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这样的：透过他的这种非人格的作用，这个抄写者是在表明自己的观点：“就是我的观点”或“和我们的一样”。
19.此外，我们有理由认为，有些失误是排字工人的“笔误”。我们也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失误都是由一定的动机所驱使的。我还没有系统地收集过这方面的例子，这方面的工作也是重要和有趣的，对此我曾多次提到。琼斯（1911b，第503～504页）在分析误排（misprint）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
这种失误经常发生在电报上，这是电报员的笔误。在一个夏日的假期里，我收到了我的出版商的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使我费解。它是这样写的：“Vorr?te erhalten, Einladung X.dringend.”（校样收到，急需邀请X）揭开这个谜底还需从提及的X这个名字开始，X是一本书的作者，我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序言（Einleitung），“前言”这个词却变成了“邀请”（Einladung）。同时，我想起来，几天前，我给我的出版商寄去了另一本书的‘Vorrede’（说明），这次要告诉我的是这个东西收到了，其实际的内容应该是这样的：“Vorrede erhalten, Einleitung X.dringend.”（说明收到，急需X的序言）。我们认为，这种结果是由于电报员的篡改引起的，应归咎于其饥饿情结（hunger-complex）。在这个过程中，电报员将这两个一半的句子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其意思并非发报人的本意，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第二次翻版”的例子，这一点在很多梦中可以见到。
西尔伯勒（Herber Silberer，1922）讨论过这种有“目的的误排”现象。
20.很多时候，有些作者发现，这种有目的的误排有时很难改正过来。如斯塔福（1914）写过一篇题目为“通过误排的政治庇护”的文章，我将他的一个说明摘录如下：
“在今年3月25日的报纸上，我发现了一处政治误排。这是一封来自阿基斯顿的电报，电报上说明了扎丰斯的一些看法，扎丰斯是阿尔巴尼亚的埃波鲁斯叛党的领导人（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他就是埃波鲁斯独立政府的主席）。上面有这样的句子：相信我：自治的埃波鲁斯对威德王子很有利，他会因此失败（‘sich stürzen’是一个误排，应是‘sich sttitzen’，意思是：支持他自己）。即使没有这个至关重要的误排，这个阿尔巴尼亚王子无疑也会明确，他接受埃波鲁斯对他的支持，就意味着他的倒台。”
21.我自己最近读到《维也纳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罗马尼亚统治下的布卡维尼亚》。这个标题似乎不太成熟，因为当时的罗马尼亚并没有将自己暴露给敌方。就文章的内容而言，这个单词很明显应该是“俄国”而非“罗马尼亚”；然而，监督员一点也没有对此感到惊奇，因此疏忽了这个失误。
在一个著名的印刷厂——塔尘的卡尔·普罗奇卡印刷厂（原来是帝国和王室印刷厂）——印刷的一份传单上，有一个排印失误，在此，将此作为一个“政治”误排是在所难免了：
根据协约国的一项法令，要固定奥沙河边界，不仅西尔西亚，而且塔尘也被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的一个zuviel，（较多的部分）359归波兰，另一部分归捷克斯洛伐克。
丰唐被迫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误排，因为这个误排意味深长。1860年3月29日，他在给出版商斯普兰格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先生：
看来注定不会看到我的这个小小愿望的满足了。看一眼校样——我已经封好，准备寄出——就会知道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不仅如此，我仅仅得到一份校样，尽管我需要两份，其原因我已经指出。我要求尽快将第一校的稿子给我，以便做进一步的修改——一特别用英语注明这一句，但我的这一要求并未得到答复，我对此极为重视。校样的第27页，在卡纳克斯和王后之间有这么几个字：‘worauf Maria aasrief’360。面对如此攻击性的失误，如果知道这个失误被消除了，这将是一种解脱。“aas”对“aus”的这种不幸的替代，使这里的一切变得更糟了，这无疑是说，她（王后）好像真的如此称呼他。
祝安
T.丰唐
冯特（1900，第374页）对这个事实的解释值得我们重视，这个事实（很容易证明）是：我们的笔误比口误出现得要快。“在正常的讲话过程中，意志的抑制机能一直是指向产生意思的过程和与发音有关的相互协调的运动。如果出现在我们的思想之后的表达活动由于机械的原因变得迟钝，这正如在写作的过程……，那么，这种前移的出现是很容易的。”
对出现读误的情况进行观察后，我们会对此提出疑问一一对此我不能搁置不提，因为，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富有成果的研究的开端。人人皆知，在大声朗读的时候，注意迂回于材料和他自己的思想之间。如果由于其他的干扰而离题，那么他通常不能说明他读的内容是什么。他好像在自动地阅读，但通常是准确的。我想，在这样的阅读情况下，读误也不会表现得很明显。我们认为，在人们阅读的时候，有一系列的机能在自动地、准确地活动着——或者说，很少有意识的注意。由此可见，决定在读误、口误、笔误中表现出的注意因素的方式与冯特的描述很不相同（冯特描述的是注意的终止和减少）。我们从对上述的例子分析并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注意在量的方面有所减少，但我们发现了与此并非完全相同的另一种东西：外来思想的干扰，这一点应予以重视。
在“笔误”和“遗忘”之间，我再插入一个例子。一个人忘记了对支票签名，忘记给支票签名和忘记支票属于同一情况，为了说明同类情况遗忘的重要性，我从一篇小说上抄写下来一段（沙奇提供）：
“这是一个明显且很有意义的例子，而且可以肯定，这个富有想象力的作者知道如何使用失误的机制，以及通过精神分析表现出的症状行为。这些都在高尔斯华绥的小说‘法利塞教徒之岛’中有所表现。小说的主题一直围绕着一个思想徘徊的年轻人，他生活在一个较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一方面他有很强的社会同情心，另一方面又保留着本阶层的态度。在小说的第十六章，作者描述了他对一封信——来自一个年轻的无能之辈——的反应方式。在最初的生活态度的驱使下，他曾帮助过这个人两三次。在这封信中，并没有直接向他要钱，但描述了其悲惨的境遇，因此其意思也是明显的。开始他想，与其说将钱给了这个毫无希望的人，还不如用它做些慈善事业。但他还是拒绝了这种思想：‘如果仅仅因为他贫困潦倒就伸出援助之手，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或说一些鼓励的话，这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还要拿出主意！在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他受到了良心上的谴责，‘全是废话！你只不过是不想出钱罢了，正是如此！’”
“这样，他很友好地写了一封信，在信的结尾用了这么一句话：‘我在里面放了一张支票。你可信赖的，理查德·修顿’。”
“‘在他写好支票之前，一个在蜡烛边飞舞的小蛾分散了他的注意，这时他抓住了这个小蛾，并将它扔到了外面，但他已忘记将支票放在信封里面。’信就这样发出去了。”
“在这笔钱上的失误的动机比他剖析自己自私的目的更加微妙，很明显，他还是不想捐钱。”
“住在他岳父的家里，修顿被他的未婚妻、她的家人及亲戚包围着，他感到很孤单，其失误表明，他渴望他的保护人，而这个保护人，由于其过去的经历和对生活的观点，与他周围的人形成明显对比，尽管这些人无可指责，但他们却一成不变地接受着同一传统的影响。事实上，这个保护人如果没有得到他的资助的话，也不会无动于衷。几天后，他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上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将支票放在里面。”
第七章 印象和意向的遗忘
如果有人要过高地估计自己对现代心理生活的了解，只要提到记忆的机能就足以使他谦虚起来。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学理论能够成功地对记忆和遗忘这一基本现象做出说明。事实上，对实际观察到的东西的分析才仅仅开始，今天，就识记和遗忘而言，遗忘更是一个难解之谜。尽管我们在研究梦和其他心理现象时了解到，我们思考的一些东西很久就被遗忘了，但突然某一天它又闯入了我们的意识。361
诚然，我们已经获得的一些认识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我们认为，遗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我们强调这样的事实，遗忘对我们获得的印象材料有特定的选择性，同样，对每一个印象或经验的细节也有相应的选择性。我们知道，一些被遗忘的东西又被人们想起来，或又被唤醒，这是有条件的。然而，在很多日常生活的情况下，我们对这些条件的理解是多么地不完善和难以令人满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两个人的情况，他们接受的是相同的外部印象——他们结伴外出旅行，如前面的章节中的一个例子[第21页]——在以后的某一天交换他们的见闻，结果往往是这样的，对一个人有很深印象的东西被另一个人完全忘掉了，好像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似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定的印象在心理上的重要性对一个人比对另一个人大。那些决定我们对记忆的东西进行选择的因素，很明显仍未被我们认识到。
为了能够对了解决定遗忘的这些因素做出一点贡献，我将对我自己的遗忘情况进行心理分析，以此作为我的一种实际行动。通常，我关注过很多类似的情况，由于我自己期望了解一些想得到的东西，因此对这种情况下的遗忘感到颇为惊奇。再加上我很难忘掉什么东西（是我经历过的东西，并非我学习的东西）。年轻的时候，我的记忆超群，在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将能记住阅读过的每一页作为我的一种功课。在我上大学之前，当我听完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讲座后，我几乎可以逐字地将它们写下来。在最后的医学考试的紧张关头，我再次充分利用了我固有的这个能力，因为就很多科目而言，我都能很自动地写出了答案，就像是对我以很快的速度读完的课本内容的回忆。
从此以后，我对记忆的控制变得黯然失色了，但到目前为止，我仍一再地告诫自己，只要使用一些策略，我仍能记住一些本以为不可能记住的东西。例如，在会见时间，一个患者说以前我见过他，但我既想不起来这个事实，也记不起来什么时间，我便通过猜测回忆很快地想到几年前，然后再追溯到现在，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对患者的记录以及来自患者的一些确切的消息和我回忆起来的内容进行对照，结果发现，我对以前的咨询细节记得很清楚，我对10年内的时间的记忆误差很少超过半年。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较陌生的朋友，出于礼貌我问到了他的小儿子，如果他描述一下其成长过程，我会想到这个孩子的年龄，然后我将我的猜测和这个父亲告诉我的加以对比，我的误差几乎没有超过一个月，对他的大儿子的评价也没有超过三个月，尽管我说不出我评价的基础。后来我就很大胆了，我会很自然地说出我的猜测，这样就不会使这个父亲因为我不关心他的孩子而认为我忽视他。通过唤起潜意识记忆的方式，我扩展了自己的有意记忆，由此可见，这种潜意识记忆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我想报告一些典型的遗忘例子，有很多是对我自己的观察。我将遗忘分为两种：一是对印象的遗忘（forgetting of impression），或对知识的遗忘（forgetting of knowledge）；二是对意向的遗忘（forgetting of intention），或对要做的事情的忽略。我先说明我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个普遍的结论：在任何情况下，不愉快的动机是遗忘产生的基础。
一、印象和知识的遗忘
1.一个夏天的假日，我的妻子使我非常生气，尽管事情的起因微不足道。我们在一个餐馆吃饭，对面是一个我认识的来自维也纳的先生，毫无疑问他也认识我；但我有足够的原因不想和他恢复关系，我的妻子仅仅听说过这个有点名气的人的名字，她很关切地倾听他和他身边的人的谈话，并不时地接着他们的话题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忍无可忍，最后终于爆发了。几周后，在我向我的一个亲戚抱怨我的妻子的这一行为时，竟回忆不出来他们当时谈话的任何内容。我是一个较嫉恨别人的人，不会将使我烦恼的细节忘掉，我的这次健忘的表现的动机出于对妻子的考虑。前不久，我又有了一次相同的经历，我很想将几小时前妻子讲的一个笑话讲给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听，但无论如何也讲不出，因为，我忘记了妻子说了些什么，当我问了妻子才想了起来，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它与我们关心的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密切相联。
2.我要给维也纳的一个不认识的女士带一个装文件和钱财的小型保险柜，当我答应了这件事后，位于这个市区中心的这家商店的店面便很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而且我肯定在这里见过这类保险柜。但实际情况是，我却无法回忆起这个街道的名字，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在这个地方走一下，我就会找到这个商店，因为记忆告诉我，我在这里走过无数次。但不幸的是，尽管我在这个地区从各个方面走了数遍，仍没有找到有这个保险柜的店面。唯一的一条线索是查一下安全备忘录上的商号，确定了这个商店后再去这个区域寻找，而像这样大动干戈似乎没有必要，当我翻了这个指导书，我马上就认出了我忘掉的这个地址。显然，我在这个店面前面走过无数次——每一次，我都去拜访M一家人，他们在同一栋楼居住了好多年，后来我们的关系疏远了；但毕竟形成了习惯——我从来没有深究过其原因，可见我是想避开这个房子和附近的地方。当我在这个地区寻找有这个保险柜卖的商店时，我几乎走遍这里所有的区域，但唯独这个区域我没有去，好像强迫性地要避开这个地方似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我们不愉快的动机是造成遗忘的原因。然而，遗忘的机制并非像前面的例子表现得那样简单，我的厌恶并非是针对这个保险柜，而是针对另一个人，是一个我不愿想的人，正是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作用，因此产生了我的这种遗忘现象。在“Burckhard”的例子中[第117页]，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我对叫这个名字的人的怨恨导致了我在写与之同名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时产生笔误。在这个例子中，由于两个名字的相似，引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而在保险柜这个例子中，这个不愉快的思想是由两个地方的接近引发的。就后者而言，这个症结更顽固。此外，还有另一原因，这与钱有关，实际上与住在这个楼的朋友的关系的恶化也正是由钱引起的。
3.我应B和R的公司的邀请，要对这里的职员做一次职业巡访。在去这个地方的路上，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必须在这个大楼——公司的基地就在这里——反复地寻找。当我到了这个大楼后，上到高一层楼时，总觉得这家公司应在下面的一层，我既记不起来这个公司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也不记得我在这里见到过谁，尽管这些事情对我很不重要。虽然如此，我还是将自己的注意集中到这里，然后以间接的方式，将与此有关的思想联系起来，最后我发现，这个公司的总部在费施尔寄宿学校的下面，在这个地方我曾多次看一个患者。同时，我又回忆起来，在这个楼里居住着这个公司和寄宿学校的职员。但是什么促使我产生这个遗忘呢？这仍然是个谜。在我的记忆中，就这个公司、寄宿学校和居住在这里的患者而言，并没有伤害到我的地方。而且，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使我感到焦虑的东西，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我不会知道我到底忘掉了什么，这和前一个例子不太一样。当我在去看另一个患者的路上，这个原因最后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患者存在认知困难，他在这个街上遇到过我，在我看来，这个人的病情很严重，并给他诊断说，他会逐渐瘫痪。但是，后来我听说，他已经好了，这说明我的判断是错的。这是一个例外的诊断，因为，我对其他的痴呆性麻痹的诊断都是正确的。因此，决定我忘掉这个公司地址的因素与这个人有关，我对于此类遗忘问题的兴趣，促使我找到了遗忘的原因——矛盾的诊断。但是，这个联想（其内部联系很微妙——这个不期康复的人也是一个大公司的职员，这个大公司经常向我推荐患者）是由名字的相同实现的；另外一个内科医生和我一样将这个情况诊断为麻痹，这个医生的名字也叫费施尔，和这个寄宿学校的名字一样，但当时我却将这个名字给忘掉了。
4.东西的误置实际上是对这个东西放的地点的遗忘。像其他人一样，在看书和写作时，我对桌子上放的东西是很熟悉的，会信手将自己想要的东西拿过来，对其他人来说是无条理性的东西，而对自己来说则是有条理的，因为人们的习惯不同。但最近我将刚刚寄给我的一个书的目录给误置了，结果是我再也找不到这本书，实际上我正想找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关于语言》，其中有对这本书的宣传，书的作者很有头脑且风格活泼，我较喜欢这样的风格，他对心理学的看法以及其关于文明史的知识我认为很有价值。我认为误置这本书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我习惯于将这个作者的书借给我的熟人，以便使他们有所启发。前几天，当一个人还我书的时候对我说：“我感觉他的风格很像你，他思考的方式简直就是你的。”这个讲话者并不知道他的这番话触及到了什么。几年前，在我尚年轻的时候，很需要与外界接触，我很赞赏我的一个老同事的作品，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医学著作的作者，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这是你的方式，你的风格。”受这个同事的这番话的影响，我给这个作者写了一封信，以求有密切的交往；但信发之后杳无音信，或许是这种先前产生的不愉快的经历使我出现了这个误置，因此没有找到这个目录，我要找的这一本书因为有其他书的宣传而使我产生了误置，尽管这个目录的丢失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记得书的名字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