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觉得有必要告诉您，我们之中也有犹太人。”
1
1940年6月法国沦陷之后，德军允许法国人在维希组建政府。政府由法国“一战”时的英雄马歇尔·菲利普·贝当（Marshal Philippe Pétain）元帅领导。他是一个独裁者，拥有最高权力。贝当和德军积极合作。他剥夺了犹太人的权利，并把他们驱逐出原有岗位。为了废除反法西斯法律，他围捕法国的犹太人，将他们关进拘留所；后来又采取了12项其他措施，这些措施或大或小，其中也包括要求法国学生每天早上都要对着法国国旗敬法西斯军礼——抬起右手，掌心朝下。在德国占领法国时期，很多政策都被调整了，每天早上对国旗敬礼不过是其中的一件小事。大多数人都顺从了；但不包括利尼翁河畔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的人们。
勒尚邦是维瓦赖高原的12个村庄之一。维瓦赖高原是一个山区，位于法国中南部，离意大利和瑞士边境不远。勒尚邦是一个偏远的村庄，离它最近的城镇也远在山那边，有几英里远。该地区为农业区，松林周围都是农场。几个世纪以来，勒尚邦一直是持不同政见的新教教派的聚居地——其中最重要的教派为胡格诺派。当地的胡格诺牧师名叫安德烈·特罗克梅。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法国沦陷后的那个周日，特罗克梅在勒尚邦的一所新教教堂布道。“爱我们的敌人，宽恕我们的敌人，好好对待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责任，”他说，“但是我们不能放弃，不能逃避。当敌人命令我们遵守那些与福音书背道而驰的命令时，我们一定要抵抗，但同时也不恐惧，不骄傲，不憎恨。”
维希政府的敬法西斯军礼政策在特罗克梅看来，就是“与福音书背道而驰的命令”的典型例子。早些年前，他和另一位牧师爱德华·泰斯在勒尚邦创办了塞维诺中学。他们打定主意，不在塞维诺树立旗杆，也不让学生敬法西斯军礼。
维希政府的下一步措施是要求所有的法国教师签署忠于政府的契约。特罗克梅、泰斯和塞维诺中学的全体教师都拒绝服从。贝当还要求每个法国学校都挂上他的肖像。特罗克梅和泰斯也没有遵守他的命令。维希政府成立1周年时，贝当要求该地区的所有小镇都要在8月1日正午敲响教堂的钟。特罗克梅告诉教堂的看门人——一个名叫阿梅莉的女人，不要理会这种命令。两个来小镇避暑的客人来到教堂，因没听到敲钟而发牢骚。“这个钟又不属于元帅，它是属于上帝的。”阿梅莉直截了当地说道，“这个钟是为上帝敲的，不会为其他人而敲。”
从1940年春天到冬天，欧洲犹太人的生存状况持续恶化。一个女人来到特罗克梅的家门口。她很害怕，由于寒冷一直打颤。她说她是犹太人，此刻处境很危险。她听说勒尚邦是一个好客的地方。“于是我说‘进来吧’，”安德烈·特罗克梅的妻子玛格达回忆道，“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后来，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涌入了勒尚邦。特罗克梅乘坐火车去马赛见一个名叫伯恩斯·查尔莫的贵格派教徒。贵格派当时在法国南部正设法营救被关进拘留营的人。那里条件十分恶劣，到处都是老鼠和虱子，而且病毒肆虐。从1940年到1944年，一个拘留营里死亡的犹太人达到1 100人。而那些活下来的人则被运到法国以东的地方，并最终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贵格派教徒可以轻易地将人们尤其是小孩救出集中营。但是他们不知道能将这些人送往哪里。特罗克梅说可以把人送到勒尚邦。刚开始，去勒尚邦的犹太人都是小批的，后来变成了一大批，他们如大潮一般涌进了勒尚邦。
1942年夏天，维希政府的青年事务部长乔治·拉米朗（Georges Lamirand）去了勒尚邦。贝当想让他效仿希特勒在德国建立青年营的举措，在法国各地建立青年营。
拉米朗穿着绚烂夺目的海军蓝制服，带着他的随从，遍访整个山区。他的日程安排里提示，他要出席一个宴会；然后要一路游行去小镇的体育馆，与当地的青年人会面；以及参加一个正式的招待会。然而，宴会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食物差强人意。特罗克梅的女儿“不小心”把汤洒在了拉米朗的制服上；游行的时候，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体育馆里什么也没准备：孩子们在那里乱转、横冲直撞，其他孩子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招待会上，镇上的一名男子突然起身，念了《新约·罗马书》中的第13章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因为爱邻居就是成全了律法。”
随后，一群学生朝拉米朗走过去，当着全镇人的面给他看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他们在特罗克梅的帮助下写的。那年夏天早些时候，维希警察局受纳粹之命，在巴黎逮捕了12 000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被囚禁在巴黎南部的冬季赛车场上，那里的条件十分恶劣，后来他们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勒尚邦的孩子们很清楚这一切，他们不希望自己遭受同样的命运。“部长先生，”信的开头写道：
我们得知了3周前发生在巴黎的恐怖事件。法国被德国人残酷地占领了。然而法国军队却听命于德军，在巴黎逮捕了所有的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往冬季赛车场。那些父亲被迫与自己的家人分开，他们被送到了德国。孩子们被迫与自己的妈妈分开，他们和爸爸一样，也被送往了德国……我们害怕政府也在南部实行驱逐犹太人的政策。
我们觉得有必要告诉您，我们之中也有犹太人。但是，我们并不应该区别对待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是违反福音书的教义的。
我们的朋友们，他们只是生在另一种宗教传统中而已。假如政府下令驱逐他们或审讯他们，他们是不会接受的。而我们也会尽力地帮助他们躲避政府的抓捕。
我们之中有犹太人。你们不会抓到他们的。
2
为什么纳粹军队不来勒尚邦，给这些居民做个示范？特罗克梅和泰斯开办的那所学校，在战争前夕只有18名学生，到1944年，已经有350名学生了。这332名学生从哪里来的，显而易见。这个小镇一向没有什么秘密。我们觉得有必要告诉您，我们之中也有犹太人。一个帮忙救助犹太人的工人说，犹太儿童会乘坐从里昂开来的火车到达勒尚邦。她一个月得上那趟车好几次，然后一次带12个左右的犹太儿童下来。她会先把他们安顿在火车站边上的五月饭店，再去镇上走一圈，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收留他们。当时的维希政府有规定，运送和窝藏犹太难民是违法行为。在战争过程中从纳粹军队的行为可以看出来，他们是不会在犹太人的问题上妥协的。有一次，维希警察局的人员在勒尚邦待了3周，他们来搜查小镇和周围的村庄，看看是否有犹太难民。他们只抓了两个人，后来还释放了其中一个。为什么他们不干脆把整个镇的人都抓起来，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撰写勒尚邦历史的菲利普·哈里（Philip Hallie）指出，在战争末期保护这个小镇的是陆军上校尤利乌斯·施梅林（Julius Schmehling），他是该地区的高级盖世太保[80]警官。当地的维希政府警察中也有很多富有同情心的人。有时候，安德烈·特罗克梅会在深夜接到电话，对方提醒他隔天会有突击行动。当地的警察局小分队也会突然出现，他们其实是来搜查隐匿难民的；但他们会先在当地的咖啡馆喝杯咖啡，这咖啡会喝很长一段时间，以便提醒镇上的人他们来是干什么的。当时德国军队已自顾不暇，特别是在1943年，当时的东线战役已经开始在拖他们的后腿了。他们估计也不想和这些好争辩又不随和的山区人发生冲突。
然而，其实最确切的答案是扫荡一个小镇、消灭一群人、打击一场运动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这也是《逆转》一书试图弄清楚的问题。权力并没有其本身看起来那般强大，但也没有那般弱小。勒尚邦的胡格诺派由原先的法国新教发展而来。事实上，法国人以前曾试图除掉他们，但最终失败了。胡格诺派在宗教改革期间脱离了天主教会。法国政府因此将他们视为反叛者。很多国家和国王都试图让胡格诺派回归天主教会。当权者禁止胡格诺派举行活动。他们公然围捕、屠杀胡格诺教徒。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派男教徒把孩子们送上了绞刑架；而女教徒则被终身监禁。为了消除孩子们的信仰，他们就把孩子们寄养在信奉天主教的家庭。这种恐怖统治持续了一个多世纪。19世纪末，20万名胡格诺教徒离开法国，逃到了欧洲的其他国家和北美洲。而那些留在法国的人就只能埋藏自己的信仰。他们会在偏远的树林里，秘密地举行仪式。他们躲到了维瓦赖高原上的高山村庄。他们在瑞士开设了神学院，并将牧师偷偷地运出边境。他们学会了如何躲避追捕，也学会了伪装。他们坚持了下来，并且不断地进行学习，就和闪电战时期的英国人一样，他们不完全是害怕。他们只是因为害怕而害怕。[81]
“村里的人们都知道什么是迫害，”玛格达·特罗克梅说道，“他们常常都会谈起自己的祖先。很多年过去了，他们已经忘记了。但当德军过来的时候，他们会重新记起，他们也都了解情况，这个村子的犹太人遭受的迫害少，比其他村子好，因为他们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玛格达·特罗克梅说当第一个难民出现在她家门口时，她没办法拒绝这个难民。“这件事危险与否，我不知道。没人会去想这些。”这件事危险与否，我不知道？没有人会去想这些？在法国其他地方的人民都知道，他们的生命正处在危险之中。但勒尚邦的人们却不这么想。第一批犹太难民到达时，镇上的人们给他们每个人都制作了假的身份证明。这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对政府隐藏自己真实信仰的群体来说，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人们把犹太难民收留在他们以前收留难民的地方；他们循着那条使用了300年的路线，将他们送往瑞士边境。玛格达·特罗克梅接着说：“有时候人们会问我：‘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我并没有做任何决定。问题在于，你认为我们是不是兄弟姐妹？是的话，我们就尽力去帮助他们！”
为了铲除胡格诺派，法国政府在自己的土地上制造了一个陷阱，然而这个陷阱可以用来做一切别的事情，就是不能铲除他们。
就像安德烈·特罗克梅曾经说的：“就靠这样的人，纳粹怎么可能走到最后呢？”
3
安德烈·特罗克梅出生于1901年。他个子很高，身体结实；长着一个长鼻子，一双蓝色的眼睛锐利有神。他工作起来总是不知疲倦，常会从勒尚邦的这头走到那头。他的女儿奈莉写道，“他浑身的毛孔都散发出一种责任感”。他说自己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不过他这个人的心态倒是不平和。他，还有他的妻子玛格达，常常会进行喊叫比赛。这在镇上是人所皆知的。人们常说他是一个“被上帝征服的暴力人士”（un violent vaincu par Dieu）。“当人们无礼地咒骂他时，”他在日志里写道，“他不应该毫无反应，不应该懦弱，而且在面对重大的基督教教义问题时，永远不能让步。”
拉米朗部长访问这里6个月后，特罗克梅和爱德华·泰斯被逮捕，并被关进了拘禁营里（据哈里所写，“他们的个人财产都被剥夺了，那些人通过观察他们的鼻子，来确认他们是否为犹太人”）。一个月后，他们被告知可以走了，但前提是他们得签署“无条件遵从政府为维护法国利益，推行贝当元帅的国家改革政策而下的命令”誓约。特罗克梅和泰斯都拒绝签署。拘禁营的长官狐疑地走到他们身边。在这里的大部分人都会死在毒气室里；而他们只要在纸上签个名，稍微表明一下他们的爱国情怀，他们就自由了。
“什么？”营长对他们咆哮道，“这份誓约完全没有违背你的良心啊！元帅都是为了法国好！”
“但元帅的其中一种行为，我们无法认同，”特罗克梅答道，“他把那些犹太人都送到德国去了……如果我们能回家，我们仍然会跟他对着干，仍然会违背政府的命令。我们怎么能签这个东西？”
监狱的长官最终放弃说服他们，把他们送回家了。
战争后期，当盖世太保加大对勒尚邦的监控力度时，特罗克梅和泰斯被迫逃亡。泰斯加入地下组织，致力于帮助犹太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往安全的瑞士境内。（“这种做法并不理性，”他跟哈里这么解释他的做法，“但是你知道，我无论如何都必须这么做。”）特罗克梅带着他的假身份证明，在一个又一个镇子里躲避追捕。尽管他已经很小心了，但他还是在里昂火车站的围捕行动中被警察逮捕。他极度焦虑，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被揭穿，更害怕警察盘问身份证明方面的东西。哈里写道：
他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是贝杰，警察问他这是不是他的真名。为了隐瞒他的身份，他只好说谎。但是他又不能说谎。说谎，尤其是为了他自己而说谎，是“一种妥协，上帝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他在自己的自传中这么写道。利用假身份证明救其他人——或者救他自己是一码事，但是在其他人面前，为了自保而说谎对他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你的身份证上印上一个假名字和对警察说出你的假名，这两件事从道德上来说真的有区别吗？也许没有。而且当时，和特罗克梅一起逃亡的是他的一个年龄很小的儿子。他还要去救那些难民，将他们藏起来。所以他说谎是情有可原的。换言之，这是一个无恶意的谎言。
但问题不在这里。特罗克梅和杰·弗赖雷克、怀特·沃克、弗雷德·舒特尔沃斯不一样，这种说谎的成就感让他心里感觉不舒服。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是一个随和的人。不随和的魅力在于他们的顾虑和我们不一样。沃克和舒特尔沃斯都没有什么东西可输。假如你曾经历过这些——房子被人放火烧毁，车子被三K党围攻，你还被他们拳头揍过，你会想，还有什么会比这更糟糕？杰·弗赖雷克被告知，要停止他的所作所为，他们警告他不要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他被问责，被他的同事抛弃。他用手抓着快死的孩子们，然后把一大根针插进了他们的胫骨里。他已经经历过最糟糕的时期了，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很久以前，那些将自己摆在第一位的胡格诺教徒要么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要么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要么逃亡了。而留下来的都是那些顽强的、敢于反抗的人。
那些警察并没有问特罗克梅有关身份证明的问题。特罗克梅说服那个警察，把他带回火车站。他跟儿子约好在那边见面。去了火车站之后，他便从侧门溜走了。其实，如果那个警察开口问他是不是贝杰，特罗克梅会告诉对方实情的，他已经暗自做了决定了：“我不是贝杰，我是安德烈·特罗克梅牧师。”他不在乎。如果你是歌利亚，你要如何打败有这种想法的人？当然你可以杀了他。但是这种方法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就像英国对北爱尔兰施加压力，加州启用三振出局法一样。过度使用权力会让人对合法性质疑，而在不具有合法性的情况下强制使用武力则会激起人们的反抗，他们不会屈服的。你可以杀了安德烈·特罗克梅。但是还会有另外一个安德烈·特罗克梅诞生。
特罗克梅10岁那年，有一天，他们一家子开车去了乡下的房子。他和两个哥哥、一个堂兄坐在后座。他的父母坐在前座。因为在他们前面的那辆车开得很慢，所以他父亲愤怒地超车了。“保罗，保罗，不要开那么快。会出事的！”他的母亲大喊。汽车失去了控制。小安德烈·特罗克梅成功地从汽车残骸中爬出来。他的父亲、两个哥哥和堂兄都没事。但是他的母亲死了。她的尸体就在30英尺开外的地方。面对纳粹军官的经历，与看到母亲的尸体躺在路边比起来，太不足为惧了。很多年后，特罗克梅提到了自己已故的母亲：
如果我罪孽太重，如果我曾经那么孤独，如果我的灵魂总是被这种罪孽和孤独占据，如果我总是怀疑一切，如果我是一个宿命论者，如果我有一个悲观的孩子，他每天都在等死，每天都在寻死，如果我迟迟不肯打开心房，很晚才学会快乐，如果我是一个忧郁的男人，没办法发自内心地大笑，那都是因为您在6月24日那天离开了我。
但是，如果我相信永恒……如果我努力促使自己前进，那也是因为我孤单，因为您不再是我的神，不再用您丰富的生活来填满我的心灵，不再主导我了。
在法国，收容犹太人的并不是那些特权阶层和富裕人家，而是社会的边缘人士和那些曾被迫害的人。这个事实再次提醒我们，不幸和灾难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有限的。如果你没有阅读的能力，你会创造出聆听的能力。如果你向一个城市投放炸弹，你的确会让人们死伤无数，会让城市变成废墟，但是你会创造出一个死里逃生的群体。如果你的父亲或者母亲去世了，你会感到痛苦、绝望，但是当你走出绝望时，你会收获不可战胜的力量。巨人和牧童处在以拉山谷时，你眼里只有那个穿着闪闪铠甲、拿着剑和盾牌的男人。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美丽和价值都源自那个牧童，他拥有我们想象不到的力量和意识。
玛格达和安德烈·特罗克梅的大儿子名叫让·皮埃尔。他是一个是多愁善感的天才少年。安德烈·特罗克梅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战争临近尾声的一个晚上，他们一家人一起去看诗人维利翁《被绞死的人之歌》的诗歌朗诵会。隔天晚上，特罗克梅夫妇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发现让·皮埃尔在浴室上吊自杀了。特罗克梅跌跌撞撞地走进树林里大喊着：“让·皮埃尔！让·皮埃尔！”后来，他写道：
即使到了今天，我的内心仍然背负着死亡，是我儿子的死，我像一棵被砍掉树顶的松树。松树不会再长出新的顶部了。它们会一直这样扭曲，一直残废下去。
他写这些的时候一定曾停下来，沉思片刻。因为勒尚邦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一切都还有希望。于是他又写道：
但它们会越长越厚实，也许，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
[80] 盖世太保（Gestapo），“国家秘密警察”的德语缩写的音译，纳粹通过盖世太保来实现对德国及被占领国家的控制。——编者注
[81] 历史学家克里斯汀·范·德·赞登（Christine van der Zanden）说这是一个热情好客的高原。该地区有一段收容难民的悠久历史。1790年，法国议会要求所有被关押的天主教教士签署效忠国家的誓约，试图将教会变成政府的附属机构。那些拒绝签署誓约的人只能逃命。他们当中有多少人逃走了？在维瓦赖高原，有一个训练有素的群体，他们已经准备好要反抗了。反抗的队伍不断壮大。“一战”期间，高原的人们开始接收难民。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们接收那些从由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法西斯军队中逃出来的人们。在纳粹恐怖统治前期，他们接收那些从奥地利和德国逃过来的社会学家和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