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是最狡猾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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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权运动史上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963年5月3日，出自美联社的摄影师比尔·哈德森（Bill Hudson）之手。哈德森当时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马丁·路德·金的支持者正是在这里遇到了伯明翰种族公共安全委员，“公牛”尤金·康纳。在这张照片中，一个少年正遭到一只警犬的袭击。直到今天，这张照片仍让人觉得震惊。
那天，哈德森将胶卷交给了编辑吉姆·拉克松（Jim Laxon）。拉克松之前都没注意过哈德森的照片。直到他看到照片中男孩儿朝着一条狗前倾的姿势，他才注意起这幅照片来。后来，他承认当时为“一个面对德国牧羊犬沉着冷静的少年”而感到震惊。自从17年前他发布了一张获得普利策奖的照片后——亚特兰大的某间旅馆发生火灾，一个妇女从高层的窗户跳了下来——他就再也没有感受过照片所谓的震撼力量了。
拉克松拿着这张照片，将其用电报发送出去。隔天，《纽约时报》在星期六版的首页以原图3倍大小的版面刊登了这张照片。而国内的主流媒体也几乎都刊登了这张照片。肯尼迪总统看到这张照片后，惊骇不已。时任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Dean Rusk）担心这张照片会“引起海外盟友不安，并让敌人因此感到窃喜”。这张照片引起了国会的讨论，成了人们茶余饭后、学生课堂上的谈资。有那么一段时间，美国人似乎什么都不谈论了，只谈论这张照片。就像一个记者说的，这是一张“会永远燃烧的照片……那个瘦削、穿着考究的男孩儿的身子倾向那只狗，他的双臂无力地垂着，沉着地盯着前方，好像在说‘咬我啊，我就在这里’”。为消除那些在美国南部适用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法律和政策，马丁·路德·金和他的民权运动积极分子已经奋斗了好几年。因为有这些法律和政策，黑人很难甚至几乎找不到工作，他们没有选举权，不能接受正规的教育，甚至不能和白人共用一个饮水机。突然间，局势发生了变化。一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1964年民权法》，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之一。人们总是说《民权法》其实是“在伯明翰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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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马丁·路德·金来到伯明翰。当时他的民权运动危机重重。他用了9个月的时间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领导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运动。奥尔巴尼距离美国南部200英里远。他并未在奥尔巴尼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于是便灰心地离开了这个地方。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件的判决，是民权运动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当时，法院判决认为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措施是违反宪法的。然而，在案件判决过去约10年后，南部诸州的公立学校依然在实行种族隔离措施。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南方大部分州的州长都是立场中立的政客。他们希望人们可以尊重黑人。当时，亚拉巴马州有一个名叫“伟大的吉姆”福尔松的州长，他总是说“人都是一样的”。20世纪60年代初，所有持中立态度的州长都离任了。州议会落入支持种族隔离的强硬派手中。南方各州的民权运动似乎在倒退。
而伯明翰呢？伯明翰是美国种族隔离状况最严重的地区，它被称为“南部的约翰内斯堡”[43]。那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辆满载民权运动积极分子的公共汽车正开往伯明翰方向，三K党成员命令该车停靠在路边，之后便向它开火。这一行动得到了当地警察局的默许。那些试图搬进白人社区的黑人所居住的房子常被当地的三K党成员轰炸。因为这种爆炸案太多了，伯明翰有了另外一个昵称“爆明翰”。“在伯明翰，”戴安娜·麦克沃特在《带我回家》（Carry me home）一书中写道，“有这样一种犯罪科学，防止犯罪（入户盗窃、强奸等）的最好办法就是走出去，开枪打死这些犯罪嫌疑人。（‘不这样做的话，事情会失控的，’警局的某个小队长也许会这么说，‘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伯明翰的种族公共安全委员“公牛”尤金·康纳，身材较矮，长着一对大耳朵，声如牛蛙。因为1938年的一件事，他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当时伯明翰城区正在举行一个政治会议，白人和黑人各派代表参加。康纳将绳子的一端系在礼堂外草坪的某根树桩上，绳子一直拉到了礼堂内的过道，并往下延伸。白人坐在绳子的一边，而黑人坐在绳子的另一边。这种做法响应了该市的种族隔离法律。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总统夫人埃米莉·罗斯福。但她坐“错”了位置。康纳的手下强迫她坐在白人那边。（想想如果有人这么对米歇尔·奥巴马的话，会发生什么事。）[44]康纳早晨喜欢去市区的莫顿酒店打发时间，去喝100度的老祖父波旁威士忌。他常说“犹太人的内心完全就跟‘黑鬼’一样”之类的话。人们经常会拿伯明翰开玩笑，但其实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笑话：住在芝加哥的一个黑人早上醒来时告诉妻子，他梦见耶稣了，耶稣让他去伯明翰。妻子极度恐惧地说：“耶稣说过要和你一起去吗？”她的丈夫答道：“他说他要去孟菲斯。”
马丁·路德·金到达伯明翰后，就和他的策划团队举行了一次会议。“我必须告诉你们，”他说，“根据我的判断，今天坐在这里的有些人可能无法活着回来了。”他在房间里走了一圈，给了每个人一份写好的悼词。后来，马丁·路德·金的一个助手坦承他一点也不想来伯明翰：“当我在亚特兰大的卡罗尔路吻别妻子和孩子时，我并没有想到，我有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
马丁·路德·金并没有什么武器装备，也没有什么胜算。他是一个十足的弱者。然而，他有一项优势。就像大卫·博伊斯的阅读障碍症和杰·弗赖雷克不幸的童年一样，这看似是劣势，实则是优势。他来自一个总被当成弱势群体的圈子。民权运动积极分子进军伯明翰时，美国黑人已经花了好几百年时间，学习如何在既没有武器装备也没有胜算的情况下夺取胜利。他们学到了一些对付巨人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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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许多压抑性文化，这些文化中都有一个“恶作剧精灵”的形象。在传说和歌曲中，它是一种看起来无害的动物，灵活狡猾，能够战胜比它大很多的动物。在西印度群岛上，奴隶们口中的“骗子”是非洲神话中的那只名叫安纳西的狡猾的蜘蛛（Anansi）。[45]而在美国的奴隶们心中，“骗子”指的是那只有一条短尾巴的“贝尔兔”（Brer Rabbit）。[46]“兔子是最狡猾的动物。”一百年前，一个曾做过奴隶的人在和民俗研究学者的会谈中说过：
它不是最大的动物，而是最狡猾的动物。它从陷阱里出来的时候，会把另一只动物拉到陷阱里去。当它掉落深井时，它会大声哭喊吗？显然不会。它会大声地吹哨子、唱歌。一只狼经过深井，听到了它的声音，狼低下头看到了兔子。兔子说：“赶紧走。这里没法装下两只动物。上面应该很热吧，下面倒是很凉快。你为什么不跳进水桶里，感受一下。”这番话让狼按捺不住，于是它跳进水桶里……狼下去了，兔子上来了。每当兔子经过深井时，它便会笑着说：“这就是人生，有起也有落。”
在一则最著名的贝尔兔故事中，狐狸做了一只涂有沥青的玩偶来骗兔子。贝尔兔要去拿那个玩偶，却被沥青黏住了。它越努力要把自己和那只沥青玩偶分开，就被黏得越紧。“狐狸，我不在乎你对我做了什么。”兔子央求沾沾自喜的狐狸，“但是请不要把我扔在那片荆棘丛里。”狐狸当然那么做了。而生来就在荆棘丛里打滚的兔子，就用荆棘将自己和玩偶分开，然后逃跑了。狐狸的诡计没得逞，而兔子坐在附近的一根树桩上，一脸胜利的表情，试图“用刀片把头发上的沥青弄掉”。
恶作剧精灵的故事带有一种美好的愿望——奴隶们梦想有一天他们能和那些白人平起平坐。但就像历史学家劳伦斯·勒文所写的，这些故事同样也“具有痛苦的现实意义，它们教会人们如何在不利环境中生存并获得胜利”。美国黑人寡不敌众，力量上也处于弱势。贝尔兔的故事中蕴含了这么一个道理：如果弱者愿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是能在力量悬殊的战争中获胜的。贝尔兔了解狐狸的某种性格，而恰巧狐狸并不了解自己的这种性格。兔子知道这只狐狸居心不良，兔子害怕什么，它就会迫不及待地做什么。所以是狐狸掉进了兔子设计的圈套，兔子打赌狐狸一定无法容忍一只比它小的动物来教它怎么做。勒文指出，在美国黑人长期遭受迫害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深谙机智之道：
从19世纪奴隶制观察者和白人主人留下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有很多奴隶都会说谎、作弊、偷窃、装病；他们喜欢游荡，假装自己听不懂主人的命令，会在棉花篮子里装石头，以达到自己应该采摘的棉花重量；他们会破坏工具，烧掉主人的财产；会为了逃避工作而让自己变成残废；他们不去管种植的那些农作物；他们虐待牲畜，主人因此觉得他们必须饲养一些效率低的骡子，而不是马——因为骡子更能经受住奴隶们的虐待。
阅读障碍患者通过发展出另一种技能来弥补自己缺失的阅读能力。有时候，这种缺失其实是一种巨大的优势。深处爆炸环境中，或者身为一个孤儿，这可以成为“侥幸脱险”的经验，它能保护你不被彻底击垮。而这两种状态也可能是“死里逃生”的经验，它能让你变得更强大。这就是大卫的机会：看似是困难，实则是值得经历的困难。恶作剧精灵的故事是第三种值得经历的困难：当你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片意料之外的自由之地。恶作剧精灵学会了如何打破常规。
怀亚特·沃克（Wyatt Walker）是马丁·路德·金领导下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执行主任。沃克一开始就在伯明翰工作，他将马丁·路德·金手下一些战斗力薄弱的军队整编起来，以对抗种族主义者。马丁·路德·金和沃克都清楚他们无法以常规的方式获胜。他们无法在民意调查领域，在街上或者法庭上打败“公牛”康纳。他们不能跟他硬碰硬。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当成贝尔兔，然后让康纳将他们扔到荆棘丛里。
“怀亚特，”马丁·路德·金说，“既然你知道怎么制造危机，那你就去制造一个危机出来，逼“公牛”康纳露出底牌。”沃克的确这么做了。怀亚特·沃克制造的那个危机就是那张照片——一名少年正被一只警犬袭击，他的身体前倾，双手无力地垂着，仿佛在说“咬我啊，我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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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亚特·沃克是马萨诸塞州的浸信会牧师。1960年加入马丁·路德·金的民权组织。他是马丁·路德·金的左膀右臂；是活动组织者，也是解决问题的高手。他还是一个擅长搞恶作剧的人。他身材颀长，气质优雅，聪明睿智，富有幽默感；嘴巴旁边长有一撮像铅笔尖一样的小胡子。每周三下午他都会去打一次高尔夫球。对他来说，女人都是迷人的宝贝儿，他常说“宝贝儿，我并不难相处。我只是有点完美主义倾向”。他在年纪轻轻时就加入了共产主义联盟，他总是打趣地说，这是认识年轻女人的唯一方法。历史学家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写道：“在大学里，他总是戴着深色眼镜，活脱脱就像一个托洛茨基[47]分子。”[48]有一次，他在弗吉尼亚州一个小镇彼得斯堡布道时，带着自己的家人和几个随从出入当地只允许白人进出的公共图书馆，意在让政府以触犯镇种族隔离规定的罪名将他抓进监狱。你知道，他朝摄影师和记者挥手时，手上正拿着什么书吗？是美国南方白人英雄罗伯特·E·李的传记。他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位将军，带领联盟军打败了奴隶制军队。这是典型的怀亚特·沃克作派。他很开心自己因为触犯彼得斯堡种族隔离规定而被抓进监狱。同时，他也确信自己能够揭开小镇的内在冲突。
马丁·路德·金、沃克和弗雷德·舒特尔沃斯组成了伯明翰的三巨头。舒特尔沃斯曾长期领导伯明翰的民权运动，是当地的一位传教士，是三K党杀不死的人；马丁·路德·金则是倡导者，亲切且充满魅力；沃克则是隐藏在背后的那个人。在伯明翰，很多“公牛”康纳的手下都不知道沃克的长相。马丁·路德·金和舒特尔沃斯脾气比较平和；但沃克不是。“如果你惹到我了，我也不会对你客气”——沃克这么形容自己的行事风格。“我没空说什么‘早上好，下午好，你感觉怎样’之类的话。我们是来革命的，这才是头等大事。”
一次，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发表演讲时，一个体重达200磅的白人冲上舞台，抡圆了拳头就朝马丁·路德·金打过去。马丁·路德·金的助手冲过去保护他。麦克沃特写道：
人们震惊地看着马丁·路德·金，因为他此时成了攻击者的保护人。马丁·路德·金热情地握住了他的手。这时听众唱起了抗议歌曲。马丁·路德·金告诉这名白人，他们的动机是正义的，暴力是一种自我贬低的行为，还说“我们终将胜利”。然后，马丁·路德·金就像介绍一个意外来访的客人一样，把他介绍给了众人。年轻人叫罗伊·詹姆斯（Roy James），24岁，纽约人，住在佐治亚州阿林顿的美国纳粹党宿舍。他在马丁·路德·金的怀里哭了起来。
马丁·路德·金是道德绝对主义的拥护者，即使受到攻击时，他也不会做出违背自己原则的事情。沃克则常说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曾被一个“像山一样的巨人”——身高6英尺6英寸，体重达260磅——袭击，当时他正站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某个县政府大楼前面。沃克可没有拥抱攻击他的人，他起身反击。每次攻击者向他打来时，沃克就会滚到大楼的台阶上。但他总是会起身，进行更猛烈的反击。当他第三次倒下，就如他自己所说：“他抓住我，打得我几乎失去意识。我又第四次起身。如果那时我带着剃刀的话，我会剐了他的。”
在某个著名的夜晚，沃克、舒特尔沃斯和马丁·路德·金三人正往蒙哥马利的第一浸信会教堂走去，他们要去给那边的1 500人布道。当时教堂外面聚集着一群愤怒的白人暴徒，他们威胁说要烧毁教堂。不出所料，马丁·路德·金又站了出来，发表他的高尚演说。“拯救楼上那些人们的唯一方法，”他告诉另外两个人，“就是我们向这些暴徒投降。”舒特尔沃斯一向沉着冷静，他也同意了这个做法：“嗯，如果我们必须这样做的话，那就做吧。”沃克呢？他看了看马丁·路德·金，自言自语道：“这个人肯定是脑子坏了。”[49]（在最后一刻，联邦的军队过来了，疏散了人群。）之后，沃克成了非暴力主义的拥护者。不过，他总给人这种感觉，即过于宽容并非人的本性。
“有时候为了完成工作，我会调整或者改变我的道德准则。我一向都注重结果。”他曾这么说过，“我这么做的时候是有意识的。我无从选择。不过对付‘公牛’康纳可不是在处理什么道德问题。”沃克喜欢捉弄康纳。“我来伯明翰，就是来骑公牛的。”他一来伯明翰便这么说，当时的他两眼放光。他讲话可能带有些许南方口音。他对当地警方说，有“黑鬼”正前往某处举行抗议活动——其实是他自己捏造出来的事情，但警察相信并采取行动了，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有时候，他也会举行游行示威，但是他的游行示威看起来不像游行示威，他只会带着人们一趟一趟地转圈——穿过办公大厅，又沿着小巷往下走，一直到把警察惹恼了才肯罢休。“哦，那真是一段美好的生活时光。”他说道，想起了自己在伯明翰的那些恶作剧。沃克知道，他不能把这些事告诉马丁·路德·金，因为马丁·路德·金肯定不会同意的。沃克就这样做着自己的恶作剧。
“我想，像我这样的黑人，应该都懂得看白人的脸色行事。”伯明翰运动后，沃克在一个冗长的采访中对诗人罗伯特·潘·华伦（Robert Penn Warren）说道，“我们可以从语气的细微差别中判断出白人的心思。有时候他们会强调第一个音，有时候声调又比较深沉，有时候声音则比较尖锐。你知道的，一些发生在普通的、正常环境中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有时它们也会具有某种极为深刻和鲜明的意义。”
华伦谈到了美国黑人传统中的恶作剧精灵的民间故事。这时，你可以从沃克脸上看到他那一抹狡黠的笑容。“对”，沃克答道，他正跟“主人”开一些“纯粹的玩笑”，他说“你知道他想听什么，所以你就说什么，而你的言外之意他却捕捉不到”。
人们都称马丁·路德·金是“领袖”，而有时候，他们也会称他为“上帝”。而沃克才是那只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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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制订的伯明翰运动计划被称作“C项目”——对抗运动（confrontation）。他们的阵地就在第16街的浸信会教堂，毗邻凯利·英格拉姆公园，离伯明翰市区几个街区远。C项目共包括三个部分。前面两场运动相比第三场运动，声势更浩大，也更刺激。起先是针对当地公司的静坐示威。这是要吸引媒体目光，让他们注意到伯明翰的种族隔离问题。晚上，舒特尔沃斯和马丁·路德·金会领导黑人团体进行群众集会，以保持他们的士气。第二阶段是联合抵制市区企业，给白人团体施加财政压力，让他们重新思考自己对黑人顾客的所作所为。（比如，在社区商店里，黑人不能使用洗手间或者更衣室，因为白人害怕接触到黑人接触过的那些物品和衣服。）第三个阶段则是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以支持联合抵制运动，并让监狱人满为患。一旦牢房不够用了，康纳就不能以抓一些抗议者的方式来解决民权问题了。他就得直接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C项目是一个高风险项目。因为如果项目要起作用的话，康纳就必须反击。就像马丁·路德·金说的，逼康纳“亮出底牌”——让全世界都知道他的丑陋面目。可是他们无法保证康纳会进行反击。马丁·路德·金和沃克刚刚结束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运动。他们之所以失败了，就在于奥尔巴尼的警察局长劳里·普里切特（Laurie Prichett）没有落入他们的圈套。他吩咐警察局的同事，不要使用暴力或者超级武力。他友好而有礼貌。也许他对民权思想并未改观，但他给予了马丁·路德·金一份尊重。北方的媒体纷纷赶来奥尔巴尼报道这场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对抗。然而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相当喜欢普里切特。马丁·路德·金后来被关进了监狱。第二天，监狱里来了一个穿着考究的神秘人物——据说是普里切特派来的——将他保释出来了。如果你刚进监狱就被人保释出来，你怎么会是可怜的人？
普里切特曾一度搬到市区的汽车旅馆居住，这样一旦发生任何暴力活动，他就可以及时制止。在与马丁·路德·金进行漫长的协商期间，普里切特接到了秘书拿过来的一封电报。多年后，普里切特谈起了这一插曲：
因为马丁·路德·金先生问我这是否是一个坏消息，所以我……得看一下电报的内容。我回答他：“不是的，马丁·路德·金先生。这天刚好是我和妻子结婚12周年的纪念日，所以她给我发了一份电报。”他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话，这些话显示了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他说：“您刚才说今天是您的结婚纪念日？”我说：“是的。”接着我又说：“我至少有3周都没回家了。”他说：“好吧，普里切特局长，您今晚就回家吧，哦不，现在就回去。您应该去庆祝一下。我向您保证，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不会再有任何事发生。您可以走了，带您的妻子去吃顿晚餐，做一些想做的事。明天早上10点，我们再继续协商。”
普里切特没有把马丁·路德·金扔到荆棘丛里。民权运动在这里没有希望了。没过多久，马丁·路德·金便收拾行装离开了奥尔巴尼。[50]
沃克知道，在奥尔巴尼的民权运动失败后，如果伯明翰的运动也失败的话，那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当时，绝大多数的美国家庭都会观看晚间电视新闻。沃克极其希望能将C项目推到台前，让其成为热点晚间新闻。他也知道，如果人们认为运动的前景不明朗的话，那么新闻媒体便会对它失去兴趣，转而去报道其他东西。
“一般来说，沃克就是要保证设定好一切，”泰勒·布兰奇写道，“如果显示出他们的力量，来自外部的支持也会相应地增加。他们一开始就不能落后……沃克说，无论如何，伯明翰运动的规模一定不能比奥尔巴尼的小。也就是说他们要一次性把1 000人送进监狱，也许人数还要更多也说不定。”
在几周的时间里，沃克眼看着运动慢慢地失去了之前的势头。伯明翰的很多黑人都担心因为自己被视作马丁·路德·金的同伙，会被白人老板解雇。其实有这样的担心无可厚非。4月份的时候，马丁·路德·金的助手在教堂做弥撒时对700名群众进行动员，但只有9个人愿意和他们一起去游行示威。隔天，马丁·路德·金的另一位助手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又动员了一次，结果只有7个人愿意去。当地保守的黑人报纸称C项目“浪费人力物力，且毫无价值”。那些聚集在伯明翰，准备看白人和黑人对抗的记者和摄影师都有些不耐烦了。康纳偶尔会抓人，但大部分时间只是不动声色地观望。马丁·路德·金一直往返于伯明翰和亚特兰大总部之间，这期间，沃克一直和他保持联系。“怀亚特，”马丁·路德·金跟他说了好多次，“既然你已经找到方法了，那就让康纳露出底牌。”沃克摇摇头：“领袖，我还没找到方法。但我会去找的。”
棕榈主日[51]那天民权运动终于有了突破。沃克和22名抗议者正准备出发。游行示威由马丁·路德·金的弟弟阿尔弗雷德·丹尼尔（被称为A. D.）领导。“我们的群众集会速度比较慢。”沃克说，“本来我们预计在2点半左右完成的，但一直到4点才最终完成。那时，群众都知道我们要进行示威游行了，于是纷纷跑上了大街。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游行了。当时共有1 000多人在这3个街区里走动，边上站满了人，他们都在看。”
隔天，沃克打开报纸，想看看媒体的报道。他惊讶地发现记者完全搞错了。报纸上说在伯明翰游行的人有1 100人。“我打电话给金博士，跟他说：‘先生，我做到啦！’”沃克回忆道，“‘电话里说不清楚，但我就是做到啦！’我们每天做的事就是延长集会时间，让人们下午下班回家时更晚一些。这样会造成一种错觉，就像有1 000多人似的。我们只会在12点、14点、16点、18点时进行游行。报纸上说我们有1 400人在游行。”
这种情形就和龟鹿赛跑——最著名的“骗子”故事之一如出一辙。小龟狡猾地藏身于终点线，而让自己的亲戚去和小鹿比赛。这样会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它一直都在跑似的。到达终点线的时候，它出现在小鹿前面，赢得了胜利。小鹿完全傻了。这只小龟知道，对于小鹿来说，“所有的龟长得都一样，压根儿分辨不出哪个是真正的它”。
弱者必须要学会洞悉白人说话时语调的细微差别——他们是强调第一个音，还是用深沉的声调，抑或尖锐的声音在说话。他们能否生存就看他们的这项本事了。而强者就不需要看弱者的脸色了。小鹿轻视了小龟。对它来说，小龟就是一只乌龟而已。伯明翰的那些精英阶层就如小鹿。“他们只会视而不见……在这些白人的眼里，”沃克兴高采烈地解释道，“他们不能区分出黑人示威者和黑人观众。他们只知道，那些人都是黑人。”[52]
康纳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他总是在伯明翰吹嘘：“在这里我们有自己的法律。”每天早上他都会在莫顿酒店喝波旁威士忌，他常说马丁·路德·金“会搞死那些黑鬼”的。而此时的他看向窗外，望着他面前的一只只小龟。他震惊了。这想象中的1 000多名抗议者其实是在挑衅他。“‘公牛’康纳心想，不能让这些人去市政厅。”沃克说，“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他会一直来阻止我们……如果公牛让我们去市政厅的话，伯明翰的运动也就失败了。所以我祈祷他不要让我们去市政厅。如果他打开市政厅的大门让我们进去了，我们还能搞出什么新花样来？那也就没有什么运动、宣传了。”所以，求求你，康纳兄弟。不管你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要把我们扔到荆棘丛里。而康纳还真的就这么做了。
抗议的一个月里，沃克和马丁·路德·金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伯明翰团队中有一个叫詹姆斯·贝弗尔（James Bevel）的人，他和当地的学生共事，他吩咐学生要遵循非暴力抵抗原则。贝弗尔是一个擅长说谎的骗子。他个子高高的，秃头，戴着小圆帽，穿着工装裤；演讲时令人着迷；他总要人们安静地听他说话。（麦克沃特说他是“苏斯博士笔下的战斗分子”。[53]）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他在郡上的所有黑人高中分发传单：“周四中午请到第16街的浸信会教堂。不要门票。”城里最受欢迎的电台音乐主持人——“花花公子”谢利·斯图亚特（黑人）向他的听众传达了类似的信息：“伙计们，公园里要开派对啦。”[54]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听到风声，将消息传达给了“公牛”康纳。他下令，所有逃课的学生一律开除，但这无济于事。孩子们成群结队地逃课。沃克称孩子们来的那一天为“进攻日”。
1点钟，教堂的门打开了。马丁·路德·金的助手将孩子们都放了出去。他们高举着“自由”、“我愿意为家乡的土地而牺牲”的标语。他们唱着“我们会克服困难”，“我不会让任何人改变我的想法”。而康纳的警察正在教堂外面等着他们。孩子们纷纷跪下来祈祷，接着驶来了开着门的警车。又有12个孩子出来了。接着又是12个，12个，再12个——这时康纳的人才发现，事态严重了。
一个警官认出了弗雷德·舒特尔沃斯。“嘿，弗雷德，这次你们叫了多少人？”
“至少也有1 000人。”舒特尔沃斯答道。
“哦，天哪”。
当天有600多名学生被关进监狱。
隔天是周五，是“双进攻日”。这天有1 500名学生逃课，他们去了第16街的浸信会教堂。1点钟，他们从教堂里蜂拥而出。凯利·英格拉姆公园周围的街道都被警察和消防员封锁了。其实消防员来这里并不奇怪。他们的救火车里有高压消防水管、水枪。自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纳粹党上台时，水枪就一直是控制人群的主要工具。沃克知道，如果游行示威的规模壮大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在人数上，力压伯明翰的警察。康纳就会命人使用消防水枪，以驱散人群。他巴不得康纳下令打开消防水枪。“伯明翰很热，”沃克解释道，“我告诉贝弗尔，尽量延长动员大会的时间。让消防员在太阳底下晒晒。等到他们脾气上来的时候，事情就成了。”
那些狗呢？康纳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动伯明翰的犬牙团。[55]那个早春，康纳在一场演讲上发誓说用100只德国牧羊犬来对付民权运动的抗议者。“我要让他们看看狗的厉害”，康纳低声咆哮着。而当时凯利·英格拉姆公园的事态发展已经完全失控。没有人比沃克更开心了。他让孩子们走上大街游行，而康纳却想用德国牧羊犬来对付他们？马丁·路德·金团队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有摄影师拍下警犬攻击孩子的照片，事态会如何发展。
康纳站在原地，眼看着孩子们离他越来越近。“别过来，”他说，“如果你们再往前，我们就拿水枪喷你们。”伯明翰的监狱已经满员了。他没法儿再抓人了。因为抓了也没地方关。孩子们一直前进。消防员犹豫着是否要喷水。他们的职责并不是控制人群。康纳转身对消防队长说：“要么喷水，要么滚回家。”消防员扳动“小水枪”，水阀打开了，水枪顿时喷出高压水柱来。孩子们紧紧抱在一起，身子往后倒。水柱的力量扯破了示威者的衣衫，有些人还被冲到墙边和门口。
而在教堂这边，沃克已经开始让孩子们往公园的另一头走。他们成了另一队前锋。康纳没有消防车了。但是他下定决心，不让任何一个示威者走进“属于白人”的伯明翰。“把警犬带过来”，康纳下令道，他召集了8个犬牙团。“你怎么不把那只最凶的老虎狗放出来？”康纳朝着一个警察大喊大叫，“你怎么不带一条更凶的狗过来，这条狗不够凶！”孩子们走得更近了。一只德国牧羊犬朝着一个男孩儿扑了过去。男孩儿身子前倾，双手无力地垂着，仿佛在说：“咬我啊，我就在这里。”周六，这张照片上了国内各大报纸的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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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亚特·沃克的行为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吗？康纳第一次出动犬牙团时，当代民权运动的主将詹姆斯·福尔曼（James Forman）就和沃克在一起。福尔曼说沃克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成功啦。我们成功啦。那些警察凶残极了。”福尔曼看得目瞪口呆。沃克和他们每一个人一样，知道伯明翰有多危险。马丁·路德·金给每个人分发悼词时，他就在房间里看着。他看到抗议者被警犬袭击时，怎么能高兴得上蹿下跳？[56]
进攻日过后，马丁·路德·金和沃克听到了各方的议论。负责审讯被逮捕的示威者的法官称，那些“误导孩子们”，让孩子们参加示威游行的人“应该被关进监狱”。国会的演讲台上，亚拉巴马州的其中一个国会议员说利用孩子是“可耻的”。伯明翰的市长则说这些把孩子当成“工具”的人“不负责任”，“是一些没脑子的煽动者”。黑人活动家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他致力于在任何领域消除种族歧视，是比马丁·路德·金还要强调民权的一个人。他说“真正的勇士是不会把孩子送到前线的”。《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马丁·路德·金陷入了“边缘政策的危机之中”，《时代周刊》指责马丁·路德·金将孩子当成“突击队”。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E·肯尼迪告诫说，“学生参加街头示威活动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行为”，还说“如果有学生因此受伤、残废或者死亡的话，没有人可以负得起这个责任”。[57]
周五晚上，也就是学生抗议活动的第二天，马丁·路德·金在第16街的浸信会教堂，与那些在抗议活动当天以及前一天被逮捕的学生的家长进行了谈话。他们都深知，在伯明翰做一个黑人是很危险、很羞耻的一件事。耶稣说他要去孟菲斯。他们的孩子此刻在“公牛”康纳的监狱里遭受痛苦，你能想象他们是什么感受吗？马丁·路德·金站起来，试图指明当前情形：“他们不仅能从水中站起来，甚至还能潜入水中！”他还说：“那狗呢？我来告诉你吧。我从小就被狗咬，无缘无故被咬。所以为了坚持自由而被狗咬，我是不会在意的！”
没有人知道学生家长是否买账。马丁·路德·金突然话锋一转：“你们的女儿和儿子被关进监狱……不要担心他们……他们正为他们的信仰遭受痛苦，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会让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国家。”不担心他们？泰勒·布兰奇写到了一些关于监狱的传闻——“真假都有”——“到处是大老鼠，睡的是硬邦邦的床，厕所总是满的，还要被人殴打，进行粗暴的性病检查”。本来一间小牢房就只能关8个人，却一下关了75~80个学生。有些学生则被公共汽车运送到周围有栅栏的露天市场里关押，那里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下暴雨时，只能任凭雨淋。马丁·路德·金是怎么回答的？“监狱生活可以帮助孩子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他轻松地说，“如果他们想要书的话，我们可以带一些书给他们。我每次进监狱时都会抓紧时间读书。”
沃克和马丁·路德·金为拍到德国牧羊犬攻击男孩的那张照片费了不少劲。为此，他们需要玩一个复杂的骗人游戏。一方面，他们要做给“公牛”康纳看，让他错误地以为游行示威的人数有那么多——多达实际人数的百倍；另一方面，他们要做给媒体看，当“公牛”康纳让警犬袭击抗议者时，他们要假装震惊——而其实他们暗地里高兴得又叫又跳。在面对那些被他们当成炮灰的孩子的父母时，他们要说冠冕堂皇的话——“公牛”康纳的监狱是一个可以让孩子们抓紧时间读书的好地方。
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震惊。沃克和马丁·路德·金还有其他选择吗？每个西方国家的孩子都知道乌龟和兔子的故事。在故事中，乌龟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打败了兔子。这是一个适当且有力的教训——然而这种情况只发生在这样的世界里：乌龟和兔子遵循同一个游戏规则，每个人的努力都可以得到回报。在一个不公平的世界里——没有人会认为1963年的伯明翰是公平的——乌龟只好出动它的亲戚，让它们顶替它去和小鹿赛跑。骗子并不是天生的骗子。他迫不得已才做了骗子。在另一场伟大的民权运动中——发生在两年后的亚拉巴马州塞尔马，一个来自《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为了帮助那些被警察殴打的孩子而放下了自己的摄影机。而后他受到了马丁·路德·金的责备：“因为你没有把这个画面拍下来，所以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是冷血，只是你当时该做的就是拍下那些被殴打的人，这件事比你去帮他们反击重要得多。”他需要那张照片。人们都责备他们利用了孩子。弗雷德·舒特尔沃斯对此事做出了最好的回应：“我们只是利用了我们得到的一切。”
一个阅读障碍患者，如果他想成功，他也只能像马丁·路德·金他们那样做。这就是所谓的“不随和”。加里·科恩跳进出租车，假装自己很懂期权交易。显然，很多成功的阅读障碍患者都有相似的经历。好莱坞的制片人布莱恩·格雷泽大学毕业后，在华纳兄弟制片厂招商部做了3个月的实习办事员。当时他就推着车到处走。“我和两个工会的干事共用一间办公室，”他回忆道，“我的上司曾为杰克·华纳工作过。他马上就要离职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也就是在这间大办公室里，我对他说，‘我能用这个办公室吗’。那间办公室比我今天的办公室还大。他说：‘可以，用吧。’于是这间办公室就成了布莱恩·格雷泽的办公室。我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完成8个小时的工作。我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在办公室里接触到了所有法律合同、商务合同、华纳兄弟提交的处理意见——知道了他们成功的原因以及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在那一年，我汲取了很多关于电影业的知识和信息。我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别人。我说‘我是布莱恩·格雷泽，我在华纳兄弟招商部工作。我想要见你’。”
后来，他被解雇了，不过这事发生在他把3个月的实习期延长到1年，并卖了两个点子（一个5 000美元）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之后。
格雷泽和科恩，这两个患有阅读障碍的门外汉，他们玩了一个小把戏。他们通过糊弄人们，得到了那些离他们最近的职位。出租车里的那个男人觉得，假如科恩不懂得期权交易的话，他不知道自己认识的人里还有谁懂。如果布莱恩·格雷泽不打电话告诉人们他是来自华纳兄弟的布莱恩·格雷泽，他可能仅仅是那个在华纳兄弟推着车、分发信件的布莱恩·格雷泽。他们做了不“适当”的事，而马丁·路德·金他们利用孩子去对付警犬也同样不“适当”。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我们认为的适当的定义并不那么简单。特权阶层为了阻止外人入内，只要把门关上就可以了——但适当的定义没那么简单。大卫没什么可输的。正因为他没什么可输的，他才有权利选择是否遵循别人制定的规则。因此，那些与我们稍有区别的有头脑的人们，他们能够成为期权交易员，能成为好莱坞制片人；因此，那一小部分没有武器装备的抗议者，可以凭他们的聪明才智获得战胜“公牛”康纳这类人的机会。
“我还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迷惑的小鹿在赛后说道。在比赛中，小龟使了一些手段，这些手段足够让它被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比赛所驱逐。“也许你看起来是，”小龟答道，“但我比你聪明。”
7
比尔·哈德森那张著名照片中的男孩儿名叫沃尔特·加兹登（Walter Gadsden）。他是伯明翰帕克高中二年级的学生，15岁，身高6英尺。他并不是示威者；他只是一个观众。他来自一个保守的黑人家庭，他们家族在伯明翰和亚特兰大拥有两家报纸公司。这两家报纸公司都曾尖锐地批评过马丁·路德·金。那天下午加兹登逃课是为了去看凯利·英格拉姆公园的示威游行。
照片中的警察叫迪克·米德尔顿（Dick Middleton）。他是一个谦逊、矜持的男人。“警犬队，”麦克沃特写道，“经常会袭击一些无辜人士，结果是，人们常常会进行反击。警犬员也并非种族歧视人士。”那条狗名叫莱欧。
现在来看看背后那些看热闹的黑人。他们不是应该感到震惊或者害怕吗？他们既不震惊也不害怕。接下来再看看米德尔顿手上的那条皮带——绷得紧紧的。仿佛他很努力地要拽住莱欧。再看看加兹登的左手——他抓住了米德尔顿的前臂。看看加兹登的左腿——他正在踢莱欧，没错吧？加兹登后来说他从小和小狗一起长大，因此他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我本能地抬起膝盖，对着警犬的脸。”他说。加兹登并不是示威者，他的身子只是被动地前倾，好似在说“咬我吧，我就在这里”。他一直在让自己镇定下来，他的一只手抓着米德尔顿的胳膊，这样他就能踢出更有力道的一脚。后来，人们说加兹登踢碎了警犬的下巴。哈德森拍摄的照片完全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它倒是有点像贝尔兔的骗局。
你只能利用你得到的一切。
“当然，有人被警犬袭击了。”20年后，沃克如此说道，“应该至少有两三个。不过，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58]
[43]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最大的城市。该市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情况很严重。——译者注
[44] 在威廉·纳内利（William Nunnelley）撰写的关于康纳的传记《公牛康纳》中，他指出，伯明翰城市区号369的真正意义就是禁止人们在同一个房间为“白人和有色人种”提供服务，除非他们在入口设立一块7英尺高的隔墙，将两者的入口隔开才可以。
[45] 我母亲是西印度群岛人，小时候大人们就给她讲安纳西的故事。我们小时候，她又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和我的兄弟们。安纳西是一个流氓，为了自己的私欲，他欺骗、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他有许多孩子）。我母亲是一个正统的牙买加妇女。在讲安纳西的故事时，她看起来顽皮极了。
[46] 在《黑人文化和黑人意识：从奴隶制到自由的美国黑人思想》（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Afro-American Folk Thought from Slavery to Freedom）一书中，劳伦斯·勒文（Lawrence Levine）写道：“这只兔子，就像奴隶们所说的那样，它被迫要去做一些不得已的事情。它的尾巴很短，它拥有一定的智力——它有能力——这些就足够了。它听他们的话，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它可能会因此身败名裂，但是至少它能活下来，甚至征服敌人。”
[47] 托洛茨基，俄国与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自视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其政治信仰与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很大不同。斯大林视托派为最可怕的敌人。斯大林执政后，托洛茨基于1927年被流放，1940年被暗杀。——译者注
[48] 历史学家泰勒·布兰奇这么描述沃克：“沃克性格暴躁。20世纪40年代，他在新泽西高中读书。他听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说，想要拥有自由和平等的话就要参加红色政党，于是他成了红色政党的一员。沃克迅速地加入了共产主义联盟。高中时，他曾写了一份美国苏维埃型经济的五年计划。他还梦想有一天可以实行一次精密的暗杀行动，杀死那些种族主义者。”
[49] 沃克接着又说了一句话：“我们向那些暴徒投降，不就刚好顺了他们的意。就让他们把我们打死算了。”
[50] 事实上，普里切特曾到过伯明翰，他告诉“公牛”康纳要提防马丁·路德·金和沃克。他想教康纳对付这些民权运动的骗子。但是康纳根本没听进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普里切特回忆起往事，“他背对着我们……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椅上。当他转过身时，我们看到了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他的声音很有力，他告诉我那天他们停课了……什么‘他们可以打打高尔夫球，不过我们用混凝土把球洞堵住了。他们没办法把球打进洞里’。听了这些话，我大概知道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51] 棕榈主日又译为圣枝主日。指复活节前的星期日。——译者注
[52] 这是沃克行事的精妙之处。有一次，伯明翰当局向法院申请针对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禁令。这意味着沃克必须得出庭。问题是：如果沃克出庭了，他如何去领导民权运动？后来，沃克去法庭报到了，之后每天都由他人顶替他去法庭报到。有什么行不通的呢？他说：“你也知道，黑人长得都一样。”
[53] 苏斯博士是希奥多·苏斯·盖索的笔名。他是美国作家及漫画家。——译者注
[54] 斯图亚特是伯明翰的名人。美国黑人青年都收听他的节目。他传达给听众的信息的后半部分是“带上你的牙刷，因为他们会给你们提供午餐”。“牙刷”是一句暗语，真正的意思是：“盛装出席，准备好在监狱里待上几个晚上吧。”
[55] 犬牙团是指由狗组成的警察局的特殊部队，也被称为K-9组。——译者注
[56] 福尔曼写道：“当看到凶残的警察袭击无辜的人民时竟然那么开心，这种行为看似十分冷血，残酷无情……不管他的初衷是什么，他都不应该这样！”
[57] 马丁·路德·金在决定是否利用孩子之前，进行了漫长而又艰难的思考。詹姆斯·贝弗尔一直在尝试说服他。最终，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如果一个孩子已经到了入教的年龄，他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做决定了，那么他就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去斗争。在浸信会的教义中，一旦你到达入学年龄，你就可以入教。这就意味着马丁·路德·金同意利用六七岁的孩子来对付“公牛”康纳。
[58] 另有一些著名的照片，拍摄的是被康纳的消防水管袭击的抗议者。沃克对这些照片做出了类似的解释。他说照片里的人和加兹登一样都是观众，并不是示威者。他们整个下午都站在第16街的浸信会教堂外面，那天就和伯明翰典型的春日一样，很潮湿。他们觉得很热。“他们在公园里集会时选的是一个阴凉的地方。消防员分别从公园的两个角落进行喷水，一个位于第5街，一个位于第6街。当时的感觉就像罗马假日，充满了节日气氛。观众们并不愤怒，只是他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天渐渐黑了。于是，有人拿起了一块砖头，因为他们知道，事实上，他们当时在说，‘赶紧喷水，赶紧喷水啊’。那个人扔砖头的时候正好被“公牛”康纳看到了，于是他让消防员打开水阀向人群喷水。所以那些人只是来欣赏水柱的。在这些著名的照片中，他们手拉着手，就像在嬉戏一样，他们试图站起来（莫名其妙），他们中有些人被水柱击倒了。于是他们放弃了，又跑回去，之后就在街上摔倒了。接着，另一个角落的水阀也打开了，这次黑人（莫名其妙）跑向了那些水管。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节日。这场节日的狂欢持续了几个小时。这真的就是一个玩笑，大家心情很好，也都没什么恶意。人们对那些黑人观众并没有多少尖酸刻薄的批评。而你知道，对我来说，这又是改变态度的另一个时机。当黑人被警察又或者是水管吓唬时，他们却完全轻视警察。他们就是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