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希望你的孩子有阅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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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一个有阅读障碍的人进行脑部扫描，会产生一些看似奇怪的图像。在大脑的一些关键部位——那些管理阅读和文字的区域中，阅读障碍患者的灰质比正常人少。在这些区域中，他们没有足够的脑细胞。胎儿在子宫里发育的时候，神经细胞会到达合适的大脑区域，就和棋盘上的棋子一样。但因为某些原因，阅读障碍患者的神经细胞有时候会“迷路”。于是它们去了错误的地方。大脑有一个脑室系统，从功能上来说的话，它是大脑的入口和出口。一些患有阅读障碍的人，他们的神经细胞滞留在脑室，就和乘客滞留在机场一样。
在大脑图像生成的过程中，病人要完成一项任务。神经科学家会分析这项任务是由大脑的哪个部位控制的。如果你让阅读障碍患者在做脑部扫描时进行阅读，大脑主管阅读的这部分会亮起，但不会全部亮。脑部扫描图像看起来就像处于黑暗中的城市的航拍图片。相比正常人，阅读障碍患者在阅读时使用的多是右脑。右脑主管概念。如果无法完成阅读这类细致、缜密的任务，就代表右脑出现问题了。有时，阅读障碍患者阅读的时间会比较长，像是大脑主管阅读的不同区域正通过某种微弱的联系进行沟通。测试小孩子是否患有阅读障碍的方法之一就是“快速自动命名”。给他看一种又一种的颜色，先是红点，跟着是绿点，接着是蓝点，然后是黄点，看看他的回答是否正确。看这些颜色，然后认出颜色，给每种颜色命名，把颜色名字说出来。大部分人不假思索就可以回答出这些问题。但对阅读障碍患者来说并不是这样的。在这个过程中——这四个步骤之间的联系失灵了。你问一个4岁的孩子“你读‘bage’这个词的时候能不读‘b’吗？”又或者，让他们听三个字母：k，u，o，问他“你能拼出‘kuo’吗？”再或者读“bo”，“po”和“me”三个音节，问他“哪个音节没有押韵”。对大部分的4岁孩童来说，这些问题很简单。然而对阅读障碍患者来说却很难。过去，有许多人认为阅读障碍患者就是会将词语颠倒，如把“小猫”看成“猫小”这类的。由此得出，阅读障碍患者似乎只是不懂得看单词罢了。然而事情远比这复杂。阅读障碍患者的问题在于其听觉和处理声音的能力上。“bah”和“dah”这两个音节之间的区别很小，就发生在音节的前40毫秒。人类语言是在假设我们可以分辨这40毫秒区别的基础上形成的，“b”和“d”两个音听起来的区别之大就像黑白分明的是与非。你能想象一个反应迟钝的大脑，在碰到排山倒海的单词时，这40毫秒对他来说有多快吗？
“如果你对语言的声音没有概念——如果你听漏了一个字，听漏了一个音，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你就很难清楚地发出书本上那些字的音了。”来自哈佛大学的阅读障碍研究者纳丁·加伯（Nadine Gaab）如此解释，“这样的话，你得花一些时间才能学会读。你读得慢，也就影响了阅读的流畅度，以及对文本的理解程度。原因在于你读得太慢了，当你读到句末的时候，你已经忘了句子的开头。跟着，这些问题就一直持续到了初中或者高中时期。这时候就会影响你的学习成绩了。你无法阅读。你如何去做那些有大量文字的数学试卷？你如何去参加社会知识这门课的考试？光是读他们出的试卷你就得花两个小时！
“通常情况下，在八九岁的时候就能诊断出来是否有阅读障碍了。”她接着说，“研究发现，那个时候患者就已经出现许多严重的心理问题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苦苦挣扎了3年了。也许你4岁的时候，你还是一个酷小孩儿。当你上了幼儿园之后，其他的小朋友都开始学习阅读了，你却发现自己读不懂。你觉得灰心丧气。你的同学会认为你是笨蛋。你的父母则认为你在偷懒。你很自卑，因此变得更绝望了。患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因为调皮捣蛋，大部分都会被少年司法制度追究责任。他们调皮捣蛋是因为他们想把事情弄明白。在我们这个社会，阅读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是否希望你的孩子有阅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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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逆转》这本书让我们知道了在什么时候我们会误解优势的本质。现在是时候将注意力转向另一方面了。我们说某种东西是劣势时，我们想表达什么意思？传统的观点认为劣势就是人们应该避免的东西，这是一种阻碍，或者一种困难，会让你变得越来越不好。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想向大家解释的是一些被称作“值得经历的困难”的东西。这个概念由罗伯特·布约克（Robert Bjork）和伊丽莎白·布约克（Elizabeth Bjork）提出。他们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极好的方法理解弱者是如何获胜的。
现在，请先想想下面的问题。
1. 球拍和球的总价是1.1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一个球多少钱？
你的本能反应是多少？我猜，球的价格一定是10美分。但这个答案是错的，对不对？球拍比球贵1美元，如果球的价格是10美分，那球拍的价格就是1.1美元，两者相加的价格就超过总价了。正确的答案是5美分。
再看其他的问题：
2. 5台机器5分钟可以生产5个部件，那么100台机器生产100个部件需要多长时间？
由于问题设置的原因，你会回答100分钟。但这是一个陷阱。100台机器生产100个零件所用的时间与5台机器生产5个零件的时间是相等的。所以正确答案是5分钟。
这是世界上三道最短的智力测试题中的两道。[21]被称为认知反射测试（CRT）。由耶鲁大学的教授肖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设计，用于测试你对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的理解能力，以及将直觉的答案转变成更深刻的逻辑判断的能力。
弗雷德里克指出，如果你想根据个人的基本认知能力对人们进行分类的话，他的测试和那些需要花几个小时做完的几百种测试一样有效。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弗雷德里克对美国9所高校的学生进行了认知反射测试。该测试结果与这些高校学生做的传统智力测试[22]的结果十分相近。麻省理工学院也许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所学府，他们的学生平均可答对3道题中的2.18道，答对1题得1分的话，也就是2.18分。匹兹堡的卡耐基梅隆大学是另一所非常优秀的学校，学生的平均得分为1.51分。哈佛大学的则是1.43分，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是1.18分，托莱多大学是0.57分。
认知反射测试很难。恰恰就是这点令人觉得奇怪。你知道提高测试分数的最简单方法吗？那就是提高测试的难度。几年前，心理学家亚当·阿尔特（Adam Alter）和丹尼尔·奥本海默（Daniel Oppenheimer）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中做了这类研究。刚开始，他们使用的是普通的认知反射测试，这些学生平均可以得到1.9分。已经很好了，只比麻省理工学生的平均分2.18低一点。而后，阿尔特和奥本海默将测试题用一种很难看懂的字体打印出来，为Myriad Pro字体，10%的灰度，斜体，10号字。看起来就像下面那样：
1. 球拍和球的总价是1.1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一个球多少钱？
这次的平均分为多少？2.45分。这些学生突然做得比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好了。
很奇怪，对吧？通常我们都认为一个问题印刷得简单、明了时，更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相反。10%灰度、10号的Myriad Pro斜体字读起来特别费劲。你必须稍微斜着看；也许还要把句子读上两遍；读到一半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想究竟是谁认为这么打印测试题是一个好主意。跟着你就突然意识到，自己得读题了。
做这些额外的工作是值得的。就像阿尔特说的，这些看起来“不那么流畅”的问题反而能让人“去思考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们会花上更多的精力。更深入去挖掘，认真去思考。如果他们克服了这些障碍，当你强迫他们想得更深入时，他们也就能做得更好。”阿尔特和奥本海默让CRT测试变得更难了。但是这种困难却是值得的。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困难都会让人心存希望。卡洛琳·萨克斯在布朗大学遭遇的有机化学课堂危机便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困难。她勤奋好学，是一个喜欢科学、有天分的学生。但在她觉得受到打击，信心不足时，这些却没能为她带来一点点的优势。奋斗并没有让她重新喜欢上科学。反而让她害怕，并远离了科学。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某些看似是阻碍、会削弱弱者机会的东西会像阿尔特和奥本海默的10%灰度、10号Myriad Pro斜体字一样，发挥正面的作用。
阅读障碍会是一种值得经历的困难吗？人们很难相信它是。要知道有很多人，他们一生都要同这种阅读障碍搏斗。但却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有相当一部分成功的企业家都是阅读障碍患者。伦敦城市大学的朱莉·洛根（Julie Logan）通过近期的研究报告指出，该比例约达到三分之一。在这张成功的阅读障碍企业家名单上，许多过去几十年来最著名的创业家都榜上有名。英国亿万富豪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就是一个阅读障碍患者。著名折扣经纪公司嘉信理财的创办人查尔斯·施瓦布（Charles Schwab）也是阅读障碍患者；手机开发者克雷格·麦考（Craig McCaw），美国捷蓝航空公司创办人大卫·尼尔曼（David Neeleman），科技巨头思科的CEO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金考快印创办人保罗·欧法利（Paul Orfalea）等等，他们都是阅读障碍患者。这只列举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神经学家沙伦·汤普森·希尔（Sharon Thompson-Schill）曾在某著名大学的捐赠人会议上演讲。这些捐赠者无一不是成功的企业家。在演讲期间，她一时兴起便问在场的企业家有多少曾是阅读障碍患者。“一半的人都举手了，”她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对于该事实，会有两种可能的解读。第一种是尽管这些成功人士有一定的缺陷，但他们依然获得了成功：他们聪明，富有创意，因此没有任何东西，包括他们一生都要与之做斗争的阅读障碍都不能阻挡他们走向成功之路。第二种解读则更有趣：也许他们的成功要部分归功于他们的缺陷，因为他们在与缺陷做斗争的过程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事实证明这种缺陷是一种巨大的优势。你是否希望你的孩子有阅读障碍？如果第二种可能性存在的话，也许你会愿意了解其中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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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博伊斯从小在伊利诺伊州乡下的一个农场长大。他是5个孩子中的老大。他的父母是公立学校的教师。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便会念书给他听。他看不懂书上的文字，但却能记得母亲给他念的内容。一直到小学三年级，他才开始阅读。但他读得很慢，读的过程也困难重重。多年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存在阅读障碍。只不过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问题。他居住的小镇位于伊利诺伊州的乡下，那里的人并不是很看重阅读。他的许多同学一旦在农场找到工作，便都辍学了。博伊斯喜欢看漫画书，因为这类书容易看懂，还有许多图片。看书对他并非易事。一直到今天，他一年也许就只能读一本书。他也看电视，什么节目都看。他笑着说：“它在动，彩色的。”他的词汇量有限，通常都使用简单的词语和简短的句子。有时候在大声诵读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不懂的词，他都会停下来，慢慢地将它们拼出来。“一年半前，妻子给我买了一个iPad。这是我拥有的第一台类似电脑的设备。接着就发生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我拼出来的单词与电脑里的拼写检查软件差太多，因此常常都找不到正确的拼法。”博伊斯说，“你都不知道我接到多少条这样的提醒，‘无匹配单词’。”
博伊斯高中毕业时并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他的成绩很差。当时，他们一家搬到了加州南部。适逢当地经济急剧发展，博伊斯在建筑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室外工，要和其他资历老的工人一起干活。”博伊斯回忆道，“当时我赚的钱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太有趣了。”之后，他又去银行当了一段时间的会计，那期间，他经常打桥牌。“当时的生活很愉快。我又继续这样过了一段日子。但自从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我妻子就开始认真考虑起我的将来了。”她从社区大学带回了一些宣传册。博伊斯记得自己小时候对法律特别着迷，于是决定去读法学院。今天的大卫·博伊斯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律师之一。
博伊斯到底是怎样从一个只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建筑工人变成顶级律师的？我们至今仍不得而知。要学法律就必须学会阅读，因为他们要通过阅读理解案例、观点以及进行学术分析。而对博伊斯来说，阅读是很难的一件事。但他竟然考虑去学法律！这个想法看起来太疯狂了。但是别忘了，既然你在读这本书，那么你就是一个读者，也就意味着你极有可能不会想到绕开阅读的捷径、策略以及旁门左道。
雷德兰兹大学是一所小型的私立学校，位于洛杉矶东部，距离博伊斯家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博伊斯就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大学课程。雷德兰兹是一个小池塘，博伊斯在这里如鱼得水。他学习特别努力，充分利用学习机会——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然后，幸运之神眷顾了他。想从雷德兰兹大学毕业的话，就必须修完一系列核心课程，而这些课程的阅读量都很大。刚好那些年，学校规定学生可以在未拿到大学学位的情况下去申请法学院。于是大卫跳过了那些核心课程。“我还记得，当我知道自己没毕业也能申请法学院时，”他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太棒了。”
当然了，上了法学院就意味着阅读量更大了。但他找到了一些重大案件的总结，这些总结提炼出了美国最高法院对案件的观点，内容不过一两页。“也许有人会告诉你，这在法学院是行不通的。”他说，“但它确实是可行的。”此外，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听众。“听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我要学会听，因为这是我唯一得以学习的方式。人们说什么我都记得。我还能记住他们用的词。”因此他坐在了法学院的教室里。其他人奋力做笔记，在纸上乱涂乱画，做白日梦的时候，他把听到的东西都记了下来。从这点来说，他的记忆力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工具。他很小就开始锻炼自己的记忆力。他能记住妈妈给他念的内容。而其他同学，他们在做笔记、乱涂乱画、出神时会错过一些东西。他们的注意力是分散的。而博伊斯没有这种问题。也许他做不了一个读者。但他会听。事实证明，读不好并不是一种劣势，而是变成了一件更有价值的事。起初他在西北大学法学院学习，而后转学去了耶鲁大学。
博伊斯成为律师之后，他并没有选择去公司当律师。公司律师要看堆成山的文件，还要理解367页脚注里每一个字的意思。他成了一名诉讼律师。这是一份可以让他独立思考的工作。他把要说的东西都记了下来。出庭期间，当他遇到一个念不出来的单词时就会结巴。这时他便会停下来，像个孩子一样拼出那个词。这种做法令人尴尬。甚至比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更让人觉得古怪。20世纪90年代，他带领原告及其律师团控告微软违反反垄断法。在诉讼期间，他总是把“login”（登录）说成“lojin”。这是阅读障碍患者常犯的错误。但他在盘问证人时，却表现得异常完美。因为他不会错过证人发言的任何细微变化、自我托辞与措辞的异常之处，也没有哪一条来自证人的漫不经心的评论或泄密的自白不被他听到、记录并回忆起的，不管证人说出这证词是在一小时，一天还是一周之前。
“如果我能读得快一些，那很多事做起来就容易了。”博伊斯说，“这毫无疑问。但换个角度来看，因为我阅读能力不行，所以我只能通过专心听讲、问问题来学习。这就意味着我必须简化问题，直接提取出问题的本质。这种做法具备强大的力量，因为在庭审时，法官和陪审团都没有时间、精力去深究案件。我的一个优势就是将这些案件以通俗的方式展现出来，好让他们明白。”他的对手都是学者型的律师。他们列出了有关案件的所有可能性分析。这些材料他们都了然于心。然而，他们却无数次地败给了细节。但博伊斯没有。
博伊斯经手的最著名的案件之一——霍宁沃思诉施瓦辛格案[23]，牵涉到加州限制男女婚姻的法律。博伊斯作为律师，主张该法律违反了宪法；审判过程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幕是，博伊斯成功瓦解了对方关键的专家证人大卫·布兰肯霍恩（David Blackenhorn）的证词，使其承认了博伊斯指出的大部分案件事实。
“在诉讼准备过程中，你要告诉证人，让他在庭上作证的时候不要着急，”博伊斯说，“即使你没必要这么做，你也必须做这件事。因为有时候你就需要慢慢来，你不能让检察官看出你的语速变化，以防他看出你在哪一点上有所犹豫。就比如——你在哪里出生？”他认真、从容不迫地说道。“‘1941年’，你没有说‘1941年3月11日，早上6点30分’，即便你并没有刻意隐瞒什么。不管问题是困难还是容易，你都希望自己回答的语气都一样，这样别人才无法从你回答问题的方式中看出什么问题对你来说容易，什么问题对你来说难以回答。”
当布兰肯霍恩回答问题时，他在某些关键时刻停顿过久，被博伊斯发现了。“我注意到了他的语调、语速，还有他的用词。有时候他还会停顿。他停顿是为了思考怎么措辞。像这种人，你要是试探他，认真听他说话，你就会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感觉到不安，因为在这些点上他会含糊其辞。只要我能找到这些点，我就有办法让他承认案子的关键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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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伊斯有一项特殊技能。通过这项技能，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善于此道了。他是一个极好的听众。现在想想他是怎么练就这样一种技能的。大部分人对自己擅长的东西都比较热衷，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就拿阅读来说，如果孩子没有阅读这方面的难处，他就会读得越多，进而就会越来越擅长阅读，并最终在一个需要大量阅读的领域扎根。有一个叫作老虎·伍兹的小男孩儿，他的思想看起来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当他发现高尔夫球就是他想象中的那种运动后，他就开始练习打球。因为经常练习，他的球打得越来越好。打得越好，他就越喜欢练习……就这样持续进行良性循环。这就是所谓的“特长学习”：因为具有某方面的天赋，我们慢慢地变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值得经历的困难却有着相反的逻辑。在CRT测试中，阿尔特和奥本海默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加大测试难度，强迫他们多思考，以弥补无法看清问题的“缺陷”，从而提高了学生的测试成绩。博伊斯因为存在阅读障碍，所以他会认真去听，并从中学习知识，以弥补自己无法从阅读中获取知识的缺陷。他努力地在弥补这种缺陷。因为他别无选择。他阅读能力差，所以他只能找到一种可以让他跟上别人脚步的方法。
大部分人的学习都是“资本学习”。这是一种既容易又显而易见的学习方式。如果你嗓音优美，音质完美，那么你可以轻轻松松就进入教堂的唱诗班。而与之相对的“补偿学习”就是一种困难的学习方式。如果你们想和博伊斯一样——听母亲念书，记住她的话，然后再复述一遍——那你们就必须学会面对自身的局限；学会克服自己的局促以及害怕丢脸的心理；学会专注，这样你才能记住那些词；还要学会为自己的完美表现而骄傲。然而，大部分有某种严重缺陷的人都无法真正做到这些。那些能做到的人就会变得比若没有缺陷的自己更好，因为那些必须学的东西一定比那些轻易就能学到的东西更具威力。
那些功成名就的阅读障碍患者经常谈起自己的“补偿学习”过程。“上学太可怕了。”一个叫布莱恩·格雷泽（Brian Grazar）的人告诉我，“我的情绪总是在变化。我会很焦虑。我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完那些简单的家庭作业。一天有好几个小时我都在做白日梦，就因为我看不懂那些词。就是那种感觉，你发现自己坐在某个地方一个半小时，但却什么也没做。我在念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十年级时得到成绩的几乎都是F，偶尔能得到一个D或C。因为母亲不同意学校让我留级的决定，我才得以升学。”
格雷泽是如何毕业的？在每次小测验或考试之前，他都会制定计划和策略，念小学的时候也是如此。“小测验或考试的前夜我都会跟别人待在一起。”他说，“你呢，你会干吗？你会不会想要如何回答老师的问题？我都会试着去猜老师可能问的问题。如果有办法可以提前拿到那些问题，我也会这样做的。”
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策略就更完善了。“我质疑我的每一次成绩，”他接着说，“每次我收到成绩单，知道自己的分数时，我都会回去找老师，挨个儿地和他们核对。我会同老师争论，让他把D改成C，把C改成B。几乎每一次——90%的情况下，老师都会给我修改分数。我一直缠着他们，他们没办法只好给我改了。我特别擅长做这样的事。于是我渐渐有了信心。我知道在大学里，我要开始和教授们磨嘴皮子了，所以我要学习。我学着去做任何一件可以推销自己的事。这真的是很好的训练。”
当然，所有称职的父母都会教孩子如何去说服别人。然而一个能够很好适应社会的正常孩子并不需要认真地上这门课。假如你在学校得的都是A，你就没必要为了及格而去跟老师“谈判”，也不会像一个9岁的孩童一样六神无主，还得计划着怎么熬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格雷泽在练习谈判时就像博伊斯在练习听力一样，他已经有了一门利器。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练习谈判。格雷泽说这是“很好的训练”，他的意思是，学会以一个弱者的身份去和强者对话，这对他日后的职业十分有益。如今，格雷泽是好莱坞过去30年来最成功的电影制片者之一。[24]如果布莱恩·格雷泽不是阅读障碍患者的话，他今天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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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进一步挖掘神经功能障碍和成功职业生涯之间的这种奇特联系。在介绍大池塘的章节中，我提到过：在一个精英较少、较没有特权的环境中，做一个局外人能够使你获得更多追求自我思想和学术兴趣的自由。假如卡洛琳·萨克斯选择的不是第一志愿的学校，而是第二志愿的学校，那么她去从事自己热爱的职业的可能性更大。同理，如果印象派画家们没有选择举办自己的展览，他们的作品可能就会被挂在那些无人问津的小画廊里，而不是那些最顶级的艺术展会上。
阅读障碍患者亦是局外人。在学校里，他们因为达不到学校的要求，被迫远离其他的同学。这种“局外人主义”是否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某种完全的优势？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思考一下那些发明家和企业家的个性特点。
心理学家通过所谓的“大五人格模型”（或称“大五”[25]理论）来定义人格。我们可以根据以下的描述来评估自己：
神经质
（敏感/紧张Vs安全/自信）
外向性
（活力/爱交际Vs孤独/矜持）
开放性
（创造力/好奇心Vs遵守惯例/谨慎）
尽责性
（有序/勤劳Vs随意/粗心）
随和性
（合作/移情Vs自私/对抗）
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指出，发明家和革新者多为混合性格——尤其是后面三种性格：开放性、尽责性、随和性。
发明家一定要具有开放的性格。他们要能想出其他人想不到的东西，要愿意去挑战他们的先入为主之见。他们还需要具备认真负责的品质。一个拥有好主意却缺乏将主意变成现实的自律和坚持的发明家只能是一个梦想家。这是显而易见的。
而最关键的是，发明家必须是不随和的。我这里说的并非粗鲁或者令人讨厌。我的意思是，他们处在“大五”人格理论中“随和性”的边缘。他们这类人愿意承担社会风险，做那些别人可能不会认同的事。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社会中，不随和是不为人们所接受的。人类生来就有寻求周围人的认可的本能。如果没有挑战传统的意愿，一个激进、具有改革意义的想法寸步难行。“如果你有一个新想法，而这个想法具有破坏性，而你又一向随和，你该怎么办？”彼得森问道，“如果你担心伤害到别人，扰乱到社会秩序，你也就不会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了。”就像剧作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说的：“一个理智的人会让自己去适应社会；而不理智的人则会固执地让社会去适应他。因此，这个社会所有的进步都依赖于这些不理智的人。”
彼得森在论证观点时列举了瑞典家具零售商宜家公司的例子。这家公司由英瓦尔·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创立。他的伟大革新之处在于他发现家具的价格大多都由组装这一步骤拉上去的：给桌子安上桌腿不仅要多花钱，而且还会使桌子的运费变得十分昂贵。所以他就出售那些还未组合的家具，运输时只要装在平盒里就可以了，运费也便宜。此外，他出售的家具价格也比竞争对手低。
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坎普拉德曾一度陷入困境。瑞典家具制造商联合起来抵制宜家。宜家的低价惹怒了他们，他们决定不做他们的订单。宜家几近破产。在绝望之际，坎普拉德将目光转向了南方。从瑞典经过波罗的海后便可到达波兰，而波兰是一个劳动力更廉价、木材丰富的国家。这体现了坎普拉德的开放性：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没有公司会实行这种外包服务。之后坎普拉德就将工作中心放在了波兰的联络工作上。这在当时并不容易。20世纪60年代，波兰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内一片混乱。它没有基础设施，没有机器，也没有训练有素的工人；而在这里，西方国家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坎普拉德成功了。“他是一个事必躬亲的老板。”安德斯·阿斯隆（Anders Aslund）说道。阿斯隆是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这就是他取得成功，别人失败的原因。他去了条件恶劣的国家，确保一切都运行正常。他是一个非常顽强的人。”这是尽责性的体现。
坎普拉德这个决定中最不寻常之处在哪里？是他转向波兰的时间。那是1961年，柏林墙建立，冷战到达顶峰。这一年，由于古巴导弹危机，东西方世界处在核战边缘。今天，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沃尔玛身上。他们决定开拓朝鲜市场。大多数公司都因为害怕被当成卖国贼，而不曾想过要在敌人的土地上开展生意。而坎普拉德并不怕。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这是不随和性的体现。
只有极少数人会想出那种将家具放在扁平盒子里运输的创意，同时还懂得在面对联合抵制时采取外包服务这种方式。而拥有这种眼界，具备在经济如一潭死水时建造一个一流制造公司的自制力的人就更少了。那些有创意、认真负责且拥有公然和冷战对抗的强大思想的人呢？少之又少。
阅读障碍并不一定会导致人们变得更开放，变得更认真负责（虽然也有这种可能）。阅读障碍最吸引人之处，是它有可能会让人更容易变得不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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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科恩（Gary Cohn）在克利夫兰郊区长大。克利夫兰位于俄亥俄州东北部。他的家族是经营电气承包业务的。那是20世纪70年代，阅读障碍症还不是一种常见病症。因为不会阅读[26]，科恩小学留了一级。但他说：“然而，我第二年并没有比第一年学得好。”他缺乏自制力。“我被学校开除了，”他解释道，“我想，要是你打老师的话，你也会被开除的。这只是其中一件扰乱学校秩序的事……我被骂了。老师把我塞进她的桌子底下，然后把椅子推进去撞我。我把椅子踢出去，朝她的脸扔了过去，然后走掉了。当时我读四年级。”
他说这是他生命中“糟糕的几年”。他的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大概是我生命中最沮丧的时候吧，我这么说过好多次了。”他接着说，“其实并不是我不努力。我真的很努力了。没有人明白光我努力没用。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是下定决心要当不守规矩的孩子，不学习，故意拖班级后腿。你能理解那种感受吗？当你六七岁或者八岁的时候，去公立学校上学，学校里的每个人都认为你是笨蛋。于是你试着做一些滑稽的事，为的是得到人们的一点尊重。你试着每天早上起来都对自己说‘今天会更好’。但当你坚持了几年后，你才发现今天跟昨天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我要努力，我要毕业，我要活下去。我们走着瞧。”
他的父母带他去了一所又一所学校。“我母亲就想让我高中毕业。”科恩说，“我想如果我问她的话，她会说：‘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就是看到他高中毕业。之后他去开火车都行。但至少他得有一张高中文凭。’”科恩毕业那天，母亲泪如泉涌。“我长这么大，还从没看到谁哭得那么凶。”他说。
加里·科恩在22岁时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克利夫兰为美国钢铁公司销售铝墙板和窗框。当时，他刚刚从美利坚大学毕业，成绩平平。感恩节前一天，他去长岛参观公司营业部时，说服经理给他放了一天假。于是他就去了华尔街。几个夏天以前，他曾在当地的一个经济公司实习，因此对股票交易产生了兴趣。他去了商品交易所。当时的商品交易所是旧世界贸易中心的一部分。
“我想我得找一份工作，”他说，“但我无处下手。这里封得严严实实的，根本进不去。于是我走上了观景台，看着那些工作人员，在想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们搭话？于是我走下观景台到了一楼，站在安全门前面，一副像是有人会给我开门的样子。显然没有人来给我开门。市场休市后，我看到一个穿着整齐的员工正朝着一楼跑去，边跑边对他的同事说，‘我得走了，要去拉瓜迪亚。我已经迟到了，到达机场我再打给你’。我进了电梯，对他说，‘我听说你要去拉瓜迪亚’。他回答我‘是的’。我于是就说：‘能一起打车吗？’他说可以。太棒了。在周五下午这种交通高峰期，我竟然可以坐在出租车里，为自己谋到一份工作。”
这个同科恩乘坐同一辆出租车的陌生人偶然进了华尔街的一家大经纪公司。也就在那周，那家公司开设了一项买卖期权的业务。
“这个人负责期权交易，但他完全不知道期权是什么。”科恩接着说，并肆无忌惮地笑了出来。“去机场的一路上我都在骗他。他问‘你知道期权是什么吗？’我回答说‘当然知道了，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能做’。我们下车的时候我就要到了他的电话号码。他说‘周一给我打电话’。于是我周一就给他打电话了，周二还是周三又飞去纽约，进行面试，接着下周一就开始工作了。那段时间里，我读了麦克米伦的《期权投资策略》，这本书就像是期权交易界的圣经。”
显然，读书对科恩来说并非易事。科恩估计，看22页书得花上六个小时。[27]他把自己埋在书里，一字一句地看，不停地复述句子，直到搞懂它的意思。等到他要工作时，他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就是幕后的那个人，告诉他‘买进这个，卖出那个，卖出那个’，”科恩说，“我从不向他解释原因。也许他知道。其实不管是否知道都无所谓，他不在意这些。因为我给他赚了很多钱。”
刚开始在华尔街工作的那段时间并没有让科恩觉得羞耻。但如果你认为他对此觉得骄傲的话，那也错了。他很聪明，他知道在第一份工作中应该极力夸大自己。这并不是一种谄媚的做法。相反，他说得很诚恳。这就是我。
科恩在出租车里需要扮演一个角色：假装自己是一个有经验的期权交易商，但其实他不是。大部分人都曾做过这样的事。我们不习惯扮演别人，只习惯扮演自己。但科恩从小学开始，就擅长扮演别人。你六七岁或者八岁的时候，去公立学校上学，学校里的每个人都认为你是笨蛋。于是你试着做一些滑稽的事，为的是得到人们的一点尊重。做一个小丑，总比做一个笨蛋强。如果你一生都要扮演别人，那在一辆开往拉瓜迪亚的出租车上极力夸耀自己又能有多难？
更重要的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跳上那辆车，因为我们害怕那些潜在的社会后果。那个华尔街的工作人员可能会看穿我们，然后在华尔街到处散播这件事，说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小子竟然跑来这里冒充期权交易员。我们还可能被赶出那辆车。我们灰溜溜地回到家，发现自己真的做不了期权交易员。周一早上上班时，我们将这件事讲给同事听，以此来嘲弄自己。然后再混个一周，或者一个月，就被炒鱿鱼了。跳进出租车是一种不随和的行为，而大部分人都想做随和的人。但是科恩呢？他当时是铝墙板销售员。对他母亲来说，他能当个火车司机就不错了。他被学校开除，被别人当成一个笨蛋；成年以后，读22页书还要花6个小时，就因为他得读懂每个字，才能明白书里讲的是什么。他不怕失败，因为他压根儿没什么可失去的。
“我的成长经历让我学会了如何轻松面对失败，”他说，“很多存在阅读障碍的人们身上都有一种特质，就是当我们走出校门之后，我们更懂得面对失败了。我们在面对大部分状况时，更多的是往积极方面——而不是消极方面想。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那些消极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怕。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真的。阅读障碍把我塑造成了现在的样子。如果没有阅读障碍症，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将不会抓住第一次的机会。”
在最好的情况下，阅读障碍能激发出你身上某种还在“休眠”的技能。它会迫使你做那些从来就不曾想过的事情，就像坎普拉德那样进军波兰，或者与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拼车，然后扮演一个不是你自己的人。正如你所想，坎普拉德也是一个阅读障碍患者。事实证明，加里·科恩是一个很厉害的交易商。在商业世界，学会如何面对失败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科恩成了高盛的总裁。
[21] 事实上，还有一个更简短的测试。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现代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他特别聪明。于是他的心理学家朋友们设计出了“特维斯基智力测试题”：你越快发现特维斯基比你聪明，你就越聪明。亚当·阿尔特（Adam Alter）曾跟我说起特维斯基测试。他对此评价颇高。
[22] 为了证明自己测试的是智力而不是其他东西，弗雷德里克将CRT测试的分数与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结果显示CRT分数与更喜欢苹果还是橘子、百事可乐还是可口可乐、啤酒还是红酒、摇滚音乐会还是芭蕾没有联系。”他写道，“然而，CRT分数对人们选择《人物》杂志还是《纽约客》杂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CRT分数较低的群体中，67%会选择《人物》杂志。CRT分数较高的群体中，64%会选择《纽约客》杂志。（我是《纽约客》杂志的作者之一，所以不用我多说了吧？）
[23] 2010年1月布兰肯霍恩出庭作证时，这件案子被称为佩里诉施瓦辛格案；2013年在最高院审判时，改称霍宁沃思诉施瓦辛格案。
[24] 格雷泽的几部电影：《美人鱼》、《阿波罗13号》、《美丽心灵》、《8英里》。我在《眨眼之间》中讨论演员时也提到了他。
[25] “大五”是社会心理学家用来定义人格的标准。社会学家一向不热衷于性格测试，如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类“外行的”测试忽略了人们的关键特征，误解了人的性格。
[26] 应该说明的是，阅读障碍只会影响阅读。科恩的算术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科恩说过，小时候唯一相信他的人是他的爷爷。是因为他的爷爷发现小加里将他们家族管道企业的库存全部记在了脑子里。
[27] 这章很长。如果加里·科恩想要自己读的话，他就必须坐下来，腾出一段时间来读。“要想真正明白书中的内容，读懂它，理解它，我得查每一个认识的词。但查了词之后才发现，啊，这个不是词，我看错了。而我已经连续三天，每天都花两小时来查这个所谓的词了。”他说。他是大忙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的。“希望这本我不会看的书可以卖得很好。”访问快要结束时，他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