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弱者如何找到优势，反败为胜》第二章 特里萨·德布里托

“我带的最大的班级有29名学生。这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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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波山谷初中（Shepaug Valley Middle School）是为应对生育高峰而创办的。每天早上学校公车都得接300名学生。学校入口设有两个大门，这样可以避免人流过度集中；学校内部的走廊就跟高速公路一样，熙熙攘攘。

但这是很早以前的情况了。生育高峰来了又去。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谢波地区颇具田园风情，到处可见迷人的殖民地时代风格的村庄和蜿蜒曲折的乡村小道。纽约城富裕的夫妇们慧眼独具，发现了这个地方。于是这里的房价一直往上涨。年轻一点的夫妻因此负担不起在这里的生活费用了。学校的学生人数骤然下降到了245名，跟着又下降到了200名。现在，六年级只有80名学生。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地区小学。根据这个数据进行计算的话，学生数量很可能会再减少一半，也就是说，学校班级的平均人数会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一所曾经拥挤不堪的学校变成了一所学生人数稀少的私人学校了。

如果是你，你会将你的孩子送到谢波山谷初中吗？

 2 

维威克·拉纳迪夫和红杉城女篮球队的故事暗示着这样一种观点：我们通常认为的优势和劣势并不总是对的，有时候我们会混淆两者。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我要提出的是两个看似简单的教育问题。我会说“看似”是因为它们看起来简单，然而等我们深究之后会发现它们一点也不简单。

谢波山谷初中便是两个简单的问题之一。我猜你一定很乐意把孩子送进这种人数很少的班级。也难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父母和决策者都认为，人数更少的班级可以保证学生们获得更好的教育。在过去的一些年里，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政府——仅仅只是列举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缩小班级规模，减少学生人数。加州的州长宣布实行全面的缩小班级规模计划后，它的人口在三周内增加了一倍。在一个月内，又有20个地方政府相继宣布实行此类计划；而在一个半月内，白宫也公布了自己的缩小班级规模计划。今天，77%的美国人认为使用纳税人的钱去缩小班级规模比提高教师工资来得有意义。你知道这77%的美国人同意的班级人数少到什么程度吗？

过去，谢波山谷初中的班级有25名学生。现在则只有15名。这就意味着老师对学生个人的关注比以前多了。常识告诉我们，学生得到的关注更多，学习表现也会更好。也就是说，在这个全新的私人谢波山谷初中上学的孩子要比以前那些在拥挤的老谢波山谷初中上学的学生表现更好，对吧？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可以辨别以上推论的真假。康涅狄格州有许多和谢波山谷初中一样的学校。这是一个由许多小镇组成的州，小镇里又有许多规模小的小学。影响小镇小学规模的因素：衰退的自然环境、变动的生育率以及房地产价格。这就意味着学校里的一个年级今年可能没有多少学生，而下一年则有可能发生学生爆满的情况。下面是康涅狄格州的另一所初中5年级的学生人数：

2001年，5年级有23名学生。而2002年只有10名！在2001年和2002年，学校里的各方面都保持一致：老师、教学方针、练习册都不变。学校还在那个小镇上，教学楼也还是那些教学楼。地区经济和地区人口也都保持不变。唯一变化的只有5年级的学生人数。假设在注册人数多的那年入学的学生成绩比在注册人数少的那年入学的学生好，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学习好坏与班级规模有关，对吧？

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实验”。有时候，科学家也会做一些形式实验，来测试某种假设的真假。但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现实世界才可以提供测试同一个理论的自然方法；而自然实验的优点也比形式实验多。所以如果你用康涅狄格州的自然实验，并且将小班级学生每年的成绩与连续多年和许多孩子在一起学习的学生的成绩进行对比，会得出什么结论？经济学家卡洛琳·霍克斯比（Caroline Hoxby）就做了这项研究。她分析了康涅狄格州每个小学学生成绩的数据，结果她没有发现任何不同！“有许多学者都说，他们并没有看到策略变化在统计学上引起任何显著差异。”霍克斯说，“也不是说没有差异。就是他们没办法在数据中找到这种差异。通过这项研究，我发现精确估计过的估计量徘徊在0上下。而我得到的确切数据是0。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差异。”

当然这仅仅只是一项研究而已。这些年人们做了几百项与班级规模相关的研究，就算你把这些研究全部看完，你也不会得到更清晰明确的答案。15%的人察觉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证明学生在小班里学得更好。大约也有15%的人认为学生在小班里学得更差。20%的人，如霍克斯比，认为没有差异；其他的人则认为或多或少存在差异，只不过差异不明显，因此也就没能产生具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结果。典型的班级规模研究的结论如下：

在澳大利亚、中国香港、苏格兰和美国这4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辨识策略产生了极不确切的估计量，从该估计量中我们无法得出有关班级规模影响的确切结论。在希腊和冰岛这两个国家，缩小班级规模似乎带来了一些重要且有益的影响。法国似乎是唯一一个在数学教学和科学教学方面有显著差异的国家：数学教学方面，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班级规模效应；科学教学方面，则没有所谓的班级规模效应。我们能够排除9个学校在数学和科学教学方面均没有产生大班规模效应：一所比利时学校，加拿大、捷克共和国、韩国、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学校各一所。最后就是日本和新加坡两个国家的班级规模对学生成绩并无任何显著影响。

你注意到了没有？在列出了数千页从18个不同国家研究得出的学生成绩数据后，经济学家们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希腊和冰岛，他们通过“缩小班级规模带来了一些重要且有益的影响”。希腊和冰岛？美国的缩小班级规模政策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结果，如在1996年和2004年间，美国招聘了25万名新教师。在同样一个时期内，美国的教育经费增加了21%，增加的数十亿美元几乎都用在雇用新教师上了。保守来说，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上没有一个职业像教师这样，增加的人数如此之多，速度如此之快，花费如此之高。许多国家都相继花了这笔钱。因为当我们看到像谢波山谷初中这样的学校——每个老师都有机会去了解每个学生时，我们会想“我们把孩子送对地方了”。但是证据表明，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巨大的优势并不真的那么大。[6]

 3 

不久前，好莱坞最有权力的人坐下来和我娓娓而谈。他跟我讲起自己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度过的童年。他说每年冬天刚开始的时候，他都会走访街坊邻居家，希望人们能够请他给他们的车道、人行道扫雪。当他得到人们的清理工作后，他会把工作包给附近的小朋友。扫雪完毕后，他会给小工人付工资。他会先付工资，再去挨家挨户地收钱。他知道这么做一定可以让工人们卖力工作。有时候他的工人可以达到八九个。秋天的时候，他则推出扫落叶服务。

“我会去视察他们的工作，这样我才能跟顾客说车道已经按照他们的要求清理干净了。”他一边回忆一边说道，“总会有一个两个孩子做不好，于是我就把他们解雇了。”当时他只有10岁。11岁的时候，他在银行里已经有600美元存款了，都是他自己赚来的。那是20世纪50年代，6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5 000美元。“我没有钱，所以没办法去我想去的地方。”他耸了耸肩，仿佛一个11岁的孩子就应该知道他要去哪里一样。“任何一个傻瓜都懂得花钱。但并不是每个傻瓜都懂得赚钱、攒钱、推迟满足感，你要学会以另一种方式定义它们的价值。”

他住在所谓的“混合社区”中，读公立学校，穿别人穿过的衣服。他父亲是一个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人，于是他总把钱挂在嘴边。这个好莱坞的男人说如果他向父亲要某种东西的话，比如一双新的跑鞋或一辆自行车，父亲都会让他自己出一半的钱。如果他没有关灯，父亲就会把电费账单拿给他看。“他说‘看，这是我们交的电费。你因为懒而没有关灯，结果我们现在要为你的懒惰付出代价了。如果你开灯是为了工作的话，一天24小时开着都没有问题’。”

16岁那年夏天，他到父亲的废金属厂去打工，干的是重体力活。他的待遇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我因此不想住在明尼阿波里斯了，”他说，“我也因此不想再为我爸爸工作了。太糟了。环境很脏，工作又苦。我得把那些废金属都装进枪筒里。我身上的灰尘怎么擦都擦不干净。回过头来想想，我父亲之所以肯让我去他那里工作，是因为他知道我去了之后一定会想逃跑的。这样能够激发我做其他事的欲望。”

大学期间，他自己开了一家洗衣店，专门为有钱的同学干洗衣服。他还组织学生包机去欧洲。他和朋友一起去看篮球赛时坐的是很差的位置，光线被柱子挡住了，晦暗不堪。当时他就在想如果他可以坐在场边的贵宾席就好了。他去纽约的商学院和法律学院上课。为了省钱，他住在布鲁克林一个条件很差的街区里。毕业之后，他在好莱坞找了一份工作。他的工作越来越好，地位越来越显赫，他可以自己进行交易，可以领取各种奖金。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所以他才能买得起比佛利山庄那套跟飞机棚差不多大的房子，他才能拥有自己的喷气式飞机，才会有一辆法拉利停在自己的车库里。房子大门前面是一条似乎看不到尽头的车道，感觉很像欧洲的中世纪城堡。他懂钱。他之所以懂钱，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在明尼阿波里斯街上的时候，就已经大概理解钱的价值和功能了。

“我希望拥有更多的自由。我想要追求不同的东西。钱是一种手段，我可以用它来追求我想要的东西，实现我的愿望，去推动我前进，”他说，“没有人教过我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学的。就像是一种反复实验吧。我喜欢这种感觉。我在这类实验中获得了自尊。我觉得自己更能掌控生活了。”

他坐在自家的办公室里。他说他的办公室就和大多数人的房子一样大，之后才进入正题。他有孩子，并且很爱他们。他跟其他父亲一样，想要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条件，让他们远比他自己现在拥有的多。但他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成功了，他懂得金钱、工作、快乐和成就感来之不易，正是这些来之不易让人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但就是因为他的成功，他的孩子们难以学到同样的教训。好莱坞富豪的孩子不会去替他们那些住在比佛利山庄的邻居清扫落叶。他们没有关灯的时候，他们的父亲也不会愤怒地把电费单拿给他们看。他们不会坐在柱子后面的位置观看篮球比赛，他也不会梦想有一天他们坐在场边贵宾席上的情形。因为他们本来就坐在那里。

“我的直觉告诉我，在一个富足的家庭里养孩子比人们想象中难得多。”他说，“拮据的生活毁了人们。同样，富足的生活也毁了人们，因为他们失去了野心，失去了骄傲，也失去了自尊。处于一件事情的两个极端时都很难。也许当人们处在中间的某个位置时，一切就都好办了。”

当人们听说某个千万富翁为自己的孩子的教育问题头疼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同情他。这毫无疑问。要知道这个好莱坞男人的孩子可以住在最高档的房子里，去哪儿都可以坐“头等舱”。然而他说的并不是舒适的物质生活。他的名气完全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他的一个哥哥继承了家族的废金属工厂，并且将工厂越做越大。他的另一个哥哥当了医生，在医学界享有盛誉。他父亲培养了三个有成就的儿子，他们有自己的目标，而且靠自己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要说的是作为一个拥有数亿美元的富豪，他如果想跟生活在明尼阿波里斯混合社区的父亲一样培养出成功的孩子，他要面临的困难会更多。

 4 

这个来自好莱坞的男人并不是揭示该问题的第一人。我想，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凭直觉就能想明白。引导我们思考父母教育和财富之间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更多并不意味着更好。

如果你很穷，你很难成为一个好的父亲或母亲。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贫困会耗尽人的心力，让人背负压力。如果你需要打两份工来维持收支平衡的话，那你晚上几乎不会有时间给孩子讲睡前故事。如果你是一个有工作的单亲妈妈或爸爸，你要赚钱支付租金，买菜、买衣服，做的又是一份粗重的体力活，那你很难给孩子一个健康家庭所必需的爱、关怀和训导。

不过同样也没有人会认为“你拥有更多的财富，你就能做一个更好的爸爸或妈妈”这种推论总是正确的。如果让你画一个曲线图来表示父母教育和财富之间的关系，你不会这样画的：

财富可以让父母教育变得更容易。然而当它到达某个点的时候，财富对父母教育也就没有影响了。那个点是什么点？研究幸福感的学者指出，在一个年收入约为7.5万美元的家庭中，拥有更多的财富并不会带给他们更多的幸福感。此后，便会出现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假如你家年收入为7.5万美元，而你的邻居家为10万美元，他们可以用这多出来的2.5万美元去买一辆更好的车，也可以更经常出去吃饭。但这并不会让你的邻居变得更幸福，也不会因此让他们变成更好的父母。下面是一幅能更好体现出父母教育与收入关系的曲线图：

但这个曲线图表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对吧？因为当父母的收入足够高时，父母的教育就又会变难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成长的这个世界的价值与我们给孩子创造的那个世界的价值没什么不同。但对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来说并非如此。心理学家詹姆斯·格鲁曼（James Grubman）使用了一个绝佳的短语“富裕的移民”来描述第一代富豪。他的意思是，他们所面对的与孩子相关的挑战和移民面对新国家的挑战是一样的。有些人，比如好莱坞的这位权势人物，他们生活在中产阶级的古老县城里，那里缺乏伟大的动员家和教师。然而他的父亲教他认识了钱，教他独立、努力工作。但他的下一代生活在富裕的新世界，这个世界的规则不同于以往，这个世界更令人感到困惑。这些孩子只在意自己周围的世界，他们不需要努力工作，独立，认识钱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如何教会他们“努力工作，独立，认识钱的意义”？于是，世界上诞生了许多描述在富裕环境培养孩子有多困难的谚语。在英国，人们说“富不过三代”；在意大利，人们说“从明星变成睡马厩的人”；在西班牙，人们说“没有的时候拼命要去拥有，有的时候却拼命浪费”。财富本身就隐藏着自我毁灭的因子。

“父母必须设定限制。这对‘富裕的移民’来说是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因为他们不知道当无法以‘我们买不起’为借口拒绝孩子要求的时候该说什么。”格鲁曼说道，“他们不想谎称‘我们没有钱’。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是十几岁的大孩子了，他会说‘拜托，我才不信。你开着保时捷，妈妈开着玛莎拉蒂’。父母要学会从说‘我们买不起’转变成说‘我们不会买’。”

但格鲁曼承认要让父母说“我们不会买”太难了。要让他们说“我们买不起”则简单多了。作为父母，你只需要偶尔说一两次这样的话就行。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用不了多久就会知道让爸爸妈妈给他买一匹小马是徒劳的，因为既然买不起，小马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而告诉孩子“我们不会买”一匹小马则是一种对话过程，需要父母同时具备坦诚的态度与表达能力，跟子女解释能做的事情并不总是对的。“我曾问过一些富有的父母，碰到这种情况他们会怎么做，他们表示不知道说什么好。”格鲁曼接着说，“我只能教他们说‘我能买那个给你。但我选择不买。这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说到这里，就需要你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了，而且你要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说出你的价值观，如何让孩子相信你的价值观。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做到这几点。尤其当你的车库里停着一辆法拉利，拥有一架喷气式飞机，还在比佛利山庄拥有一套和飞机棚差不多大的房子的时候，那更是难上加难。

这个好莱坞男人拥有太多钱了。这也是他作为一个父亲的难题。他已经过了“钱能让事情变好”这一临界点，也过了“钱与一切都无关”这一临界点。他正处于这样一个临界点：钱让培养一个正常、适应环境的孩子这件事变得更难了。这时候的父母教育曲线图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曲线图就是所谓的倒U曲线图。倒U曲线图很难理解。它常常令人觉得出乎意料。我们经常会混淆优势和劣势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忘记自己身处U形世界了。[7]

这下又把我们带回到班级规模的那个问题了：如果班级学生人数与学习成绩的关系与下图不一样，那会发生什么：

或者这样：

如果是这样呢？

特里萨·德布里托是谢波山谷初中的校长。在学校任职的5年间，她目睹了学生人数一年比一年少的情形。对父母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好消息。她想到这个的时候，脑海里就会出现一幅最终的曲线图。“在几年的时间里，我们整个年级的学生将会少于50名。”她说。她害怕这种情形：“我们要开始应付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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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U曲线图包括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特定的逻辑。[8] 左半部分表明做得更多或者拥有更多的财富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平坦的中间部分则表示做得多并不能改变什么。右半部分表示做得更多或者拥有更多的财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9]

如果你用这种模式去思考班级规模这个疑团，你会感觉这些看似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有点意义了。班级的学生人数就如父母拥有的财富。班级规模的影响要视其处在曲线图上的位置而定。举个例子，以色列小学的班级一向人多。该国的教育系统采用的是“迈蒙尼德规则”——以12世纪的拉比命名，他规定一个班的学生人数不应该超过40名。也就是说，一个小学班级可以有38名或者39名学生。如果一个年级有40名学生，那么一个学校可能会有两个只有20名学生的班级。假如你做霍克斯比式的分析，将拥有20名学生班级的学习成绩与人数较多班级的成绩做对比，班级人数少的学生成绩会比较好。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对于老师来说，三十六七个学生有点太多了，不好管理。以色列小学的情况就处于倒U曲线图的左半部分。

现在再想想康涅狄格州。在霍克斯比研究的学校中，大部分都为中等规模班级（少于20人）和人数较多的班级。霍克斯比在研究中没有任何发现的意思是，在这个适中范围内她没有发现小班对学习成绩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在以色列和康涅狄格州，班级规模的影响大约处于曲线图的中间平坦部分——学生人数的增加并不会让孩子们拥有更好的学习体验。

为什么一个25人的班级和一个18人的班级区别这么小？对于老师来说，无疑后者更容易管理：要批改的作业更少，需要了解和跟进的学生也更少。只有老师在负担更小的情况下改变教学风格，小规模班级才能让学生成绩更好。而证据表明处在适中范围时，老师必然不会做出这种改变。他们会选择更少的工作量。这就是人的本性。试想一下你是一名医生，你突然认识到你周五下午要看的是20个病人，而不是25个。而不管看多少病人，你的薪水都是一样的。那你会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在病人身上吗？还是你更愿意在6点半——而不是7点半——下班，以便回家去陪孩子吃晚餐？

关键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班级规模如果太小，又会怎样？会像父母太过富有那样带来反效果吗？我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老师进行了调查，问他们这个问题，每个老师的回答都是会的。

以下是典型的回答：

我觉得一个班18名学生是最好的，在这样的班级里，学生不会觉得自己被忽略，而且会感觉到自己在这个班级里的重要性。分组的时候也更方便，可以分成2组、3组、6组——这样他们可以同其他学生亲密接触（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这样，我就可以去了解他们每一个人——如果我觉得有必要的话。要是一个班级有24名学生的话，我觉得也不错。这就多出来6名学生，因此他们之间也就有了更多持不同意见的人，总会有一两个人会去挑战现有的观点。就是24名学生在讨论时会像叽叽喳喳的观众，而不像一个团队。如果一个班级再多6名学生，也就是30名学生的话，那学生的关系就会比较疏远。虽然有些老师特别擅长拉近学生的距离，但他们的招数并不是每次都能起作用的。

那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在最佳人数的基础上减去6，也就是12，跟《最后的晚餐》里的人数一样。问题出现了。12个人足够少了，刚好可以凑成一桌——但这样会让很多高中学生过于亲密，也就不能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保护他们的自主权；而这样也很容易产生夸夸其谈者，或者蛮横的小霸王，整个班级被他们统率而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如果一个班级只有6名学生的话，就更缺少个体独立的空间了。还会导致思想和经历的单一性，无法增加因数量而产生的丰富性了。

换句话说，对老师而言，小班教育潜在的难度和超大班教育潜在的难度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班级人数和管理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便是一个难题。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潜在的相互作用的强度则会变成另一个难题。就像其他老师说的，一个班级人数太少的话，学生就会像“那些坐在汽车后排的小朋友，老师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分开”。

下面是另外一位高中老师的看法。他最近刚带了一个32人的班级，他很讨厌这一点。“当我面对这么一大群学生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该死，每次我要批改作业或者试卷时，我都要在学校里待上好几个小时。本来我可以用这些时间和孩子们相处的。”不过他也不想带一个少于20人的班级：

班级氛围的活跃来源于学生的讨论。而这些讨论需要一定数量的学生。我现在带的这个班级，人太多了，他们那不叫讨论，更像是起哄。而如果人数太少，又没有讨论的气氛。这听起来有些违反直觉。我本认为要让那些沉默寡言的孩子在一个32人的班级中发言，他们会有些羞涩，而如果让他们在16人的班级里发言则会容易得多。但我的经历告诉我事实并非这样。沉默的孩子在任何场合都倾向于保持沉默。如果班级人数太少的话，看法也就会比较少，这样就不能真正推动讨论的发展，也难以界定学生的思想水平。一个人数太少的班级会缺乏某种产生于学生碰撞摩擦的精神活力。

如果是一个人数很少的班级呢？那要小心了。

我曾在法语学校带过一个12年级的班级，只有9名学生。听起来像是一个美梦，对吧？那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噩梦！你根本无法推动任何使用法语的对话和讨论。也难以使用游戏的方法来加强学生对单词、语法还有其他方面的记忆。这个班级没有一点学习动力。

经济学家杰西·勒万（Jesse Levin）做了一些相关调查，这些调查很有趣。他的调查对象是荷兰的学生。他计算出了一个班级同龄孩子的人数——即拥有同等学习能力的学生人数，惊讶地发现同龄学生的人数对学习成绩有一定影响，对那些学习努力的学生影响尤为明显。[10]换言之，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尤其是一个差生的话，你需要的是周围的人都问同样的问题，克服同样的难题，担心同样的事情，这样你才不会觉得孤独，才会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正常人。

勒万说真正小规模班级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当教室里的学生太少时，孩子们接触一定数量、和他们相像的人的机会也就少了。勒万还说，缩小班级规模“剥夺了同龄学生互相学习的机会”。

你知道特里萨·德布里托为何如此担心谢波山谷初中吗？她是一所初中的校长，她教的孩子刚好处于向青春期过渡的艰难阶段。他们会尴尬，容易觉得难为情；他们担心自己看起来太聪明。她说，让他们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回答老师的问题就像“拔牙”一样痛苦。她希望她的班级能充满有趣而又各不相同的想法，以及兴奋之情。这种兴奋来自一定数量的学生努力解决同一个问题的过程。但在一个没有多少学生的教室里，如何能体会到以上感受？“一个班级的学生越多”，她接着说，“不同的意见也就越多。如果班级的同龄学生太少，他们就都不喜欢说话了。”她虽然没说，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她的反应——假设有人在学校旁边那片起伏的草地上建造一个大型住宅小区，她也不会那么不开心。

“最初，我在梅里登的一所初中当数学老师。”德布里托又说。和康涅狄格州的其他地区相比，梅里登是一个收入中等偏低的城市。“我带的最大的班级有29名学生。”她说这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她要批改很多作业，还要回答很多学生的问题。“你真希望你的后脑勺也长着眼睛。当你和某个小组工作时，你要能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你必须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因为班里的学生太多了，角落里总有一些人，他们讨论的东西完全跟他们应该讨论的东西不搭边。”

但她坦白地说，她喜欢教这个班级。这是她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一年。一个教十二三岁孩子的数学老师特别努力地工作，她的教学工作让她觉得兴奋，而那29个孩子也十分兴奋。“他们是一些会相互影响的同龄人。他们不会只和一个群体玩耍、交流。在这里，你有更多的机会丰富自己的阅历。真正的问题在于你要如何让孩子们变得活泼，让他们过得充实，参与到课程中来，这样他们才不会只是被动地接受一切。”

那她希望谢波山谷初中的每一个班级都有29名学生吗？当然不会。德布里托知道她自己有些与众不同。大多数老师心目中的理想班级学生人数都低于29名。她的意思是我们总是在小班级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上打转，而忽略了大班级会有什么好处。把自己的孩子和其他的学生看成是争夺老师注意力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共同学习进步的好伙伴，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教育理念吧？当德布里托回想起在梅里登教书的那一年时，她的眼睛里充满着向往。“我喜欢嘈杂声。我们喜欢听到他们互动的声音。哦，这太有趣了。”

 6 

从谢波山谷出发，开半小时的车程就能到达康涅狄格州雷克维尔镇。这里有一所名叫霍奇基斯的学校。它是美国早期的寄宿制学校之一。一年学费约5万美元。学校里有2个湖泊，2个曲棍球场，4个望远镜，1个高尔夫球场，还有12架钢琴。学校煞费苦心地指出，这个学校里的钢琴可不是普通钢琴，而是用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施坦威钢琴。[11] 霍奇基斯是那种为了学生教育不惜下血本的学校。该校的班级平均只有12名学生。这是特里萨·德布里托所害怕的，却是霍奇基斯所认为的最大的优势，开车沿路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这个学校的管理人员骄傲地宣称：“我们的学习环境私密性强，互动性强，包容性强。”

为什么像霍奇基斯这类学校要做这些明显会让学生成绩更糟的事情？答案只有一个，学校考虑的并不是学生。他们真正考虑的是学生的家长，这些家长看中的是高尔夫球场、施坦威钢琴、小班教育这类值得花5万美元的设施和理念。更准确一点来说，是霍奇基斯掉入了富人、贵族学校和富裕国家的陷阱，这些都是歌利亚——容易掉入的陷阱：学校认为这些可以用金钱购买的东西能够转变成现实世界的优势。当然，它们不会。这就是倒U曲线图给我们的教训。比你的对手强大是一件好事。而当你太过强大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成为时速150英里的火箭的目标。歌利亚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是因为他太强大了。那个好莱坞的男人没能成为符合自己期待的父亲，是因为他太有钱了。霍奇基斯没能成为它想要成为的那种学校，是因为它的班级人数太少了。我们总认为，做一个更强大、更富有的人才能让我们获得最佳利益。而维威克·拉纳迪夫，那个叫大卫的牧童，还有谢波山谷初中的校长则会告诉你，事实并非如此。

[6]　经济学家埃里克·汉纳谢克（Eric Hanushek）完成了数百份班级规模研究的结果分析（The Evidence on Class Size）。汉纳谢克说：“在研究学校各方面因素时，大概研究最多的就是班级的规模吧。这类研究工作持续了好几年，然而我们依然没有理由相信班级规模与学习好坏有任何联系。”

[7]　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和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在一篇优秀的文章中指出，几乎所有的结果都是随着倒U形发展的：“在心理学领域，人们发现X可以让Y增加到某个点，之后又会让Y变少……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完美的。那些高成本的积极措施、规定和实践，很可能已经开始对收益施加反作用了。”

[8]　我父亲是一个数学家，他对这些东西十分执着，他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我总是把问题简单化。事实上，倒U曲线图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直线。第二部分，“最初的直线慢慢弱化”。这是边际收益递减区域。第三部分，多余的资源对结果并无影响。第四部分，更多的资源会产生反作用。他写道：“这就跟我们建房子一样，要建一层楼，你就得先打地基。记住这个口诀‘打地基、铺砌石板、压平、沉降’。”

[9]　体现酒精摄入和健康关系的倒U曲线图是其中的经典例子。如果刚开始你一杯酒都不喝，后来发展到每周喝一杯，你的寿命会更长。如果你每周喝两杯，你的寿命会在这个基础上再延长一点点。每周喝3杯的话，寿命会再接着延长。一直到每周7杯都是如此。（这些数据只针对男性。）这是“上坡路”：喝得越多越健康。之后就是每周7杯到14杯这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喝更多的酒，并不会更有益于健康；而同时也不会伤害你的身体。这是曲线图的中间部分。最后则是曲线图的右半部分：“下坡路”。如果你每周喝酒超过14杯，那么喝得越多，你的寿命就越短。酒精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量少时它是好的，适量时不好不坏，量大则是有害的。

[10]　例外情况：有严重行为偏差或者没有什么学习天赋的孩子。对于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学生而言，倒U曲线图并不能准确说明问题。

[11]　霍奇基斯的网站上称该校只有12架施坦威钢琴，但学校的音乐主任却曾在其他地方说过他们共有20架钢琴——除施坦威外，还有一架法奇奥里（该品牌被誉为钢琴中的劳斯莱斯）。这些钢琴的价值超过100万美元。如果你去霍奇基斯的琴房练习“快速曲调”的话，你会发现弹出来的声音非常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