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都知道无聊的感觉，但绝大多数正常的成年人不会常常感到无聊至极。我们会产生压力、奔忙以及忧虑的感觉，但很少会纯粹觉得无聊，部分原因是我们实在压力太大、太忙、太过焦虑。我们无事可干的时候通常会觉得自己需要休息一会儿，并不会感到枯燥。我们只能从童年回忆当中寻找无聊至极的体验。儿童和青少年常觉得无聊，如此无聊甚至让他们难以忍受。持续的刺激、探索和不断学习，正是他们一种极为正常的发育需求，但在长途旅行的途中，下雨天的午后，或者上自习的时候，这种需求就得不到满足。童年时期的无聊可以说是一种酷刑，那种感觉就像是慢性头痛，或是口渴至极。无聊能够带来严重的伤害，被无聊折磨的孩子会想要通过喊叫来发泄郁闷的心情，或是想要把东西狠狠地砸碎在墙上。无聊至极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常人很幸运，因为在成年后就不再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刺激。尽管承受的压力很大，但我们还是倾向把刺激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能过多，也不能太少，反社会人格者除外。反社会人格者说自己一直渴望更多的刺激。有些人会用“上瘾”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渴望，比如对刺激或冒险上瘾。这种上瘾现象的发生是因为缺乏情感生活的调剂，而治疗“刺激欠缺”的最佳（或许唯一）方法就是情感生活，因此在很多心理学专著里，“唤起”[1]和“情感反应”这两个术语几乎可以互换。我们跟其他人的情感联系、彼此磨合以及共同度过的欢乐与痛苦的时刻都能给我们刺激，但反社会人格者却没有这种情感生活。他们感受不到让我们时而痛苦、时而兴奋的刺激，这种刺激伴随我们对其他人的真正情感依附而来，并且始终存在。
某些心理学实验涉及电击和巨大噪声的干扰情况，实验发现反社会人格者身上很少出现常人在焦虑和恐惧时通常会有的生理反应（流汗、心跳加快等）。他们只有在支配别人的时候才能获得足够的刺激，但这些游戏很快就会变得无聊起来。就像吸毒一样，反社会人格者也得把这些游戏不断玩下去，越玩越大，玩得多大取决于这个反社会人格者掌控了多少资源和才能，并不是每个反社会人格者都能玩得起。因此，反社会人格者几乎永远无法摆脱无聊的痛苦。
有些反社会人格者用化学方法缓解一时的无聊，也是他们成为酒鬼和瘾君子的部分原因。据一项1990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关于并发症的研究估计，75%的反社会人格者有酒精依赖，有50%的反社会人格者还会滥用其他药物。因此，反社会人格者除了会对冒险上瘾之外，通常也会对一般的致瘾物上瘾。吸毒能够获得一种“巅峰体验”，而且具有一定危险性，因此对没有良知的人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毒品文化让很多反社会人格者自得其所。
另一项于1993年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被诊断出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静脉注射毒瘾患者当中，有18%的人艾滋病毒抗原呈阳性，而没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类似患者只有8%的人艾滋病毒抗原呈阳性。反社会人格者感染艾滋病的概率更高，这大概是由他们频繁进行冒险性行为所致。
这些统计数据把我们带回到我在前文提出的问题：缺乏良知是一种适应障碍，还是精神障碍？精神障碍的一个定义是：任何会导致人生实质性毁灭的心理条件。也就是说，一个人根据整体健康和智力水平所应具有的活动行为能力将会因此受到严重损伤和限制。常识告诉我们，只要患有任何一种精神障碍（重度抑郁、慢性焦虑、偏执狂等），人生就很有可能走向毁灭。但如果缺乏某种纯粹的道德品质又会怎样？缺乏良知会怎样？我们知道，反社会人格者几乎永远都不会寻求治疗，但他们的生命依旧会走向毁灭吗？
解决这个问题有个办法，就是先思考对反社会人格者的人生意义重大的那些事（也就是“赢”和“支配他人”），然后思考下面这个问题：为何并非所有的反社会人格者都位高权重？鉴于他们目标明确，而且没有良知、行事自由，因此他们都应该成为国家领袖或跨国企业CEO，或者至少是高水平的专业人士或某个小国的独裁者。为什么他们不能一直获胜？
他们就是做不到这一点。相反，这些人大都默默无闻，顶多只能控制他们的小孩、患抑郁症的配偶，或者几个员工和同事。像汉娜父亲那样锒铛入狱的不在少数，生活或事业出问题的也不在少数，但像斯基普那么有钱的很少，有名的则更是寥寥无几。他们大多数人一生都不曾出人头地，生活一天不如一天，而且到了中老年的时候就了无生气。他们可以掠夺和折磨我们一阵子，这倒是没错，但他们其实活得很失败。
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反社会人格者就算位高权重，他们的人生也是很失败的。对大多数人而言，幸福就是有能力去爱，有能力以更高的价值驾驭自己的生活（大多数时候），并且有理由对自己感到满意。反社会人格者没有爱的能力，也不具备更高的价值向往，而且他们几乎永远都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他们没有爱心、缺乏道德感、长期处于百无聊赖之中，即便少数一些人后来变得有钱有势。
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的原因很多。反社会人格者的关注重心永远在自己身上，因此产生了一种“个人意识”，这种意识让他们对身体上的每一处异常，头部或胸部的每一个不适感都极其敏感，而且他们的耳朵对广播或电视上报道的消息，从臭虫到蓖麻毒的每一条消息都极为关注。因为他们把关心和注意力统统放在自己身上，所以没有良知的人有时候会为疑病症[2]所苦，这甚至会让极度焦躁的神经质都显得很合理。在他们看来，被纸张割破了手指就是一件大事，要是嘴上长了疱疹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灾难了。
反社会人格者对自己的身体都有种强迫症，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阿尔道夫·希特勒。希特勒的疑病症伴其一生，他一直担心自己罹患癌症。为了远离癌症，也为了治疗一大堆他幻想出来的疾病，他长期服用由自己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专门为他配的“灵丹妙药”。这些药片中大多含有致幻性毒素。希特勒就是这样慢慢中毒的，最后他真的生病了。很可能他的左手震颤（这次是真的）就是因此才愈发严重，到了1944年中旬的时候他就不许别人给他拍照了。
反社会人格者有时候会把他们的疑病症当作逃避工作的借口。前一刻还什么事情都没有，等到要买单、要找工作或帮朋友搬家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胸痛起来，或者一瘸一拐。而且装病还会得到别人的特殊照顾，比如坐在一间人满为患的屋子里，大家通常都会把最后一张椅子让给你。
通常来说，反社会人格者都会避开需要付出持续努力、按部就班的工作，这种极度的好逸恶劳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在现实世界的个人成就。反社会人格者几乎从来都不会考虑去做那种朝九晚五、上班时间很长的工作。他们不喜欢长期目标或规划，绝不会兢兢业业地干好一份工作，他们只喜欢轻松容易的计划、一蹴而就的事情或耍点小聪明就能干成的事情。就算反社会人格者处在很高的职位，这些职位往往也是那种难于说清实际上做了（或是没做）多少工作的职位，或者是可以把别人干的活算在自己头上的职位。在这样的背景下，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只要偶尔表现出色一点，或是说几句甜言蜜语，施展一下个人魅力，或是吓唬吓唬手下，就能继续玩转职场。他会把自己包装成“很会分权的主管”“呼风唤雨的高手”或是“有点神经质的天才”。他需要经常度假或休假，这能让他的真实行为保持一定的神秘性。保持努力工作是留住成功的关键，你需要埋头苦干，忍受单调和无聊，对细节一丝不苟，勇于承担责任。
悲哀的是，即便是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反社会人格者也会有这样一种缺点。他们一般不大可能发展出艺术、音乐或是其他需要创造力的才华，因为那需要不懈的努力，需要天天练习。要是随便付出一点儿汗水就能成功的话，那么反社会人格者或许还能有点希望。但是艺术需要长期的耕耘和投入，那他们就会注定失败。最后，没有良知的人对待自身天赋的态度也和对待他人的态度如出一辙，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反社会人格者几乎永远都在独自面对生活，从短期来看这个策略或许有效，但长期来说问题往往很大。因为没有良知的人只会考虑自身利益，无法跟别人合作，只想独来独往。他们在跟其他人或是一群人打交道的时候通常会采取欺骗、奉承或是恫吓的手段。这些做法对成功的作用要比真诚相处、领导力以及自主参与薄弱多了，而且效果更为短暂。需要依靠通力合作或不懈的团队努力才能够实现的目标通常会因为反社会人格者的极端自私而告吹。不管身为臭名昭著的暴君，还是平凡的雇主、同事或配偶，反社会人格者往往都会走上这条通往失败的道路。
当反社会人格者被操纵别人的兴奋冲昏了头时，其他一切目标都黯淡无光，他们的人生也就这样走向毁灭。虽然这种毁灭方式有些另类，但和重度抑郁、慢性焦虑或其他精神疾病所导致的缺陷一样严重。反社会人格的特点是没有感情，也就是说反社会人格者永远被剥夺了情商，而情商是能够理解他人的能力，是生活在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向导。就像多琳真的相信可以通过贬低别人来增加她的权力；就像斯基普认为自己可以永远逃脱社会规范的制裁；就像失势战败的独裁者总是困惑于人民对他的怨恨从何而来，而且不给他协商的余地。没有良知的人即使聪明绝顶，往往也都目光短浅，幼稚得惊人，而他们最后大都死于无聊和穷困，或者挨了一颗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