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招就是魅力，魅力是一种不可低估的社交能力。
当多琳认为她可以靠魅力达成某些目的时，便会把这一点施展到极致。我们的老朋友斯基普为了给生意伙伴施加影响，为让自己一路平步青云，达到支配企业的目的，也是没少施展个人魅力。魅力是反社会人格者的主要特征，尽管这种关联看似有点违反直觉。反社会人格者身上有种很强的魅力，这是一种难于言表的领袖魅力，已经有无数受害者和尝试对反社会人格病状进行分类的研究人员察觉并谈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突出特征。我在工作中了解到的绝大多数受害者，都说他们最初跟反社会人格者建立交情，以及之后进一步发展关系都源自反社会人格者的魅力，即便这些人会给他们造成痛苦。我曾无数次看到人们摇摇头，然后感叹：“我从未见过像他这么有魅力的人”“我觉得我和她似曾相识”“他身上有一种在其他人身上找不到的力量”。
我把反社会人格者的魅力比作掠食动物身上的魅力。例如，当我们观察大型猫科动物时，很容易就会被它们的动作、独立性以及力量所吸引。但如果我们在某个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直接跟美洲豹面对面，我们根本没有机会逃脱，会吓得浑身抽搐。捕食者让人神魂颠倒的魅力通常就是猎物从未经历过的也是最后经历的一件事（我这里用高贵的美洲豹来做比喻，但我听说过很多遭受虐待或义愤填膺的受害者用爬行动物来比喻反社会人格者）。
危险对我们有种温和的吸引力，而这也增添了反社会人格者的动物性魅力。传统观点认为危险的人有魅力，而当我们痴迷于反社会人格者的魅力时，这个陈词滥调的道理便不言而喻。反社会人格者在很多方面都很危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对危险情境和机会的偏爱，以及说服别人和自己一起冒险的能力。正常人偶尔（但只是偶尔）喜欢尝试一点儿小冒险和刺激。我们会花钱坐一趟吓死人的大型过山车，也会花钱进电影院看一部注定会让自己晚上做噩梦的血腥惊悚片。我们偶尔喜欢尝试一下刺激的事情，因此我们会觉得反社会人格者看起来，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格外迷人。受邀参加一场冒险，与一位不断做出超常选择的人士交往，最初可能非常令人兴奋。
“我们今晚刷你的信用卡飞往巴黎吧”“让我们用你的积蓄做一桩听起来很蠢的生意吧，但凭借我们两个人的头脑一定会火爆兴旺的”“我们去海滩观赏飓风吧”“我们现在就结婚吧”“别去搭理你那些无聊的朋友，我们一起跑掉吧”“我们在电梯里做爱吧”“把你的钱投在我刚刚得到的内幕消息上吧”“我们一起嘲笑那些规定吧”“我们就穿T恤衫和牛仔裤走进那家高档餐厅吧”“我们看看你的车到底能跑多快”“让我们活出一些自我吧”。
以上这些例子体现了反社会人格者的“自发性”、冒险以及“魅力”这三大风格，尽管这些露骨的诱骗读起来会让人咯咯直笑，但整体方法却能让他们屡屡成功。一些不受良知束缚的人很容易就能让我们感到自己的人生乏味无聊、循规蹈矩、黯淡平庸，所以我们应该加入他的行列，因为他的人生代表了一种更有意义、更令人愉悦的生存模式。从夏娃与蛇开始，我们的史书和古典小说就充斥着冒险者和为恶者用花言巧语和个人魅力控制，甚至毁灭他人的故事。我们生活中多少都有跟这种人擦肩而过的记忆，这种回忆让人脊背发冷。也就是说，如果幸运的话，我们只是与他们擦肩而过。如果运气不好，沦为无耻之徒魅力蛊惑下的受害者，那这种彻底的个人悲剧将形成一生都难以磨灭的记忆。
此外，无耻之徒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要更多。我们很难发现谁是没有良知的人，但一个没有良知的人立刻就能够识别出谁比较正派，谁比较容易相信他人。斯基普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可以利用谁为他买鞭炮。而他长大之后，马上就发现朱丽叶是可以跟他过上几十年的人，而且她永远都不会质疑他浮夸的生活。多琳·利特菲尔德早就看出接待员艾薇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而且也相当清楚杰姬·鲁宾斯坦是一个体贴、可靠、会主动承担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人。
当反社会人格者把一个人当作一枚有利用价值的棋子时，他就会琢磨这个人。他会精心研究怎样操纵利用这个人，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会研究如何拍这个人的马屁，如何给这个人灌迷魂汤。此外，他晓得可以通过宣称自己和受害者在某些方面很像这一招，来增进彼此的熟悉和亲密程度。即便反社会人格者已经从受害人的生活中消失，他们还是会时常想起那些甜言蜜语，例如“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彼此很像”“我很清楚，你就是我的灵魂伴侣”等。这些话回想起来简直是一种侮辱，虽然它们假得令人发指，却还是经常萦绕在受害者的耳边。
与此相关的是，没有良知的人有一种能够感知哪些人无法抵抗性挑逗的神奇嗅觉，因此色诱便是反社会人格者常用的另一个招数。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性关系不免会牵涉感情，哪怕仅仅是露水姻缘。这个情感纽带会被冷酷无情之人拿来利用，攫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如忠诚、财政支持、信息、“征服”的感觉，或者可能只是为了把自己伪装成常人而建立临时的情感关系。这是一个很好分辨的故事，在文学和历史中一再重演。但我们很少能判断出这一招赋予了反社会人格者多大的能量去控制一个人、一群人或一个机构。躲在组织中的反社会人格者只要让一两个普通人拜倒在他们的危险魅力之下，就能够永远隐藏自身行径。例如，多琳之所以能够冒充心理学家，主要是因为有两个被她色诱的人为她写了推荐信。而当杰姬试图揭露多琳的反社会人格行为时，冒出了第三个人，也就是该单位的主任，或许也是因为跟多琳有染，便出面把此事压了下来，从而让这位性感诱人的利特菲尔德“医生”在这家医院多待了六年。
色诱只是这场游戏的一方面，我们也会被反社会人格者的演技所欺骗。人生若抽离了良知，便只剩下欺骗与假象，因此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通常会变成一个演技派，甚至掌握了专业演员采用的独特表演技法。矛盾的是，自如地表露情感竟成了冷血的反社会人格者的第二天性，他们表面上对另一个人的问题表现出浓烈的兴趣，或是看上去很热情，有一腔爱国之情，会义愤填膺，会因谦虚而脸红，会悲伤地抽泣。只要他们想要，随时都可以滴下鳄鱼的眼泪，这就是反社会人格者的特色标志。多琳很有把握自己的眼泪可以把艾薇打动，所以她会在艾薇面前假装慈悲地为丹尼斯流下眼泪。更可笑的是，当她编造小狗因罹患某种可怕且痛苦的疾病，“迫使”她不得不对它进行安乐死的时候，无疑又会在艾薇面前哭得稀里哗啦。
尤其是在那些受到良知约束的人用真相逐渐逼问和对抗反社会人格者的时候，这些残酷无情之人往往会流下鳄鱼的眼泪。一个反社会人格者快要被逼入绝境之时，顿时就会变成一个可怜兮兮的泪人儿，没有哪个有良知的人会继续对他施压。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形：有时候，被逼到绝境的反社会人格者为吓退指控他们的人，会故意装出一副义愤填膺或生气的样子，就像多琳被开除时对医院的几位主任摆出的那副态度。
作为天生的演技派，毫无良知的人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和专业角色，这些是他们现成的绝佳面具，而其他人不愿意探究其背后的真相。角色分工有助于我们组织这个复杂的社会，它对我们极为重要。如果我们看出可疑行为，最后或许会去质疑这个叫多琳·利特菲尔德的“人”，而不大可能会去质疑一个叫多琳·利特菲尔德的医生，不管她的行为有多不正常。我们认同医生这个头衔，这个头衔对我们来说意义明确而且正面，因此我们不会对一个自称医生的人有太多怀疑。这个道理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在其他领域拥有角色和头衔的人，比如领导阶层、商界、有组织的宗教领域、教育界或双亲关系中（合法或非法）。在教会执事、市政委员、高中校长或斯基普之流的商界奇才周围，很少有人会去仔细审视这些无良者的行为。我们之所以相信这类人做出的承诺，是因为我们认定这类人拥有这些角色本身所应具备的正直和诚实。类似的情况还有，我们几乎从来都不会对邻居们的育儿方式提出质疑，即便我们担心他们的孩子遭受了虐待，我们思维也绕不过“他可是孩子的父亲啊”这个最基本的逻辑。
此外，当一个人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仁爱、创造力、洞察力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会从他的实际作为上转移出来。比如，我们不会质疑那些宣称自己爱护动物的人，我们会对那些自称艺术家或知识分子的人网开一面，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会把背离常规的行为归结为我们普通人可能永远都无法理解的怪癖。一般而言，我们对这类人群的看法带有模式性的情绪，但这也给了善于模仿这类人的反社会人格者可乘之机。
更糟糕的是，我们对那些表面上很会鼓舞人心的亲民领袖给予的尊敬很有可能被滥用，或者已经被滥用了很多次，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对于一位领导人（尤其是一位自称肩负神圣使命的领导人），我们会像对待医生、牧师或父母的态度一样，把这个角色的诸多特质投射在其个人身上，并追随这个人。《国际群体紧张状态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Tensions）创办人兼总编本杰明·沃尔曼曾写道：“当一位侵略型反社会人格者获得一种可以催眠般支配一大群人的权力时，人类就会愈发残忍。纵观历史，以酋长、先知、救世者、独裁者等身份出现的反社会人格自大狂比比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获取人民的支持……并且煽动群众暴动。”当这个“救世者”为达成自身目的而狡狯地忽悠民众时，他一开始通常会把这群人说成是有志于拯救全人类的善人，接着他会坚定地声称只要大家遵照他的侵略计划就一定能实现这个目标。
令人困惑且极为讽刺的是，良知可能会被部分蒙蔽，因为没有良知的人会把维持一个社会所需的很多从根本上讲非常正面的工具用作对付我们的武器，这些工具包括移情、桃色关系、社会和专业角色、对慈悲之人和具有创造天分之人的尊重、我们想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渴望、权威的组织规则等。而那些做出骇人听闻事情的人，看起来都不像会做出那种事情的人。并不存在什么“邪恶的面孔”。如果我们能够彻底切断萨达姆·侯赛因与恐怖含义的联系，他的脸庞看起来其实相当慈祥，而且他在录像里常常带着友善的微笑。希特勒要不是因为他犯下的罪行而成为邪恶象征的话，大家或许会觉得他的脸看起来很有喜感，就像卓别林那副傻傻的表情。莉齐·博登（Lizzy Borden）[1]看起来就像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地区那些束紧腰身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淑女；帕梅拉·斯马特（Pamela Smart）[2]长得很美；特德·邦迪（Ted Bundy）[3]长得十分英俊，他被关在死囚牢房的时候还收到了女人的求婚。而每一个拥有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4]那样迷人眼神的杀人狂永远都能得到天真的约翰·李·马尔沃（John Lee Malvo）[5]的大力支持。
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尝试用长相来判断一个人的品性好坏，但这种“以貌取人”的方法几乎从来没有生效过。现实世界的坏人长得都不像坏人。他们长得并不像狼人或是汉尼拔·莱克特（Hannibal Lecter）[6]或是坐在摇椅上凝视尸体的安东尼·博金斯（Anthony Perkins）[7]。相反，他们长得跟我们没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