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史如此赞扬理性的优点，以致人们没有充分考虑理性的局限性。事实证明，前额叶皮层很容易上当受骗。只需多加几个数字，换一把稍大的铲子，这个理性的脑区就会做出非理性的决定。
几年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经济学家在丹·阿里利（Dan Ariely）的带领下，决定面向他们的商学研究生组织一次拍卖活动（后来，他们又以麻省理工学院高级经理培训班的高层管理人员和经理人为测试对象做了这个实验，得到类似的结果）。研究人员拍卖的东西五花八门，一瓶昂贵的法国葡萄酒，一个无线键盘，一盒巧克力糖，等等。但是，和其他拍卖会不同的是，研究人员让学生们在竞价之前先写出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码的最后两位数字，然后，研究人员问学生们是否愿意以这个数额的价钱买下所拍卖的商品。比如，如果某个学生的社会安全号码的最后两位数是55，他就要决定葡萄酒或者无线键盘是否值55美元。最后，研究人员让学生们写下他们最多愿意为各种拍卖品出多少钱。
如果人是完全的理性代理人，如果大脑的能力不是如此有限，那么学生们写下社会安全号码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竞标价格。换句话说，社会安全号码最后两位数是10的学生与社会安全号码最后两位数是90的学生相比，竞价应该大体相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例如，看看无线键盘的拍卖情况，社会安全号码最高（80~99）的学生的平均竞价为56美元，相比之下，社会安全号码最低（1~20）的学生的平均竞价不足16美元。其他拍卖品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平均来说，社会安全号码后两位数字较大的学生的竞价比社会安全号码后两位数字较小的学生的竞价高300%。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不该参照社会安全号码最后两位数字，它们是完全不相干的，不应该影响他们的竞价。然而，它们显然影响了竞价。
这一现象名为“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因为一个毫无意义的锚——在拍卖案例中的随机数字——能够强烈地影响随后的决定。锚定效应是丹尼尔·卡尼曼首次在一个名为“联合国游戏”的实验中发现的，他让人们估计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席位的比例。在猜测之前，他在测试者面前转动一个轮盘赌，产生一个随机数字。正如你可能猜到的那样，那些看到轮盘赌产生较大数字的人同那些看到轮盘赌产生较小数字的人相比，所估计的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比例要大一些。尽管嘲笑那些商学研究生给出非理性的竞价很容易，但是锚定效应实际上是消费者常犯的错误。
想一想汽车经销店里车窗上用黑体字写的价格标签，实际上那是一个虚价，没人按照这个价格付款，但是这个虚价却可以充当一个锚，这样汽车销售员给出真实价格时，买家会觉得很划算。当一个人享受到折扣（其实是商家先将标价抬高，然后打折），其前额叶皮层就会相信这个商品确实物美价廉。
从本质上讲，锚定效应反映了大脑在排除无关信息方面超级无能。汽车购买者应该忽略制造商建议的零售价，就像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应忽略他们的社会安全号码一样。问题在于理性脑不擅长排除信息，即使知道这些信息是无用的。于是，当一个人买汽车时，就会把标价当作比较标准，即使标价仅仅是一个噱头。当麻省理工学院实验的测试者竞拍无线键盘时，他会不由自主地考虑他的社会安全号码，仅仅因为最初那个问题“是否愿意以这个数额的价钱买下所拍卖的商品”，把社会安全号码暂时当作决定参考的依据。随机数字停留在前额叶皮层，占据着宝贵的认知资源。结果，当他考虑愿意为一个计算机配件支付多少钱时，这些随机数字成了参考点。阿里利说：“你知道自己不应该考虑这些毫无意义的数字，但是你就是不由自主。”
前额叶皮层如此脆弱，意味着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注重不必要的信息。锚定效应演示了一条简单的无关信息是怎样有条不紊地歪曲推理过程的。我们没有集中关注重要变量——无线键盘真正值多少钱，而是分心到一些毫无意义的数字上，然后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现代化凸显了前额叶皮层的这一缺陷。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的社会，现在是谷歌时代，是网络新闻时代，是免费在线百科全书时代。每当我们接触不到这些信息时，我们就会焦虑，好像没有搜索引擎任何人都不能做决定。但是这种信息丰富也有隐性成本，主要问题是人类大脑本来就不是为了处理如此过量的数据的。结果，我们不断往前额叶皮层里面转入过多信息，大大超过前额叶皮层的处理能力，让前额叶皮层不堪重负。这就像在一台老机子上运行新计算机程序，古董般的芯片辛苦地支撑着，但最终可能会崩溃。
20世纪80年代末，心理学家保罗·安德烈亚森（Paul Andreassen）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学生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学生真可怜，经常被拿来做实验，就像一个科学家对我开玩笑时所说的那样，“他们是行为经济学家的果蝇”）。安德烈亚森先让学生选择一只股票投资组合，然后把学生分成两组。第一组学生只能看到股票价格的变化，不知道股价涨跌的原因，但是不得不依靠这些极其有限的信息做出交易决定。相比之下，第二组学生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财经信息，他们可以看CNBC，读《华尔街日报》，咨询专家，让专家分析市场趋势。
那么哪组学生表现得好一些？令安德烈亚森吃惊的是，信息较少组学生挣到的钱是信息较多组学生的2倍。接触过多的信息会让人分心，信息较多组学生很快被最新传闻和内幕消息缠住了（赫伯特·西蒙说得好，“信息丰富导致注意力贫乏”）。结果，同信息较少组相比，这些学生更加频繁地买进、卖出股票，他们认为所有的信息都有助于他们预测市场行情，但是他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