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一位名叫埃利奥特的病人走进神经病医生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办公室。几个月以前，埃利奥特做了一次手术，医生在他的大脑皮层靠近额叶的地方切除了一小块肿瘤。手术之前，埃利奥特是个模范丈夫和父亲，在一家大公司担任管理要职，还积极参加地方教会的活动。但手术改变了一切。尽管埃利奥特的智商几乎保持不变——测试成绩相当于术前水平的97%，但是他表现出一个明显的心理缺陷：不能做决定了。
这一功能异常让他不能正常生活，原先花10分钟就能完成的日常任务，现在要花数小时才能完成。埃利奥特不停地纠缠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问题，比如，是用蓝色的笔还是用黑色的？听收音机里哪个电台的节目？在哪里停车？如果埃利奥特要决定到哪里吃午饭，他会仔细考虑餐馆的菜单、座位布局以及灯光效果，然后他会开车去每个餐馆看一看那里到底有多拥挤。但所有这些分析都是徒劳的，埃利奥特还是不知道怎么做。他的犹豫不决成了一种病。
不久之后，埃利奥特被解雇了。自此以后，事情每况愈下。他尝试过几次创业，结果都失败了；他被人骗了，被迫申请破产；妻子与他离婚；国税局开始调查他；他搬回父母那里。正如达马西奥所说的那样：“埃利奥特成为一个拥有正常智力却无法正确做决定的人，特别是那些涉及人际交往问题的决定。”
为什么埃利奥特突然失去做决定的能力了呢？他的脑子怎么了？与埃利奥特谈论他的不幸转变时，达马西奥问了一些问题。达马西奥回忆说：“埃利奥特总是很克制，他描述那些事情时一直显得像一个冷静的、无关的旁观者，他没有自己的感受，尽管他是主角……我和他谈了好几个小时，在这几个小时里，我没有看到他流露出任何情感：没有悲伤，没有焦躁，没有沮丧。”埃利奥特的朋友和家人证实了达马西奥的说法：自手术以来，他就奇怪地丧失了情感体验，对自己的悲惨境遇无动于衷。
为了验证这种诊断，达马西奥将一台测量手掌汗腺活动水平的仪器安装在埃利奥特的手上（任何时候，只要体验到强烈的情绪，我们的皮肤就会被唤醒，手心开始出汗，测谎仪就是基于这种原理）。然后，达马西奥向埃利奥特呈现各种图片：血肉模糊的脚、裸体女人、着火的房子、手枪……正常情况下，这些图片会立即激起人们的情绪反应。结果很明显：埃利奥特对所有图片都没有情绪反应，不管图片多么具有挑逗性或者多么血腥，他都像塑料模特一样无动于衷。
这一发现令人感到震惊。当时，神经科学认为情绪是非理性的，一个没有任何情绪的人（像埃利奥特那样的人）应该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因为他们的认知是不受干扰的——车夫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那么，埃利奥特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他不能过正常的生活？对于达马西奥来说，埃利奥特的病症意味着情绪是决定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如果没有情绪，我们连最日常的决定也做不出。没有情感的大脑是不能下决心的。
继埃利奥特之后，达马西奥开始研究其他有过类似脑损伤情况的神经病病人。这些病人的智商都非常高，在所有常规的认知能力测验方面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足，但他们都有着相同的严重缺陷：因为没有情绪体验，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做决定时困难重重。在《笛卡儿的错误》（Descartes’ Error）这本书中，达马西奥描述了自己和这类病人约定见面时间的情形：
我提出了两个日期供他选择，都在下个月，之间相差几天。病人拿出他的记事本开始查日历，他随后的行为真是不可思议！当时还有好几个研究者在场，他们都看到了。他花了足足半个小时列出这两个日期的好处和坏处，这两个日期前后可能还有哪些事情，天气会怎样……能想到的与见面有关的任何事情他都列举了出来，可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见面而已！然后，他带领我们做了一次烦琐的成本效益分析，不停地列出各种选项及其可能的后果，然后进行徒劳无益的比较。听着他说这一切而没有拍桌子让他停下，需要多强的自制力啊！
通过研究这些病人，达马西奥开始绘制情感地图，标示负责产生情绪的特定脑区。尽管许多皮质区都与情绪的产生有关，但有一个脑区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被称作眶额叶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简称OFC）的组织，是一个小电路，位于眼睛正后方，额叶正下方（Orbit是拉丁语“眼圈”的意思）。这个组织很脆弱，如果遭到恶性肿瘤或动脉出血的破坏，结果会很悲惨。刚开始，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病人出院回家，预计日后会完全康复。但是，他们开始在一些小事情上出差错，日常生活中那些常见的选择变得异常困难；他们的人格也发生了变化，原先很有责任感的人突然开始做一些不负责任的事情，变得冷漠孤僻、无欲无求。他们的伴侣报告说，自己就像和一个陌生人生活在一起，只是这个陌生人自己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情绪如此重要，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做决定，这一事实与有着古老哲学根源的传统人性观相抵触。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有关理性的看法得到了解剖学的支持，被认为是科学的。在解剖学中，人脑被描绘成由四个复杂程度递增的独立部分组成（人脑就像一个考古学遗址：挖得越深，回到的历史年代就越久远）。最下面是脑干，控制许多基本的身体功能，比如心跳、呼吸以及体温；往上是间脑，与饥饿感的产生有关，也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睡觉的脑区；再往上是边缘系统，负责产生原始情绪，是欲望、暴力和冲动行为的源头。任何哺乳动物都有这三层脑。最后，来到最壮观的额叶皮层（frontal cortex）——它是进化的杰作，负责理智、智慧和道德。这个灰质沟回组织（convolutions of gray matter）使得我们能够抵制欲望、压抑情感。换句话说，第四层的理性脑让我们能够忽略前三层脑。我们是唯一能够对抗原始欲望、冷静且慎重做出决定的物种。
但是，解剖学的这种描述是错误的。在人类进化过程中，额叶皮层的扩张并没有把我们变成纯粹理性、能够忽略原始冲动的生物。实际上，神经科学现在知道事实正好相反：额叶皮层的很大一部分与情绪有关。18世纪对异教学说感兴趣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经宣称“理性是感性的奴隶”。现在看来，他是有道理的。
这个情绪脑系统是如何工作的？OFC，也就是埃利奥特丢失的那部分脑区，负责将感官层面的情绪整合到决定过程中。它将由“原始”脑——比如边缘系统中的杏仁核（amygdalas）和脑干——产生的情绪情感同意识流联系起来。当某人被某个接球员、某双鞋子或者某道菜吸引时，大脑会告诉他“就该选择这个”。大脑已经评估过各个选择——这个分析过程是在意识之外进行的——并将评估结果转化成一种积极情绪。当我们看到一个被盯得很紧的接球员、闻到我们不喜欢的食物的味道或瞥见前女友，就是OFC让我们避开的［英文单词emotion（情感）和motion（动机）拥有相同的拉丁词根movere，意思是“采取行动”］。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正是这些感受让我们做出选择。
通常情况下，我们的选择都依赖于这种神经连接。它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当连接受损时，即OFC不能理解情绪时，我们就不能利用这笔财富了。突然之间，我们不再知道怎样评价一个快速跑动的接球员，也不再知道午餐是否应该订芝士汉堡。最终结果是，我们不能做出有分寸的决定。这也是为什么同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OFC在大脑的比例要大得多。按照柏拉图和弗洛伊德的看法，OFC的作用应该是让我们远离情绪困扰、帮助理性对抗感性，但OFC的实际作用恰好相反。从大脑这个层面来看，我们是最情绪化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