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为什么会作恶》08 让社会心理学走入大众视野

米尔格拉姆根据《城市生活体验》一书拍摄了影片《城市和自我》，他的制片经验让他看到科学方法有一些限制。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制作影片已经开始进驻米尔格拉姆兴趣和活动的舞台中心。

为了制作《医疗中心》特集，米尔格拉姆在好莱坞待了一段时间，好莱坞制作团队的效率和管理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不由得让他产生了亲自制作电影的念头，而他的运气真是好得出奇。从西海岸回到大学几个月之后，哈里·弗洛姆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身材矮胖的弗洛姆是一名纪录片导演，说话隐约带着点东欧口音。他毕业于罗马尼亚电影大学（Film University in Romania），后来移民到以色列，在以色列电影联合会（Israel Film Union）的资助下来到美国。在美国拍摄了数部纪录片之后，他开始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为此他来到研究中心咨询这里的心理学博士事宜，并被介绍给了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米尔格拉姆的办公室，彼此相谈甚欢，聊了好几个小时。米尔格拉姆对弗洛姆电影制作的背景十分感兴趣。此外，弗洛姆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遭到纳粹的迫害，这也让两个人有了很多共同语言。1970年的秋天，弗洛姆开始在研究中心读社会心理学博士。在拜读了米尔格拉姆的《城市生活体验》之后，他建议米尔格拉姆根据这本书拍一部电影。

两个人合作的成果就是纪录片《城市和自我》。该片于1972年完成，少得可怜的拍片预算是米尔格拉姆东拼西凑弄来的。之所以能用如此低的预算拍出一部电影，主要是因为电影的编辑工作由弗洛姆的妻子纳查亲自操刀，节省了很大一部分的开支。她在一家知名的电影制作公司担任助理编辑，主要工作是制作广告片。公司老板允许她在夜晚免费使用公司的尖端编辑设备做“私活儿”。

这部电影基本上就是米尔格拉姆《城市生活体验》一书的影像版本，其中既有自然发生的场景，也有设计好的实验场景。影片展示了都市人经历刺激超载的各种表现：在纽约繁忙的人行道上，一大摞纸从一个男人手中滑落，他手忙脚乱地捡拾四处散落的纸张，却没人帮助他。在14大街的折扣店门前，一名扒手匆忙将室外柜台上摆着的鞋塞进购物袋。很多行人看到了，却没有人试图阻止这种偷窃行为。一名年轻人在城市里的公寓楼中挨家敲门，请求使用电话和附近的朋友联系，因为他忘记了朋友的地址。居民们大多置之不理，最多也只是通过门上那个小小的观视窗与他交谈，不肯让年轻人进门。

电影中也呈现了城市中愉快的一面，体现了米尔格拉姆对纽约矛盾的情感。街头艺术家在钢鼓上敲击巴赫的协奏曲；两栋办公楼之间的狭窄空地上有一个小花园，中间有一个可爱的人工小瀑布。

《城市和自我》除了具有科学意义和教育意义之外，还获得了艺术界的肯定，在纽约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获银奖，并被选中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唐乃尔图书馆（Donnell Library）中展出。电影在商业上也获得了成功，很多大学购买这部电影用于教学。

将目光转向欧洲

1971年9月，米尔格拉姆向古根海姆基金会（Guggenheim Fellowship）提出申请，进行欧洲城市心理地图的研究。当时他有两个备选城市：伦敦和巴黎，但没有确定该选择哪一个。他和萨莎一方面觉得伦敦生活比较便利，但又觉得巴黎可以让孩子们有机会学法语。申请于1972年3月获得批准，他们决定去巴黎。这应该算是大家意料之中的决定，毕竟他对巴黎始终情有独钟。

米尔格拉姆希望深入研究城市认知地图问题，这种愿望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这个研究可以同时满足他在跨文化比较研究和城市心理地图两方面的兴趣。在进行了周密计划后，他决定在第二年开始他的欧洲之旅，也就是1973—1974年。因为在纽约城市大学任职的时间将满7年，按照规定，他可以享受一年的年假。通常，如果教师休一学期的年假，大学支付全额薪水，休一年则是半年薪水。米尔格拉姆当时的年薪是32 000美元，而古德海姆基金提供的研究经费是15 000美元。如果将研究推迟到第二年，薪水加上研究费，可以避免资金紧张。但是，他去欧洲还有着其他一些学术之外的理由。

首先，他感觉有必要停下来喘口气。自1960年在耶鲁开始教师生涯到1971—1972学年，他已经马不停蹄地讲了12年的课。当年在耶鲁和哈佛工作的时间都不长，因此他从未享受过年假的待遇。此外，1971—1972学年格外忙碌，令他身心疲惫。除了正常的授课和委员会工作之外，每天还有大量的琐碎工作：与学生们进行地铁研究，完成电视研究，准备撰写提交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告，还要组织城市行为的跨学科会议。此外，从1972年1月起，他开始与哈里·弗洛姆共同制作《城市和自我》。

其次，他从1963年起有了将服从研究写成一本书的念头，为此会经常写下一些关于这本书的点子，但一直拖到1969年下半年才真正动笔。与此同时，繁忙的工作占去了他绝大多数的工作时间，书籍出版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他希望能暂时从工作中抽离出来专心著书。

还在哈佛的时候，哈珀罗出版社的编辑弗吉尼娅·希鲁（Virginia Hilu）就曾与他接洽，希望能出版一本关于服从研究的书。但当时米尔格拉姆手头有一个沉重的写作任务，直到1969年，他才把精力放在自己的书上。1969年9月，他与哈珀罗公司签了出版协议，在把协议寄回出版社的同时，他还附上了第2章的草稿。双方协商后同意，书的前言部分就使用他在名不见经传的英国期刊《偏见形式》（Patterns of Prejudic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弗吉尼娅在11月5日写了一封鼓舞人心的回信：“看完第2章，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第3章，您出色的语言能力让这一章更加生动、更加震撼了。”

协议规定的截稿日期是1970年9月。签约后几个月过去了，米尔格拉姆一直没有动静。7月21日，希鲁写信询问书的进展情况。出版社的每个人都乐观地相信，米尔格拉姆的沉默代表着他正在伏案埋头工作，收到书稿指日可待。1970年8月13日，米尔格拉姆终于把一个章节的草稿寄给了出版社，并承诺很快寄去另一章。希鲁对这个速度很不满意，她在信中希望米尔格拉姆能有个明确答复：“您的书稿呢？出版社正在安排1971年的出版计划，我一直希望您的书能够成为春季出版目录中的大作品。”为了赶上1971年的出版计划，她需要在1971年1月1日前拿到全部稿件。

但希鲁几个月来的催促并没有奏效。米尔格拉姆在1971年4月初才将整部书的草稿寄给出版社，并表示还需要进行大量的修改。希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对草稿给出了一些反馈。1971年9月17日，他将修改过的前8章寄给希鲁，“期待希鲁能对书稿进行锦上添花的润色”。面对着剩下的章节，他一定已经意识到，这本书还需要大量的工作，他有必要从日常的学术工作中脱身，全力写书，确保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为此，他决定向古根海姆基金会递交研究经费申请。由于申请截止日期是10月1日，他在9月30日亲自将申请书送到基金会位于公园大街的办公室。事实上，他在巴黎做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申请中提到的巴黎心理地图，而是写书。

最后，正如他对萨莎和密友们所说，他需要离开一段时间，因为他现在正在经历中年危机。他在写给保罗·霍兰德的信中说：“我快40岁了，巅峰时刻已经过去，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最好地利用未来所剩无几的岁月？”他从未和萨莎提及中年危机的具体原因。萨莎认为，他在回顾过往岁月时，一定是感到了某种失落。尽管获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但生活却并非真正如他所愿。一直以来，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他都能成功克服。但当年未能在哈佛获得终身教授的职位，未能在一所著名学府任职，始终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自从来到纽约城市大学的研究生中心，也没有哪家著名大学向他伸来橄榄枝，这个理想在未来实现的机会也特别渺茫。

此外，政治因素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他的学术生活，平添了几许烦恼。他在政治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强烈反对越南战争，支持核裁军。但在平权运动的问题上，他的观点就显得比较保守了。1971年10月26日写给利昂·曼恩的信中，他说：“研究中心的情况有些进展和变化。但有个大问题：在校园里到底是学术标准重要，还是政治压力重要？政府要求在招收学生的时候考虑种族问题，我们在评估黑人学生时已经对招收标准进行了修改。但是如果这种行为走得太远，可能会对我们这个专业的品质产生严重影响，如果出现这种现象，我就离开这儿。”现在正是他可以换换心情喘口气的时候了。

米尔格拉姆的法国之行始于1972年夏天。萨莎和孩子们先在7月12日飞往巴黎，在雷姆撒大街（Rue de Rémusat）租了一间舒适的两室小公寓。两个卧室都位于公寓的北侧，正对着一个室内庭园，会客厅在南侧，下面就是马路。马路两旁各种着三排树，郁郁葱葱的景观让人感觉好像住在树屋里。

米尔格拉姆不能同行，因为在离开纽约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萨莎离开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写信给家人：“没有你们在身边感觉特别孤独，真想念你们。”两天之后，他又写了一封信：“这公寓只是个空荡荡的大房子而已，里面回响着的只有孤独。我多盼望离开，飞到巴黎和你们在一起……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感觉和这种孤独感对比太强烈了。”一个星期之后的7月19日，他也飞往了巴黎。

8月的巴黎炎热难耐，很多人都选择出城度假，整个城市显得空荡荡的。米尔格拉姆也不喜欢这个季节的巴黎，带着一家人加入了“出巴黎”的队伍。他们一家子在法属摩洛哥的家庭式地中海度假村中享受了两星期的悠闲时光。新学期开始之后，萨莎把孩子们送到潘兴宫学校上学。这所美式学校距离他们的公寓只有几个街区远。米歇尔读三年级，马克读一年级。孩子们每天都有法语课，但学校内的日常交流都用英语。学校的制服是绿色的夹克，胸前绣着学校的标志。米尔格拉姆在信中对霍兰德说：“这一切非常‘不犹太’，但是我喜欢。”

夏去秋来，巴黎进入了最迷人的时节。按理说，逃开了42大街的繁忙，身处美丽的巴黎，米尔格拉姆应该可以摆脱一切烦恼了，但事实并非如此。1972年10月23日，他写信给霍兰德说他莫名其妙地感觉“十分低落”，也许是因为他正在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存在主义的审视”，或者只是因为患上了轻微流感。当时，霍兰德即将出版一本关于美苏关系的书，他在信中对此表示了祝贺，又开玩笑说：“由于你的书里没有充分体现政府的‘缓和’精神，很自然，你将会被驱逐出境。”他在信中还希望未来的一年里能看到自己的书也付诸出版，希望能尽快告诉霍兰德这个好消息。几个月后，他终于开始动笔了。

1973年1月13日，他飞往纽约处理一些事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哈珀罗出版社商量书的问题。弗吉尼娅·希鲁告诉他，如果他能在2月1日之前截稿，就可以赶在9月出版。尽管书稿一拖再拖，但是希鲁一直很有耐心地等待着。米尔格拉姆也非常希望能实现她的这个计划。

当时，整本书的书稿已经完成，他来纽约就是为了把书稿交给出版社，一起进行最终定稿工作，完成脚注，列出参考书目，加入各种图表和照片等。他提供了一些上乘的素描作为书中的插图，那是他的学生朱迪斯·沃特斯的作品。在定稿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书的结尾比较薄弱，需要重写。此外，希鲁还让米尔格拉姆写一篇序言。他用了几天的时间完成了这些任务。1月24日，这本书终于可以出版了。他写信给萨莎说：“希鲁是一个波利·安娜(15)式的好人，对这本书有着特别强烈的信心。”

他同时还有另一个写作任务，为学术出版社写一本书，主题是他所做的电视研究。这本书与R．兰斯·肖特兰德合著，名为《电视和反社会行为的现场实验》，于1973年夏天出版。他这次回纽约也是要与学术出版社协商这本书的润色工作，编辑要求他重新写序言并且提供一些照片。

他回纽约的第三个任务是与哈里·弗洛姆一起与时代生活电影公司（Time-Life）签订代理协议，授权该公司为电影《城市和自我》的代理商。米尔格拉姆制作电影的热情高涨。《城市和自我》面世几年后，哈珀罗出版社与米尔格拉姆和哈里·弗洛姆签订了一份电影制作合同，制作4部不同社会心理学主题的教学电影。两个人甚至还雇了一名经纪人，试图将《城市和自我》卖给电视公司，只是没能如愿。

尽管日程繁忙，他依旧坚持每天写一封家书，字里行间尽显他的暖暖爱意。尽管夫妻二人只是短暂分离，对彼此的思念却依旧强烈。1月24日，他写信给家人表达着他的爱：“我多么喜欢萨莎陪在身边！且不说她的吻或其他的事情。我的生活忙忙碌碌，事情进展得也很顺利，但是我在这里的生活圈子却十分狭小……我的爱，拥抱你们，亲吻你们。爱你们的米尔格拉姆。”同一天，萨莎写信给米尔格拉姆：“如果你能在2月2日如期完成工作，那就意味着再过一个多星期就可以见到你了……渴望着早日再见，孩子们思念你……爱你，吻你，萨莎。”

纽约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处理一些公事，因此米尔格拉姆只身前往。这算是一个特例，因为他们在法国的这一年中，每次出国基本上都是拖家带口。1972年去伦敦过感恩节，接下来的春天去意大利，最远的目的地就是以色列。位于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沟通学院（Communications Institute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是研究大众沟通的著名学府。1972年12月中旬，该院的艾利休·卡茨（Elihu Katz）邀请米尔格拉姆就刚刚结束的电视研究来校演讲。

米尔格拉姆接受了邀请，但希望能将其他的个人研究成果也纳入演讲内容。在这两星期中，米尔格拉姆向沟通学院以及希伯来大学心理系的同人们进行了6次演讲。除了电视研究之外，他还简要介绍了服从研究和社会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演讲间歇，米尔格拉姆一家人在以色列各地观光，包括海法、尼坦雅、特拉维夫、耶利哥和死海等，还造访了位于沙费德的艺术家聚居地，攀登马萨大山。这是一次愉快尽兴的旅行。离开以色列前，希伯来大学院长向米尔格拉姆提供了学校中一个终身教授的职位，邀请他加入该校。他对此非常高兴，但在进行了慎重的思考后还是婉言谢绝了。

服从实验的出版事宜尘埃落定，米尔格拉姆终于实现了长久以来的最大心愿。他于1月回到了法国，在拖延了5个多月之后终于可以正式开始巴黎认知地图的研究了。1973年3月13日，他写信给保罗·霍兰德说，他把之前的时间都放在两部书上了，心理地图的研究刚刚开始。但事实证明他对心理地图研究的发展有些过于乐观了。研究经费开始捉襟见肘，到了4月，第一步的访谈工作还没有开始。

他为此深感焦虑。这项研究必须完成，否则他将无颜面对古根海姆基金会。但是巴黎的生活成本很高，基金会提供的1.5万美元只够勉强支付他们的日常生活开销。雪上加霜的是，美元又开始贬值。古根海姆基金会为此做了一些补偿，追加了一些后续资金，但也只是杯水车薪。他和萨莎不得不节衣缩食应对未来几个月的生活。

山穷水尽之时，巴黎高等实验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社会心理学实验室主任赛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莫斯科维奇也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家，是米尔格拉姆的好朋友，他主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室是政府资助的一个研究中心。他出生于罗马尼亚，1941年1月，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纳粹集团铁十字组织残忍地杀害了数百名犹太人。莫斯科维奇侥幸活了下来，但被关进一个劳改集中营中出苦力，一直熬到1944年8月苏联解放罗马尼亚才逃离苦海。1948年，他想方设法来到法国，并在巴黎大学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

米尔格拉姆和莫斯科维奇的初次见面是在1963年的耶鲁。莫斯科维奇当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任期接近尾声时与米尔格拉姆相识。在交谈过程中，两个人都非常欣赏彼此学术上的观点，这是他们毕生友谊的基础，此外，他们也都是喜欢打破习俗的人。

莫斯科维奇的研究方向也是从众，但对当时盛行的实验方法进行了挑战。他认为，大多数从众研究只关注群体如何影响个人，这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莫斯科维奇的研究显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这种影响也会逆转过来，个人也可以影响群体，让群体接受他的观点。莫斯科维奇相信，群体力量的来源只是因为“数量”大。他的论证显示，少数派可以通过他们的行为风格说服多数人，这种人通常都具有强大的内心力量，会锲而不舍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绝不动摇。

亨利·方达曾主演过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12怒汉》（Twelve Angry Men），就生动展示了个体影响群体的过程。方达在影片中扮演陪审团的一名成员，他们将决定一个少年的命运，这位少年被指控用刀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最初的投票显示，所有的陪审员都打算定他“有罪”，但这是一个十分草率的决定，因为陪审团之前根本没有对这个案子进行过认真讨论，只有亨利·方达对此提出了异议。他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有理有据地与每一位陪审员辩论，改变了所有陪审员的态度。最终，陪审团一致裁定少年“无罪”。

20世纪80年代末期，社会心理学更像是一门“北美学科”。大约有90%的业内人士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莫斯科维奇是最早一批加入北美主流社会心理学界的欧洲专家。在很多美国的社会心理学教材中，都能看到他在少数人影响力方面的观点。

米尔格拉姆和莫斯科维奇的通信往来并不频繁，但是对彼此都有着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经常会不遗余力地主动给予对方帮助。

莫斯科维奇认为米尔格拉姆在服从方面的研究特别重要，是一个具有长远价值的重要成果。实验选择的时机尤其让他佩服。在他看来，服从实验不仅与他经历的纳粹恐惧有关，还可以引申到另一场战争。1954年，法属阿尔及利亚爆发了独立战争，这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一直打到1962年戴高乐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为止。他在信中对米尔格拉姆说：“纳粹发明的那些方法已经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这是十分危险的现象。”

米尔格拉姆在回信中曾说，他可能会在几年的时间内去法国复制服从实验。他还回忆起两个人当年在纽黑文那些愉快的交谈，这些交谈涉及领域广泛。这不由让他忽然冒出了一个灵感，也许他们可以合作出一本社会心理学的评论，同时在英国和法国出版。“可以给瑞典皇家科学院送去一本瑞典语版本的译文，没准还能获诺贝尔奖。”

两人相识后不久，莫斯科维奇就开始寻找法国的专业期刊杂志社，希望能发表米尔格拉姆的服从论文，甚至还将米尔格拉姆的英语原文翻译成了法语。后来，米尔格拉姆将他和学生们一起做的服从预备实验报告翻译成法语寄给了他。莫斯科维奇将其投稿至月刊《现代杂志》（Les Temps Modernes）。

米尔格拉姆对这个刊物全无概念。事实上，这是法国最具影响力、发行量最高的刊物之一，刊物创始人和主编是大名鼎鼎的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和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他们对刊登的文章精挑细选，绝大多数稿件都出自最德高望重的名家之笔。如果米尔格拉姆能出现在这本期刊中，必会在法国的学术界树立自己的威望。但是杂志社拒绝了这篇文章，理由是实验方法和结果都太过骇人。1973年，通过莫斯科维奇，米尔格拉姆与卡曼-莱维出版社（Calmann-Levy）接洽，最终出版了服从研究的法国版本。

同样，米尔格拉姆也为莫斯科维奇的事业提供了大量帮助。1973年，他以莫斯科维奇的名义，将他的一篇关于社会影响力的论文提交美国科学促进会，参加该会的年度社会心理学奖的评选，但是这个努力最终完全失败了，部分原因是，米尔格拉姆为了满足字数方面的规定，将文章的长度缩短了一半，影响了文章的效果。1976年和1982年，为了在美国出版莫斯科维奇的两本书，米尔格拉姆不断与美国出版商联系，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画出巴黎人的心理地图

1972年7月，就在米尔格拉姆飞往巴黎前的一个星期，他写信给莫斯科维奇，讲述了他未来一年研究巴黎心理地图的计划，并询问莫斯科维奇的研究机构能否为他提供一个研究场地。莫斯科维奇自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好朋友的这个请求，但是，他对米尔格拉姆最大的帮助还是在1973年的春天，当米尔格拉姆陷入经济困境的时候。

为了帮助米尔格拉姆渡过难关，顺利完成心理地图的研究，莫斯科维奇写信给法国政府科技研究部门的主任，申请一笔35 000法郎的紧急资助，帮助米尔格拉姆完成“城市空间的心理呈现”研究，按1973年兑换率约合8 000美元。这笔钱主要用于访谈300名巴黎被试，然后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莫斯科维奇在申请中特别提到，社会心理学实验室的项目主任丹尼斯·霍德莱特（Denise Jodelet）将协助完成该项目。这是一封十分具有说服力的申请信，莫斯科维奇在申请中褒奖了这个研究的科学性和原创性，他还强调，该研究可以刺激一个新学科，即环境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大价值。莫斯科维奇助友心切，甚至做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例如，承诺可在夏末提交研究报告。

这封信终于帮助米尔格拉姆获得了一笔额外的经费，研究得以为续。他用这笔钱雇了一家调查研究公司，对居民进行访谈。由于他在法国所剩的时间不多，来自外界的协助是加快研究速度所必需的。

巴黎心理地图研究

巴黎心理地图的研究建立在纽约心理地图研究的基础之上。但是细节更加丰富。两者都采用了“场景取样”方法，向几组法国被试展示法国40个城市中的若干照片，要求他们对这些场景进行定位。但是，米尔格拉姆还加入了一些新方法，可以更好地掌握巴黎人心目中的巴黎形象，并将其表现出来。

这个实验表面的目的其实就是巴黎本地人和外地人是否熟悉城市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地方。比如，多少非巴黎人知道圣马丁门（Porte St. Martin）或者阿勒吉亚教堂（Eglise dʼAlesia）？结果显示，有67%和54%的人分别认出了这两个场景。但这个实验的真正意义除了探求人们对巴黎的熟悉程度以外，最重要的还是实验方法的独创性。其中最具创新之举，就是在巴黎的20个行政区中根据各区的人口比例选择218名被试。实验人员要求他们每人凭感觉画一张巴黎的地图。这些画并非是一张简单的旅游图，而是反映了这个城市在每个人心中独特的形象。

接下来，研究人员会对这些地图一张一张地进行定性分析。米尔格拉姆认为，“各部分在图画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包括被试所强调的部分及其变形的方式，可以显示出画图者的生活方式以及情感关注点”。米尔格拉姆分析了一位来自第11区的屠夫所画的地图（见图8-1）。

图8-1　一位巴黎市民的心理地图

乍看上去，这个地图令人感到迷惑。但是仔细研究，我们就能感受到他生活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他将自己生活的那个区也画进了地图，这是很多被试没有做到的一点。他也没有忘记拉维莱特（La Villette），那里是巴黎主要的牲畜饲养场和屠宰场。我们可以想象他去凡尔赛展览中心（Porte de Versailles）的大博览会，看那里展示的各种肉类切割设备、摩托车，也许还有汽车。法国大革命中的重要地点圣安东尼区（Faubourg St. Antoine）被他安置在塞纳河的左岸，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它的确属于那里。

这张图最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一点，就是他将塞纳河曲折的方向倒转了过来。河岸附近的地点也跟现实完全不一样，比如星形广场（Etoile）、广播电台大楼（Maison de la Radio）和圣克劳德（Porte de St. Cloud）等。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地点在现实中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它们的排列方式其实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拓扑序列。

但米尔格拉姆也意识到，真正的巴黎心理地图应该呈现大多数人心中的巴黎图像，而不只是反映少数人的感受。为了勾画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巴黎心理地图，米尔格拉姆从地图定性分析转为定量分析。

他将所有被试画的地图综合在一起，制作了一个整体的城市认知地图。米尔格拉姆认为，地图中各个部分出现的先后顺序也很重要。这显示了在画地图的时候，哪些地方最先出现在被试的脑海里，这些地方也就是城市最重要的特征。因此，在被试画图的时候，米尔格拉姆要求他们标出图上每个部分绘制的先后顺序。例如那位屠夫的地图，上面显示出他第一笔画出来的是这个城市的边界，接下来是塞纳河。通过统计某一地理位置在地图中出现的顺序，以及哪些部分出现的次数最频繁，米尔格拉姆就能精确计量出，巴黎人心中的心理地图具有哪些特征。

巴黎人第一笔画出塞纳河的比例最高，接下来是巴黎圣母院和西岱岛。米尔格拉姆认为这种顺序是很合乎情理的，因为这些部分是“巴黎”这个概念的核心。西岱岛是巴黎的诞生地，巴黎圣母院早在800多年前就已经矗立在那里了。在这些地图中，各部分出现的先后顺序再现了历史。此外，有一些地点普遍代表了巴黎人心中的“巴黎”，以下结果就能证明这一点：所有被试画出的地点加起来一共是4 123个，尽管这个数字看上去很庞大，但有一半都集中在巴黎的6个地点上。

最后，米尔格拉姆问了这些巴黎居民一些问题，进一步探索巴黎人对这座城市真正的知觉。一个问题是：假如你将在巴黎和一位从未谋面的陌生人见面，你们只知道具体的见面时间，不知道见面的地点，那么，你认为在巴黎的哪个地方最有可能遇到他？

有些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是认为它很愚蠢，不合逻辑，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有188名被试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中有50%都集中在6个地方，埃菲尔铁塔高居榜首。米尔格拉姆认为，这个发现显示出，人们对这个城市的某些认知可能是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这种无声的认知可能是很多人的共性。

总而言之，米尔格拉姆在纽约和巴黎进行地图实验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居民心中的城市”这个问题具体化。但是，他在这两个城市中使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在纽约设计了一个客观的“场景取样”方法。而在巴黎，为了将巴黎在人们心中的心理形象视觉化，他通过画地图的方法来表达个人对城市的看法。与场景采样方法相比，手绘地图有一个重要的优势，那就是可以将城市中各个地点在个人心中的位置和实际地理位置进行比较。米尔格拉姆表示，以这种方式制作心理地图的价值在于：

（心理地图）可以用一种言语无法表达的方式处理城市中的空间符号。能在不改变城市空间实际位置的前提下，展示城市空间如何被编码、被扭曲，然后被有选择地呈现出来。城市映像不仅仅是我们必须承受的精神负担，也是生活在高度多样化的复杂环境中时必然的伴生物……这些地图不仅是个人的产物，也是社会因素的产物，具有集体呈现的特征。文化推广了知识和信仰，这些地图就是知识和信仰的符号形态。

服从实验终极总结

米尔格拉姆一家在巴黎度过了特别美好的一年，归期将至，一家人都对巴黎恋恋不舍。1967年从坎布里奇搬到纽约时，萨莎和米尔格拉姆就曾对两个地方进行了比较，而这一次，纽约又不幸地被拿来和巴黎比较。

8月24日，一家四口飞回了纽约。一个月以后，米尔格拉姆写信给莫斯科维奇，感谢他在巴黎心理地图研究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没有他的拔刀相助，这个研究恐难完成。他还在信中提到难以重新适应纽约的生活：“买食物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将价格换算成法郎。我想，这种强迫症恐怕要几个星期才能消失……”不过，有个好消息令他心情大为愉快，他的书即将出版。米尔格拉姆很好奇书面世之后会引起怎样的反响。“这本书很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争议。”他在信中对莫斯科维奇说，“但我想，那总比彻底被忽视要好得多。当然，如果能受到广泛认可就最好了。”

米尔格拉姆将修改完的书稿交给了哈珀罗出版社，与希鲁一起修改了原稿中松散的结尾，出版工作已箭在弦上了。不久，出版社将修改过的完整书稿寄给他进行确认。但是他沮丧地发现，编辑在未和他协商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改动。原稿中的某些部分使用了现在时态，他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强化事件的即时性。但编辑将其全部改成了过去时态。米尔格拉姆很恼火，他认为叙事部分是整本书的框架，使用现在时会令文体更具特色，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会有一种栩栩如生的感受。他不得不将这些改动一一复原，重新换成现在时态，这着实是一件单调乏味的工作。

此外，他对出版商设计的封面也十分不中意。萨莎记得，封底的颜色是“呕吐物般的绿色”。一根带刺的电线横穿过封面，带着一种赤裸裸的攻击性。最终，在米尔格拉姆的坚持下，出版社采用了整洁大方的封面设计：黑色背景，黄色和白色的文字，作者姓名下面用亮橘红色的线条加以突出。目前该书的美国版本仍然沿用了这个设计。

这些细碎的修改并没有太影响出版工作，6月校样完毕，11月就已经结束了印刷工作。但是为了避开圣诞节前的出书潮，该书的正式出版时间是1974年1月。在之前的1973年12月，《哈珀斯》杂志（Haper’s）刊登了一篇名为《服从的危险》（The Perils of Obedience）的介绍，浓缩了这本书中的精华。文章作者是在杂志社工作的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后来成为著名的作家和史学家。

5月，英国版本面世，法国、德国、荷兰的版本也在这一年相继推出。最终，除了英语之外，这本书共出版了8种语言的版本，分别是：西班牙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印度尼西亚语、日语和丹麦语。

从米尔格拉姆第一次产生写书的念头到最终出版花去了整整10年。过程之所以如此漫长，有下面几个原因。

首先，写作对于米尔格拉姆而言并非易事。真正让他兴奋的是想出一个研究新点子，设计出巧妙的实验方法，然后付诸行动。写书并非他的兴趣所在。此外，在回忆实验细节时需要进行理论整合，这也不是他的强项。

其次，米尔格拉姆是一个十分爱家的男人。服从实验结束后的几年中，米歇尔和马克相继出生，米尔格拉姆的夜晚和周末都留给了家庭，这一点并未因孩子的成长而改变。他和萨莎经常领着孩子们去博物馆和公园，每年去加勒比地区以及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度假，有时候还会去欧洲。

米尔格拉姆在父亲这个“工作”上投入的精力与工作几乎相当，堪称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父亲。比如，有一年马克参加一个夏令营，刚一到营地，他父亲的信就已经在那里等着了，米尔格拉姆希望借此聊以缓解儿子想家的心情。他还常常编出一些故事情节，制作家庭电影，马克和米歇尔自然是永远的主角。

他拍摄的一个名为《巴黎小鸟》（A Bird in Paris）的电影情节比较复杂。当时他们还在巴黎，按照计划，电影中需要出现很多小鸟儿的镜头。马克和米歇尔特地到露天市场买了一只，但在拍摄过程中不小心飞走了。电影的情节变成了孩子们在巴黎追着小鸟四处跑。等到他们抓住了鸟之后，又觉得把它关在笼子里太可怜。电影的末尾，孩子们把鸟儿带到埃菲尔铁塔的顶部准备放生。米尔格拉姆本来想多拍摄一些镜头，但是小鸟并不合作，孩子们手一松，就“倏”地一下子飞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买了一只玩具小鸟录制最后的镜头。

《服从实验》推迟出书的第三个原因要归结于另一个沉重的写作任务。1964年3月19日，米尔格拉姆接到《社会心理学手册》编辑加德纳·林德兹（Gardner Lindzey）和埃利奥特·阿伦森的来信，请求他为《社会心理学手册》第二版写一个章节，主题是关于群体现象。

该手册是社会心理学最重要的参考书籍。自1954年首次面世以来，每过15年都会出一个新版本。书中的每个章节都详细讨论了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主题，代表了学科的最高成就。能够为手册贡献一个章节可谓是个莫大的荣誉，米尔格拉姆当然不会拒绝。但事实证明，这个看上去很美的任务占去了米尔格拉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他不得不暂时放下服从实验，将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此。直到1965年3月，他才向编辑寄去这个章节的概要，同年秋天才真正开始动笔。

他在哈佛的同事雷尼·科恩（Lane Conn）记得，米尔格拉姆开始的时候状态特别不好：“他就像卡壳了一样，无法将自己的思想付诸文字。我问他：‘你打算怎么办？’他走进办公室，喝了点儿裸盖菇素（一种从蘑菇中提炼出来的迷幻药），然后说：‘你知道，我写出来的90%的文字都将是些无聊的东西，只有10%有价值。’”他试图靠药物激发灵感和创造力。

尽管写作过程并不顺畅，但在1966年年末，他却交出了一篇100多页的宏篇精品。这一章最后一个小标题叫作“集体行为：群体和社会运动”。由他和访问学者汉斯·托奇共同完成，为此，托奇以合著者的身份出现在这个作品之中。

米尔格拉姆的写作过程如此漫长，埃利奥特·阿伦森不得不委婉地催促他。比如在1966年10月12日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亲爱的米尔格拉姆：

那么……

此致

埃利奥特

米尔格拉姆在这篇杰出的作品中对群体行为的理论和研究进行了整合分析，这应该算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学术化的一部。阿伦森在看过稿件之后回信表示：“这是为手册贡献出的最令人兴奋的章节之一……里面的每一个字都让我爱不释手，根本不需要做出任何大的修改。”

《服从权威的实验观点》问世之时，服从实验已经过去了整整12年。米尔格拉姆担心，读者会误以为本书只是将以前发表的文章罗列在一起的论文集。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这本书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米尔格拉姆不仅详细阐述了实验，还对实验以及由实验引发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书中详细描述了19个实验情境，其中有一些实验是首次披露。米尔格拉姆通过各种实验数据驳斥了来自各界的批评意见，比如：被试的选择不典型；被试服从是因为看透了这个骗局；实验结果仅限于实验室，不能在现实世界中推广；研究不符合伦理等。心理学家鲍姆林德曾在《美国心理学家》中写过一篇言辞激烈的批评，威尔士诗人和剧作家丹尼·阿布斯（Dannie Abse）也曾发表过一篇批评文章，还曾在服从实验的启发下，写了一出名为《巴甫洛夫之狗》（The Dogs of Pavlov）的戏剧。米尔格拉姆当年曾对这些批评进行过公开的反驳。在这本书中，他把当年发表过的书面回应进行了重新整理，在伦理问题上进行了自我辩护。这本书中有一个特别的部分，记录了10名被试在不同情境中的一些小插曲，帮助读者了解他们在实验中独特的个人经历。

此外，米尔格拉姆还将进化心理学理论和控制论相结合，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服从理论，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种管理科学或控制科学。

在进入所谓的“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之后，人们自主的机能模式就会转变成组织化或系统化模式。代理状态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状态，进入这种状态的个体会将个人责任交给合法的主管权威。米尔格拉姆认为，个体一旦接受了权威的合法性，就会接受权威对情境的解释。因此，如果权威说另一个人应该受到惩罚，人们就会心甘情愿成为这个权威的代理人，接受他对情境的评估。人们允许权威重新定义情境的含义，并将责任交给权威，这样就能以一种人们平时认为会受到谴责的方式行事。人们不再关心这个行动在道德上是否正确，完全放弃了对权威的判断，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是否正确执行了权威的命令。

米尔格拉姆这样描述代理状态：

米尔格拉姆之前从未在任何专业期刊文章上谈到这种进化控制理论，事实上，这番理论也是本书中最薄弱的环节。首先，不同实验情境中的服从比例不同，米尔格拉姆的理论无法解释这种差别。实验情境之间虽然有差异，但延续的都是同样的权威统治组织架构。如果按照他的理论推导，被试应该毫无例外地将自我的内在控制交给主试，不应该有任何差别。其次，米尔格拉姆的进化控制理论与代理状态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米尔格拉姆认为，破坏性服从需要先进入代理状态，个体在这个状态中不再对其行为负有责任，而是将这种责任交给合法权威。他认为这个过程是进化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无法推导出代理状态是否正确。

事实上，关于代理状态概念，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一个实验问题：进入代理状态是否是破坏性服从的必然先决条件？至于这个先决条件具体如何产生，为什么产生，都是次要问题。

本书中有一些初次披露的实验情境，其中一个情境中所有的被试都是女性。实验结果与相对应的男性实验服从比例相同，都为65%。尽管在服从比例上没有性别差异，但是他发现，完全服从的女性要比完全服从的男性更加紧张。在每组实验的末尾，被试都会用数值的形式标出在实验中经历的最大紧张度。结论显示，女性自我判定的紧张指数要高于男性。

本书还首次披露了服从比例最高的一个实验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不知情的被试并不直接电击学生，他只是这个行为的“同谋”，拨动开关的任务交给了一名“假被试”。被试自己只需要做一些辅助的动作即可。因此，他虽然对整个过程负有责任，但并不直接参与到惩罚学生这件事情之中。40名被试中，有37人（92.5%）坚持到了最后。这个意味深长的结果表明了一些令人忧虑的事实。米尔格拉姆这样写道：

在破坏性的官僚体系中，聪明的管理者会对他的手下进行安排，让那些最无情、最麻木的人直接参与暴力。但大多数其他成员，无论男性和女性，只进行一些与真实暴行距离很遥远的行为，因此他们很少因支持暴力而感到紧张不安。首先，合法权威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了授权，其次，他们并没有亲手执行伤害受害者身体的野蛮行为，因此，他们会加倍地忽视在暴力行为中负有的责任。

米尔格拉姆在1961—1962年进行服从实验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总体的指导理论。“代理状态”概念只是他在实验后的推理。在那些系列实验中，有一些实验的设计目的是为一些具体问题寻找答案，比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四段距离系列。其目的是想了解，教师和学生之间不同的物理和情感距离如何影响被试的服从。本书首次披露的这9个实验希望回答的是另一个服从问题。米尔格拉姆相信，被试显示出来的破坏性行为是服从实验权威的产物，而不是在释放内心的攻击性。他希望这些实验能证明这一点。

事实上，服从和攻击性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业内一直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被试的行为并不是服从，而是一种攻击性。这种观点基于弗洛伊德的一个理论。弗洛伊德认为，所有人心中都潜藏着破坏性冲动。尽管这种破坏性倾向强烈地需要被释放出来，但通常都被我们压制住了，因为释放破坏性冲动不是社会认可的行为。将这种观点套用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就可以这样解释被试的行为：在实验室中，米尔格拉姆制造的氛围是一种默许，那些平时被抑制的敌对冲动可以通过“伤害”学生而无所顾忌地释放出来。换言之，被试并不厌恶主试要求他们做出的行为，正相反，那正是他们想要做的。

但米尔格拉姆与弗洛伊德不同。弗洛伊德有一个宏大的学术目标：试图为人类行为寻找一个全能的终极理论，他在攻击性上的观点就是基于这个目标提出的。米尔格拉姆却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此外，他对探索人类内在心理也不感兴趣，他喜欢研究对人类行为产生巨大影响的外在社会力量。米尔格拉姆明白攻击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但他认为，决定被试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并不是攻击性，而是情境因素，即主试的命令。被试电击学生也不是为了满足破坏性冲动，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必须要服从破坏性权威的命令。他的几个实验变体为他的这个观点提供了实验支持。

在其中一个情境中，被试需要做的事情与其他实验一样：如果学生在单词配对中出错，就要对其进行电击。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其他的实验中，电击的强度随着错误出现的次数而逐级加强。但在这个实验中，被试可以在30个强度中自由选择。

如果破坏性冲动是被试施加电击的根本原因，那么据此推论，在这个实验情境中，由于被试可以自主选择，他们应该会不断向学生施加高强度电击。但事实上，几乎所有被试都选择了较低的电击强度，在30个电击强度档位中，被试使用的平均强度档位为3.6。米尔格拉姆这样总结：“如果破坏性冲动真的需要被释放出来，被试应该会选择高强度电击，为什么他们没有让学生经受更大痛苦呢？无论在其他情境中引导被试使用最高强度电击的理由是什么，都不能将其解释为个体内在的攻击性，我们应该从服从命令过程中的行为改变来解释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情境也支持了米尔格拉姆的这个观点。这是所有实验中设计最巧妙的一个。

在开始阶段，实验按照其他实验模式一样开展，学生每出一个错误，就要受到不断增强的电击。学生在75伏特时开始抱怨，随着电击强度加大，他的抱怨也越来越强烈。当被试开始用150伏特电击学生时，主试说：实验要结束了，因为学生的反抗越来越强烈，而且他还有心脏问题，不能再接受更多的电击。这时，忽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旁边的房间传来了学生的大声抗议并且要求继续，他说一位朋友最近参加了这个实验，一直坚持到最后。如果现在就停止，将是对他男子气概的侮辱。主试对学生重申，停止实验是出自对学生健康的考虑。学生依旧坚持继续实验，说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完成任务”，一定要完成。他不断要求教师继续。

蒙在鼓里的被试面临着一个困境，他该听谁的？是要求继续实验的学生，还是准备结束实验的主试。结果显示，在这场心理斗争中，所有被试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尽管学生强烈要求，没有一个人继续这个电击实验。所有人都遵从了主试的要求，停止了实验。

如果攻击性是这里的关键，被试肯定要继续向学生施加电击，连受害人自己都许可了这种破坏行为，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没有人继续，被试的行为是受到了权威命令的控制，而不是一种恶意倾向，这个实验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每个人都关心的服从话题

这本书刚一面世就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关注的焦点就是那些令人震惊的实验结果，其轰动效应就像1963年服从实验论文首次发表一样。但是这一次的影响范围更广泛。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将书中的大部分内容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出来，在1975年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角逐中，这本书杀入了决赛。BBC电视台的纪录片节目《地平线》专门为米尔格拉姆和他的研究制作了一期节目，名为《遵命而为》（You Do as You are Told）。美国各种电视访谈节目和新闻节目争相采访和邀请他上节目，比如《今日》（Today）和《多纳休》（Donahue）等。法国和英国的媒体上也出现了他的身影。

作为一本科学实验书籍，《服从权威》在大众报刊杂志上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是特别罕见的，仅相关的英语评论就有60多篇，这些评论的态度褒贬不一，正如10多年前对他的那篇期刊论文的评价。《洛杉矶时报》的一篇评论写道：“《服从权威》是我在20多年评论生涯中看到的最重要的书籍之一。”伦敦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则说：“米尔格拉姆教授似乎在其中看到了一些深层社会意义。毫无疑问，很多评论人认可他的看法，但是我并不确定这一点。”

但是有一个评论却因其强烈的攻击性而显得不同寻常。那是1974年1月13日的《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中的一篇重点评论。

这篇评论的首页上画着一些恐怖的超现实主义插图，以电击器为图画的核心。好像在提前警告读者，将要评论的这本书内容凶险。这篇评论言语刻薄激烈，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教授史蒂文·马库斯（Steven Marcus）。尽管他同意这个实验“令人感到特别刺激，没准儿也很重要”，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奸恶的小品”罢了，实验目的就是为了显示人心中最恶劣的东西。他批评这本书中的有些部分语气好像说教，“语法错误百出”。他还挑出米尔格拉姆在理论解释方面犯的错误，认为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理论根本就是谬论。事实上，有些书评人也认为这本书的理论部分比较薄弱，但是措辞比较婉转。马库斯的字里行间却极尽讥讽嘲笑之能事，称这些理论部分“总体而言就是个灾难”，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笑话”，不过是一些“空洞虚假的观点”而已。

米尔格拉姆在参加著名脱口秀主持人迪克·卡弗特（Dick Cavett）的电视节目时，卡弗特问起他对马库斯评论的看法。米尔格拉姆回答：“很显然，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他并不是一名合格的书评人。因为作为一名英语教师，他并没有指出哪些句子需要进行语法修改，这才是他的分内工作。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一篇严肃的评论。他只把目光放在一些琐碎的细节上，没有总结出从这些实验和这种现象中能够学习到什么。”

尽管对米尔格拉姆和服从研究的批评不绝于耳，但是大部分书评的态度都比较温和，这比较符合他当时的身份。毕竟他在学术领域中是受人尊重的严肃学者，在专业领域外也得到了高度的重视。

1966年，就在他首次发表服从论文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心理协会的年会上被任命为人格和社会心理学部门的项目主任。1972年3月，他被提名参加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协会的委员资格选拔，该协会的目标是：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处理社会问题。1977年，他受邀在一次精神病学研讨会上做关于服从权威的报告。这个研讨会上专家云集，包括前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恩（John Dean）。1976年到1980年之间，他在4次关于道德和研究的会议上做报告。1978年6月，耶路撒冷举办了一次关于心理压力的国际会议，他在会上做了主要演讲，题目是《公平社会中的服从问题》（The Problem of Obedience in a Just Society）。这都是对他学术成就的肯定。

有一次，哈佛考虑在社会心理学系增加一个终身教授职位，系主任R．邓肯·鲁斯（R. Duncan Luce）写信给米尔格拉姆，征询他对5位候选人的意见：埃利奥特·阿伦森、艾伦·博西德（Ellen Berscheid）、里德·黑斯蒂（Reid Hastie）、比伯·拉特纳和李·罗斯（Lee Ross）。这5位候选人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出色人物。米尔格拉姆在回信中表示，他认为阿伦森是最佳人选，在信的结尾处，他还写了一段对社会心理学的简短评论，对选拔人才时的僵化标准进行了温和的抨击。

当今社会中，有很多人只是贴着“社会心理学”的标签，研究的却是不具社会性的内心现象。这虽然让社会心理学领域更加活跃，但是也令其散乱无章。如果您能遇到一个人，既有强大的实验和理论功底，又能准确表达出对这个领域的看法，那么无论如何都要把他纳入麾下，因为那就是我们这个学科迫切需要的知识分子。

频频的电视亮相和密集的书籍评论让米尔格拉姆的曝光率倍增，他也算一个小有名气的明星了，自然也像其他明星一样收到了五花八门的来信，有的稀奇古怪，愚蠢之极，但也有中肯认真的信件。

有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镇的人喜欢收集签名，他索要米尔格拉姆的签名，加入其7 000个名人签名的收藏之中。一位俄亥俄州坎通镇的高中学生想以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为主题做一次演讲，请求他的帮助。一位名为麦克斯·勒纳（Max Lerner）的专栏作家请求转载米尔格拉姆的一篇文章，但他所说的那篇“文章”当时还只是一个计划，并没有开始动笔。佛罗里达的一位大学生向他讨教，询问精神病专家R. D．莱因（R. D. Laing）的著作和他的服从研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摇滚明星彼得·盖布瑞尔（Peter Gabriel）在读过《服从权威》之后，打算以服从为主题写首新歌，希望能将米尔格拉姆《服从》纪录片音轨中的一些片段加在他的旋律中，还想把服从实验中的一些照片放在专辑的内封套上。他对米尔格拉姆说，他不想批评服从实验，他不是一个“打算用尖利的刀片攻击您的朋克摇滚歌手”，但是米尔格拉姆拒绝了这个请求，他说这些资料只能用在学术用途上，不能用于娱乐行业。1981年，盖布瑞尔的新专辑《因此》（So）中果真出现了一首以服从实验为主题的歌《我们遵命而为》（We Do What We’re Told）。在这首挽歌般的作品中未能像他期待的那样加入服从实验的声音片段。

在米尔格拉姆接到的信中，来自切斯特港的一位年轻母亲在信中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请求。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詹姆斯刚刚过1岁生日。婴儿刚出生的时候，父母收集了他诞生月份中出版的报纸和杂志，还有一些畅销书和热门音乐专辑，作为送给新生儿的礼物。为了迎接他的第一个生日，父母想再送给他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收集世界名人的签名，包括著名科学家、画家、文学家等。她还希望能获得米尔格拉姆的一张签名照或者一篇手稿。米尔格拉姆在回信中对这个婴儿说：

亲爱的詹姆斯：

在《服从权威》的第208页有一段关于儿童服从的分析，你意下如何？很快你就会了解到那些事情，就可以开始指挥你的父母了。

此致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这些形形色色的信件中，有一封的内容特别严肃，来自纽约北部一所精神病医院的一名心理医生。她有一名病人，是一个思维敏捷、身体健康的年轻男子，但他和他的兄弟正在经受二联性精神病（folie à deux）(16)的折磨，这种难以治愈的精神病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她在信中说，这位病人坚信，米尔格拉姆正在进行“卫星遥感控制研究”，而他就是被催眠的对象。他希望能被“释放”出来，以便继续正常的生活。医生问病人，米尔格拉姆的亲笔来信是否能有所帮助。病人很喜欢这个建议。心理医生请求米尔格拉姆，是否能考虑写一封信给这位病人，亲口告诉他没有卷入任何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也从未有过这种事情。米尔格拉姆很快就写了回信，希望能对病人有所帮助。

电影是另一种心理学实验

米尔格拉姆与哈里·弗洛姆合作制作了《城市和自我》之后，开始对电影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服从研究的书大功告成之后，他终于有时间全力投入这个新兴趣之中。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由于《城市和自我》在艺术上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哈珀罗出版社与他们二人签署了4部教学电影的合同，以不同的社会心理学问题为主题。第一部《社会心理学之邀》（Invita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和第二部《从众和独立》（Conformity and Independence）完成于1975年，他在《社会心理学之邀》中还担任旁白。1975年，这两部教学电影连传佳绩，先在芝加哥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银奖，接着在哥伦布电影节（Columbus Film Festival）上获克里斯铜奖（Chris Bronze Award）。1976年，他们又制作了《人类攻击性》（Human Aggression）和《非语言交流》（Non-Verbal Communication）。这些电影对概念以及各种学术发现的阐述历久弥新，至今仍被很多大学用于课堂教学。

《社会心理学之邀》与其他三部电影一样，采用了现实资料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展示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和发现。比如，通过一个实例“在大学食堂排队的人群中，有人不小心弄洒了咖啡”，来演绎“行为者-观察者”的归因效果，即我们习惯于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环境，却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性格。比如，一名学生看到有人把咖啡弄洒了，就会说这个人很笨。但如果他自己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他会解释说：“咖啡太烫了。”电影中还用戏剧化的手法展示了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攻击性实验：一个孩子目睹一名成年人用拳头痛击充气的“出气娃娃”。影片告诉我们，孩子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模仿了攻击行为。

《从众和独立》将日常行为和研究结合起来以达到教学目的。比如，影片中有一段表现了戒烟组织的集会结束后，每位参与成员都有着不同的表现，以此揭示各种类型的社会影响力。这个场景刚开始，戒烟组织的领导结束了集会，最后他对在场的成员们说：下星期决定不抽烟的请举手，他的这个倡议得到了所有人的响应。

接下来，镜头跟随两位成员走到室外。首先，一名女性参与者将一盒烟扔到了垃圾桶里，表情十分坚决。她的这种行为就是赫伯特·凯尔曼所称的“内化”（internalization）：如果一个新信念或新行为契合了个体的需要或价值观，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并且一直坚持下去，甚至在离开群体独自一人的时候依然不会动摇。但另一位男性参与者的行为则展示出一种肤浅的“顺从”，即个体的行为改变只有在群体监督下才能坚持下去。当这位男性离开大楼之后，立刻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大口，来满足在开会期间忍得难耐的烟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