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格拉姆成长于人口混杂的移民社区，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哈佛。哈佛多元化的师资力量、丰富的知识体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关系，激发了他对社会科学的极大兴趣。
1933年8月15日，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出生于纽约的布朗克斯。父亲为塞缪尔·米尔格拉姆（Samuel Milgram），母亲为阿黛尔·米尔格拉姆（Adele Milgram）。两人都是来自东欧的犹太裔移民，他们相识于美国，于1931年2月结婚。之所以移民美国，是因为这片土地在他们心中就是一个完美的“黄金麦地那”（Golden Medina），一个遍地都是金子般机遇的地方，这几乎是所有犹太人远赴美国的初衷。
塞缪尔是一个糕点师，身高1米73，容貌神似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于1921年从匈牙利移民至美国。几年之后曾在德国短暂居住，在那里做学徒。斯坦利记忆中的父亲“特别结实，多年在店里揉面团的经历练就了他粗壮的双臂。他的面庞散发着犹太人特有的温暖光芒，高颧骨又表明了他的匈牙利血统”。
阿黛尔1908年出生于罗马尼亚，5岁时随母亲移民美国。她身材娇小，温文尔雅，浑身洋溢着快乐开朗的气息，一点小事都会让她开心大笑，深受家族中孩子们喜爱。她在家族中德高望重，人们遇到难题时都会向她征询意见，处理家庭纠纷自然也少不了她的协调。
犹太小子的快乐童年
斯坦利出生在南布朗克斯博伊顿大街（Boynton Avenue）1020号一个小型公寓楼里。在公寓楼的西面，美丽的布朗克斯河蜿蜒向东缓缓流去。南边是布鲁克纳大道（Bruckner Boulevard）。1925年的布朗克斯大部分地方都是农田，斯坦利出生的这个地方在当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只能算是个“无名社区”，但是邻里间的气氛非常融洽，所有人都在为过上好日子而忙忙碌碌，这股劲头让这无名社区充满了活力。
多年之后，斯坦利这样描述他成长的地方：
这里总是热热闹闹的：丰满活泼的女人们穿着格子棉布外套，腰系围裙，坐在公寓楼门前的椅子上沐浴着阳光。她们快乐地或织毛衣或闲谈，时不时摇一摇旁边的婴儿车。孩子们在周围跑来跑去。有时候，楼上打开的某扇窗子里会传出母亲的声音，那是她们拖着长腔呼唤自己的孩子：“西——蒙——”或“伊——文——”，听起来就像唱歌一样。
社区里的移民大多都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来美国的时间都不短了。有的在小商店里打工，有的自己开小店。还有一些人是公司职员、秘书或学校老师，这无疑提升了这个社区的档次……无论是点心师、印刷工、职员还是家庭主妇，所有人对未来都有着诸多计划和理想，不仅仅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那些在大街上踢球的孩子们。但在这些孩子眼中，世界的尽头就是这里的糖果铺。
斯坦利是萨姆(1)和阿黛尔的第二个孩子。他有一个姐姐名叫玛卓丽（Marjorie），比他大一岁半。斯坦利的名字取自他去世的爷爷西姆查（Simcha），希伯来语意为“快乐”。
5年后，斯坦利的弟弟约尔（Joel）出生了。关于这位即将到来的新成员，斯坦利最早的记忆就是，他和姐姐坐在公寓楼门廊的大理石台阶上，对即将到来的新宝宝进行种种猜测：“我们知道妈妈要去医院生孩子。关于婴儿是男是女，我和玛姬争论不休，她坚持会有个小妹妹，我则希望有个小弟弟。不过我们有一点共识，这个问题可不是我们说了算，要看医院的决定。”
约尔慢慢长大，总是跟在哥哥的身后一起胡闹，搞恶作剧。这样密切的关系一直持续到青少年时期。他们“狼狈为奸”的故事不仅让童年充满了快乐，还加深了兄弟情谊。在日后的岁月中，两个人无论相距多远都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斯坦利自儿时起就表现出过人的智商。上幼儿园的时候，母亲每天晚上都会辅导姐姐做作业，他就一直待在旁边听着。有一晚，他母亲和姐姐谈论的是亚伯拉罕·林肯。正巧，第二天，幼儿园老师就让孩子们说说这位总统。小斯坦利举起手，将昨晚“偷听”到的谈话重复了一遍。老师惊异万分，甚至让校长领着小斯坦利在所有班级的孩子们面前背诵这段话。
在77小学读书期间，他的聪明劲儿更是名声远扬。的确，小学老师心目中的斯坦利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的弟弟约尔在成年后也对哥哥的成就深感自豪。但相比之下，小学时候的约尔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孩子，学习成绩也差强人意。哥哥的出色表现更是令他相形见绌。约尔上三年级的时候，他的老师斯蒂勒女士也曾是斯坦利的老师。有一次，约尔的考试成绩很差，令斯蒂勒老师颇为失望。她在发卷子的时候不断提醒约尔，他哥哥当年表现多么多么优秀。
课余时间，男孩子们大多是在学校操场和街道上踢球。斯坦利不擅长体育，基本上不参与这些体育活动。一位表兄给了他一套化学设备，他把大部分课外时间都花在摆弄这些设备上了，有时还会邀请朋友参与到自己的实验中来。这应该算是他的科学启蒙阶段。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大细口瓶中装上钠，放进布朗克斯河。这个“钠炸弹”发出的火光和声音让四周的母亲们大为惊恐，纷纷跑过去看个究竟。各种实验总是能让斯坦利兴趣盎然。他曾在采访中说：“做实验对我而言就像呼吸一样是天性。我试图去了解世间万物到底是如何运转的。”
斯坦利的童年生活中，有两件事情尤其值得一提。因为这两件事情就像先兆一样，预示了他职业生涯的发展方向。第一件事情与群体力量有关。斯坦利这样写道：
那是夏季的一天，一个孩子被飞驰而过的汽车撞倒。社区居民举行示威，要求政府将博伊顿大街改成单行道。一群示威者站在人行道上，举着制作粗糙的标语。人群齐声喊：“静坐示威！静坐示威！”马路中间横着几个牛奶箱子做的路障。示威者坐在牛奶箱子旁边，阻止车辆来往。警察赶来后与示威群众进行协商，这件事情就解决了……我想，如果我出生在一个高档社区，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但那不是高档社区，而是20世纪30年代的布朗克斯，绝非懦夫之地，我们的要求实现了，马路最终改成了单行道。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斯坦利四五岁的时候。当时，比他大一岁半的表兄斯坦利·诺登（Stanley Norden）也生活在这个社区。这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源自他们的祖父。有一天，表兄跟着母亲来家里做客。大人在厨房里聊天，孩子们在卧室里玩耍，表兄坐在两张床之间的地板上。米尔格拉姆回忆道：“我决定用一条皮带来‘测量’两张床之间的距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皮带不小心滑落，皮带扣上尖锐的凸起砸在表兄的头上，流了点血。表兄开始哭，跑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告状。”米尔格拉姆被母亲大声斥责了一通，他也哭了。他并非有意伤害表兄，这只是一个意外，他对自己的错误感到非常难过。“尽管如此，为此受到责骂还是让人很难过。但是我好像并没有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很多年以后，我不是又试图测量某些东西，结果又有人批评我没有考虑到给他人带来的风险吗？”
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米尔格拉姆一家当时搬到了沃德大街的1239号，距离之前的出租房只有两个街区远。马路的一侧是一栋栋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的双户砖房，门前有一块小得可怜的草坪。他们就住在这样一栋房子的二层。新家更宽敞一些。约尔刚刚出生，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容纳新成员。
米尔格拉姆的父母有着强烈的犹太文化认同感，每当有亲戚拜访的时候，家中都回荡着抑扬顿挫、音调优美的意第绪语。在13岁犹太男孩成人礼之前，斯坦利曾在专门的语言学校中学习了几年的希伯来语。但是这家人并不那么严格地遵循犹太教的生活方式。他们会过一些犹太人的节日，比如逾越节和犹太新年。但节日的意义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家庭团聚，宗教色彩已经淡化了。
斯坦利13岁那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他在自己的男孩成人礼上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表达了他对战争的思考。
此刻，我成了一名真正的成年人，感受到了作为一名真正的以色列人的快乐。但此刻也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因为我知道在战火蹂躏的欧洲，很多犹太同胞都经历了巨大的痛苦。此刻更是一个思索犹太传承的时刻。我不知道是否会沿袭父辈的方式保持这些传统，但是我会尝试了解我们的民族，尽全力承担历史赋予我们所有人的责任。这是一个转变的时期，整个世界正在经历巨变。也许，我生命中的第13年将成为尤为重要的一年，因为它标志着犹太人民新时代的开始，这将是正义和自由的时代，是以色列人回到迦南故乡的时代……谨愿所有迫害、痛苦和战争彻底结束，愿以色列bimhareh beyomanu（希伯来语：快速地在我们这个时代）建于锡安。阿门。
1947年秋天，斯坦利升入詹姆斯·门罗中学（James Monroe High School），学校离家几条街远。他的中学同学和密友伯纳德·弗莱德（Bernard Fried）还记得，学校的建筑漂亮又实用，配有一流的设施和教学设备。这所高中成立于1925年，属于同一批示范学校中的一所。这批示范中学的外形类似，宽敞壮观，令人印象深刻。米尔格拉姆上学期间的学生人数大约为3 500～4 000名。据报道，这里的戏剧舞台是当时纽约所有学校中最大的，仅次于无线电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大门入口处有一块大理石牌，上面铭刻着威廉·皮特（Willam Pitt）的座右铭：“法律的终点就是暴政的起点。”
学校采取分班制，高智商的好学生都会被安排在荣誉班。米尔格拉姆的智商为158，全校第一，自然也是荣誉班的一员。他学习成绩出色，暑假也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学习班，每个学期都参加一两个课外班，只用三年就完成了中学的全部学业。
与斯坦利同期毕业的校友中，有一位名叫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学生。他后来也成了一名社会心理学家，并曾当选美国心理协会主席(2)。津巴多最为著名的研究是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ement）。实验随机选取普通大学生来扮演罪犯，将他们关在一个模拟监狱中。实验后期，这些学生的行为都出现了巨大转变。津巴多还记得米尔格拉姆是同届学生中最聪明的一个，当其他学生还在看《每日新闻》这样的小报时，他就已经开始看成年人专属的《纽约时报》了。
在门罗中学期间，除了学习之外，斯坦利还有很多其他的爱好。他是荣誉团体“阿瑞斯塔（Arista）社团”成员，是校报《科学发现者》（Science Observer）的编辑，还担任学校戏剧演出的编剧工作。每年毕业之时，他都负责编写毕业照下面配着的两行押韵诗。当时，菲利普·津巴多是他们班级中最受欢迎的学生之一。米尔格拉姆为津巴多配的诗是这样的：
菲尔副主席高又瘦，
蓝眼睛征服女孩心。
在为自己的毕业照配诗的时候，他写下了两句古怪的话：
当代最奇怪的事，
我写我的小小年鉴诗。
与心理学一见钟情
1950年秋天，斯坦利高中毕业，成为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的新生。选择这所学校的最主要原因是这里离家很近，而且属于纽约城市大学的分校，可以免学费。皇后学院的原址曾是一所少年犯工读学校，斯坦利刚入学时的学校规模还很小，只有6栋密集的建筑，围绕着一个铺着草坪的四方院。只有雷姆森大楼（Remsen Hall）是全新的，这是专门为该学院修建的建筑。玛卓丽也在这里学习，她记得这个学校是“离家最近的市立大学，让你真的有上大学的感觉”。除了离家近之外，皇后学院的学术氛围也相当不错。1953年，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对全美的大学进行排名，该校名列人文科学第二，社会科学第十，被称为“市立大学体系中的哈佛”。
上大学之前，斯坦利的兴趣点是“硬科学(3)，主要是化学和生物学。但到了皇后学院之后，他思想中一些“柔软”的部分开始占上风，对“软科学”越发感兴趣。他在学校中主修政治科学，但也辅修了很多其他课程，比如英国文学、音乐和艺术等。他的学习成绩非常突出，获得过学校政治科学奖（School Award in Political Science）和辩论优异证书（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in Forensics），还是国家政治科学荣誉社团（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Honors Society）成员、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会员。他是很多课外活动中的主力干将，曾担任大学国际关系俱乐部的主席和辩论社团的副主席。他也涉足过音乐领域，曾与一名同学合作了一部百老汇风格的音乐剧，而中学时养成的吟诗爱好也被带到了大学。
1953年，即大学三年级的暑假，他千里迢迢来到欧洲，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游览了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最后到达的地方是意大利热那亚的美国领事馆，当时已是9月初，他口袋里只剩下2美元。他告诉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自己口袋空空、身无分文。为此，一名好心的年近五旬的助理领事为他提供了一点儿经济资助。为了能以最省钱的方法回美国，他找到一艘从德国开往美国的船，请求船员让他免费搭船回美国。船员们最初拒绝了这个请求，但凭着一股子执着劲儿，他终于如愿以偿，被安排在船上做电报员，甚至还有一个舒服的小房间。这种执着在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帮了他很大的忙。
在这三个欧洲国家中，他在法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从7月15日到8月14日。为了能够比较熟练地说法语，他还在巴黎大学参加了一个短期语言课程，法语口语练得相当熟练。在他声名鹊起以后，出现在法国的电视节目中，流利的法语让观众误以为他是地道的法国人。那年夏天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爱上了一位叫弗朗茜的法国姑娘。与此同时，他也爱上了这个国家，后来曾多次故地重游。
但是不幸却在这一年末降临米尔格拉姆家。他的父亲萨姆突发脑血栓，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那段时间他白天睡觉，晚上起来在面包房干活，因此可以和约尔分享一张床。12月11日的晚上，约尔听到父亲的闹钟响，但是萨姆却再也没有站起来。
整个家庭经受了巨大的痛苦。除了精神上的打击之外，一家人也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由于萨姆为了筹钱买面包房而退掉了人寿保险，家人无法得到保险金，家庭陷入无以为继的危机。但是阿黛尔是一个聪慧的女人，她选择从苦难中崛起，而不是被逆境打垮。由于过去一直在面包房里帮萨姆干活，她很快就在另一家面包房找到了工作。但斯坦利的学业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皇后学院免学费，此外他还获得了纽约州雷振茨奖学金（New York State Regents Scholarship），4年共1 400美元。玛卓丽毕业后开始在一所小学教书，她计划次年结婚，在这之前还可以帮助母亲一段时间。
父亲的突然辞世让斯坦利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保护自己未来的家庭，不要因为自己去世而受到经济方面的影响。此外，这件事情让他开始担心自己也会像父亲一样早早过世。事实上，结婚后第一年，斯坦利就曾对妻子说，希望自己能够活到55岁。当时他的身体很健康，这句话似乎太不合时宜了。他的妻子回忆道：
他不停地说希望能活到55岁，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斯坦利都是我见过的最健康的人之一……如果患了伤风感冒，他不加理会很快就能好。后来，当他再说希望活到55岁时，我就对他说：“你和你的父亲不一样。”
米尔格拉姆从皇后学院毕业，获得荣誉文学学士学位。由于主修政治科学，他对驻外事务处的工作很感兴趣。1952年春天，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曾经写信给美国国务院的评审委员会，希望了解该处对工作申请人教育背景的要求，并索要考试模拟题。毕业那一年，他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研究生，很快就被录取。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事业轨迹。第一件事情与他的好朋友伯纳德·弗莱德有关。斯坦利在皇后学院上学期间，伯纳德·弗莱德在纽约大学主修生物。但是弗莱德一直考虑在研究生阶段改学心理学。他密切关注心理学的发展情况，对这个领域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弗莱德清楚地记得在毕业那一年，“我和斯坦利待了一整天，主要是我给他讲述……我对心理学的看法”。他认为，这次谈话对米尔格拉姆后来选择心理学有着重大的影响。
此外，随着学习的深入，斯坦利对政治科学有了清楚的认识。那时候的政治科学思维方式多是哲学式的，但斯坦利不是思想派，而是行动派，因此对未来研究政治科学并不是很热衷。1954年春季学期的一天，米尔格拉姆在毕业班社会科学研究班上做了一次演讲，一位旁听的系主任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他建议米尔格拉姆毕业后到哈佛的社会关系学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读研究生。米尔格拉姆从未听说过这个专业，那位系主任给了他一份介绍。这份介绍让他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生平第一次了解到，很多政治科学家感兴趣的团体现象，比如领导风格和大众说服，还可以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而在实验方法的前沿阵地上冲锋的都是社会心理学家。
20世纪50年代，福特基金会的行为科学部（Behavioral Science Division）设立了一项奖学金，鼓励大学本科生学习行为科学。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如果选择行为科学为研究生专业，基金会将为他们提供每年1 800美元的奖学金。斯坦利申请了这个计划，并于1954年4月收到一份电报，通知他申请已经批准。那一年，该计划收到了来自57所大学的103份申请，共有22人获得了奖学金，其中8名奖学金获得者将有幸到哈佛的社会关系学系深造，米尔格拉姆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获得了奖学金，但他却没有达到去哈佛攻读社会关系学的标准。由于在皇后学院期间没有参加过任何一门心理学课程的学习，缺乏足够的基础知识，他的申请被哈佛驳回。1954年5月30日，在写给哈佛社会关系学系的信中，他表达了被拒绝的失望之情。他认为，整个奖学金申请过程中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如果他曾经选修心理学的课程，那就不能申请福特奖学金，因为该奖学金是为非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设立的。他在信中说，为了弥补“专业基础不足”的问题，他将在夏天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心理学课程，每星期5天，总课时相当于普通心理学一学年的课程。此外，他还将在皇后学院人类和社会科学系主任的指导下，进行大量的专业阅读。
很快，他就收到了哈佛社会关系学系高等学位委员会（Committee on Higher Degrees）主任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的回复。奥尔波特当时也是研究生部的主任。他对米尔格拉姆的夏季突击补习计划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仅靠夏天的突击难以确保他在秋天顺利入学。他建议米尔格拉姆向哈佛特殊学生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Students）提出申请，以特别学生的身份在哈佛读一年的预科，弥补专业上的不足。奥尔波特会亲自告知特殊学生办公室，“是本系建议你提出该申请”。此外，他还表示，米尔格拉姆以特殊学生身份入学之后，他会在课程选择上予以指导。一年之后，“估计就可以申请来年的正式学生了……当然，你夏天的学习计划也是很有用处的”。米尔格拉姆听从了奥尔波特的建议，6月30日，哈佛特殊学生办公室批准了他的申请。
奥尔波特在信中明确表示，预科期间主要学习心理学大学本科课程。一年预科结束之后，转为正式学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米尔格拉姆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能在夏天尽可能多地完成本科课程，预科期间就可以继续学习博士学位课程。如果第一年的学习效果很好，并且在第二年顺利转为正式研究生，他就可以提出申请，将预科期间所学课程的学分纳入总成绩。如此一来，即使是作为一名特殊学生进哈佛，他也会如期毕业，而不是浪费一年的时间。
他大幅度增加了暑假的学习计划，一口气在纽约的三个高等学府学习了6门心理学大学课程，分别是：在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学习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折中法课程，在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学习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格式塔方法，在纽约大学学习儿童心理学和一门社会学课程语言与社会。所有科目的成绩都是A。
奥尔波特为米尔格拉姆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为此，米尔格拉姆在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谢意：“您和系里提供了慷慨的建议和指导，我对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期待着与您和社会关系学系愉快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奥尔波特在信中叮嘱米尔格拉姆：秋天来到校园之后，一定要来找他。然后“我们共同制订一个对你的学业最有利的计划”。
这段书信往来奠定了两个人未来关系的基调。奥尔波特不仅是斯坦利的导师，还是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朋友，一直给予他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奥尔波特欣赏斯坦利勇往直前、永不妥协的冲劲，当他感觉这名学生需要些忠告时，会巧妙地施以压力，却不会激发米尔格拉姆的逆反情绪。斯坦利对奥尔波特的建议和忠告也表示出充分的尊重，尽可能冷静行事，避免显得好出风头。
奥尔波特去世后，斯坦利曾用充满尊重和爱戴的语气回忆道：“高尔顿·奥尔波特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他为人谦逊，总是那么精神焕发，你能感受到他的关爱……他让我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潜力，在精神和情感上给予我巨大的支持。他对人有着一种深刻的关怀。”
选择哈佛是米尔格拉姆事业发展历程上的关键一步。他终于从宽泛的兴趣爱好中精选出一条最适合他的道路。他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些人成为他的毕生挚友。此外，虽然他在皇后学院期间曾经有过几次约会，但那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到了哈佛后，他变得越来越自信，这有助于他建立更加严肃的爱情关系。
但是在1954年的那个夏天，年轻的米尔格拉姆并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人生转变。他感到开心只是因为可以离开列治文山的小圈子。他觉得周边的同龄人大多无聊乏味、无知粗野，这让他备感孤独，如饥似渴地希望寻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此外，继续研究生学业还有一个附加的好处：可以让他避免征兵入伍。他已经准备好拥抱哈佛，哈佛准备好迎接他的到来了吗？
穷小子的坎坷求学路
1954年秋天，米尔格拉姆来到了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踏上了心理学之旅的起点。当时的哈佛社会关系学系是一个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团体。该专业成立于1946年，目标是将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4门学科整合为一体。该系的创办者高尔顿·奥尔波特、亨利·墨瑞（Henry Murray）、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就是4门学科的翘楚。他们坚信，将4门学科整合在一个学术框架中进行统一管理，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4人中对学术融合态度最积极的是社会学家帕森斯。
他们的理想绝非海市蜃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参与了政府备战工作，成果显著。比如，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一起，开展了一项改变公众消费习惯的政府计划，目标是节约稀缺物质。此外，还为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OSS；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成立了一个培训学校。
高尔顿·奥尔波特是社会心理学和人格研究的先驱人物。早在1935年，他就将“态度”这一概念确定为社会心理学的核心，现代教科书中对态度的定义绝大多数都是基于他的观点。他在偏见和宗教信仰方面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对内在和外在宗教取向进行量化区别。所谓内在宗教取向（intrinsic religious orientation），就是对信仰的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依属感，外在宗教取向（extrinsic religious orientation）则是利用宗教信仰来完成个人的其他目标，比如地位和他人认同等。
亨利·墨瑞的贡献主要是在人格心理学方面。他最著名的成果就是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TAT），目前，临床心理学诊断依旧会采用这个投射测验方法。
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用了40多年的时间研究纳瓦霍印第安人（Navajo Indian），对人类的普遍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探索，著作颇丰。
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毕生目标则是将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统一起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在其著作和教学活动中一直试图构建综合理论，制定通用术语。尽管屡有批评之声，他还是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成为该领域中的领导人物，并于1949年被推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主席。
1946年《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标志着社会关系学系的诞生，从中可以解读社会关系学系成立的真正缘由：
虽然学科界限依旧存在，但这种现象在过去的10年中已经出现了巨大改变。社会文化和心理学已经形成一个科学综合体，这一点在学术界中有目共睹，只是这个综合体尚无一个广为接受的名称。我们建议哈佛采用“社会关系”一词来命名这个正在崛起的学科，并予以扶持。这个新学科研究的不只是传统社会科学范畴中的事实和理论，还研究心理学范畴中的社会个体，以及人类学范畴中的文明社会模式和文化模式。
想要实现跨学科融合的目标，首先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成立社会关系实验室，促进4个学科成员间的研究合作。第二，在研究生课程安排上增加一些特别要求，确保每个研究方向的学生都能同时了解4个学科的内容和方法。在第一年的学习中，所有研究生都要在该系的4个分支学科中各选一门核心课程，这4门课程又称“资格课程”。为了展示社会关系学科的融合性，不同资格课程的班级经常会联合授课。米尔格拉姆在第一学期选择了两门课程：社会人类学问题及概念，临床心理学问题及概念，这两门课程中超过1/3的学时是联合授课。学生还要通过每门核心课程的资格考试，考核他们在4个领域中的知识水平。课程表中还有一门课程叫作“社会关系201”，各个学科的教师会依次在课堂上讲述对各自学科发展前景的看法，以促进学科融合。
但是，学科融合只是在哈佛校园内的革新，校园外依旧是传统的学术和职业分类。具有前瞻性的创始人们没有忽略这个现实。因此，尽管该系秉承整合理念，但在颁发学位的时候，只为本科毕业生颁发社会关系学的学士证书，对研究生则有另一套标准，博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会根据他们的专业分别授予社会人类学、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博士学位(4) 。
斯坦利在哈佛的那段时间，正是社会关系学系的“黄金时代”，该系每年都能收到数百份入学申请，远远超过实际招收人数。米尔格拉姆刚入学的那年，社会关系学系共有110名学生。对于一个成立时间不到10年、尚处于婴儿期的研究生专业而言，如此受欢迎实属罕见。1954年，福特基金会委托几家评估委员会对这个新学科进行评估，结果令人振奋。此外，正像这个系的创始人所期待的那样，所有学生都积极踊跃地参与到跨学科合作之中。这种合作结出的第一个硕果就是《自然、社会和文化中的人格》（Personality in Nature, Society, and Culture）。这本书后来成为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籍。书中有一句话，寥寥几字，语言平实，却反映出人性中的一个重要真理。
每一个人的某些方面都：
1）像所有人；
2）像有些人；
3）不像所有人。
斯坦利在哈佛学习的这几年中，对社会科学中的很多学科都产生了浓厚兴趣。由多个专业的教师组成的师资队伍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激励，令他迅速成长。他也给系里的教师和学生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罗杰·布朗（Roger Brown）是米尔格拉姆的导师及毕生挚友。他回忆道：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哈佛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还是一名助理教授。我曾在几次研究班和阅读课程中遇到他。当时有一个持续了一学期的语言心理学研究班，关于这个研究班，我唯一清楚的记忆就是斯坦利。他参与讨论的方式可不像有的书呆子。他带来了一个录音带，上面录制了各种语言心理学现象：舌头抖动的声音、夸张华丽的词藻、婴儿的牙牙学语、精神病患者大段的疯言疯语等。他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巧妙的编辑和整理后，放给我们听。让我们识别这些声音，然后可能还会对其进行一番解释。斯坦利在阅读课上的表现也让我记忆犹新。记得在上群体行为的阅读课时，他经常把书本搁在一边跑到波士顿，对着路人拍照，带回来很多奇奇怪怪的照片。
在哈佛的第一年，米尔格拉姆住在博金斯大楼的研究生宿舍。当时学生房间中没有电话，只在每个楼层的走廊中有一部付费公用电话。不过这个电话没有人值守，电话铃会响个不停，直到某个学生忍不住冲出房间接电话，然后挨个房间去找电话里要找的人。没有谁愿意承担接听电话这个苦差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米尔格拉姆想出了一个点子，他在一张卡片上写下了一条规则，贴在电话旁边：
为了公平地分担接电话的重任，每个真正接到电话的学生都应该负责接听两次电话。这是为了防止万一某次电话找你，而你人又不在。
他为这个行为真空地带制定了一条规则，指引大家做出恰当的行为。5年之后，他在1959年结束了在挪威和法国为期两年的研究，回到哈佛继续完成博士学业。有一天，他临时要在校园里的一个宿舍楼中使用付费电话。当他拿起听筒，看到电话旁边贴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为了分担接电话的重任，本校的传统是，每个接到电话的学生负责再接听两次电话……”他发现，这样的纸条已经贴满了整个校园。
社会关系学系的总部埃莫森大楼（Emerson Hall）位于哈佛校园的东北角，其外形见棱见角，陶红色的装饰凸显了一种低调的优雅。这栋大楼唯一张扬的设计，就是在大门的两旁耸立着两个巨大的砖制圆柱。北门顶部的石板上刻着《诗篇》中的一句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句话无声地提醒来往众人，这栋大楼在其早期曾是哈佛社会福音传播者的总部。
很多杰出的哲学家都曾在埃莫森大楼的教室中授课，比如乔治·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阿尔弗莱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以及美国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威廉·詹姆斯（Willam James）。19世纪末期，詹姆斯在哈佛的哲学系成立了心理学实验室，培养出美国第一位心理学博士。当时，著名的女作家葛楚德·史坦（Gertrude Stein）在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ge）学习时，曾选修了詹姆斯的哲学入门课程，上课地点就在埃莫森大楼。哈佛校园中一直流传着她的一件逸事。期末考试的过程中，她在考卷上写着：“我不想考下去了，还不如出去的好。”写完，她就起身走出了考场。据说威廉·詹姆斯在她的考卷上这样评分：“史坦女士，你真正了解了哲学的意义，给你一个A。”
奥尔波特的办公室也位于埃莫森大楼中，紧挨着系里其他的管理办公室。9月27日，就在米尔格拉姆来到坎布里奇后不久，他就去见奥尔波特，咨询新学期应该选择什么课程。之后两人曾多次见面，共同设计出一个学习计划，确保米尔格拉姆在学年结束的时候可以与一年级的正式生平起平坐。
博士生的课程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进行一些变动，但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第一学年都要学习4门资格课程并通过这4门课程的期末考试，这些考试也叫作资格考试，是博士学位的硬性课程要求。米尔格拉姆在秋季学期学习了社会人类学和临床心理学的资格课程，在第二年春季学期学习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资格课程。高尔顿·奥尔波特在1955年6月9日的一封信中通知米尔格拉姆：“系里投票的结果是，你通过了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的资格考试。”他这4门考试的成绩分别为B+，A，A-和A。米尔格拉姆在第一学年还通过了其他3门课程的考试，成绩都是A。要知道，第一年的学习压力特别大，几乎所有的一年级学生都被压得喘不过气，米尔格拉姆能获得如此优异的成绩，证明了他过人的天分。
鉴于他突出的表现，1955—1956学年，系里批准他转为正式研究生。1956年秋天，正如他所愿，研究生院承认了他在第一学年学习的所有课程，第一年的努力没有浪费，特殊学生的身份没有耽搁他拿博士学位。
米尔格拉姆在第一年学习了一门叫作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es）的课程，教师是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他和高尔顿·奥尔波特、罗杰·布朗一样，都是米尔格拉姆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导师，和他保持了毕生的友谊。布鲁纳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进行的研究推动了心理学界的“认知革命”，这场革命最终结束了机械行为主义在心理学界的统治地位。布鲁纳曾向系主任罗伯特·奈普（Robert Knapp）寄去了一份进展报告，汇报了8位来哈佛学习的行为科学奖学金获得者的情况，布鲁纳在报告中说，米尔格拉姆“研究成果突出”。事实上，在认知过程的班级中，米尔格拉姆的成绩最优秀，是一名“优秀的逻辑学家”。
米尔格拉姆不仅在现实生活中硕果累累，精神上也享受着巨大的满足感。他在第一学年师从高尔顿·奥尔波特、罗杰·布朗、塔尔科特·帕森斯、杰罗姆·布鲁纳。这些都是他喜爱的导师，对于米尔格拉姆而言，这些前辈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新窗户，传递给他一个重要的指导信息：社会现实和物理现实中一样，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架构，可以用各种工具掌握这个架构，比如对照实验、调查研究法、人格和态度自陈法等。
在哈佛的学习不仅让他接触了新观点，还激励他开创自己的新天地。第一学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感兴趣的课题多达十几个。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将社会心理学确定为事业的发展方向。罗伯特·奈普曾经向所有行为科学奖学金的获得者发了一份调查问卷，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制订了与行为科学事业相关的长期规划？米尔格拉姆这样回答：是的，我从今年起真正爱上了这门学科。如果可能的话，我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我希望一直学习，最终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接下来，我可能会在一个规模适中的大学里找一份心理学教师的工作，教书育人，继续我的研究。
然而，有一段时间，米尔格拉姆差点就“养不起”这个“学术新欢”。1955年春天，米尔格拉姆向福特基金会提交申请，请求延长一年奖学金。令他失望的是，系主任罗伯特·奈普通知他，尽管福特基金会欣赏他的优异成绩，但是基金会的政策规定，行为科学奖学金为期一年，不能延期。第一学年结束之前，基于他一年来的优异表现，系里推荐他申请全额奖学金，但是哈佛奖学金委员会中心（Central Scholarship Committee）没有批准他的申请。
没有了经济来源，米尔格拉姆的研究生学习无法继续，如果他离开学校，来年可能就要参军。1953年7月，“越战”已近尾声，政府终止了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退伍军人不再享受教育方面的津贴。因此，军旅生涯对他的学术事业没有任何好处。
1955年初夏，米尔格拉姆下一学年的费用问题依旧没有着落，这让他愁眉不展，忧虑万分。6月6日，尽管奖学金不能延期是“无法改变的政策”，他还是再一次向行为科学奖学金办公室提出申请信，重申了延长一年奖学金的请求。这一次，奈普的回信虽然充满同情，但答案依旧是否定的，事实上，这个结论已经不存在任何回旋余地，因为福特基金会的董事们已经决定停止所有的奖学金。
回想过去的一年里，他顶住了沉重的学习压力，征服了一长串令人头皮发麻的阅读书目清单，熬过了一场又一场漫长的资格考试。这一切他都挺过来了，而且获得了骄人的成绩。现在，那些努力似乎都变成了一场空。他甚至开始自我怀疑：我是谁？我究竟要去向哪里？他忽然感到如此迷茫。那年夏天，他在曼哈顿的海军准将饭店（Commodore Hotel）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尽管收入根本无法支付学费，但钱不是这个工作的重点，这只是他每个夏天的例行活动罢了，至少可以让他在这个茫然失措的时刻找件事情做。他在这个饭店做夜班职员，上班的时候可以忙里偷闲地学习。不工作的时候，他就回到皇后区的家中，阅读各种心理学书籍，在自己身上做睡眠学习法实验。这份工作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他可以借此忙碌起来，而不是坐在房间里听着“绝望”一步步逼近的声音。
事情在那年夏天的中旬开始出现转机，他的愁眉逐渐舒展，心情由阴转晴。7月21日，他收到了奥尔波特的秘书埃莉诺·斯布莱格（Eleanor Sprague）寄到他家中的一封信，这位消息灵通的女士在信中说：米尔格拉姆已经被排在教学/研究助理奖学金申请名单的前列，获得资助的机会很大。她还说：“心理学专业需要学生的帮助，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秋季学期中，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上肯定都有需要你的地方。”
如她所料，米尔格拉姆获得了哈佛第二年学习的研究生助理奖学金。这笔钱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让这个抑郁的夏天终于云开雾散。在哈佛的第二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将师从所罗门·阿希教授（Solomon E. Asch），这位导师对他确定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阿希与从众实验
所罗门·阿希在心理学领域广受赞誉，最擅长将深刻的哲学理念和创新的系统实验结合在一起，为理念得出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结论。来哈佛之前，他曾在斯沃斯摩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授课，1955—1956学年秋季学期，他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受邀来到哈佛的社会关系学系，顶替这个学期去英国剑桥度假的杰罗姆·布鲁纳。布鲁纳和奥尔波特都认为，这是邀请阿希加入哈佛的最佳时机。
奥尔波特指派米尔格拉姆在这一年中担任阿希的助手。秋天，米尔格拉姆成为阿希“社会关系107”课程，即社会行为的心理学基础的助教。阿希很高兴与斯坦利共事，并在一封致系主任塔尔科特·帕森斯的信中表达了他的这种看法。正是这封至关重要的信，确保了米尔格拉姆在毕业之前一直都享有助理奖学金的待遇。
阿希最著名的学术成就是从众实验。他设计了一种简洁有力的实验范式来研究从众现象。阿希之所以对从众感兴趣，是因为当时心理学界“只是片面强调个体的奴性会屈从于集体的力量，而不去探究个体的独立性，不去思考个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阿希强烈反对当时学术界的这种态度。他对人性的看法更加乐观，他认为，人的社会行为并不是对社会压力的被动反应。那通常是一个更加理性的过程，是对所有可供选择的行为方式进行主动理性权衡的最终产物。
当时，业界基本上是用行为主义的机械方法研究社会对个体的影响的。阿希的观点代表了与这种方法的彻底决裂。行为主义者认为，在学习和维持新行为的过程中，强化和奖励扮演着核心角色；我们之所以屈服于社会压力，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附和其他人的意见，通常会得到一个有奖励的结果。信奉刺激-反应的行为主义者认为，由于过去的强化，他人的意见就变成了刺激，会自动激发个体做出从众反应。库尔特·勒温及其学生们将社会心理学从行为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阿希在社会交互上的观点更加理性，是对勒温理念的进一步补充。
阿希从众实验程序的基本设计，就是将个体放在一个群体情境之中，个体在这个情境中发现自己的判断与其他人的判断有着直接的冲突。罗杰·布朗称这个实验范式是被试的“认知噩梦”。
阿希从众实验
当被试在规定的时间来到实验室时，会看到7名被试坐在桌子前。主试指引他和大家坐在一起，然后对这位被试说，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研究知觉判断。主试将给被试看18组卡片，每组4张，一张画着标准线，其他3张则画着不同长短的线，其中一张与标准线长度相同。被试要在3条不同长短的线中，找到与标准线相同的线。小组中的每名成员依次说出他们的结果，被试排在最后一名。这个实验乍一看上去似乎太简单了。但是被试很快就会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事实上，其他7人都是假被试。他们将在18次实验中给出12次错误答案，这12次实验被称为“关键”实验。
在开始的两组线条辨析中，所有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一切进行得似乎都很顺利。在第三组卡片中，3号线应该是正确的答案。但是第一名“被试”宣布答案是“1号线”，第二名被试亦然。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陆续给出“1号线”答案，那名真正的被试可能会想：不对啊？轮到他宣布答案时，他已经陷入了困惑和挣扎之中，但他必须马上做出决定：相信自己的判断还是附和大多数人的判断？结论令阿希很惊讶，在18组线条判断中，被试在约1/3的判断中附和了“伪群体”的答案。
阿希以这个实验为基础，做了一系列的变体实验，借此判断影响从众比例的因素。比如：改变伪群体规模的大小；改变知觉任务的难度，即3条备选线的长度差别；创造一个非一致性群体，即伪群体中有一名成员将给出正确答案等。
向权威发起挑战
不必再为经济问题发愁，米尔格拉姆又恢复了自信，在哈佛的第二年越发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他那无拘无束的个性也展露无遗：冲动，经常冒出很多富有想象力的怪点子，时不时展现出古怪的幽默感，有时候还有点儿骄傲自满。他与年轻教师聊天的时候通常都直呼其名，比如1955年秋季学期主持社会和临床心理学研究班的理查德·索罗门（Richard Solomon）、乔治·曼德勒（George Mandler）等，这绝对违反了哈佛的正统规范。他喜欢和朋友约翰·沙弗（John Shaffer）一起即兴编些俏皮话或者写打油诗。喜欢在马路上与陌生人攀谈，有时候又会在宿舍中坐一两个小时，闭着眼睛，在脑海里构思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电影。
此外，他还有了一个“不良嗜好”，偶尔和几位关系密切的同学一起服用佩奥特（Peyote，一种有致幻作用的仙人掌）。著名临床心理学家罗伯特·帕默（Robert Palmer）就曾是这些同道中的一位。帕默还记得服用这种仙人掌后的感受，当时他开车穿过坎布里奇的大街，周围的光线变得色彩缤纷，闪亮鲜艳。走进房间后，他还能在铺着油毡的地上看到飘忽的红色和绿色光团。
1956年的春季学期开始，米尔格拉姆依旧担任阿希的研究助手。他在这个学期选修了4门课程。2月21日，就在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他收到斯布莱格女士的通知：按照规定，接受助理奖学金的学生最多只能选修3门课，他违反了这个规定，必须减少课程的数量。米尔格拉姆在回复中抗议她如此解读系里的规定，并且表示如果她是正确的，他计划向院长提交请愿书。他还用带着点讥讽的语气写道：“鉴于您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我已经准备好招募一名秘书，用漂亮花哨的字体手写一份请愿书；而且要用拉丁文，这肯定会有效果。”但是，埃莉诺·斯布莱格就像一本“活法典”，对系里各种书面或非书面的规定都烂熟于胸，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事实当然证明她是对的，米尔格拉姆向院长提出的请愿也被驳回。他不得不把科目降到规定的3门。
后来，他曾经致信高等学位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弗雷德里克·莫斯提勒（Frederick Mosteller），要求报名参加两门暑期课程，这也超过了系里的规定。这封信的口气稍显放肆。信的结尾这样写道：“在我看来，您的部门应该不会拒绝我的计划。贵部门如果不发出通知，我将视其为同意。”这封信的口气颇为傲慢自大，可能也是因为如此，他一定是“收到了通知”，因为他的学生成绩单显示，那年暑期他只参加了一门课程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