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到底什么才是连接，支持与友谊？我认为这些全都是爱。是的，你与你同事之间的友谊是爱。星巴克的那位记得你要“超大杯，三倍奶，不要奶泡的拿铁”的咖啡师也是你上班路上一位友善的朋友，对吗？这也是爱。
我们是树人格鲁特。
——树人格鲁特
“乔是最棒的，来吧，我希望听见你们说‘乔是最棒的’”。托尼在呼唤他的朋友们。最终，每个人都说出了“乔是最棒的”。
这个故事里的乔是乔·瓦莱里奥，托尼是他的哥哥，曾经带着乔一起到费城郊外的公园打篮球。乔比场上其他运动员都要小10来岁。毫无疑问，乔的球技也比其他运动员差很多。但是，托尼还是要求其他运动员带他弟弟一起玩。
正是托尼的爱与信任，乔最终成为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前锋。但事情也并非一直那么顺利。瓦莱里奥的家庭生活很艰难，疾病与经济困难好像无处不在。4个大男孩共用一间只有2张双人床的卧室。他们的母亲经常生病住院，父亲则一心扑在工作上。
在谈到早年经历时，乔说：“我总能感受到爱，尽管我们家经济困难、生活不稳定。我有很多朋友，周围的人们都很关心我，我也同样关心着他们。在困难面前，我会从自己擅长的地方开始着手解决问题。最终，我得到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很早的时候，乔就知道任何事情的成功都离不开亲密关系和社会支持。
对有些人来说，关系看似来得容易。我认为像乔这样的人至今仍然会付出很多努力去发展与维持关系，这是事实，不是一时兴起。乔和像他一样具有心理韧性的人都知道连接是人类经历的重要部分，是生命具有回弹力的重要条件。
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都致力于研究我们如何生活以及作为个体怎样在这个世界中有所经历。我们也接受过有关适应性的测试。我们讨论过乐观的作用，因为这与我们的心理韧性息息相关。我们也曾触及我们的正念、好奇与情绪。所有的这些都来自于对我们主观和个人经历的关注。我支持这些领域的研究，因为他们对我们起着关键的作用，比如说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灾难后卷土重来的能力和实现有意义的目标的能力。另外，当谈到亲近、支持与亲密关系时，这项研究非常清晰。40多年的研究都一致地表明连接为我们带来诸多益处。
10年前，我就碰到过这种事。我的一个委托人邀请我去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进行团队建设的培训。我们讨论了很多细节，包括日期、参与人数、具体的位置以及房间的装备。当我在准备旅行安排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独自在奥兰多，而那里与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只有一步之遥。
当我驾车驶往那个魔幻国度时，我觉得自己又变成了孩子。我停好车，跳上电车，买票。自始至终，我都在为能够从工作中抽出时间休息，去做自己小时候就喜欢的事情而感到兴奋，你们也许已经猜到了，我的期待在几分钟内就完全地被降低了。我继续走了一段，并期待能与人分享我的经历。可是身边没有朋友或者亲近的人来和我共同追忆，这种感觉让我生不如死。我想去哪里都可以，我可以在任何一家饭店吃顿美食。但没有机会与别人分享，所有的这些都不能够产生共鸣。
结果是，调查证实了我的经历。研究表明通过与人分享美好的经历会强化积极情绪。你喜欢在雷鸣山骑行吗？去告诉你的好朋友吧。当你在工作中获得了奖项，你是何种感受？打电话告诉你的父母亲吧。当我们与别人分享美好经历的时候，我们创建了积极情绪的网络，这个网络给两个甚至一群人带去积极的信号。这样的讨论是很简单的，就像你和爱人在看电视时说“这个不错”一样。当然，在和别人分享一些好玩的经历时，你可能会有一些激动，比方说在初吻时被绊倒或者在少年棒球联赛时打出了你的第一记全垒打。
不管怎么样，这样做都是有益的。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雪莉·盖博（Shelly Gable）的一项研究中，调查人员研究人们对好消息的反应，为了尽可能客观地测量结果，他们创立了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检测反应是具有毁灭性还是建设性。通过指出好消息不如别人说的那般好，这种毁灭性的反馈来减少好消息的作用；建设性的反馈是重温当时的情况，享受别人的赞赏，还有可能做出一些庆祝的反应。另一个维度关注人们在作出反应时所表现出来的努力程度，一个消极的反应可能只是寥寥数语，当时的感受并没有完全表达出来；从另一方面来说，做出积极反应的人是完全投入在当时的情况，完全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调查
当涉及连接与关系时，调查就更加深入了。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观点就是合作让我们更快速地解决问题。虽然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的文化会让人们觉得寻求帮助是脆弱的表现。但是，没有人能做到无所不知，胜任所有角色。想努力做到这样，生活必然会失意，非常擅长战略性思维可能不会关注细节，热爱策划联谊会的人可能不太擅长了解非常内向的人需要什么。如果你身边有值得信赖的伙伴，你所遇到的阻碍、突发事件以及灾难都会显得没那么可怕了。
当乔·瓦莱里奥开始思考退役后做什么时，他的妻子“强迫”他去当地的电视台实习。她说哪怕一小时挣3.15美元也很值得，这样他的简历上就不再仅仅只有橄榄球这一件事。乔并没有打算从事新闻行业，但他在退役后的确对生活又有了新的理解。如果不是他的妻子督促他完善自己的简历，他就不会有这番感触。如今，乔已经是一名成功的保险行业行政主管，这多亏了他的妻子。
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不太显著的益处就是它们可以带来更多的意义与目标。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当你与他人连接紧密时，不管是面对辛苦的工作还是其它困难，我们都自信能应付。真正可靠的朋友与家人知道怎样移情，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认真倾听，也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鼓励你。知道自己在这个宇宙并不孤单具有强大的力量。
刘畅谈到过早期在中国的生活有多么艰难。每一个困难的背后都会有老师、兄弟姐妹和家人的鼓励和支持。刘畅说不管她的生活有多么充满挑战，她总是可以感受到“爱与支持”。远离父母，在寄宿学校读书为刘畅带来的是孤独，但是爱却一直陪伴在她的左右。她的英语老师待她如同自己的孙女，当刘畅与他在一起时，她的自信心得到了提升，好奇心的小火苗也被点燃，一直燃烧至今。刘畅周末会与父母见面，她的母亲总是特意为她做一些不需要冷藏的食物。是的，去往学校的火车承载着悲伤，但是刘畅明白，虽然一个人孤独地在火车上，但她与所爱之人的连接并没有间断。
根据理查德·戴维森的观点，社会参与还有诸多益处。与他人有连接的人感冒的概率都会降低；投入在各种关系中可以降低冠心病的发病率；相互连接的人们感染的概率也会降低，而且平均寿命更长。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与人保持连接都对我们有益。
所以，到底什么才是连接，支持与友谊？我认为这些全都是爱。是的，你与你同事之间的友谊是爱。星巴克的那位记得你要“超大杯，三倍奶，不要奶泡的拿铁”的咖啡师也是你上班路上一位友善的朋友，对吗？这也是爱。
长期致力于研究积极情绪的重要性之后，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开始研究最高级别的情绪：爱。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她一开始对爱的定义非常简单：在20多岁的年纪遇到一个人，陷入爱河，接下来的70年左右维系这份爱。她（以及我们）只对了一部分。那是爱，但是通过使用科学方法与高科技手段，弗雷德里克森与她的研究团队发现：爱其实是由“微小的时刻”组成的，在这些微小的时刻中，两个人共同感受连接的发展。
这的确是一种思考爱与连接的有效方式。也许，设想一下与超市的收银员谈恋爱一开始会有些困难，但当你认识到他的确希望你在工作时感受到爱，这会给你带来温暖的感受。
科技与连接
如果与人连接如此重要，为什么很多人并不重视此事呢？为什么离婚率还是如此之高？现如今，脸书上有十亿多用户，很多用户的“朋友”数量都是成百上千。然而，许多报道都在争相说明人们越来越孤独。在工作场所，智能手机的使用以及过分关注结果等社会习惯的形成，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孤独。
每一天，我都会惊叹智能手机的强大功能，指尖划过的信息量大得惊人。除此之外，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与数以万计的人在社交媒体上沟通，诸如电子邮件、短信、视频甚至打一个老式的语音电话。当今世界的工程师们每天都在开发新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技术，为人类之间的互动带来便利，但我们正逐渐失去与人连接的能力。发送生日祝福短信与登门拜访送祝福不是一回事；在脸书的网页上点“赞”没有给朋友手写一封贺信来得真诚、让人兴奋。
雪莉·特克尔决定让她的研究小组调查，是否所有的电子通讯都能有助于我们展开有意义的谈话。当我们看到孩子们和朋友坐在沙发上全程无交流，专注玩手机时，疑问已经被证实：真正的谈话在减少，真正的连接也是如此。
特克尔讨论了我们对移动设备的“三个愿望”：首先，要一直能听到；第二，能把注意力放到其他地方去；第三：永不孤独。猜猜发生了什么？我们在网上恣意咆哮，但是意义却丧失了。人们看不到我们的肢体语言，听不到我们话语中的停顿或者语气的转变，他们会在我们说的内容上加上自己的想法。结果是没人了解我们。当我们持续地转移注意力（脸书、电子邮件和短信），坐在我们面前的人不再重要。他/她几乎不复存在，哪怕只是一下子，但也能感受得到。关于孤独，特克尔认为学习感受孤独其实意味着不会真正地孤独。被人群环绕的需要，意味着很难停下来倾听你自己。
思考一下特克尔对社交媒介大量使用的其他几项调查结果。
·它会导致焦虑情绪的扩大以及失落的症状。
·它与移情能力降低相关。
·读懂别人的情绪会变得更加困难。
·它会导致自我意识水平降低，甚至识别不出自己本身的情绪。
同样也思考一下：当两个人在交流时，桌上放着智能手机会影响谈话的进行。我们不再那么脆弱，也不再面对面地与人分享，我们生怕错过了什么信息。我们在沟通时不再看着对方的眼睛，因为我们都时刻紧张着自己的手机，生怕万一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社交媒介让许多事情变得太过简单。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在一次联谊会上，一个朋友问到某部电影中某演员的八卦？大伙儿都几乎同时做了什么动作？他们拿出手机访问谷歌（Google）或者苹果手机语音助手（Siri），试图找出答案。我们想说出正确答案或者想要做第一个回答的人的欲望超越了与人沟通的欲望。“错误”的答案其实会带来更多观点的碰撞。谈话是别人了解我们的思想和知识储备的渠道，这份脆弱为人类创造了更多的连接而不仅仅是“正确”的答案。
大家都知道我一直以来都是水牛比尔队的球迷。自从我看到那些红白蓝三色相间、头盔上还印着水牛图案的制服起，我就为之深深地着迷（虽然他们经常让我失望）。每年圣诞，我母亲都会给我准备一件比尔T恤、一顶帽子甚至是一个头盔。但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是没有网络的，球队商品也并不像如今这样盛行。最重要的是，水牛比尔队并不是非常优秀，他们总是打得很艰难。
所以我的母亲让她的一个好友在新泽西州开车兜了一圈，只为了寻找有水牛比尔队标志的东西。他们使用纸质地图，找遍了方圆50英里内所有的运动用品商店。在车上，他们讨论各自的孩子、伴侣以及他们能想到的任何事情。大多数商店都没有他们要找的东西。他们带着失望回到车里，又继续寻找。同时，他们聊天的话题越来越多，彼此间的友谊也深厚起来。“孩子，那的确可以找回很多记忆。”我母亲面带微笑地说起来，虽然事情本身并不容易，但是这个过程出乎意料地让人满意。
谈到水牛比尔队，我有幸因为此书采访了史提夫·塔斯克（Steve Tasker）。他是休斯顿油人队1985年第九轮选秀出来的球员。他在休斯顿待了两年，之后于1986年加入了我最爱的水牛比尔队，当时他只有1米74,167斤重（这种身材在美国国家足球联盟中是很小的，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或者90年代也是如此），但是作为一名特别的球员，他却拿到了7次职业碗。
我致电史提夫，和他谈论起水牛比尔队，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了四次超级碗决赛，但四次都失败了。他们可能是美国国家足球联盟历史上最具心理韧性的球队了，我这么说可能不够公正客观，但绝对不是乱说的。四年来，他们在全国最大的体育赛事上遭受失败，但又再接再厉。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这些合同身价高的球员们原本是可以放弃的。
当我问到水牛比尔队的心理韧性时，他并没有谈到他们的进攻和防守，也没有提到任何战略战术。他谈到了整个队伍的凝聚力：“我们的队伍很友爱，包括所有的教练员们。相对于那些只关注球员的队伍，我们看得更广。我是指我们的教练员、安保人员和秘书们，每个人都是队伍的一员。吉姆·凯利（Jim Kelly）在每次主场比赛结束后都会邀请我们去他家。如果你因为要见家人或朋友没法参加，他会让你把你的朋友家人都一起带着。这就变成了更大型的家庭联谊会。我们并不像别的运动员们一样只了解队友的妻子或者孩子，我们还认识他们的朋友和家人，我们一直在为比我们队伍更大的集体比赛。”
我童年时期最爱的一段回忆就是和父亲一起玩接球游戏。我常常向别人开玩笑说父亲都可以写进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因为每当我让他扔球的时候，他都会毫不犹豫直接从椅子上站起来，事实上他其实什么都没有说。如果他在电脑上工作或者正在读书，他都会很快地合上电脑或者放下书，站起身来陪我一起走出家门，去玩扔球游戏，玩到我厌烦为止。
我投得不错的时候，偶尔能够得到父亲的表扬：“太太太太棒了。”他还会指导我如何提高扔球技术，但我们并没有过多地交流，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么做。我的父亲一直在我身边，没有电子邮件，没有短信。我一直和我的父亲在一起，也从来没有一秒会怀疑我的母亲或者父亲不会全心全意地对我。
当今的世界被各种业务、家教、会议、电子邮件和其他很多的东西侵占。对于科技的另一种错觉是我们以何种代价完成这些呢？我培训过的很多行政主管都认为他们没有时间参加一对一的培训总结会。家长们给孩子们安排各种各样的活动，担心他们六年级的孩子在大学申请时不能提供足够的课外活动成就。
鉴于此，我认识的一些最成功、适应性最强的人们做了一个“停下来”的列表。他们知道时间有限，与所爱的人之间的连接比升职或者跑马拉松更加重要。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目标；他们当然有，但他们知道当爱的人需要支持时应当如何协调。作为创建“停下来”列表的一部分，适应性强的人更有可能向传统活动和项目说“不”，因为这些事情并不是他们最优先考虑的。
工作中的连接
就算是伟大的史蒂夫·乔布斯也看到了工作中好人的价值。现如今，基本上没有事情是可以孤立完成的。不论是长期团队，还是暂时的团队，集合团队的力量就能产生更好的效率。个人的努力当然是令人欣赏的，但是不能在团队中有所贡献的人，他的职业就会亮起红灯。
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们的研究表明，想让一个机构盈利，需要很多有才能的人们一起合作。这些心理学家们推论得出“高质量的连接”可以成就更有效率的团队氛围。当员工们感到投入、积极并安全时，他们就更有创造性。
说比做容易。结果是，研究人员们在一致的基础上得出三种行为方式会带来高质量的连接。第一种行为是“尊敬的投入”。这包括和别人在一起时，你心无旁骛，别人会感受到自己被尊重，可以带来更好的聆听与更多的好奇心，尊敬的投入同时也是做最真实的自己。成年人可以识别出一英里以外的骗局，如果不够真实，信任就会减少。伟大团队的成员都能够意识到团队里每个人的贡献与境遇。
第二种行为方式是“可行的任务”。当前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可能会造成过度的竞争性行为。企业文化可以激励员工为了个体最大的利益相互竞争，或者为了集体的最大利益相互合作，伟大团队的雇员会相互协作。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表扬或者荣誉，而是为了整个团队可以实现大的目标。这些团队的管理者们是非常灵活的，他们知道如何安排工作，如果员工工作量太大，他们会进行协调。
第三种行为方式是我的最爱：伟大的团队会玩。他们有时候会浪费时间，玩并不是建立在消费他人的基础上。他们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开始玩一些可以缓解压力的游戏。在游戏中，团队的成员们在不同情境下可以重新审视彼此。游戏会促进整个团队形成更紧密的连接，还会促使团队成员加强自身的学习。玩让我们变得脆弱，而脆弱会加强我们相互的信任。
虽然那些研究者将信任排在第三位，而我却认为它是最重要的。我的培训谈话时常围绕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上，这种冲突会把信任水平降至更危险的程度。客户会抱怨自己的同事不值得被信任，我所能提供的就是互惠主义机制。在大多数人得到某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倾向于以另一种形式回馈。20世纪70年代繁荣的统一教（The Unification Church）利用一朵花的方式筹得了成百上千万美元。他们只是简单地在机场或者其他的公共场合给疲倦的旅行者们献上一朵雏菊。许多人因为不花钱就得到一朵花而感到内疚，所以他们会在钱包中找零钱回馈给对方。
我们不愿意无故受人恩惠。不幸的是，统一教以及其他的销售机构把这个称为“可操控我们的免费样品”。我认为，表现得脆弱一些会让别人觉得你容易沟通。我合作过的大多适应性很强又很有效率的领导者很乐意分享他们个人的童年生活或者离婚的经历和感悟。这种脆弱都是在与人分享中发现的，就像我所说的，我们的连接与支持变得更加紧密了。
雷勒·格雷西喜欢把柔术称作“地球上最有效的武术”。作为他学校的一名学员，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因为我确实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提高了自己的能力，我的同学们也是如此。雷勒将部分原因归结于格雷西学院促进所有人的安全感与学习这个事实。对于格雷西学院的学员来说，竞争并不是最重要的。
和生活一样，柔术训练也会将你置于一些脆弱的境地。可能一个小小的动作失误都会导致肌腱撕裂、肌肉拉伤或者全身酸痛。当你和朋友或者同学“滚”在一起的时候，你会非常信赖对方。达成目标或变得更好的唯一方式就是和别人更紧密地合作。雷勒在我们谈话的最后说道：“双赢是实现目标的唯一选择。”
一些年前，我注意到我的领英（Linked In）个人页面中出现了一个图标，显示我当时与500多人有连接。看起来我已经是某个领域的精英，这鼓舞了我把更多人拉到我的人脉网中。我当时感到很自豪，但是，我渐渐明白，领英和脸书上只有极小一部分人真正可以称之为亲近的、支持性的和亲密的“朋友”。
研究结果也表明，我们只能维持和少数人的这种关系。在领英上拥有许多连接或者在脸书上有上千的“朋友”并不算是坏事。但当别人为我们孩子的照片点赞并评论说他们穿着的万圣节服装非常可爱时，我们就会有一种被爱的错觉。我们现在知道，真正的连接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专注沟通。我们愿意袒露心扉寻求帮助或者需要别人倾听时，连接就产生了。当我们不是很忙，在任务清单上划去互动这个词的时候，这种连接就更有可能产生。当我们把它放在首要位置的时候，连接也会产生。
当我问朋友，家人和客户谁才能成为自己的好朋友时，很多人回答两者可以兼顾。这是很理想化的想法，因为我们每个人基本上大多数时候都在评判，这差不多形成让我们的种族生存下来的自动化程序了。好朋友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留意见，他们带着好奇心这么做。有好奇心表明你的状态是积极并感兴趣的，它会改变你的行为，你可能向对方提出帮助，告诉他们，你有其他的办法解决他们的难题。好奇心同样可以助你成为更好的倾听者，你发掘出只有通过倾听才能得到的新讯息，而不是思考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
不同价值观的重要性
我近期读了一封朋友的邮件，她在邮件里感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不合。她说她一直期待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人可以成为朋友，可以在某些事情上有不同意见。我另一位朋友最近也发了一些内容想败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她保守党朋友中的名声。她说特朗普曾经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是好朋友。我并不喜欢特朗普，也不喜欢克林顿，但我们是否只是因为关注了某些和我们在世界不同领域里的人，才变得这么草率？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创作了一篇“群体极化规律”。简而言之就是当人们对某一话题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再和有着相似观点的人们接触后，他们会倾向于采取更极端的立场。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要求就气候变化发表意见，她说她很怀疑这些理论背后所谓的科学。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她需要从1~10中选择一个数字来表明怀疑的程度（1代表她完全同意大部分科学社团的想法，10代表她认为这是一个为了推动某些团体的巧妙骗局）她选择了7.之后，她被安排到一个房间，房间里的人都是像他一样怀疑程度是7的人。接着，一个管理人员安排大家讨论30分钟并重新给出他们组在这件事情上怀疑的数值。小组的成员们在听到彼此的想法后，最后报告说他们的怀疑数值为9.
许多研究团队都研究过这个问题。未来我们这个社会以及自身心理韧性的发展是危险的。我们买房时会选择和我们有相似观点的人为邻；我们与持相同看法的人共进晚餐；脸书上的朋友大多数都和我们在光谱的同一端，因为我们对待重要事情的看法一致；我们会关注那些支持我们观点的网络讯息。
危险程度加倍了。第一，人们接触不到与他们意见相左的观点。若有人提出相悖的观点，他们就会大叫大嚷，提出一堆论据还会挥舞着国旗大声声讨。我们认为这个世界非黑即白，非对即错，但他们中间其实是有一些灰色地带和细微差别的。这当中也同样会出现我们面对的困难。当工作中有人对我们粗鲁，我们会寻求一种安慰，期待听到别人评价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实在欠佳。
然而，适应性强的人对气候变化或者枪支携带的新观点欣然接受。适应性强的人不会因为在会议上遭遇尴尬之后就要寻求安慰，他会问别人的反馈，想知道他做什么能对当前的境况产生好的作用。
两极分化的另一个危险就是他所产生的愤怒情绪。正如桑斯坦和其他研究人员证实的那样，当我们与意见相近的人在一起时，我们的观点会变得更加极端。我在本书前面提过的愤怒并不总是坏事。在极端情绪或者小组中产生的愤怒（就像2106年特朗普的政治集会）限制了我们对复杂事物理性思考的能力。具有适应性意味着有时候需要带有一丝愤怒，当我们的判断被蒙蔽时，我们不会恢复原状，而是会回击。
支持性的关系可以成为适应性个体的脊骨。正如我们所见，有选择性地寻找我们的支持者也会有很大影响。尽管到最后，爱仍然会是我们心理韧性形成的强大燃料。
亚胜欧洲首席执行官暨人力支援主管丹尼尔·波特在12岁时被诊断为肌张力障碍，这种病会影响一个人控制肌肉的能力，一般腿、胳膊或者脖子这三处会产生此类病患，大多数人只有一处，而丹身上三处都有这个病症。体育运动对他来说一直都是很大的挑战，他的语言模式是含糊不清，飘忽不定的。丹小时候总被嘲笑，长大后也一直找不到工作。
然而，他的家人和朋友给予了他强大的爱与鼓励，使得他成为了我的英雄之一。他没有对人失去信任。恰恰相反，丹并不理会拒绝他的人，因为真正支持他的人为他注满了深深的信念，他相信自己是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的。
仅供参考的建议
· 当朋友向你寻求帮助时，请小心提供建议。试着不要使用以下的句子：“你应该”“你需要”和“你必须”。相反地，问一些让他们可以自己找出答案的问题。你的朋友、家人以及同事会很感激你没有指指点点而是聆听他们的想法。
· 当别人告诉你好消息的时候注意一下，练习完全投入的状态。把手机拿走，合上电脑，停下手中的事，用微笑和真诚的祝贺甚至是一个拥抱来享受别人的喜悦。如果不够专注地分享别人的喜悦，那么下一次，他们就不会再把好消息告诉你。
· 为你的人生创建一块意见板。寻找好的聆听者以及尊重你的价值观并不尝试改变你的人。选择和你对这个世界看法不同的人。向他们寻求意见，多和他们相处。
· 制作一张重要朋友的清单。大概10个人或者更少，问问他们对你的需求是什么，并给予。
· 找一个和你意见不一致的人。下一次你们就某事讨论的时候，试着改变你的目的，不为赢，不为正确与否，也不强迫别人做事（是的，哪怕是你的孩子们，特别是你的孩子们！）。相反地，试着只是简单地对他们的立场表示好奇，试着多学习少说话。
· 最近看过一部好电影吗？或者看过一本好书还是有趣的表演？和别人分享这些经历。调查表明我们通过与人分享，可以保持积极情绪，甚至强化我们的情绪。
· 找到一个组并加入。和别人一起赢得胜利更加有趣，和别人一起分享失败也更具意义。不要忘记享受过程。
· 找一个你并不是特别信赖的人，向他寻求帮助。这是展示脆弱的简单方式，也是修缮关系的第一步。
· 找一个曾经帮助过你，但是你还没来得及感谢的人。给他写一封感谢信，提到他们给予的帮助，对你给他们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以及这份帮助对你所产生的重大的、积极的影响。当面把这封信给他们并读出来，即使你见不到他们，也要写这封信。
· 当与别人在一起时，要高度注意自己手机的使用。试着把手机放到别处，要享受和别人相处的时光。
· 下一次如果想给朋友发短信，改成打电话吧。下一次想给朋友打电话问候的时候，试着改成拜访他吧。
· 去帮助别人。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比方说请一天假，放弃一场演出或者少锻炼几个小时。
· 在你的社交网络里找一个可能会面临困难的人，手写一些鼓励的话送给他。
· 选择一个可以和别人一起去玩的爱好。当然我的建议是去格雷西柔术培训中心。学习如何防卫自己，在健身的时候结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