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前十年是绝不看,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那两回全在后十年,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
第一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北京戏最好,你不去见见世面么?我想,看戏是有味的,而况在北京呢。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戏文已经开场了,在外面也早听到冬冬地响。我们挨进门,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再定神四面看,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挤过去要坐时,又有人对我发议论,我因为耳朵已经喤喤的响着了,用了心,才听到他是说:“有人,不行!”
我们退到后面,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指出一个地位来。这所谓地位者,原来是一条长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得毛骨悚然地走出了。
走了许多路,忽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究竟怎的?”我回过脸去,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他很诧异的说,“怎么总是走,不答应?”我说,“朋友,对不起,我耳朵只在冬冬喤喤的响,并没有听到你的话。”
后来我每一想到,便很以为奇怪,似乎这戏太不好,——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
第二回忘记了哪一年,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而谭叫天还没有死。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买了一张票,本是对于劝募人聊以塞责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机对我说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于是忘了前几年的冬冬喤喤之灾,竟到第一舞台去了,但大约一半也因为重价购来的宝票,总得使用了才舒服。我打听得叫天出台是迟的,而第一舞台却是新式构造,用不着争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点钟才出去,谁料照例,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一个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纸捻子,旁边有一个鬼卒,我费尽思量,才疑心她或者是目连的母亲,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谁,就去问挤在我的左边的一位胖绅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说道,“龚云甫!”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脸上一热,同时脑里也制出了绝不再问的定章,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
我向来没有这样忍耐的等候过什么事物,而况这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这台上的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加之以十二点,忽而使我省悟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我同时便机械的拧转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挤,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我后无回路,自然挤而又挤,终于出了大门。街上除了专等看客的车辆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了,大门口却还有十几个人昂着头看戏目,别有一堆人站着并不看什么,我想:他们大概是看散戏之后出来的女人们的,而叫天却还没有来……
这是鲁迅先生的小说《社戏》开头的部分,《看戏》这个题目是我加上去的。选读这一段文章,为的是拿它作为例子,说明写文章的一种方法。
我们平常写文章,把自己看见的听见的告诉人家,往往先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分析一番,整理一番。譬如,一个人的形状,就说他的身材怎样,面貌怎样,说一个音乐队的演奏,就说笛子的声音怎样,三弦的声音怎样。这些都是经过了分析和整理以后的结果。在当时,看见的只是完整的一个人,并不分什么身材和面貌,听见的只是和谐的一派乐调,并不分什么笛子和三弦的声音。只因为想叫没有看见、没有听见的人知道,不得不分开项目来回想回想。那人的身材,那人的面貌,笛子的声音,三弦的声音,都是回想时候所定的项目。项目自然不能全备,然而提出来的一定是比较重要的。读文章的人读到了关于比较重要的若干项目的报告,虽然不能像亲见亲闻一样,可是对于那个人、那一场演奏,总算知道一个大概了。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不用事后的分析整理的功夫,只依据看着听着的当时的感觉写下来。即使写的时候离开看着听着的当时很远,也从记忆中去把当时的感觉找回来,然后依据着写。什么叫作当时的感觉呢?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的周围总是有许多事物环绕着。这许多事物并不逐件逐件闯进我们的意念,对于我们,大部分是虽有如无。唯有引得起我们的注意的几件,我们才感觉到它们的存在。而且同样一件事物,只因环境不同,心情不同,在感觉它的时候也就见得不同。不问那事物在别的时候怎样,只说这一回感觉它的时候怎样,这就是所谓当时的感觉。
上面说的意思好像不大容易明白。让我们从本篇中取一个实例来说,就非常清楚了。本篇第二节,写的是作者第一回看中国戏跑进戏园时候的情形。跑进戏园,接触的事物当然很多,倘若要一件也不漏地报告出来,不知要记多么长的一篇账呢。作者并不采用记账的办法,只把最引起他注意的写下来,这就是“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红的绿的”是什么呢?自然是戏台上的演员。演员分生、旦、净、丑等角色,某角色扮演剧中的某人物,要详细说起来,不是一句话可以了事的。“许多头”是什么呢?自然是一班观众。观众有男、女、老、少的分别,他们的神态、服装等等又各个不同,要说得详细,也得用好些句话。为什么作者只用“红的绿的”和“许多头”把演员和观众一笔带过呢?原来在作者跑进戏园的当时,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几个红的绿的,而且仅仅是几个红的绿的,也不辨他们是什么角色,扮演的是什么剧中的什么人物,只觉得他们在眼前这么一闪烁罢了。他依据当时的感觉写下来,就是“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接着引起他的注意的是许多头,而且仅仅是许多头,也不辨他们是何等样人,作何等的神态,穿何等的服装,只觉得他们挤满台下罢了。他依据当时的感觉写下来,就是“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
我们差不多都有过跑进戏园的经验。凭着我们的经验,读到“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我们的意想中就展开一幅热闹的活动的图画,我们的鼻子里仿佛嗅到戏园中那种闷热的空气,换一句话说,就是如临其境。所以,写文章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人家,倘若能够捉住当时的感觉,顺次写下来,就使人家如临其境。倘若用前一种方法,先作一番分析整理的功夫,然后逐项写下来,那只能使人家知道一个大概,说不到如临其境。
教科书里的文章,注重在叫人家记忆和理解,大多用前一种方法。至于文艺,注重在叫人家感动,叫人家欣赏,适宜用后一种方法。文艺部门中的小说多数出于虚构,小说里一切当然不尽属作者亲自的经历(本篇却是作者亲自的经历),有修养的作者能够像写出自己当时的感觉那样写出来,使读者随时有如临其境的乐趣。本篇用这个方法写的不止前面提出的两句。读者不妨逐一检查出来,并体会它们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