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使人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即他缺乏野心，没有虚荣心。我觉得这个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我记得多年前的一天，我和斯蒂芬一起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朗诵诗歌。实际上我们是在为《查禁目录》[28]募集捐款，在我看来这份杂志其实就是他的创意，他十分关注这份杂志的命运，自然也关注书刊审查制这一问题自身。
我们要在台上待大约一个半小时；这时我们正坐在休息室里翻着我们的诗稿。若两位诗人一起朗诵，通常都是一位诗人读上四十五分钟，再由另一位诗人也读上四十五分钟。为的就是给听众留下一个令人信服的个人形象，其中心思想就是：“我是主角。”斯蒂芬朝我转过身来，说道：“约瑟夫，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干呢？每人先各读十五分钟，然后是提问和回答，接着每人再各读十五分钟。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无聊了。你看怎么样？”我说，太棒了。就应该这样，这会使我们的朗诵带有某种娱乐色彩。诗歌朗诵首先就该这样，而不应是一趟自我旅行。这是一场演出，一出戏剧，更何况还是一次募捐。
这是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这里的听众，即便是满怀善意的听众，对他们自己的美国诗歌也知之甚少，更不用说英国诗歌了。他提议的朗诵方式既无助于扩大他的名声，也无助于推销他的书。也就是说，他这样做不是为自己着想，他也没有朗诵任何热门的诗作。我无法想象有哪位他的美国同行(尤其是他那个年纪的美国同行)会有意亏待自己，无论这样做是为了某件事情还是为了听众着想。当时的大厅里大约有八百人，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我看美国诗人的神经都快要崩溃了，”他常常这样说(他指的是我们这一行著名的自杀者们)，“因为这里的赌注很大。在英国，诗人的收入向来没有这么高，想成为举国知名的大人物更是门都没有，虽然我们那个国家要小得多。”然后他会嘻嘻一笑，再补充一句：“其实恰恰因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