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样一个精神家庭里生活得很愉快。墙壁一样厚的英俄字典事实上是一扇门，或者应该说是一扇窗，因为那字典时常是雾蒙蒙的，需要集中精力才能看透它。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我面对的是诗歌，而诗中的每一行都是一种选择。你能依据一个人所选择的形容词来对此人作出总体判断。我认为麦克尼斯是个混乱的、随意的、充满音乐感的人，我想象中的他面色忧郁，沉默寡言。我认为奥登光彩夺目，果断刚毅，充满机智和悲剧感，我想象中的他个性乖张，态度冷硬。我认为斯彭德的想象力与前面两位相比更具抒情性，更为大胆，尽管他显然是个现代派，可是我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的模样。
阅读就像爱情，也是一条单行道，我所做的一切他们几个全都一无所知。因此当我在那个夏天来到西方时，我的确依然是个陌生人。(比如，我就不知道麦克尼斯已在九年前去世。)或许只有温斯坦与我稍熟一些，因为他为我那本《诗选》写了一篇序言[22]，他应该清楚我的《悼T.S.艾略特》一诗是对他那首《悼W.B.叶芝》的模仿[23]。但对于斯蒂芬和娜塔莎而言我却肯定是个陌生人，即便阿赫马托娃的确曾对他们谈起我。在之后的二十三年间我从未与他谈起他的诗，同样也没有谈过我的诗。我们也从未谈过他的《世界之中的世界》、《三十年代及之后》、《爱恨关系》和《日记》[24]。在一开始，我想罪魁祸首是我的胆怯，我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词汇和羸弱的语法更加重了这种胆怯。后来，这个遗憾则应归咎于我们两人跨大西洋飞行后的疲倦、公众场合、环绕的人群或那些吸引力胜过我们自己作品的人与事。诸如政治丑闻或新闻事件，还有温斯坦。但是从一开始我们似乎就感觉到我们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就像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