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住在他们家，受到斯彭德夫妇和温斯坦无微不至的关照，从早餐到晚餐再到睡前的小酌。有一次，温斯坦想教我使用英国的公用电话，我的低能让他深感惊讶。斯蒂芬试图向我解释地铁系统，可最终还是娜塔莎开车拉我去了每个地方。我们曾在皇家咖啡馆吃饭，这里曾是斯蒂芬向娜塔莎求婚的场所，当时正值伦敦遭受大轰炸，他俩在空袭的间歇期会来这里吃口热饭菜，跑堂的则在一旁清扫从咖啡馆窗户上震落的碎玻璃。(“德国人朝我们扔炸弹时，我们其实一直在想俄国飞机何时会加入他们一伙。那些日子里我们时刻在提防俄国的轰炸机。”)或是一起去索尼娅·奥威尔[5]家吃午饭。(“《一九八四年》不是一部小说，”温斯坦说，“而是一部学术著作。”)后来又去盖瑞克俱乐部[6]吃晚饭，同席的还有西里尔·康诺利[7]和安格斯·威尔逊[8]，前者的小说《诺言的敌人》我两三年前刚刚读过，关于后者我则一无所知。前者看上去苍白浮肿，有点像个俄国人；后者身着粉红衬衫，像一只热带鸟。谈话与我不沾边儿，我沦为一名观察者。
我在当时常常落入这种境地，也时时感到很不自在。我把这种感受说给斯蒂芬听，可他显然相信耳濡目染的熏陶比分析思考更有效。一天晚上，他和娜塔莎把我带到伦敦南区去参加一个宴会，地点是当地一位主教的宅邸。对于我这双缺少训练的眼睛来说，主教阁下显得过于活跃，近乎社交迷；他的紫红袍也过于艳丽，近乎脂粉气[9]。但饭菜却超好，酒也不错，一帮漂亮的年轻修士站在那里招待客人，看上去也十分惹眼。宴会结束后，太太们离席走入隔壁房间，先生们则留下来喝酒，抽哈瓦那雪茄。我发现自己坐在C.P.斯诺[10]的对面，他开始向我吹捧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小说的各种长处和真实可信。我花费了大约十分钟时间，竭力回想帕特里克主编的英语俚语字典里某个合适的词条(在俄国时我只有这部词典的第一卷)，以便做出恰如其分的回答。斯诺先生的脸的确变得雪白[11]，斯蒂芬则开怀大笑。其实，我针对的主要目标并非这位粉红色的左倾小说家，而是那位淡紫色的脂粉气主人，他那双漆皮鞋在桌子底下偷偷碰了碰我那双忠贞的胡什普皮牌男鞋。
在回家的汽车上我试图向斯蒂芬解释这一切，可他只是吃吃地笑。车外已是深夜。我们正行驶在威斯敏斯特桥上，他看了看窗外，说道：“他们还在开会。”然后问我：“你累吗？”我说不累。“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娜塔莎停下车，我们下车向国会大厦走去。我们爬过几组台阶，走进一个大厅，在过道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想这里就是下议院，关于某个税种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一些身高和面色都相差不多的男人纷纷站起身来，发表一通言辞激烈的演讲，然后坐下，片刻之后又再度起立。斯蒂芬在我耳边细语，向我转述他们的讨论内容。可这对我而言基本上仍是难以理解的，几乎就像一出哑剧。我坐在那里，仔细打量着房梁和彩色玻璃窗户。就是在这里，我亲自面对着我年轻时最神圣的理念，这亲临其境的感受让我眼花缭乱。我忍住笑，身体抖动起来。我的精神现实和肉体现实间的差异突然加大了，当后一种现实坐在威斯敏斯特核心位置的一张绿色皮长椅上时，前一种现实却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在乌拉尔山脉的另一边。空中旅行就是这样，我心里想道，又看了一眼斯蒂芬。潜移默化的作用显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