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他们的因果关系体系便是线性的，亦即自指的。他们关于偶然的概念同样如此，因为偶然并非没有起因；它只不过是另一种因果关系体系突然介入的某一时刻，不论那套体系的模式在我们的体系中显得多么反常。这样一个字眼的存在本身——更遑论与其相伴的各种修饰语了(如“盲目的”)——便表明，我们关于秩序和偶然的概念实际上都是类人的。
如果人类的探究范围仅限于动物王国，这样的概念便是可行的。但情况显然并非如此；我们的探究范围要大得多，而且人类还坚持要去认知真理。真理的概念自身也是类人的，它预先假定其研究对象——亦即世界——隐瞒了事情的全貌，如果不是公然欺骗的话。
以最精细的手法探索宇宙的众多学科就由此而来，这些学科的激情，尤其是它们的语言之激情，可与严刑拷打相媲美。无论如何，如果说关于万物的真理直到今天仍远未被把握，我们也只能将之归咎于世界那非同寻常的韧性，而不应怪罪我们努力不够。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即真理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不存在，因为这会对我们的伦理学产生巨大的后果。
伦理学——换一种更少堂皇、但或许更加准确的说法，就是纯粹意义上的末世论——会是科学的载体吗？或许是。无论如何，人类的探究归根结底就是对无生命的东西发出有生命的审问。因此，那些模棱两可的审问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更加不足为奇的是，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和语言会越来越近似于手头的研究对象。
理想的状况或许是，有生命者和无生命者互换位置。这当然符合那些格外注重客观性的、心平气静的科学家的口味。呜呼，这种事情大概不会发生，因为无生命者似乎并未对有生命者表现出任何兴趣，世界对世界中的人并无兴趣。当然，除非我们将这个世界的起源归结于神，而时间过去了好几个千年，我们却一直未能论证这个假说。
关于万物的真理如果的确存在，考虑到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后来者，这个真理也一定是非人类的。无论它反常与否，它一定会使我们的因果关系概念失效，也会使我们的偶然概念失效。同样受到此种对待的还有我们关于世界起源的猜想，无论我们认为世界起源于神还是起源于分子，或是神与分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一个概念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接受者的生命力。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探究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唯我论的尝试。因为，有生命者可与无生命者互换位置的唯一机会即前者肉体上的灭亡，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人又复归于物。
不过，人们可借助想象稍稍拓展一下这个问题，即不是有生命者研究无生命者，而是相反。这话听起来太有玄学意味了。当然，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都很难立足于这一基础。但这种可能性不应被排除，哪怕仅仅因为这一可能性能使我们的因果关系概念得以保全。更不用说关于偶然的概念了。
无限者会对有限者产生什么样的兴趣呢？想看一看后者如何调整其伦理学吗？但伦理学本身就包含着其对立面。想进一步考验人类的末世论吗？但结果可能是显而易见的。无限者为何要盯着有限者看呢？
也许，是出于无限对于其有限过去的眷念？如果它曾有自己的过去。是想看看那可怜的、上了年纪的有限如何在逆境中挣扎？尽管它有显微镜、望远镜，有天文台穹顶和教堂穹顶，但有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逆境的宏大呢？
如果有限表明其有能力揭示无限的秘密，无限又会作何反应呢？它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毕竟，无限的全部本领只有两样：惩罚或仁慈。仁慈是我们较为陌生的一样东西，因此，它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呢？
如果它就是某个版本的永生——天堂、乌托邦，那儿的所有东西都没有终结——可那些从未踏足这些地方的人又如何是好呢？如果我们有可能使他们复活，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概念将发生什么变化呢？更不用说关于偶然的概念了。也许，复活他们的可能性，生者与死者相逢的可能性，就是那种被称为“偶然”的东西？有限成为无限的机遇，莫非就等同于有生命者成为无生命者？这是一种提升吗？
也许，无生命者只是在有限的眼里才是无生命的？如果有生命与无生命间并无什么区别，除了少数几个尚未破解的秘密，那么待到那些秘密被解开之时，我们又将身居何处？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能够从无限再变回有限吗？这两者之间的交通方式是什么样的？或许是通过注射？一旦我们失去了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区别，我们还会在意我们置身何处吗？这至少会成为科学的终结，更不用说宗教的终结了？
“你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读者会说。
承认人类探究的唯我论本质自然不应导致一道旨在限定这一探究范围的禁令。这样的禁令不会有效，因为任何一项立足于承认人类缺陷的法律都不会有效。此外，每一位立法者，尤其是尚未得到承认的立法者，反过来也会时时觉察到，他打算推出的法律自身也具有同样的唯我论本质。
不过，更为谨慎、更有效果的做法还是去承认：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所有结论，其中包括关于世界起源的结论，都只是我们肉体自我的反应，或更恰当地说只是我们肉体自我的表达。
因为，那构成发现的东西，或者更广泛地说，那构成自在真理的东西，就是我们对它的承认。遇到那些证据充足的观察或结论，我们就会喊道：“是的，这是真的！”换句话说，我们认出了那些置于我们眼前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归根结底，承认就是在让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相互等同，即让后者进入前者。不过，要想进入内在的圣所(比如思想)，这位客人至少必须具有某些与主人相似的结构特征。
这当然能够用来解释各种各样的微观研究所取得的可观成就，因为所有的细胞和粒子都美妙地呼应着我们的自尊。不过，撇开谦卑不谈，当高贵的客人最终作出回报，邀请他殷勤的主人造访他的地盘，后者这时常常会发现，他在这些理论上的陌生之地待得相当舒服，时而甚至能在那个名叫“运用科学”的村庄中小住一阵，且有所收获，离开时不是能得到一小罐盘尼西林，就是带走一油箱能克服万有引力的燃料。
换句话说，你若想认出什么，你就必须具有某种需要相认的东西，某种能够将它认出的东西。我们认为，能帮助我们完成相认的工具就是我们的大脑。不过，大脑并非一个自主的实体，它只能在我们身体系统其余部分的协助下才能发挥功能。此外，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大脑的能力并不仅仅在于把握那些有关外部世界的概念，它同时也在生成这些概念；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一能力的相对依赖性，比如对我们的运动神经功能和代谢功能的依赖。
这足以让我们怀疑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间存在着某种等价关系，而怀疑往往就是真理之母。无论如何，这足以让我们感觉到被发现对象和发现者自身的细胞构造间明显存在相似性。这自然不无根据，即便仅仅因为我们与这个世界血肉相连，至少，我们的进化理论承认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能够发现或理解关于这个世界的某些真理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是太不足为奇了，甚至会使人们觉得“发现”很可能是个误称，如同“认出”、“承认”、“认同”等词。
人们会觉得，我们通常所谓的发现只是我们内心事物的外在投射。世界、自然(或你们所使用的其他说法)的具体现实只不过是一幅银幕，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一堵墙，那上面大大小小地写满了我们自己的结构祈使句和不规则句。对于我们围绕自身神秘组织的那些思想和概念来说，外部的世界就是一块黑板或一块传音板。
归根结底，人类的知识与其说取自外部世界，不如说深藏于内心。人类的探究就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任何高级存在或其他智慧系统均无法打破这一循环。即便它们有这种能力，也不会受到欢迎，仅仅因为那一高级存在或智慧系统也许会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分子，可我们的数量已足够多了。
他们最好待在可能性的王国里，待在偶然的区域中。此外，就像他们中的一位所说的那样：“我的国不属这世界。”[2]无论可能性之声名多么狼藉，它也不会将任何人抛入我们中间，因为可能性不是自杀者。因为找不到一座更好的宅邸，它暂居在我们的思想里，但它肯定不会毁坏它的这唯一居所。如果无限真的使我们成了它的听众，可能性便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将无限展示为一种道德远景，尤其会渲染一幅我们最终将步入这一远景的画面。
怀着这一目的，可能性甚至会派遣一位弥赛亚，因为无人指引，听之任之的我们在面对那关于我们自身存在的伦理学时就已经殚精力竭了(尽管我们的存在十分有限)。很有可能，这位弥赛亚会采取任何一种伪装形式，未必一定是人的装束。举例来说，他可能以一种科学思想的形式出现，比如一个重大的微生物学发现，认为个体的获救取决于一个囊括整体的链式反应，这种反应要求，为使个人获得永恒，必须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反之亦然。
还有一些更奇特的事情。无论如何，任何让生命变得更为安全或是给予它绵延不绝之希望的东西都应被视为是来自于超自然的，因为自然既不友好，也很少给人以希望。另一方面，在科学和信仰之间，人们最好还是选择科学，因为信仰被证明太容易引发分歧。
我想说的只是，如果真的会有一位弥赛亚出现，他在核物理或微生物学、尤其是病毒学方面的知识大约要超过今天的我们。比起获得永生的我们，此世的我们自然更用得上这些知识，可是在当下，我们即便知识少一些也还过得去。
其实，这或许是一个检验可能性、尤其是偶然的好办法，因为，因果关系的线性系统会直接把我们送往灭绝。让我们看一看，偶然是否真的是一个独立概念。让我们看一看，较之于在一家郊外酒吧遇见一位电影明星或中了彩票大奖，偶然是否还有什么更多的内涵。当然，这取决于赢了多少钱：一笔大奖就很接近于个人的获救。
“但你受维特根斯坦影响太深了。”读者会坚持说。
“不，不是维特根斯坦，”我答道，“是弗兰肯斯坦[3]。”
脚注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