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觉得罗马皇帝们的生活十分有趣，就因为我们是一种对自己很感兴趣的造物。至少，我们将自己视为我们自己的宇宙之中心，我们的宇宙自然大小不一，但毕竟是宇宙，且均有其中心。一个帝国和一个家庭、一个朋友圈、一段罗曼史、一门专业知识等等之间的区别只是规模上的差异，而非结构上的不同。此外，由于那些恺撒们在时间上距离我们如此遥远，他们的窘境之复杂性便显得很好理解了，借助两千年的透视，它似乎缩减为一则童话，充满了奇异与天真。我们的通讯录就是他们的帝国，尤其是在晚间。人们阅读苏埃托尼乌斯[6]、艾利乌斯[7]或普赛罗[8]，寻找历史原型，即便他只开了一家自行车商店或只有一个两口之家。人们不知为何更容易把自己等同于恺撒，而不是执政官、扈从或奴隶，即便后者更符合人们在当今现实中的地位。这与自我膨胀或远大抱负毫无关联，而应归咎于一种可以理解的魅力，这魅力源自厚重坚实、王者气派、棱角分明的美德、罪孽或自我欺骗，而非他们那面目模糊、口齿不清的原型——后者往往就在你家隔壁，或者也可能是在镜中。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爱看他们的雕像，尤其爱看大理石雕像。因为归根结底，一张椭圆形人脸的容量毕竟有限。最多两只眼睛，最少一张嘴巴。超现实主义那时尚未发明出来，非洲面具尚未成为时尚。(或许有过这样的时尚，罗马人因此才抱着希腊的标准不放。)于是到最后，你必定会在其中一尊雕像中认出你自己。因为，每位恺撒都留有雕像，就像每只天鹅都留下了倒影。他们剃净脸颊或胡须满面，他们秃着脑袋或戴着头饰，全都向你投来那种没有瞳孔、空空如也的大理石眼神，很像护照或通缉令照片上的眼神。你不会知道他们想干什么。而把这些脸庞带入他们各自的故事之后，我们似乎的的确确使他们成为了经典原型。这样做还能使他们更接近我们，因为他们被描绘得太多了，他们无疑已能与其物理现实拉开一定距离。无论如何，胸像或雕像之于他们，的确就像照片之于我们，而恺撒显然就是被“照”得最多的那个人。被照的自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如他们的妻子、元老院议员、执政官、伟大的运动员、美女、演员和演说家等。但就整体而言，就现有的遗存来判断，男性雕像多于女性雕像，这大约反映了当时究竟是谁掌管着钱财和社会思潮。根据这两个标准来判断，恺撒应该是赢家。在卡匹托尔丘博物馆里，你们可以一连数小时流连于那些摆满一排又一排大理石胸像的展厅，恺撒、帝王、专政者和奥古斯都们[9]被从他们原先掌管的疆域中的各个角落搜罗来囤积在这里。一个人在这样的职位上待得越久，他的“照片”就会越多。他的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都会得到描绘，有时，一个人的两尊雕像之间似乎仅相隔一两年。用大理石造像似乎是一门产业，再瞧瞧岁月侵蚀在雕像上留下的刻度，这又像是一门殡葬产业。最终，这些大厅会使你觉得像是一座图书馆，里面收藏着一部由砍下的脑袋构成的百科全书。但这部书很难“阅读”，因为大理石的著名特征即它的漠然。就某种意义而言，它与照片——更确切地说，是以前的照片——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单色的。这首先使每个人的头发都成了浅色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某些模特却并非浅色头发，至少恺撒们的妻子有些就不是，因为她们很多人来自小亚细亚，那里没有金发女郎。不过，人们几乎会因大理石的洁白无瑕而感激它，一如他们会感激黑白照片，因为黑白照片会释放人们的想象和直觉，使观察成为一种参与行为，恰如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