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他们查验标签的时候，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一些事情，不带有作者的任何干预。哈罗德·阿德里安·鲁塞尔·菲尔比(他的英国好友都称他为“金”，他的俄国好友们更是如此，在俄国，这个绰号不会让人联想到“吉卜林”，反倒是一个崭新的苏联名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流行，因为它恰好是“青年共产国际”的首字母组合词[27])生于印度的安巴拉，出生时间是一九一二年，邮票上标明的年代是正确的。其父哈里·圣约翰·菲尔比是英国一位杰出的阿拉伯学家和探险家，后皈依伊斯兰教，成为某国国王伊本·沙特[28]的顾问。他的这个孩子后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和剑桥的三一学院接受教育，他在那里研读历史和经济，并成为学生团体“使徒团”的成员。在剑桥毕业后，他成为伦敦几家出版物的自由撰稿人，他以这一身份于一九三七年前往西班牙报道该国内战，稍后被《泰晤士报》雇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成为该报战地记者。在一九四年，人们对这位二十八岁青年的了解实际上仅限于此，他在此时被军情六处(神秘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反侦查分支机构)招募，负责反共谍事务。这大约是他主动请缨的结果。他在战争期间晋升很快，常驻伊斯坦布尔，一九四六年开始掌管针对苏联的反侦查机构。这是一个重要职位，而他只做了三年就离开了，因为他被任命为英国驻华盛顿使馆的一秘，也就是说，他成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主要联络员，在华盛顿，除了其他收获外，他还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反侦察局的头领詹姆斯·安格莱顿[29]的好友。就总体而言，他仕途辉煌。由于战时的表现，他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深受外交部和新闻界诸位先生的敬重，甚至有望成为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掌门人。在一九五一年，他的同事和长官对这位三十九岁男人的了解实际上也仅限于此，此时发生了一件相当意外的事件。他在剑桥时即已结交的两位老友——盖伊·伯杰斯[30]和唐纳德·麦克林[31]——被发现是苏联间谍，他俩逃到了苏联。更糟糕的是，大西洋两岸的相关人士均怀疑是菲尔比向他们两人发出了警报。他遭到审查，调查者没找到任何证据，但怀疑依然存在，他被迫退休。生活是无情的，最好的朋友可能会把你拖倒。包括外交部在内的许多单位均持这种态度。他返回新闻界，他毕竟才四十多岁，但调查仍在继续。有些人始终不愿放弃。一九五五年，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兰[32]在下院所作的一次发言为菲尔比彻底洗刷了罪名。他恢复了一张白纸般的清白，并借助外交部泪眼汪汪的鼎力相助，获得了一份驻外记者的工作，任《经济学家》和《观察家》驻贝鲁特记者。他于一九五六年启程前往该地，永远告别了家乡苏塞克斯的石灰岩峭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