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致公众精神贫乏的诸多原因中，一种窥淫癖似的传记体裁是位居榜首的。失去贞操的少女数量远远超过不朽的抒情诗人，这一事实似乎没能让任何人清醒一些。作为现实主义的最后堡垒，传记的基础就是艺术能为生活所解释这一激动人心的假设。根据这一逻辑，《罗兰之歌》就该为蓝胡子[7]所写(好吧，至少得由吉勒·德·雷[8]来写)，《浮士德》则要由普鲁士的腓特烈王来写，或者，如果你们更喜欢洪堡，就由他来写吧。
一个诗人与其不善言辞的研究者的共同之处，就是他的生活已抵押给了他的职业，而不是相反。这不仅是因为他靠码字获得报酬(机会很少，金额也很小)；问题在于，他还要为那些字词而付出(经常是吓人地付出)。正是后者创造了混乱，炮制出大量传记，因为这种付出不仅仅以冷漠的形式呈现；流放，监禁，流亡，湮灭，自我厌恶，犹豫，悔恨，疯狂——这形形色色的癖好也是可接受的通货。这些东西显然可供描写。然而，它们都不是一个人写作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说句过头的话，为了卖出作品，同时还要避免俗套，我们的诗人被迫不懈地走向无人涉猎的区域，无论是在精神、心理方面，还是在词汇方面。如果他抵达那里，他会发现那里的确无人，也许只有词的始初含义或那种始初的、清晰的声音。
这么做是有后果的。他做得越久，即道出一直未被道出的东西，他的行为就会变得越怪异。他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天启和顿悟会使他变得更加傲慢，或者更可能使他越发地谦卑，去面对他在这些顿悟和天启的背后觉察到的那股力量。他还可能染上这样一种念头，即语言作为一种最古老、最具生命力的东西，正在向他——它的喉舌——传授着它的智慧以及关于未来的知识。无论他的天性是合群的还是谦逊的，这种东西都能将他包装起来，使他远离那拼命地企图借助划过他腹股沟的公分母将他拉回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