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诗人比作根深蒂固的唐·乔万尼[2]的想法现在十分流行。像许多在公众的想象中极为风行的概念一样，它好像也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这场革命通过其在人口积聚和识字率方面实现的质的飞跃，催生出了公众想象这样一种现象。换一种说法，诗人这幅肖像的出现更多地应归功于拜伦勋爵《唐璜》一书的广泛成功，而不应归结于其作者本人的浪漫记录，那份记录对于当时的公众而言也许是令人惊异的，然而却是难以仿效的。再说了，每出一个拜伦，我们总能找出一个华兹华斯来。
作为具有社会统一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市井风气的最后一个阶段，十九世纪产生出大批观念和见解，直到今天它们仍留存在我们心中，或是引导着我们。就诗歌而言，十九世纪无疑是属于法国的；也许，法国浪漫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者们热情夸张的举止和对异域情调的追求，又在关于诗人的朦胧认识上添加了一个没有文化的总体看法，即法国人都是被验明正身的非道德主义者。总的来说，在对诗人的这种恶意攻击中潜藏着一个本能的愿望，即损害或缩小诗歌的权威，每一种社会形态，无论它是民主制度、专制制度，还是神权制度、意识形态制度或官僚制度，都怀有这样的愿望，因为诗歌除了能与国家构成竞争之外，还会对自己的个性、对国家的成就和道德安全、对国家的意义提出疑问。在这一方面，十九世纪不过是随了大流：一谈到诗歌，每一位资本家都是一个柏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