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瑞典科学院院士们，尊敬的皇室成员，女士们、先生们：
我出生、成长在波罗的海的彼岸，实际上就在它那灰色的、窸窣作响的书页背面。有时在晴朗的日子里，尤其是在秋天，我的一位朋友站在克洛米亚基[2]的一处沙滩上，会遥指着西北方向，视线越过这水的页张，说：“你看到那一道蓝色陆地了吗？那就是瑞典。”
当然，他是在开玩笑，因为角度不对，因为根据光学原理，人的肉眼在开阔的空间里只能看见二十英里范围内的物体。然而，那片空间并不开阔。
尽管如此，女士们先生们，我仍十分愉快地想到，我们呼吸过同样的空气，吃过同样的鱼，淋过同一场雨——有时是有放射性污染的雨，畅游过同一片大海，看腻了同一种针叶林。由于风向，我在窗口看到的云是你们见过的，或者相反，你们看到的云是我所见过的。我十分愉快地想到，在我们于这座大厅相遇之前，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某些共同之处。
至于这座大厅，我想，它几小时前还空无一人，几小时后又将空无一人。从这大厅四壁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出现，尤其是我的出现，纯属偶然。概括地说，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出现在这大厅里的人都是偶然的，除非他的出现具有那种恒久的、通常不具生命特征的风景特性，比如说冰川、山峰和河湾。正是某个人或某件物在一处早已习惯自身内涵的空间中毫无征兆地出现，才能制造出一种事件感。
因此，当我感谢你们授予我诺贝尔文学奖时，我实际上是在感谢你们赋予我的创作以某种恒久性特征，比如说，就像广阔的文学风景中一块冰山碎片所具有的特征。
我充分意识到了这个比喻之冒险，因为它隐含着冷若冰霜、毫无益处以及或快或慢的消融。但是，只要这些浮冰含有一点富有生气的矿产(我很不谦虚地希望情况如此)，那么，这个比喻就可能是相当谨慎的。
既然这么快就谈到了谨慎，我还想补充一句，在有案可查的历史中，诗歌读者的数量很少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古希腊罗马时期或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们均倾向宫廷，即权力的中心；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如今的诗人们均落户于大学，即知识的中心。你们的科学院堪称两种“中心”之合成；如果在将来，在我们已经作古的将来，这百分之一的比例还能得以保持，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你们所付出的努力。如果这幅未来图景让你们觉得过于阴暗，我则希望，关于人口爆炸的想法能让你们稍稍感到振奋。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一也意味着一支庞大的读者大军，即便是在今日。
因此，女士们先生们，我对你们的感激便不完全是自私的。我在代表这样一些人感谢你们，你们的决定唤起了他们在今天或明天阅读诗歌的热情。我并不能肯定人终将获胜，我那位伟大的美国同胞所说的那样，我记得他好像就是站在这间大厅里道出此话的[3]；但是我坚信，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
当然，从圣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是一段历经曲折的道路，而对于从事我这门职业的人而言，直线是两点之间最短距离的概念早已失去其魅力。因此，我高兴地意识到，在得到机会时，地理也同样能够实施其诗意的惩罚。
谢谢大家！
一九八七年
[1] 这是布罗茨基1987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后以“Acceptance Speech”为题刊于《纽约图书评论》1988年1月21日，俄译题为“Речь в Шведской Королев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при получении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премии”。
[2] 圣彼得堡郊区的一处海滩。
[3] 指美国作家福克纳(1897—1962)，他于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受奖演说中说：“人不仅能坚持，人还终将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