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内，连续走进三所高中演讲，讲白先勇和余光中。出发前我都会有点迟疑，讲完回来的路上，我都会有点失神后悔，不是那么确定自己究竟在干嘛。
我到现在清楚记得自己念高中时，最受不了被强迫去听演讲。从小参加周会留下的深刻印象，觉得台上演讲的大人，只会讲两种内容：一种是我们已经听过几千遍，通通一样的东西；另一种是他们自己都不见得相信，更做不到的教条。前一种，让我厌烦；后一种，让我感到虚伪。
高中三年，我只记得听过一场有意义、学到东西的演讲。那是朱西宁先生讲“文学与社会”。演讲那天，出了大太阳，放学后四点钟的庄敬楼礼堂极度闷热，我可以感觉到汗珠一直不断沿着背脊流淌下来。朱老师的声音温雅，没有什么激动起伏，娓娓道来，于是很快地，我可以看到周遭其他同学的头开始一上一下，再一会儿，陆续有人悄悄背起书包，打后门溜走了。可是这些都没有影响我，我始终保持兴奋状态，将朱老师一句句的话铭刻在心上。
那场演讲是“建青社”办的，“建青社”没有权力逼同学去听演讲，我是绝对心甘情愿去的。那阵子，我饥渴地读了一本又一本朱老师写的小说，而且跟随学长到过朱老师家一次，我信任朱老师不可能讲平常其他讲者那种言不由衷的话。
很长一段时间，有学校邀请去演讲，我一定先问：“学生是自愿来听讲吗？”如果不是，我就拒绝去。我无法对着一屋子几百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学生侃侃而谈，我一定会想起自己少年时候的感受，我会觉得背叛了少年时候的自己。
大概两年前吧，一位高中老师改变了我的决定。我在电话中很客气地拒绝她的邀请，表明我无法在全校周会演讲，还诚实地说明了理由。那位老师有点激动地说：“可是我们的周会还是得开啊！”我差点笑出来，因为你们总是要开周会，所以我就应该去演讲？“当然不是！”老师解释说，“我们的学生，平常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所以我特别想借周会时间，找不一样的人来讲话。你不来，我就又得去找那些愿意来讲的人，他们就又会讲同样的、类似的话……”
“可是我说的，他们听得进去？”
“当然不会都听进去，然而总会有几十个听进去了……”
我被说服了。我愿意为那几百人中间的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走一趟。只要有一个人听进去，我的时间精神就不算浪费。我把自己想象成窗户，努力准备应该带什么样不同的人生光景让他们看到。或许，真的有那么几个孩子，在短短的一两个小时中，刚好愿意打开眼睛，看到他们没看过的繁花杂树。
跟一屋子高中生讲话没那么容易，我常常讲到精疲力竭，声音沙哑，瘫倒在回程的火车座位上。我想出一个句子来安慰自己：“窗户从来不喊累、不抱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