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他已经十多年后。黑了，瘦了，不再光滑的脸，十多年岁月的烟尘，但牙齿很白，眼里还有光。那年大学毕业，他一人背起行囊回到老家湖北英山，在县里最好的中学当起了老师。后来几次同学聚会，也没有见到他。
8月，他到北京，带来一群孩子。那是今年从全县考上英山一中高中部的二十名学生。学校这么做，一是奖励他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二是看看北大清华，用更清晰的目标激发他们考大学的斗志。
洁白的短袖衬衣，学生蓝长裤或短裙，这是一个中国普通县城的二十名优等生。这些孩子才十五六岁，没有城里孩子的放松和时髦，可面容纯净，目光清亮，一点儿也不土。
同学嘱咐我带几本杂志，“给他们开开眼界”。我带了三本。一本2006年的4月刊，封面专题《少年中国》。那篇报道记录了郎朗、韩寒、丁俊晖等一批二十岁出头少年的成长。一本2006年9月刊，《100个中国人的梦想》。我们采访了100个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普通中国人，记录了他们伟大或是卑微的梦想；第三本是2007年1月刊，《影响我们未来的100人·事·物》，希望那些有关未来的炫目图景能给孩子们以想象。
可能少见这样印制精良，又虚张声势的杂志，孩子们显然被吸引了，杂志里展现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兴奋，茫然，还有的一脸矜持，那是一个少年面对花花世界的自尊。我无法确切知道这几本小书究竟给了他们什么，但还是感受到一种有关眼界、文明生活的影响和流传。我希望这几本杂志所展现的人生故事和生活品质，能够在课本之外丰富他们对未来的向往，开启梦想，激发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在那个短暂一见的晚上，我想告诉他们的比几本杂志要多得多。
十多年前去过一次湘西凤凰，在沈从文的故居，碰到一对父子。父亲是湘西自治州作协的会员，儿子还在凤凰乡下一所中学读初二。父亲告诉我，他每年都会带上这个儿子来沈老故居一趟，沾沾灵气，为的是把儿子培养成一个大作家。儿子名字叫文玉，十六岁，高大壮实，喜欢读名人传记，胸怀抱负，但学习成绩不好，一再留级。他带我到故居四楼凉台上，看着凤凰古镇起伏错落的房屋，十分自豪地说，我们凤凰大吧，我要到县里最好的高中来读书。凤凰是他十六岁生命中到过最远的地方。
从故居出来，父子俩邀请，我们搭乘拖拉机，去他们乡下的家。颠簸三个小时，突突突突地进了深山，天越黑，夜越深，感觉陷入了山的重围。到他们家已经晚上9点。祖屋不算大，但有一百余年了，还没通上电，漆黑一片。地下挖个坑，点火架锅，算是炉子。吃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但那天晚上，围着炉子，对着他们全家，我这个平时没什么话的人不停地说了四个小时，告诉他们湘西之外的湖南，湖南之外的中国，中国之外的世界……我有股强烈的愿望，鼓动他们全家，支持这个十六岁的孩子考到州府去读高中，然后考到长沙甚至北京去读大学，这样才能摆脱深陷大山的命运，像他仰望的那些传记英雄一样实现梦想。如果走不出去，终有一天，他会被这里的大山围困，压死。乡下人睡觉早，平时9点就上床，可那天过了12点，一家人还振奋不已。我兴奋也疲惫，知道对这个偏远贫穷的家庭来说，那条路何其漫长。
第二天我要走了。临行前，文玉父亲在他们家院子里栽了一棵梨树，说是象征他儿子的梦想和我们的友情，“欢迎你每年都来，看看这棵树。”两个月后，收到文玉父亲给我寄来的一本《凤凰县志》，上面题了一首诗，愿我和文玉“严实勤恒，挚友一生”。接下来的半年，我不断给文玉寄一些考高中的学习资料，偶尔收到他励志信。可那年夏天考完高中，再也没收到他的消息。
十多年过去，老屋前的那棵树想必已是梨花灿烂。如果没有考取好的高中，大学自然更是遥不可及，年过三十的文玉是不是已经眉目黯然，留在山村，重复起他祖辈的生活？年少时的梦想，是不是已经被那间庞大、昏暗、没通电的老屋吞没？
这是一个失败的故事。文玉失去的不只是一所高中或者大学，而是改变自己心性和命运的机会。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育的意义不只是在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善于唤醒、激励和鼓舞”，好的教育不是给你知识和技能，它是你生命中的诗歌。
两个月前碰到一个美国人比得·海斯勒，《纽约客》驻北京记者。那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曾在密苏里大学修创意写作，获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博士。十二年前，他只身前往四川涪陵，在涪陵师范学院做了三年英文教师。在那个人口只有二十万的古城，他是一个世纪里第一个到达的美国人。
海斯勒对那个深锁在长江上游的古城没有偏见和恶意。他放弃大学里所学的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主义的条条框框，用一种常识而人性的视点面对他看到的一切。他带着学生在涪陵喝茶看书，站在江边看“白鹤梁”自唐朝以来的水文石刻，沿着一千年前开凿在江边峭壁上的古老小径徒步旅行。他教学生诵读和理解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描述九百年牛津古城的英伦典雅，解析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这一切发生在十年前中国中部那个封闭的小城和学校，简直是个奇迹。现在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在上海，南京，在北京，在香港，都会有当年的学生告诉他，那时候，他们确实从他身上，才感受到世界之大，还有完全不同的人类和生活。
这不是一个希望工程的故事。在我们每个人的少年、青年时期，都会遭遇或者错过一次重要启蒙，也许只有几十年后，我们才能意识到它对我们人生产生的重要影响。
跟朋友聊过，我人生有个无法挽回的遗恨，就是在学生时代没碰到过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老师。二十多年前，在那个近乎荒漠的年代，整个国家刚刚从一个噩梦中惊醒，没有互联网，没有流动，没有海量的资讯和信息，更没有自我意识和自由的意志，在一个人的青春期，最需要激情和养分的时候，我们像一只只土拨鼠，在没有方向的沙漠里寻找水源，几近渴死。后来有一天，在让人窒息枯井般的生活里突然看到一线天光——美国电影《死亡诗社》——让我如梦初醒，原来青春是这样的，好的教育是这样的：那所矜贵又沉闷的贵族中学，基廷老师像灯塔一样（久违的比喻，可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刷亮了学生们被功利、世俗蒙垢的心灵，理想、生命、勇敢、坚持、美与恶、诗与爱、仁慈与反抗，电影几乎隐含了我所能感受到的所有精神体验，影响了我的人生格局，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多么需要这样强有力的提携。开阔的胸襟，良好的趣味，纯正的世界观，这种精神的开启对我们危机四伏的人生多么重要啊。它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机缘。它最终和时间一起，构成一个人的命运。
多年来，四处旅游中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即到哪儿都喜欢去当地的学校看看。在湖南凤凰，我曾游荡在沈从文就读过的文昌阁小学。这个学校依山而建，古树参天，一排排平房教室掩映在风环雾饶的森林里，沈从文当年因逃学而被罚站的那株银杏已经是遮天蔽日。在德国海德堡，我见到了最漂亮的大学：山岚、河流、古战场遗址，还有那条黑格尔、韦伯、海德格尔散步的“哲学家小径”。柬埔寨，金边到吴哥灰土飞扬的公路上，唯一让人眼明心亮的就是散落在沿途的学校，白衬衣、蓝裤子、骑在自行车上飞奔的少年，给那些贫瘠破败的热带乡村带来最生动的生命想象。还有西藏，岗仁波齐峰下，我们的车在清晨经过一所高原学校，简陋的校舍和围墙，牛粪，炊烟和狗，背着书包、流着鼻涕、带着高寒笑容向我们挥手的孩子们……
这些场景总会给我温暖，让我想起有关学校、青春、生长、命运和滋养这样一些最简单最基本的词语。
那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最初始的诗意，是已经丧失，在随后的日子里被一再怀想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