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重庆郊外迁居城中，候船返沪。刚才迁到，接得夏丐尊老师逝世的消息。记得三年 前，我从遵义迁重庆，临行时接得弘一法师往生的电报。我所敬爱的两位教师的最后消息， 都在我行旅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 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这使我 感到分外的哀悼与警惕。
我早已确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确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样。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违 教，快要再见，而终于不得再见！真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犹忆二十六年秋，芦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 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 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象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 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我回头对他发笑。因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 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后来我扶老携幼，仓皇出奔，辗转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各地。夏先生始终住 在上海。初年还常通信。自从夏先生被敌人捉去监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写信给他，免得 使他受累。胜利一到，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见他回信的笔迹依旧遒劲挺秀，我很高兴。字 是精神的象征，足证夏先生精神依旧。当时以为马上可以再见了，岂知交通与生活日益困 难，使我不能早归；终于在胜利后八个半月的今日，在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说 是“抱恨终天”的事！夏先生之死，使“文坛少了一位老将”，“青年失了一位导师”，这 些话一定有许多人说，用不着我再讲。我现在只就我们的师弟情缘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与李叔国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做 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 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 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 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 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 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灵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 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 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 因此能得学生的心悦诚服。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 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 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诨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绰号 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他听 到请愿，也许暗呜叱咤地骂你一顿；但如果你的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 你设法了。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 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 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 “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 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 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他们以为文 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其实做得很好），所 以不许学生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 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 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然后端坐在 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 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了。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 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嘻皮笑脸，同他亲近。 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 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 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 他，敬爱他。
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 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夏先生后 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师范毕业后，就赴日本。从日本回来就同夏先生共事，当教师，当编辑。我遭母丧后 辞职闲居，直至逃难。但其间与书店关系仍多，常到上海与夏先生相晤。故自我离开夏先生 的绛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 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钵，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觉得仍是 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 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 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 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 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 店、忧国、忧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 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 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 理的，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 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 事都要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但 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 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产，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担忧。那么，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 活，不知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斛的忧愁！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 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 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 “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
1946年5月1日于重庆客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