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读《小团圆》之前，有张迷甚至在论坛上发帖说，“非张迷勿读《小团圆》，张迷慎读《小团圆》”，我便做好了思想准备，这将不是一次令人愉悦的阅读。结果真的读了起来，才意识到这一次张爱玲走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远，她已经将她的读者都抛到脑后了。这是一本诚实之书，恐怕也正是因为太诚实了，才会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有这么多的不愉快，所以读这本书，还真的需要有一些坚强的神经。不过这件事也因人而异，从我个人来讲，我没有任何不愉快的感觉，因为我喜欢诚实这种东西，即便它们往往看上去既不美好也不友好。
这是一本让人无法不产生联想的书，有趣的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最多的不是张爱玲的那些八卦，而是美国社会学家凯特·米丽特（Kate Millett）和她的那本《性政治》（Sexual Politics），这本书曾经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书”，我十年前第一次阅读时，帮助我解答了许多困惑，这次在读《小团圆》的时候，让我一再发现，张爱玲的作品是凯特·米丽特的一些理论实际例证。譬如凯特·米丽特曾经论证过性别不平等与阶级属性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她写道：
在男权制社会里，女性的等级地位最易引起混淆的地方是阶级领域，因为性地位在阶级可变因素中常常处于一种表面的混乱状态。在一个地位取决于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状况的社会里，某些女性可能处于比某些男性高的地位。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的话，情形就远非如此了。用类比的方法也许更容易说明问题，一个黑人医生或者律师的社会地位比一个贫穷的白人佃户要高。但是，种族本身就是一种包括阶级在内的等级制度，它使后者认为他属于上等阶级，正如它可以在精神上压迫黑人专业人员，无论前者取得了多大的成就……
重读这段话，让我意识到张爱玲的作品的价值，正在于她诚实地描写出了上流社会女性的性别地位和她们所属阶级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张爱玲出身望族，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女作家里，属于真正的贵族阶级。她才华出众，能够自力更生，这本书中的大多数女性，无论是单身的她和姑姑，还是离异的母亲，抑或是已婚的女性亲朋，她们大多是当时中国衣食无忧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即便如此，她们依然都无一例外的有着一个共同的宿命——生为女人。她们出了门都是大小姐，大奶奶，二奶奶，甚至是当时的前卫女性，但是关上门后，她们却和这个社会里所有的女人一样，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和承认，没有被平等地对待和尊重过，只能在痛苦和黑暗中苦苦挣扎，孤独而没有出路。这是张爱玲为中国文学做出的一个贡献，因为没有和她一样的身世背景，也就没有和她一样的生活，无法写出上流社会女性生存状态的真相。贫民出身的作家，有时候会由于仇恨和阶级造成的局限，靠猜测和推断去描写上层社会的女性，张爱玲用她的笔白描出了她所熟悉的这些面孔，虽然她对她们包括自己都没什么恻隐之心，但是她清楚而准确地为人们展示了一个被人们所误解的世界。
让我们再来看米丽特的另外三段话：
当任何一个人的自我在社会信仰、思想观念和传统中被置于这种令人不满的地位时，其结果必然是有害的。妇女每天都在各种场合遇到许多非常微妙的蔑视，如在人际交往中、新闻媒体中，以及行为、就业、教育等活动中。由于这些原因，妇女表现出了一种与那些饱受少数人地位和边缘生存状况之苦的人相同的特征，即妇女遭受的歧视一旦在她们身上被深层意识化，她们便会鄙视自己并相互鄙视。
群体的自我憎恨和自我厌弃，对自己和对同伴的鄙视，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是对女性卑下的观点的反复宣扬，无论这宣扬是多么含蓄，最后，女性对此也信以为真。
公众舆论认为两者（黑人和妇女）具有相同的特性：智力低下、本能的或官能的满足、原始的和孩童般的情感、想象中的性威力和喜好性事、安于现状、听从命运的安排、精于欺骗、掩饰情感等。这两个群体都被迫采取相同的迁就策略：为了取悦他人而采取讨好的或祈求的举止、研究主人集团易受影响和腐化的倾向、装出无助的样子。
一边是出身良好阶级，家道中落，才华横溢，一边是要和所有女性一样，从小在生活中接受贬低女性的教化和洗脑。张爱玲的恃才傲物和被潜移默化熏陶出来的自我厌弃造成了她矛盾的个性，这一直贯穿在她整个一生的作品之中，假如她出身底层，也许她会由于出身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而缺少反抗意识。但是她偏偏出身上流社会，有母亲和姑姑的影响，自身具有洞若明火的观察力，敏感脆弱而又坚定有主见，这一切也造成了她个性中自我的冲突和骨子里的无法妥协。在《小团圆》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孩是怎样被这种种微妙的蔑视所包围和暗示的，张爱玲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她描述出了蔑视，而是描述出了这种“微妙”。她所在的阶层，和底层人民的表达是不一样的，男人们被要求是知书达理有教养的。女人之间也不会公开地互相憎恶，但是这种微妙却往往是让人更压抑的东西，因为你如果想反抗它，你首先必须证明它存在，但是如果你试图去证明它存在，又会马上被扣上小题大做、无理取闹的罪名。如果你是一个大家闺秀，那更要注意姿态，不能撒泼打滚地对抗。这种上流社会女性生活中的微妙境地，也只有她观察到并且勇敢地写了出来。《小团圆》出版后，大家的焦点总是集中在她和胡兰成之间的爱恨纠葛。其实这本书中，所描写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远远要比男女之间的感情复杂得多，层次也丰富得多。如果从“性政治”的这个角度来说，胡兰成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政客。比如初见面，他一方面承认张爱玲的才华，夸赞她“惊为天人”，一面又不断暗示她的外貌是不讨男人喜欢的，不是有魅力的女性，那一句著名的“你怎么可以这么高？”一出手杀招老辣，直接打击了她对自己容貌的自信心。有人说这是胡兰成的一种坦白，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政客”的狡猾，他总是和张爱玲描述小康，不是出于真诚，而是在暗示她，男人喜欢的是米丽特所提到的“那种智力低下、孩童般的、本能的、安于现状的女人”。我想胡兰成也不一定是故意要这么做，只是真正的高手，出招的时候是无意识的。这种招数对于现在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现代女性未必全然起作用。但是在民国时期，一个在男权家族文化里浸淫的年轻姑娘对此种暗示会深感惭愧，从意识深处觉得自己仿佛是不配被爱一样，她的才华，虽然被对方欣赏和认可，但却是作为女人的“无德”，是她的缺陷，她如果想得到这个男人的爱，智力低下是没办法去伪装了，但至少她可以证明，我也能够和其他女人一样为你做低服小，低到尘埃里。话又说回来，在那个年代，女人做低服小就是本分。像张爱玲那样的女人，她不去顺应这种做低服小的模式，还有别的出路吗？她甚至只能比别人低到更低，来换取男人的心理平衡，才能弥补自己有才华这个“缺陷”。
张爱玲是何等聪慧的人物，她后来其实是看明白了这性政治中种种的技巧和微妙的把戏。但是这微妙是让人百口莫辩的东西，明白了也是无计可施。所以在男主角很多滔滔不绝的时刻，女主角也只能选择不做回应。张爱玲说她“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而是要描写“爱情里的百转千回”。我理解的这个“百转千回”，指的是两性之间自然单纯的灵肉爱欲，同时又夹杂着社会性的“性政治”因素，两者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成年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可惜很多人，甚至那些热爱张爱玲的人都不相信她的这句话，也无法理解这是她作为一个好作家在写作上的自觉，可以让她跳出自己的小我世界看待过去的恋情，她毫不留情地分析自己，分析别人，并不是由于对某个人的耿耿于怀。她的读者也不相信写作本身可以带给写作者的解脱和力量大于爱情的力量，大家都看低了她。我想这个世界上最郁闷的事情，也许就是全世界都认定了你是某个男人的弃妇，哀怨终身。我看如果张爱玲真的有咽不下的一口气，倒不是跟胡兰成，而是跟这满世界对她的误读，一厢情愿地一口咬定她的痴情，除非她能再找个男人给大家秀幸福才能摆脱这种误读。因为在很多人眼里，只有再祭出一段幸福婚姻，才能摆脱大家对一个弃妇的同情，只有用“男人”才能证明你已经平静并解脱，可她偏偏又没有这样的证据，于是成了你写了是泄愤，不写是耿耿于怀，骂了是因爱生恨，不骂是无法忘情。当那些所谓懂你的人特别认准了要这么往死里怜悯你同情你的时候，这种事，基本上也真是没有办法，辩无可辩。
除了男女之间的博弈，《小团圆》中对女性群体之间互相鄙视和倾轧的入木三分的描写，也是这本书会导致读者不愉快的原因之一。这种女性之间的敌意也同样是微妙的，也是很多女人熟悉的。我一边读一边想到我的女朋友们，深深体会到自己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何其幸运的一件事。我们是看《欲望都市》《老友记》走过来的一代女性。虽然现在的社会舆论，各种文艺作品中那种“微妙的蔑视”还在反复被宣扬，但是社会毕竟在进步，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很多文艺作品、社会舆论对女性形象都进行了正面的肯定，对女性友谊大加鼓励，这种宣传的力量也同样是强大的，它使得更多女性开始相信女性友谊，意识到女人之间的友谊对自己的重要性。而女人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提升，也使得女性结盟和互相帮助成为一种可能。我的女朋友们，她们的存在常常给我力量，大家互相帮助，鼓励，做伴，扶持。但是在张爱玲生活的那个时代，女人之间的关系，像《性政治》里描述的那样，自我厌弃和互相厌弃是一种常态。即便是张爱玲，对自己的母亲和姑姑也是如此，张爱玲为那个时代的女性画了一幅群像，这些性格各异，出身、命运大不同的女性之间的空气里，总是隐隐地弥漫着互相厌弃的敌意，所有未婚的女性都是敌人，所有已婚女性是另外一种敌人。母亲和姑姑本来都是和自己一样追求独立的女性，按理应该是彼此珍惜，但是她们之间却有着微妙的对立。许子东说，大家都知道男作家笔下的弑父情结，可中国还没有哪个女作家可以这样描写母女关系，他明白张爱玲为什么会那样对待她的母亲，却对她的父亲如此宽容。许子东老师有所不知，人心中怨恨的对象，往往并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权威人士，而是和自己相近的同类，即便张爱玲的父亲对她再不好，在一个父权社会的大家族里长大，父亲的地位和权威也是被社会封册过的，张爱玲也不能免俗，虽然她叛逆出逃，但骨子里也还是将父亲当做心中的权威。但母亲则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是“平等”的，母女俩也很相像，所以她对母亲的怨恨要远远大于父亲。其实这种事情并不少见，母女关系和父子关系是一样千姿百态的，这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关系的形成，都有其复杂的因素在里面。这种母女关系其实一直存在，但正如许子东所说，只有张爱玲把它写出来了，这更简单了，因为女作家通常不希望把这些隐私暴露于公众面前，她们是作家，但也是女人，有身为女人都有的思想包袱，这样的母女关系写出来，恐怕会担上“冷漠刻薄，心胸狭隘”的恶名，她们还要嫁人的，这样实在不符合女性温婉、善良、宽容、隐忍的形象的。所以说张爱玲作为作家的纯粹和勇气，可以说是没有几个人可以与她相比的，但是她也不是毫无顾虑，因此才将这本书留在她身后，让它自己去决定它的命运了。
即便是一滴水，也能折射出整个大海，何况是张爱玲这样的一滴水。遗憾的是，大多数读者津津乐道的还是八卦，却对书中所给我们展现的更丰富的世界完全不感兴趣。我有时候会想，很多人说张爱玲格局小，却不知道自己是一叶障目误读了她。一个好的作家，她不仅仅是属于她自己的，她也应该属于她的那个时代，甚至更久远。张爱玲没有生活在女性自我意识崛起的时代，不可能在她的小说中自觉地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对自己以及那个时代做更进一步、更系统的剖析。但是她的诚实和勇气，让她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性政治故事范本。卡伦·霍尼（Karen Horney）曾说过，人要朝前走，最难的是克服自我欺骗。文人擅长虚饰和做作，有时候并不是为了要欺骗世人，而是要糊弄自己，但是张爱玲拒绝这样做。朱天心说张爱玲的《小团圆》简直是把自己打进了猪圈里，其实一个作家，如果她考虑更多的面子、地位、社会心态等问题，以这样的得失心为前提，是写不出什么成不了气候的。作为作家的张爱玲，是一个可以不顾一切去追求的狠角色，看看《小团圆》里的那些女人们的命运，那不叫把自己打到猪圈里，那本来就是猪圈而已。
有张迷看过《小团圆》后伤心，本来为她抱不平，真没想到她竟是这样自己作践自己，他们认为这本书是写给胡兰成的情书，若是在胡兰成在世的时候出版，那姿态岂不是更加要低到十八层地狱下面去了？其实对于《小团圆》中的胡兰成这个人物，我们可以用更客观的方式去理解他，他属于卡伦·霍尼所说的“自我陶醉型”人格的人，这种人一生都在致力于维持他们在童年时代接受的那种优越感。他们追求的是“通过自我羡慕和行使魅力”来控制生活。他们“笃信（他们的）伟大和无与伦比”，他们利用人，并且“似乎不在乎违约、不忠、欠债和欺骗”。但是他们不是“阴谋策划者”，相反，他们感到他们的需求“如此需要，他们有权享受一切特权”。他们期待得到别人对他们无条件的爱，无论他们如何践踏别人的权利。这样的人在自己的那套逻辑上往往是自证无敌的，因为他们把自己高高架在云端里，高射炮也休想把他们打下来。想那胡兰成，把这个女子描写得也是好的，那个女子也是好的，这么多好女子都这样爱自己，其实无非是要证明自己更好而已，毕竟找块金砖垫脚总是比土砖垫脚要更威风的。而张爱玲却是用三个字来对那所谓的“亦是好的”进行了消解和回应，那就是“好个屁”。都不过是尘埃而已，我亦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你也不用说我好来抬高你自己。张爱玲这哪里是把自己打到尘埃里，分明是拽着胡兰成一起下猪圈。不是没有爱，只不过他以为她一直把他当做神来拜，她只是把他当成人来爱罢了，如果曾经拜拜他，也和这世间男女之爱没什么区别，有真情，也有权衡和妥协，这里面性政治的成分，既现实又不美好，没有人喜欢看，她有本事讲，很多人没承受力去看。所以看完《小团圆》，我知道她是放下了，年轻时候说低到尘埃里，心里还有端着放不下的东西，现在是真的低到了这种地步，没什么放不下了。她明白自己在读者心里是个什么样的偶像，她用遗作亲手将它砸掉。而那一位倒是一辈子都活在自己造神的意象里，高高把自己架在云端上，好歹在晚年找了些年轻的女孩子来崇拜他，这自造的神像，自己拜了一辈子。想想看当初其实可能连小康亦看透他，都没有真正把他当神来拜过，或者拜过，最终也是破灭了。可笑，可怜，亦是可悲的。
当人来爱，就当人来原谅。幻灭了，也总懂得了点什么。所以才有了最后那个梦，醒来后甚至是乐好久，因为其实都放下了。看到这本书的最后，我心里是很欣慰的，仿佛在这人生的囹圄中，听到一个熟悉的老友越狱不知所踪的消息，我为她最终得到的解脱和自由而高兴。至于书中种种令人不愉快的东西，那是事实，谁愿意面对也好，指责也罢，都只能随读者们去，懂得的人，自会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