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黄金时代》，想起我爸，我爸生前喜欢萧红，我小学时候还没看过《呼兰河传》，就先塞给我一本萧红的传记打发我去读。书里写萧红逃离旅馆的那一段，是三郎划着船把她救出来的，但是在电影里，说是萧红自己从窗子里蹦下来的，我想这大概是指萧红自己争取的解放，这微妙的区别，意味很是不同。我当年第一次看萧红传记的时候实在是个小孩子，所以萧红的很多事情，我打小是知道的，但是对于她这个人，却始终说不清楚，因为她自己也不是什么都交代得很清楚，人没活完，东西也没写完，作家嘛，对自己的经历还是会很珍惜的，不会一下子都说出来，总想留着慢慢写，可惜就死了。从这一点来说，我始终觉得萧红虽然总有预感自己活不长，但是还是希望能活得比31岁更长久的，四五十岁总该有的，所以留了些东西慢慢写，她始终是有一些令她死不瞑目的东西的，这东西就是写作。
这样就造成了世人对她的误解，不解，曲解，各种乱七八糟的解，不像一个老人，活得太久，写得够多，形象怎样都会渐渐地完整起来，或者她的经历又是极平淡普通的，大家也就对给她盖棺定论没有那么热衷，死就死了，坊间八卦多一点也不过是个谈资。可是她的作品实在是好，身世经历又没来得及交代清楚，因此整个人就成了一个特别矛盾的存在，人人都想解读她，觉得看清了她，有人用八百字的文章说，有人用三个小时的电影说，但是她这个人，始终还是一部分很清晰，一部分很模糊，最后所有试图给她盖棺定论的人都死了，她的作品带着她的魂魄却继续活了下来，留与世人评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些通过八卦绯闻来点评她的专栏作者和李樯以及许鞍华做的是同样的事，虽然前者是以消费为目的，后者是为了真爱。在电影中，萧红身边的朋友纷纷面对观众，直接与观众谈论萧红，这是用一种强势的方式，直接给萧红的一生盖棺定论，不仅仅想讲述萧红的故事，还意图通过这个电影来肯定她的文学成就，这么直白的方式是十足的冒险，由此足见创作者对萧红的深爱。但是讲述一个作者的生平故事容易，要肯定她的文学成就，该怎样表现？尤其是对于像萧红这样，在生前没有得到过任何世俗社会的认可，没有掌声和欢呼，没有畅销书销量和颁奖典礼的作家就更难，这完全没有办法表达，所以最后就只能是一群友人来谈论萧红了。
所以这部电影的确有很强势的预设立场，也的确会造成观众的隔膜与不快感，因为你让一些人在电影中来说萧红伟大，可是这些人是谁，不爱好文学，不了解近代文学史的普通观众都不认识，还要回家去翻书，这会让普通观众很郁闷。因此我一边是很喜欢这电影，一边也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喜欢它，它的确设置了门槛，对观众并不算友好。它想解释萧红的文学天分，这基本是一个电影表达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对萧红有所了解，立场本来就相同的观众，自然容易产生共鸣，这么多年来，终于有一部电影为萧红讲了公道话。而那些只是想进电影院去看一个女文青八卦故事的观众，则会很失望。更何况是这八卦，其实也没坊间传言的那样邪乎，萧红除了十七八岁叛逆少女时期离家出走，和订婚男友关系反复以外，情史实在是素得很，不过是跟了个一穷二白的文艺青年谈了一个马拉松式的恋爱，最后找了个相对性情平和软弱的男人结婚了罢了。仔细想想看，她的恋爱史其实和很多普通女孩的恋爱史相比，并没有特别的不同，虽然是情路坎坷，也谈不上是什么作女，之所以会被坊间爱好八卦者腥膻绘色地夸张描述，其主要还是因为她是个女作家。
在写作这条道路上，萧红是一个有主见、有自信的作家，但是在生活中，诚如大家所知道的，萧红确实不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她依附男人，也仰赖朋友的帮助，给身边的朋友添了不少麻烦。她性格上的懦弱，也是后世人们对她颇有微词的原因之一，但是话说回来，在萧红那个年代，女人的生存状况和现在完全不能比，东北则更加保守。作为地主家的小姐，萧红除了嫁人以外，其实并没有什么其他独立谋生的出路，论谋生能力，她可能还不如一个佣人家的女儿。不过佣人家的女儿，也不过是一个佣人罢了，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解放，不像现在的姑娘至少可以去肯德基勤工俭学。她的生存环境甚至连张爱玲都不能比，当时的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是全国思想最开放也最前卫的城市，一个作者如果能在上海滩获得成功，就是在整个中国声名远扬，因此张爱玲至少还可以通过写作实现经济独立。东北文坛本来就属于文坛边缘，更别提萧红一个出自东北农村的无名小卒，身为女人，加入的左派文学圈每天都要躲避政府的围剿，在写作的初期，她想靠写作赚钱养活自己，门儿都没有，还没人认识你呢就先饿死了。所以那些批判萧红依附男人的，其实是对那个年代的历史背景很无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所有女作家都必须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写作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萧红一生的物质追求，也无非是一张安静的书桌而已，可惜这梦想在她的生命中，只短短地实现过。
和同去看电影的朋友不同的是，在看到萧红去世的那一场戏时，我并没有太难过，倒是萧红和端木结婚的时候，萧红说的那几句话，她说我和端木不是激情恋爱，我想过普通人的日子，谢谢端木接受我等等，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掉下来了。因为我看到一个女作家对平静生活的渴望，以及战乱、贫穷、颠沛流离的生活，爱情带给她千疮百孔的伤痛，从内到外都已经把她消耗尽了，所以她其实还是妥协了，这是我在看这部电影时唯一没想到的，我曾经以为她这一生从未妥协，因此这妥协才让我倍感心痛，并且感同身受。每个写作的女人，都要解决身为女人和身为作家双重身份的矛盾，这矛盾张爱玲有过，萧红也有过，作为作家，她们天分极高，甚至没有几个男人能比得了，可是作为女人，社会要求她们必须要做低服小，萧军和胡兰成都以老师和丈夫的身份打压过她们的才能，如果不能从才能上打压她们，就从女性的身份上。在电影中有两次，身边的友人认真地对萧军说，你的天分不如萧红，你是努力、勤奋。萧红尴尬地笑着，萧军硬着头皮说：“但是她也离不开我的帮助。”同座在那一排的姑娘都在骇笑，大家都明白，这话可真是要了亲命了。果然，下一个镜头出现，萧红就被揍得乌眼青地出场了。
也许这才是最后萧红选择了温和的端木的根本原因吧，端木当时在文坛上卓有成就，绝非等闲之辈，在一大群左翼作家中，又是少有的欣赏她的才华的人，虽然这选择也并不如意，但是她的确是累了，算一算当时的萧红大概28岁，她和18岁的时候不同了，她追求爱情的心气儿已消失，折腾不动了，虽然这辈子最爱的可能就只有萧军一个人，但是萧军实在是太暴烈了，最后她也就只好放弃了。这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作家，为了过上安生的日子，渴望一张能安安静静写作的书桌，向生活做出的妥协，尽管事实最后证明，这妥协也是行不通的，选择端木，也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生活，但无论如何，萧红情感经历的这点事，其实真没什么惊世骇俗的，我真搞不懂世人是怎么都把她理解为一个作女的。就算是二萧和端木三人当年同床过，其实也没什么狗血的呀，一群穷得叮当响的文艺小青年儿，相依为命地过着日子，想共同省点房钱，在一张床上挤着睡过，何况东北历来有全家睡大炕的，这其实是一群心思特别单纯天真，甚至有些傻气的年轻人。我一边看电影的时候一边就想，就这么点儿事，搁一普通女孩身上，专栏作者们可能会表示理解和同情以显示自己的观念开放和宽容，可到了萧红身上，就忍不住脏心眼儿转起来，投射出了满满的恶意。说到底，她犯下的罪还是因为她的天分，她的作品留下来了，而这些八卦她的人却知道，自己的文字永远都留不下来，所以他们要用八卦来贬低她，消解她的文学成就，她有什么罪呢？她最大的罪过就是，身为一个女人，还名留文学史了，这实在是可恶的吧。张爱玲也是这样的，她清清楚楚地明白世人对她的恶意，冷冷地活到老，活到死，她活着的时候，一言不发。
这不是第一部萧红的传记电影，但是与以往都不同的是，唯有这部电影是真正把萧红当做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所成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情史丰富的女文青去看待。其中有两处，不煽情，不悲苦，简简单单地聊了点文学创作上的事儿，可能很多不写作的观众都忽视过去了，却让我这个写作的人，打心底感到温暖。一处是萧红和端木在河边聊天，萧红说了一段话，大意就是他们说我写的东西不豪迈，但是我不在乎这些，为什么要规定文章一定要怎么写呢，我坚信自己要写的东西，不会拘束自己……另一处是萧红对着聂绀弩大谈儿女情长的痛苦，聂绀弩突然对萧红说：“萧红，你是《生死场》和《商市街》的作者，你要往上看。”仅仅这么两处，就让我体会到了导演和编剧的用心良苦，他们对萧红的文学成就的理解是正确的，对她的身份认同的纠结也是深深同情的。我的一个画家朋友曾经说过，所有的大师作画，落笔都是确定的，自信的。这句话在写作上也同样适用。作为一个女性作者来说，对自己的确定和自信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这个男性话语权的文学世界里，你的作品好不好，是以男人的语言标准来衡量的，由男人说了算的，因此所有的女性作者，在她创作的初期，都曾经面临着对自己性别上的不自信，导致文化上的不自信，对自己女性语言体系不自信，下笔不确定的问题。有的女作家在文章中为了显示自己有跳脱女性角色的“大气”，尽力掩盖自己的女性特质，追求把文章写得像男人一样，她们贴上胡子，把自己装成一个男人，有的女性作者则反过来极力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写作的时候，潜意识里装着一群男性的读者群体，忍不住在文章中搔首弄姿，以迎合男性赏读的趣味，这样的心理，常导致女性带着不确定和不自信的心理负担去写作。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在刚刚开始写作时，也曾经把别人评论我的作品“写得完全不像个女人，好像一个男作家的作品”当成一种最大的夸奖，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文化上不自信的囹圄，以至于后来我花了十几年去解决这个问题，才想明白了，这并不是一种夸奖，你是一个女人，却要伪装成一个男作者，那么你这种对自己的性别的嫌弃和不自信，就会造成你文化上的不自信，而一个不自信的作家，是永远写不出真正了不起的作品的。
我认为在中国的前辈女作家中，年纪轻轻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只有两个女人，一是张爱玲，一是萧红，她们都在写作的最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说根本就从来不曾带着这样的问题进入写作。这是由于她们有着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的天才级的悟性。她们对自己文字上的自信，是完全天才式的自觉，她们既不在乎也不讨好男性的话语权，根本不屑于去写得像个男人一样豪迈，也不屑于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就那么自自然然地，浑然天成地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怎么写。这是伟大作家才可能具备的素质，也是一个纯粹的作家才有的赤子之心——当你写作时，你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你是没有性别的，你就是一个作家，就像萧红说的：“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这也就是电影海报上说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可惜很多人不懂，还以为这句话是在歌颂民国的审查制度。
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是伟大的，她对自己的作家身份没有夹杂着丝毫写作以外的杂念和自我怀疑，也没有任何的身份不确定性，写作给了她自由飞翔的天空，但是一回到生活中就不行了，她在如何讨好男人，如何撒娇争宠，扮演好这个社会赋予她的女性角色，拿捏男人心理这一方面，简直是完全不行的，可是一个女人生活在那个时代，对女人的定位又决定了她不得不是卑微的。每个作者都要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女人尤其难，再加上社会观念的束缚，自身要突破的心理枷锁就要更多，彻底摆脱被灌输、被洗脑的可能性就更加微乎其微，在身为作家的萧红身上，她做到了，而身为女人的萧红，则一生都为此困惑和挣扎。在电影的最后，当我看到萧红慢慢地合上眼睛，我的心中有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觉得她实在是太年轻就走了，如果她能够活得长久一点，也许可以找到身为“卑微女人”和“伟大作家”这两种矛盾身份的解决之道。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她活得实在太辛苦，真的解脱了也好。
萧红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但是她曾经获得过很多人的帮助和肯定，和这个人们更热衷于讨论她的八卦、匆匆地写文章来消费她、却没几个人去认真读她的书的时代来比，她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兵荒马乱，流离失所，但是对于一个写作的女性，她是幸福的，朋友们能够看到并认可她的才华，师长用接纳一个真正作家的态度来接纳她，珍视她，他们胸襟坦荡，眼界和素养都让人敬佩。鲁迅第一次见到二萧就拿出一大沓钱给他们贴补生活，但是对年轻人的私事，从没干涉过半句。胡风虽然是萧军的朋友，但是他能够肯定萧红的才华，只是对他们分手表示惋惜。特别需要一提的是，那些曾经帮助过萧红的男人，都是当年左翼文学阵营里热血有情义的文学青年，他们很多人帮助萧红，并非想从她身上捞取到什么好处，只是身为一个作家去帮助另一个作家，都说文人相轻，但是那时候大家相依为命，同甘共苦，人和人之间是有着温暖的情谊的，男人们有谦谦君子之风。而在今天一些人狭隘的见识里，有些人却把这无私的帮助污名化，认为所有帮助过萧红的男人都是想跟萧红乱搞男女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倒也真可以说，那个有懂你的人存在的时代，确实是一个作家的黄金时代了。在电影的最后，许鞍华和李樯干脆让剧中人物直接评价萧红的作品。被人们当成一个好作家去看待，让人们更多地谈论自己的作品，这可能也是萧红的愿望，作为一个作者，编剧和导演的这份懂得和慈悲，虽然稍显生硬了些，却还是让我觉得有些感动。我心领神会，并且知道这个时代还有他们这样的人存在，在那里想怎样拍电影就怎样拍电影，和我一样的臭脾气，也是件让人想想就觉得幸福的事呢。
“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萧红）
我想这也许才是萧红想要过的一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无所谓伟大，也无所谓卑微，不向人解释，就由人去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