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人生
我十七岁进北大，读的是哲学系，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广西的一个山沟里，在那里待了十年，然后又回来，考研究生到社科院，基本上一直在做哲学的工作。我自己对人生的问题很感兴趣，经常有很多困惑，我的专业和我的这种性情是一致的。
我觉得，凡是重大的哲学问题，实际上都是困扰着灵魂的问题，哲学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是为了把这些问题弄明白。哲学的追问是灵魂在追问，而不只是头脑在追问；寻求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智慧，也就是人生觉悟。每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或者说与哲学之间关系密切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精神生活在他的人生中所占的位置或比重。那种完全不在乎精神生活的人，那种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当然就不需要哲学。不过，我相信，这样的人应该是很少的。
笼统地说，哲学有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对世界的思考，追问世界到底是什么；另一个是对人生的思考，追问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怎样活才有意义。不过，对世界的思考归根到底也是对人生的思考。和科学不同，哲学探索世界的道理不是出于纯粹求知的兴趣，而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这个问题隐藏在一切哲学本体论的背后。世界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却极其短暂，凡是对这个对照感到惊心动魄的人基本上就有了一种哲学的气质。那么，他就会去追问世界的本质以及自己短暂的生命与这个本质的关系，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如果建立了这种联系，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了着落，虽然十分短暂，却好像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一种永恒的终极的意义。否则，他便会感到不安，老是没有着落似的，觉得自己的生命只是宇宙间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纯粹的偶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哲学对世界本质的追问称作终极关切。
我们以前有一个说法，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可能我们以前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世界观和人生观都看得太狭窄了，世界观往往被归结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两种，人生观就是为人民服务，非常简单。哲学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整体性思考，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我特别强调这个“观”字，就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什么呢？看世界的全局，人生的全局。我们平时是不看世界的全局和人生的全局的，我们总在做着手头的事，我们被所处的环境支配着，很少跳出来看全局。所谓哲学思考，我觉得就是要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中，从正在过的生活里面跳出来，看一看世界和人生的全局，这样才有一个坐标，然后才能知道自己做的事是不是有意义，自己过的生活是不是有意义，应该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我觉得哲学是这样，不让人局限在自己直接生活的那么一个小的天地里，而让人从里面跳出来看一看大的天地。
在西方哲学史上，希腊早期的哲学家更多思考的是世界本质的问题、宇宙的问题。从苏格拉底开始，人生的问题突现出来了，用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话来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引回到了地上。从此以后，在多数哲学家那里，人生问题占据着重要地位，还有一些哲学家主要就讨论人生问题。
我觉得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说到底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生与死的问题，生命与死亡的问题；另外一个是灵与肉的问题，灵魂与肉体的问题，中国哲学里叫作身心关系问题，身体和心灵的关系问题。其实，不管是哪一种人生哲学，包括宗教在内，始终是想解决这两大问题——生和死的问题、灵和肉的问题。人生的种种困惑，说到底也都是由这两大问题引起的。关于这两个问题，各派哲学和不同宗教当然有各种说法，但是我想有两条道理是公认的，所有的哲学和宗教都承认的。从生和死的问题来说，都承认人是要死的，这是第一条公认的道理。从灵和肉的关系来说，在不同程度上都承认人是有灵魂的，这是第二条公认的道理。当然，这不一定是指基督教所说的那种不死的灵魂。所谓人有灵魂，是说人有比肉体生活更高的生活，人应该有那样的生活，我想这一点是各派哲学和宗教都承认的，否则要哲学和宗教干什么，哲学和宗教就是为了寻求比肉体生活更高的生活才存在的。这两条道理都很简单，但我们平时往往忘记了这两条道理，所以遇到事情就想不开。其实，许多其他的道理都可以从这两条道理推出来，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两条道理，就可以解决人生的大部分问题。
下面我就分两个问题来讲，讲这两条似乎很简单其实确是最重要的人生道理。
一、生与死
人生哲学首先回避不了的就是生与死的问题。我想，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来到世界上，最后的结果是死亡，从生命的本能来说，人人都会有对死亡的恐惧，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也是不必羞愧的。那么，怎样面对死亡？既然最后的结果是死亡，人生到底还有什么意义？生命有没有超越死亡的意义，即在某种意义上达于不朽呢？我们必然会遭遇这些问题。
我承认，我自己从小就被这个关于死的问题困扰着。也许很小的时候，看到家里或邻居的老人死了，不一定和自己联系起来，觉得死和自己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总有一天，你知道自己也是会死的，那个时候，实际上心里面受到的震动是非常大的，就像发生了一次地震。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大概六七岁吧，突然明白自己将来也是会死的，于是就有了一个疑问：既然现在经历的这些快乐有趣的事情都会消逝，最后的结局是死，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在一段时间里，我就老想否认死亡，想让自己相信我是不会死的。我们那时候有常识课，教各种常识，其中包括生理卫生常识，老师把人体解剖图挂在黑板上，我一看，人的身体里面是这样乱七八糟啊，难怪人是要死的。我就对自己说，我的身体里肯定是一片光明，所以我是不会死的。当然这是自欺，自欺是长久不了的，越是想否认死，其实越证明自己对死已经有了清楚的意识。所以后来，仍是上小学的时候，历史课老师讲释迦牟尼，讲他看到生老病死以后感到人生无常，人生就是苦难，因此出家了。我当时听得眼泪汪汪，心想他怎么想得跟我一样，真是我的知音，我们想的是同样的问题。我怎么就没有生活在他那个年代呢？如果我生活在他那个年代，我们一定会是好朋友。从那以后，我对死的问题就想得很多了。
不过呢，我只是自己偷偷想，偷偷苦恼。我觉得没法跟人说这个问题，跟谁说呀，人家会说你小小的年纪胡思乱想。直到长大了，读了西方哲学，我才知道，死亡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哲学家们有许多讨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甚至认为，哲学就是预习死亡，为死做好准备。他们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把死亡问题想明白了，在哲学上就通了。不过，我们中国人往往回避这个问题，大概一是认为想这个问题不吉利，二是觉得想了也没用，想得再多到头来还是要死。依我看，所谓不吉利，其实是恐惧和回避。至于想得再多还是要死，这当然是事实，但不等于想了没用，我自己觉得想这个问题是有收获的，会让人对人生看得明白一些。
从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史上来看，对于死亡问题、生死问题有些什么观点呢？我归纳了一下，大概有五种观点，有五种类型的生死观。
一种是入世论。入世，就是投入到这个世界里，好好地活，不要去想死后怎么样。这种观点看起来是很乐观的，对人生抱乐观的态度，认为人生本身是有意义的，人生的意义不受死亡的影响，死亡不会取消这个意义。这样的观点，西方和中国都有。比如西方享乐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他说：死亡是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还没死，感受不到死，等我们死了的时候，我们就不存在了，所以也无所谓痛苦。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想它，活的时候好好活，享受人生的快乐。人生的快乐，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想死亡的问题，老是担惊受怕，就是对灵魂的最大纷扰，所以要排除掉。我们中国的儒家也是这样看的，重生轻死，主张活着的时候好好地安排生活，死的问题不是自己能够做主的，就不要去多想了，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就是这个意思，死亡是天命的事情，听从就是了。那么，总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活着时所做的一切，你觉得有意义的一切，你一死就都不存在了，至少对你来说是这样。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你曾经有过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儒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尽管人有一死，但是人的所作所为还会对社会继续产生作用，所以仍然是有意义的。儒家有“立功”“立言”“立德”之说，你活着的时候，为社会多做实事，或者是写书，留下著作，或者最高的境界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些都会对后世产生影响。因此，它基本上是在社会的层面上来解决这个所谓不朽的问题的，人虽然死了，但你的事业传承下去了，你的品德、你的著作、你的功业对后人产生了影响，这就是不朽。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是持这样的观点，总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基本上都不谈论死亡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从社会的层面来解决的。
另一种观点是宿命论。入世论对人生是比较乐观的，宿命论有一点悲观，准确地说，在悲观和达观之间，有点悲观，但还是比较豁达的。宿命论的最典型代表是古希腊罗马的斯多亚派。斯多亚派的看法是，既然是自然规定人必定会死去，人就要顺从自然，服从自然的命令，对于命中注定的事情要心甘情愿地接受。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牵着走。我们只要是自己愿意，让命运领着走，把被动变成主动，就不会痛苦了。老是抗拒命运，不肯死，那就痛苦得很。对于大自然规定了的事情，我们不要太动感情，要做到不动心。人死就好像旅客离开寄宿的旅店，果实熟透了从树上掉落，演员演完戏退场，是最自然的事情，应该视死如归，无非是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回到你还没有出生时的状态。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家里，很可能在所有西方哲学家里，斯多亚派对死亡问题谈得最多，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这样，要我们尽量想明白死是一件最自然的事情，我们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以一种平静的心情来迎接死亡。
上面两种观点都承认生和死的界限，认为生和死之间是有界限的，生和死是截然不同的，但问题是死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就或者不要去想它，或者坦然地接受它，总之主张以一种理智的态度对待死亡。这实际上是大多数哲学家的看法。
下面还有三种观点，它们力图要把生和死的界限打破，认为生和死是没有界限的，生和死是一回事。这是下面三种观点的共同点。
一种是超脱论，就是要超脱死亡。这是一种达观的观点，不能说它乐观，也不能说它悲观，它就是很看得开。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我们中国的哲学家庄子。《庄子》里有一章就讲“齐生死”，把生和死等同起来，生死是一回事。庄子说，“死生为一条”，“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意思是人应该超越时间，无所谓昨天、今天、明天，你不生活在时间之中，你也就超越生死、不死不生了。我认为庄子的这种观点是审美性质的，他要求进入的那种境界，把小我化入宇宙的大我里，融为一体，实际上是一种审美性质的精神体验，所以他是用审美的方式解决生与死的问题的。他不是真的要肉身不死，而是追求一种超越生死的感觉和心境。后来道教企图通过炼丹、求仙真的让肉身不死，长生不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道家是一种哲学，不是宗教。道教也不是宗教，而是方术和迷信。在西方哲学中，与庄子比较相近的好像只有尼采，他也是用审美的方式来解决生死问题。他认为，不要把个体的死亡看得太重要，宇宙生命是永远生生不息、永远在创造的，你要站在宇宙生命的角度，和它融为一体去体会。当我们体会到它不断创造不断毁灭的快感时，我们就会感到快乐，而不会感到痛苦了。这就是所谓的酒神精神。不过，尼采和庄子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庄子眼中的大自然是平静的、无为的，所以他的审美态度比较消极，偏于静；而尼采眼中的世界意志是不断创造的，他的态度就偏于动，强调创造和有为。不过，在审美态度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追求的都是一种超越生死的心境。
上面三种观点都属于哲学，无论理智的态度还是审美的态度，都是从哲学的立场上解决生死问题。理智的态度是跟你讲道理，要你想明白；审美的态度是给你编梦境，要你装糊涂。反正我觉得，靠哲学是不能彻底解决死亡问题的，彻底解决恐怕还得靠宗教。宗教的解决办法也是打破生和死的界限，但不像审美态度那样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它打破得很彻底、很绝对，完全把生和死等同起来了。当然，信不信由你。
宗教打破生死界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灵魂不朽论，就是主张灵魂不死。这主要是基督教的主张，当然在基督教之前，柏拉图实际上也是这样主张的。这种观点认为，尽管人的肉体是会死亡的，但是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人的灵魂本来就是从天国来的，或者用柏拉图的话说，是从理念世界来的，死了以后还要回到那个世界去，回到天国去，回到上帝那里去。另一种是寂灭论，或者说虚无论，典型的代表是佛教。基督教和佛教都是宗教，但是对生死问题的看法正好相反。
基督教似乎是很乐观的，它相信人本质上是不死的，生和死都是有，都是存在，根本不存在所谓虚无这种情况。活着的时候，灵魂寄居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受肉体的束缚，肉体就像是一座监狱，灵魂很不自由。死亡实际上是灵魂从肉体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了，从监狱里放出来了，自由了，从此生活在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里也就是天国里了。因此，如果说生是一种存在的话，那是比较低级的存在，而死后是一种更高级的存在。所以，死亡不仅不需要害怕，还应该欢迎它。
相反，佛教是十分悲观的，可能是所有的哲学和宗教里最悲观的一种思想，它认为无论生和死都是无。你看，这一点正好与基督教相反，基督教说生和死都是有，根本没有虚无这回事；佛教则认为生和死都是无，只有虚无这回事。你以为你活着、存在着，其实那是假象。你活着只是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暂时凑在了一起，产生了你的个体生命，因缘而起，因缘而灭，这些偶然的因素一消散、一分开，你就不存在了。所以，人的生命其实是一个假象，是一种幻象，我们要看破它，看破红尘，看破这个我们受其迷惑、万般看重的所谓的“我”。佛教有个基本的观点就是“无我”，要让你从“我执”也就是对“我”的执迷中解脱出来。当然，佛教还有轮回之说，人死以后，灵魂还在，又会去投胎，但是佛教真正的主张是要断轮回，认为轮回的过程还是在迷惑之中，还是在虚假的存在之中。最高的境界是断掉轮回，归于寂灭，这就是涅槃。在佛教看来，生和死都是无，但是生是低级的无，死是高级的无，当然这种死，这种高级的无，是要经过修炼以后、觉悟以后、真正看透了人生以后才能达到的，那是彻底摆脱了生命欲望、摆脱了转世轮回的一种状态。只有从轮回中摆脱出来，才能进入真正的高级的无。所以，在佛教看来，死亡没有什么可怕的，生命本来就是虚幻的东西，你要从这种迷误中走出来，看明白四大皆空。我觉得想要真正解决死亡问题，佛教是比较彻底的。基督教没有办法证明上帝的存在，而佛教把无看成一种根本的东西，从哲理上来说，我觉得是更站得住脚的。很多人都认为佛教是一种宗教，其实佛教是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非常彻底的哲学。
关于生死观，我大致整理了一下，基本上有这么五种。我在这里没有详细展开，主要是想说明一点，就是对于生死问题，哲学和宗教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你可能觉得某一种观点比较有道理，你也可能觉得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地说服你。这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从我自己来说，我也没有接受其中任何一种说法，我仍然觉得自己没有想通死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不要回避。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思考死也许是徒劳的，最后还是没有想通，但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徒劳。
那么，思考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起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可以使我们更加积极进取地面对人生。思考死不一定是让人消极的，它完全可以让人更积极。我们平时很少想这个问题，老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不会死似的，日子好像是无限的。其实这样并不好，可能会使人浑浑噩噩。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通过思考死，等于把人生的全景看了一遍，也看到了人生的界限，就可以从这个全景和这个界限出发，考虑怎样活得更积极、更真实。西方一些现代的哲学家，比如尼采、海德格尔，都很强调思考死亡问题对于人生的积极意义。尼采说过，人们往往因为懒惰或者懦弱而没有自己的主见，躲在习俗和舆论的背后，按照习俗和舆论的要求去生活。可是一旦你想到，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你死了以后不可能重新再活一遍，你就会明白，为了那些舆论和习俗把你独特的自我牺牲掉是多么不值得。你的心里就会有个呼声，就是要成为你自己。海德格尔也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就是为死而在，或者叫先行到死中去。他说人平日里浑浑噩噩的，让自己沉沦在日常生活当中，和他人共在，但是有的时候你会突如其来地有一种莫名的焦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感到烦，这很可能是因为你在无意识中触及了你自己的死，触及了你是从虚无中来还要回到虚无中去这样一个事实。你应该抓住这样的时机，自觉地去思考，不要逃避。他的观点和尼采是一样的，就是生活你可以和别人混在一起，但死亡只能是你自己的死亡，没有人能替代，死去的一定是这个独一无二的你。想到了这一点之后，你就要想一想作为独特的你的人生有些什么可能性。所谓先行到死中去，就是要先设想自己已经死了，一切可能性都没有了，再回过头来看你的人生该怎样过，哪些可能性对于你是最好的、最重要的。我经常说，想到自己的死，就会意识到一个人最根本的责任心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思考死亡问题的另一方面意义是能够使人对人生更超脱。我认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光有进取积极的一面，还应该有超脱的一面。只有进取的一面，没有超脱的一面，结果会很可悲，一旦遭受挫折就很容易垮掉。当然，只有超脱的一面，没有进取的一面也不好，那样会活得很没有乐趣。应该是既进取，又超脱，思考死就能使我们在积极面对人生的同时，也时常跳出来看人生，做到超脱。古罗马皇帝、斯多亚派哲学家奥勒留曾经说，一个人应该经常用“有死者”的眼光来看一看事物。譬如说，你跟人家吵架，为一件事情或者为利益打得你死我活，不可调和，你就想一想一百年以后你们都在哪里？想到这一点，你就吵不下去了。你为一件事情很痛苦，比如失恋了，或者事业受了重大挫折，你就想一想以前为同样的事情痛苦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你就会觉得再为这种事情痛苦是不值得的了。当然，如果一个人老是用这样的眼光看事物，那就什么也别做了，太消极了。但是我要说，你有必要为自己保留这样的眼光，人生总有不顺的时候，甚至遭到重大挫折的时候，那时候这样的眼光是用得上的。用终有一死的眼光来看，人生的成败也好，祸福也好，都是过眼烟云，没有必要太看重。所以，经常思考死的问题，一个人能够既积极又超脱，不妨好好地在这个世界上奋斗，好好地过一生，活得精彩一点，但是如果出现了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遇到了重大的灾难，那时候就能够跳出来看，你的生命力反而是更加坚韧的。
我感到我从哲学那里的确得到了很大的帮助。我的生活中有过很大的挫折，有的人也许看过我的书《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当时我的孩子出生不久就被发现患有先天性的癌症，只活了一年半，这一年半里真是像地狱一般的生活，但我相信是哲学救了我，使我能够尽量跳出来看所遭遇的事情。站到永恒的角度，站到宇宙的角度，来看自己遭遇的一个苦难，就会觉得它很小。所以，我说，哲学是一种分身术，一个人有哲学思考的习惯，就能够把自己分成两个人，一个是肉身的自我，这个自我在世界上奋斗，在社会上沉浮，有时候痛苦，有时候快乐；另外还有一个我，是更高的自我、理性的自我、精神的自我，这个自我可以经常从上面来看肉身自我的遭遇，来开导他。我想，这一点特别重要。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芝诺，人家问他：谁是你的朋友？他回答说：另一个我。学哲学就是要让这另一个自我强大起来，使他成为自己最可靠、最智慧的朋友，能够经常和自己谈心，给自己提供指导。如果这样的话，走人生的路就会更加踏实，更加明白。
二、灵与肉
不管是哪一派哲学家都承认，人是有灵魂生活的，也就是有比肉体生活更高的生活，只是承认的程度有所不同。肉体生活就是生存，食宿温饱之类，这基本上是动物性的，是人的动物性的一面。但是人不能光有这样的生活，如果光有这样的生活，人会感到不满足。只要人解决了生存问题，如果还让人仅仅过这样的生活，没有更高的生活，人就会感到空虚。这应该是人和动物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人不光要生存，而且要为生存寻找一个比生存更高的意义；人不光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恐怕在所有的生物里面，只有人是这样的，只有人是谈论意义的，只有人是追求意义的。
我说的灵魂生活是指对生活意义的追求，要为生存寻找一个高于生存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超越性，人是有超越性的。实际上，对意义的寻求、论证、体验、信仰，构成了我们整个精神生活的领域。自从有人类以来，在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进入了文明状态后，人类一直是在这样做，在寻求生活的意义，不满足于仅仅活着，这样就形成了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包括宗教、哲学、艺术、科学、道德，这些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形式。这些实际上都是在寻求意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个人来说也是这样，对意义的寻求形成了他的心灵生活、内在生活。我说的灵魂生活就是指这种对生活意义的寻求。
人不满足于活着，要为活着寻找一个更高的意义，可是，大自然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比活着更高的意义，用大自然的眼光来看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人类的存在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用大自然的眼光来看，人类的生命不过是宇宙某一个小角落里面一个偶然的存在，这个小角落，太阳系的某一个地方，我们的地球上面，刚巧到一定的时候，它的自然条件适合生命产生，于是生命就产生了，逐渐进化，最后进化到人。以后呢，自然条件慢慢变化，到一定的时候，又不适合于人的生存了，不适合于生命的存在了，人类就会毁灭，生命就会毁灭，最后地球也会毁灭。用宇宙的眼光来看，人类的生存有什么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用自然的眼光来看，个人的生存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人生下来了，活那么几十年，最后死去，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也没有留下，有什么意义？所以，大自然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比生存更高的意义，比生存更高的意义是要人自己去寻求的。这个寻求的过程就形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就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领域。然后我们发现，有了精神生活的领域以后，精神生活本身就成了我们生活的意义，对意义的寻求过程本身就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更高的意义。你看，确实是这样一个过程，原来意义就在于寻求意义，简单地说就是这样。因为人有了这样的精神生活，有了宗教、哲学、艺术等等，我们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不满足于仅仅活着、要有一种更高生活的追求，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我们的生活就有了意义。所以，寻求意义形成了人的精神生活领域，而精神生活领域本身又为人的生存提供了更高的意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人生缺乏意义而去寻求，结果寻求本身就成了意义。
总之，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就是灵魂生活是一个追求意义的领域，而人生的意义就取决于我们灵魂生活的状况、精神生活的状况。具体地说，我想人生意义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是人生的世俗意义，就是这一辈子过得好不好，自己满意不满意，生活质量高不高。对于这一点，我们往往是用幸福这个词来概括的。如果你觉得这一生过得挺好，你自己挺满意，你就会说你挺幸福。那么，幸福取决于什么呢？我认为，幸福取决于灵魂的丰富，灵魂的丰富是幸福的源泉。这是人生意义的一个方面。
刚才讲的是世俗的意义，人生意义的另一个方面可以叫作人生的神圣意义，或者说精神性的意义。如果说幸福讲的是生活的质量，那么神圣意义讲的就是生活的境界，人生的境界高不高。这在哲学上通常是用德行这个词来概括的，德行就是道德和信仰。其实，从人生意义的角度看，道德和信仰是一回事，都标志着人生的神圣意义、精神性意义。德行取决于什么？我认为取决于灵魂的高贵，灵魂的高贵是德行的基础。
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幸福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对幸福问题的看法有两大流派，一派是从伊壁鸠鲁开始的享乐主义，另一派叫作完善主义。前者认为幸福就是快乐，后者认为真正的幸福是精神上的完善、道德上的完善。这两派对幸福的概念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认为精神的快乐、灵魂的快乐要远远高于物质的快乐、身体的快乐。
事实上，物质上、肉体上的快乐是非常有限的，超过了一定限度，物质条件再好，快乐也增加不了多少，最多只是虚荣心的满足，只有精神上的快乐才可能是无限的。精神的快乐来源于灵魂的丰富，那么怎样才能使你的灵魂丰富起来呢？我觉得应该养成一种过内在生活的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太喧闹、太匆忙，生活逼迫我们总是为外在的事物去忙碌，基本上生活在外在世界里面，这是很可悲的。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内在生活，有自己的内在世界。怎样才能有自己的内在世界呢？一条就是要养成独处的习惯，有自己独处的时间；另外一条就是阅读，读那些真正的好书。独处是和自己的灵魂相处，读好书是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灵魂沟通，这是使我们的灵魂深刻和丰富起来的两个基本途径。
其次是德行的问题。完善主义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开始，后来包括斯多亚学派、中世纪的哲学家奥古斯丁、近现代的像康德和一些德国的哲学家，他们都有一个观点，认为幸福就是德行，就是过有道德的生活，就是说人的灵魂生活本身就是幸福的实质部分，哪怕你因为灵魂生活而受难，也是一种幸福，不需要用快乐来证明。“德行即幸福”是苏格拉底最早提出来的，但是这一路的哲学家，包括康德在内，都是这种看法，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把灵魂的高贵看得更重要了，灵魂的高贵既是德行，又是幸福。我们现在很少提高贵这个词，但我觉得高贵是人类一个特别重要的价值，古希腊人讲高贵，罗马人也讲高贵。那么什么是高贵呢？换一个说法就是人的尊严，做人是要有尊严的，一个人要意识到做人的尊严，做事情的时候也要体现出做人的尊严，这样的人就有一颗高贵的灵魂。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人是目的，那个大写的人、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是目的，永远不可以把他当作实现物质性目的的手段，对自己、对别人都要这样。我认为，“尊严”这个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所缺乏的，现在更是特别缺乏的。
在最高的层次上，德行就是信仰，相信人是有尊严的、有做人的原则的，这样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人，倒不一定非要有一种宗教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我觉得这在现在的中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人作为有灵魂的存在是高贵的，是有尊严的，灵魂是人的本质部分，这一点从哲学上讲也许是有问题的。比如有人就会问，这个高贵的、本质的部分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根源是什么，在宇宙中有没有根据？实际上，形而上学也好，唯心主义也好，都是想论证有这个根据，但这是一个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灵魂到底是不是来自宇宙间某种不朽的精神本质，和它有一种联系，这一点是无法证明的。但是，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都宁愿保留宇宙具有精神本质这个假设，包括康德，他说上帝是一个必要的假设，因为如果没有上帝这个假设的话，我们无法解释我们的道德行为。这样做的好处，是让我们的生活按照上帝存在的假设来进行，这时候我们的人生境界和我们不相信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与哲学不同，宗教不论证，它就是要你相信，它已经给你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答案。反正不管信不信教，我们都要做一个高贵的、有尊严的人，应该有这样一个信念。在我看来，人与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没有这样的信念，是不是按照这个信念做人和处世。
哲学对于当代青年有什么意义，这也是很多青年关心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今天青年所处的这个时代，我认为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意识形态弱化，价值多元，没有了统一的信仰。这和我年轻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完全不同，我们那时候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管着，用不着你，更准确地说是不允许你自己去寻求一种信仰。现在不同了，在信仰问题上，实际上发生了一个去中心化的、个体化的过程，信仰不再是自上而下规定下来的，而成了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进步，信仰恢复了它本来的意义，回到了它应该有的状态。自己去寻求信仰，这当然比较累，不像有一个现成的信仰那么轻松，但是，信仰本来就是个人灵魂里的事，从外面强加的信仰算什么信仰呢。现在，有些人可能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比如真的信了某一宗教。不过，据我看，大多数人是没有一个确定的信仰的，我也是这样，可以说仍在寻找的过程之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就有了重要的作用，哲学就是让你独立地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自己去寻求人生的意义，这实际上就是自己去寻求和确立信仰的一个过程。在我看来，最后能不能找到一个确定的信仰，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始终在思考、在寻求，这本身就使你在过一种高品质的精神生活，其实也就是一种有信仰的生活。我认为这是哲学对于当代青年的一大价值。
我们时代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竞争激烈，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青年们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那么，在我看来，哲学就有助于我们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头脑的清醒，为自己保留一种内在的自由。当然，事实上，一个人越是重视精神生活，有精神上的追求，他在这个商业社会中就越可能会有更大的困惑甚至痛苦。因为我们无法否认，精神追求与生存竞争之间是会发生冲突的，往往生存竞争会使你无暇进行你喜欢的精神活动，比如读书、写作等，精神追求又会使你厌恶生存竞争。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我们只能正视现实，不管你的精神欲望多么强烈，你必须解决生存问题，精神追求不会赋予你在生存竞争中受特殊照顾的权利，市场就是这样，你再抱怨也没有用。不过，我们应该看得远一点。长远来看，在现代竞争中，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包括精神素质。同时，也要看到精神追求是不以社会酬报为目的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精神追求了。两方面只能尽量兼顾，而在真正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就甘愿舍弃利益，这是必要的代价。说到底，你的做法和心态取决于你究竟看重什么，仅仅是实际利益，还是人生的总体质量。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哲学知识系列讲座现场互动
问：今天在座的不少人是慕名来听您的讲座的，这种名气多半与您那本《妞妞》有关。有这样一句话，悲剧就是把美丽的东西破坏了以后向他人展示。这可能是您书里的一段话，是不是？（答：这是鲁迅说的。）而大多数人都对别人的隐私、痛苦身世怀有窥视的欲望。您作为一位洞悉人性的哲学工作者，对此更是明白的。那您当年在出版《妞妞》时，对由此产生的轰动和反响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
答：关于《妞妞》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写了以后为什么要出版，其实已经有人提出过一些质疑。当然，我可以写了以后不出版。但是我最后终于把它出版，因为我认为这本书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我自己的一段私人经历，我也不认为它是我的隐私，我认为它应该有更多的意义。当时我是突然陷到了苦难中，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自救，我有很多思考，我试图从哲学上开导自己。妞妞的到来，让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做父亲的那种快乐、那种喜悦，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妞妞的病情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我把这两方面的体验都记下来了。那么，这本书对于别人、对于读者会有它的意义，就是亲情和苦难，这两方面的体验和思考对别人会有意义。不过，你说书出后轰动，这不符合事实。我和出版社更没有有意要轰动，开始只印了一万册，后来慢慢加印，它的影响是逐渐产生和扩大的，完全是自发的。当然，有些评论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在读者眼里这本书不是你所说的隐私，譬如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妞妞，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问：听了几次哲学讲座之后，感觉每位学者所研究的内容都变成了他本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左右了他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吗？
答：对，在我看来，真正的哲学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一种化为血肉的生活方式。但是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到，我也不相信其他来讲座的学者都做到了。哲学的存在方式有几种。一种是作为形而上学的沉思，是对人类处境的根本性思考，而且是创造性的、提供了新角度的思考，这属于那些哲学大家、哲学史上留名的大师。还有一种是作为学术，其实大量的学者都是把哲学作为学术，一辈子研究一个领域里的一个问题，整理资料。第三种就是真正把哲学变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够和自己的人生追求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其实，古希腊的很多哲学家就是这样的，哲学的开端就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哲学的发展离开了这个传统，我认为应该回到这个传统。一个是自己性情的原因，另外由于我对尼采的研究，我觉得尼采是回到了这个传统上，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使我相信这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我还没做到，我正在做。
问：您是共产党员吗？如果是，您如何处理共产主义和您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冲突？
答：第一，我不是共产党员；第二，不管我是不是共产党员，这个问题都是存在的，都是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我并不认为我所从事的工作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什么冲突。对于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实际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你也许想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不一定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指一种社会理想，这种理想，我们原来以为很快就会实现，现在看起来是无限期地往后推了，推到什么时候能实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时候会实现。能不能实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好像是不能怀疑的，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探讨，我想还是可以讨论的。不过，我想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我所思考的这些人生哲学，它们并不构成冲突的关系。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我们以前教科书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教条式的宣传和理解。其实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是很丰富的，而且是非常人性的。马克思的理想是什么？我觉得马克思的理想和我所追求的其实是完全一致的。你要说共产主义的话，其实马克思讲要通过所有制的改造、消灭私有制才能达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条路是不是能够走得通，怎样才能走通。但是，马克思所想象的目标、所追求的目标，那种共产主义，最关键的一点，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性化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标志并不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也不是阶级的消灭，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人们都自由了，从物质生产领域解放出来了。马克思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也就是说，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人，或者说全体成员，都用不着为自己的生存操劳了，都从这个领域里解脱出来了。到那个时候，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是人的能力的发展本身。人的能力的发展本身成了目的，这是马克思的原话。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去发展自己的能力，不再为生存忙碌，这就是一个理想社会要达到的目的，这才是马克思所盼望的共产主义。这和我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这一点在我们以前的教科书里面，我们是不说的，我们强调的是马克思的经济观点。我们现在应该更加丰富、更加本质地去理解马克思。
问：我有一次出差，途经纽约的曼哈顿，到西非的一个岛国。在曼哈顿看到了日进斗金的精英们脚步匆匆；在非洲的岛国看到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黑人手里拿着木棍，在太阳的炙烤下悠闲欢快地跳舞，他们大多是文盲。不知道您认为谁离天堂更近？
答：天堂实际上是指精神王国、精神乐园，离天堂远近当然是用精神指标来衡量的。耶稣说，想上天堂的人必须回到孩子，变成孩子，就是说一个人必须精神上单纯，才能上天堂。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丰富，一个人在精神上应该既单纯又丰富。物质越多，越陷在物质里面，离天堂就越远，所以耶稣又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难。不过，你提的问题比较复杂，牵涉文明的双重价值，既有正面价值，又有负面价值。如果你要杜绝后者，前者也会失去，只能是尽量减少文明的负面价值。
问：香港一位和黄沾齐名的才子曾说，用七十年的时间探求人生的意义，无非还是吃吃喝喝、男男女女。您怎样看待此人的人生态度？
答：我认为他根本就没有探求过，所以才会这么说。
问：您在广西工作时精神上很苦闷，想出来，从哲学层面上您如何评价这种想法？
答：我觉得这是本能，用不着从哲学层面上去评说。人当然是追求快乐、躲避不快乐的，但关键是快乐的标准不一样。桂林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很美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在北京，为什么呢？因为在北京，我有更开阔的视野，有更加水平相当的精神交流。这是我最看重的那种生活。如果你让我永远生活在一个落后闭塞的地方，精神生活相对比较贫困的地方，我会感到痛苦，我是从这个角度上说的。如果光从物质生活、吃喝玩乐出发的话，那现在桂林也不错，去广州、深圳更好。
问：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对社会所负有的责任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当然是个很大的问题，可以再开讲一次。简单地说，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在任何一个社会，知识分子都应该对社会承担责任，在我看来，这种责任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责任，就是要关心社会的精神走向。知识分子应该关注社会的基本走向，它在精神上是不是对头，如果不对头，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批判。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责任，对任何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这样。知识分子应该是重大问题、根本问题的思考者和发言者。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表面上、嘴上也说得很多，社会责任什么的，对社会问题很爱发言，但是有一个毛病。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注，应该是精神上的关注，既然是精神上的关注，那么他对自己的精神生活也应该是很重视的，应该是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的。但是，很多知识分子忽略了这一点，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没有自己的灵魂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关注社会生活往往是从功利出发，个人的功利或社会的功利。所以，很容易没有自己的一贯性，很容易根据风向来改变，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知识分子也跟着社会的风向改变，还算什么知识分子？得有自己的立场。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立场呢？我觉得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从精神的层面来看社会问题。看社会问题是有各种层面的，就社会论社会，甚至只从利益角度来看社会，这个层面低了一点。不能少掉精神纬度，但我觉得就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情况来说，是缺少这个纬度的。
问：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个体的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如果灵魂的高贵体现为人是目的，永远不可以把人作为手段，是否会让人的灵魂变得更自私？
答：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有很多论述，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以前的问题把这个方面当作马克思的全部论述，这样就把马克思理解得狭窄了。马克思还说过，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个观点就更强调人是精神性的存在，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的自由。所以，关于马克思的人的观点，其实是可以再讨论的。我记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中国学术界争论很激烈，一派是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论述归结为人的社会性，然后把社会性又归结为阶级性，这是一派的观点；另外一派观点认为这是狭窄的，应该更强调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的论述，强调人的人性的方面，我当时是属于这一派的。现在来看，应该说仅仅归结为社会性，这种观点的狭隘性是一目了然的，用不着再争论了。不能只把人看作目的，也要把人看作社会的手段？我觉得，这是没有理解康德命题的含义。当然，手段和目的是相对而言的，譬如说，在某些具体的情况下，你用一些人去完成一件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你会说人是手段。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我不知道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是手段，我不知道有这样的论述。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你只能把人作为目的，不能把人作为手段。当然，为了实现社会的目标，需要个人、很多人去参与、去奋斗，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是社会的手段。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个人是目的，社会是手段。社会无非是个人、许多个人结成的一种关系。社会为什么要存在？个人为了生存的需要，必须依靠他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才结成了一种社会关系。社会不为所有的个人而存在，它为什么而存在，难道是为它自己？如果抽掉了所有的个人，社会就成了一个抽象的东西，是一个抽象的实体。所以，从社会产生的原因和社会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来说，都是社会为了个人，是为了个人才产生、才存在的。我觉得，我们以前过于强调社会对于个人的支配，好像个人只是手段，只是为社会服务。那么，社会究竟为了什么而存在？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了。如果不是为了每一个个人的话，社会为什么要存在？你能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吗？我们把社会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作为一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东西，这种思路造成了很多问题，导致对人的不重视，对个人价值的蔑视，所以我认为应该颠倒过来，更强调社会是为了个人，而不是个人为了社会。这不是鼓励自私，个人当然要为社会做贡献，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要明白，你归根到底是为了人，为了社会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问：宗教常常被科学的进步证明是错误的，想请您评价一下科学和宗教哪个更有价值。
答：科学和宗教各有各的价值。科学可以证明宗教里面的某些具体说法是错的，但是科学不能证明宗教本身是错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现在从科学来说，我们可以说知道宇宙是通过大爆炸产生的，地球是经过星云的冷却过程产生的，生物、人类是通过进化产生的，等等。这样，《圣经》里面讲的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世界，你可以说它已经被证明是错的，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对这些宗教里面的具体说法，科学可以否定它，但是科学不能证明宗教最根本的东西是错的。宗教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世界的本质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一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这是我们的唯物主义的说法；还有一种就是像柏拉图、基督教，认为世界具有一种精神性的本质，对它的叫法不一样，柏拉图说是绝对理念，基督教说是上帝，我们的灵魂、精神追求都是从那里来的。这一点科学能不能把它否定？我认为不能。为什么不能？科学是管什么的？科学是管经验的，科学只能从我们感官所接触的现象里总结出一些规律来，这是科学所做的事情。但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有没有一个精神性的本质？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在我们的经验里出现的，是我们永远经验不到的。既然经验不到，科学就不能证明它，也不能否定它。凡是第一原理都是这样的，无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都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有没有一个上帝存在，有没有一种神圣的本质存在，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永远是科学所不能断定的，科学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这一点不是我的说法，费希特、列宁都说过。列宁说，到底是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这是一个信念，不是可以通过争论解决的。所谓物质第一性或精神第一性，就是世界的本质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一点永远不可能用事实来证明，所以它是一个信念，信念只能够相信，不能够证明。那么，到底哪一个更有价值？各有各的价值，宗教有宗教的价值，科学有科学的价值。宗教解决的是生活目的的问题，为什么活着的问题；科学解决的是生活手段的问题，怎么样生活得更舒服也就是更复杂的问题。科学面对的是事实，宗教面对的是价值，它们管的领域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大科学家同时也是教徒，或者虽然不信教，但有强烈的宗教情绪。
问：在今天的讲座中，您提到不经历苦难的人生是浅薄的，是有缺憾的，但我宁愿我的人生永远不曾有过失败，您如何看？
答：我相信没有人主动去选择苦难、挫折、失败，问题是这些遭遇是人生中难以避免的，一旦遇上了，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如果你总是怀着侥幸或害怕的心理，一心躲开这样的遭遇，那么，第一你在走人生的路时就会谨小慎微，成为平庸的人；第二你很可能仍然躲不开，那时候你就会埋怨、屈服甚至一蹶不振，成为一个真正的失败者，丧失了苦难本来可能给你的那些正面价值。
问：当今世界纷繁复杂，在社会里我们年轻人应该多读哪些书来净化自己的心灵，提升精神境界？希望您给我们推荐一些好书。
答：我很难拿出一个具体的书目来，因为我相信，对每一个人来说，真正会发生兴趣、读得进去的书肯定是不一样的。我想强调一点，我的建议是直接去读那些经典著作，不要去读那些二手、三手的解释性的作品。直接读大师的作品，这是我自己在读书方面最重要的经验。我上中学时就很爱读书，但是那时候我读的是一些介绍性的小册子。后来，进了大学以后，我开始读原著，读那些经典著作，包括哲学的、文学的，我马上就感觉到，其实许多大师的作品并不比那些小册子难懂，它们一下子把本质问题说清楚了，而那些小册子，那些二手的、三手的东西，在那里绕来绕去，总也说不清楚。所以，要读就去读大师的作品，那些经典著作。你读的范围可以稍微宽一点，文学的、哲学的，都可以读一些。在哲学方面，一开始的时候，你也许不知道该读哪些经典作品。我的建议是，去找一本简明的哲学史，把它浏览一下，自己感觉一下可能对哪个哲学家更感兴趣，然后就去读这个哲学家的书。简明的哲学史，我可以推荐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美国学者梯利写的《西方哲学史》，这本书的好处是的确比较简明，并且忠实于原著，把每个哲学家的基本思想用准确的语言说出来了。还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或《西方的智慧》，《西方的智慧》可以看作《西方哲学史》的简缩本，再比如威尔·杜兰的《哲学的故事》，这两本书都有中译本，用生动的语言介绍了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总之，先对大哲学家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然后挑自己感兴趣的细读，就这样渐渐地受熏陶，渐渐地扩展阅读范围，这是一个办法。文学的就太多了，而且个人的趣味更不一样。我希望你们不要光看现代中国作家写的东西，不如多看一些西方古典的，像歌德、托尔斯泰，你们会发现，这些作家写的作品，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大师就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