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靠着干巴巴的成绩考进这个校园,企图索取的却是一种丰富的人生。
她的真名当然不叫阿紫。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九月的开学典礼上。几千人的会场,穹顶像锅盖,笼罩住一片嗡嗡的喧哗声。我们学院的位置在中后排,大家在辅导员引领下鱼贯而入,由于都是陌生人,也没什么位置好挑,轮到哪里坐哪里。
阿紫就坐在我旁边,小小的个子,丑丑的样子。
新生们高考前都是来自各地的尖子生。自矜、审慎,有自知之明,对陌生人好奇但无法坦荡放下架子主动结交,偶然四目相对的结果往往是尴尬地避开。
我倒是得天独厚。那个暑假我把自己胳膊摔骨折了,开学典礼时还打着显眼的石膏,给每个遇见我的人提供了现成的话题:“你没事吧?”——至少我收获的大部分问候都是这样的开场白,可阿紫不是。
我余光注意到她看向我,于是转过去想对她微笑,她却迅速把脸转开了。这套动作循环多次之后我不耐烦了,决定率先开口说你好,她突然怯怯地说:“我叫阿紫。”
说完这句话,她很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像是死过了一回似的。
我们聊了很多常规话题:你是哪里人,我是哪里人;哦你们高中我有听说过,很厉害的;你在哪个宿舍,宿舍里都有谁;选课系统好难用,对了你选修课选了哪几门,意愿点是怎么分配的……
我那时社交能力很普通,只能维持谈话继续,一旦有断掉的预兆便连忙生拽出一个新话题,另起一行。而理解她的普通话实在有点困难,我却不好意思把她的每句话都重新问一遍,于是不懂装懂,一律点头,好几次连她的提问也用点头作答。
明明疲倦,我还是忍不住一直起话题,因为阿紫的眼神带着一种期盼。无论多无聊的话,她都笑得很真,带着牙套所以习惯性地单手捂嘴,只露出一双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弯弯地眯起来,在我绞尽脑汁时眨巴眨巴的,好像两只等待投喂的小动物。
她给我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似乎这场对话证明了她的某种能力,甚至是一个巨大的人生突破。
阿紫是家乡小县城的高考状元,和奶奶相依为命。她讲完这句就严阵以待,似乎盘算好了我会问起她的父母。
我生硬地转去聊热门体育课选课竞争有多激烈,直到单口相声无以为继,趁着主席台调试话筒发出尖锐噪音的空当,赶紧装作低头查看手机短信。
她忽然问:“你会不会觉得我的名字很土?”
我可能是太累了,有些话一时没拦住:“很像小学数学课本里面的人名啊。”
就是那些分苹果分蛋糕集体去植树的小朋友们的名字。
她琢磨了两秒钟:“那就是很土。”
我赶紧补救:“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名字很可爱。”
这时我才用余光扫了一下她的打扮:浅黄色衬衫,奇怪的花裙,黑色凉鞋,可是里面却穿了一双肉色短袜,在脚踝那里勒出两个明显的圈。
是有点土。可越是这样我越要对她小心而热情,或许是对心中一闪而过的刻薄做出弥补。
阿紫听到我说她可爱,低下头很羞涩很纯真地笑了。当真了。
就在这时坐在阿紫旁边的男生探头过来,很大方地打招呼:“你们好,我是台湾的,宿舍里几个哥们都叫我小台湾,认识一下,留个号码吧?”
阿紫的脸瞬间红透了,报号码错了好几次,小台湾看她的眼神已经有点怪了,我在旁边解围,问她:“阿紫你这是新换的号码对吧,我和你一样,也有点背不下来。”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小台湾要完电话后还跟我们闲扯了好几句。他是我羡慕的那种人,和陌生人明明什么都没说,却让你觉得放松亲切。
所以也很容易让人误会。
冗长的开学典礼我已经记不得多少了,进门前发给我的校徽在退场的时候就被我弄丢了。我拎起书包转身随着人群往外涌,阿紫拉了我一下,问我要不要一起回宿舍楼。我说我还打着石膏呢,现在住在外面的酒店。
她讶异地捂住嘴:“你怎么还打着石膏?”
这是不是证明了阿紫从来不会打量和审视别人?但我当时没总结出来这个纯真的优点,我只觉得她眼睛有问题。
说来有趣,我和她在会场外匆匆道别,没走出几步就想起自己还真得回一趟宿舍楼拿东西,于是转身折返。
正巧在楼门口撞上在树后呆立的阿紫。
我本能地顺着她的目光所向看过去,哦,小台湾正亲昵地搂着一个姑娘,在一楼的窗子外笑着说话。
“你怎么了?”我问阿紫。
阿紫像受惊吓的兔子一样转过来,看了我一眼,脸又“腾”地红了,话都没说一句就转身疯跑进了宿舍楼。
我自然站在原地联想了一番她慌张的理由。难道她跟小台湾是旧识?暗恋?世仇?
但是当我在迎新生的文艺汇演中再次神奇地和她坐到了一起时,我假装那天什么都没发生。我讨厌窥探的人,自然不希望成为其中一员。
阿紫却憋了一个小时,在演出结束才突然问我,台湾男生是不是都“那个样子”。
“哪个样子?”我不解。
“就是有女朋友了还能跟别人勾勾搭搭的。”她话越说越小声。
饶是我自认机智,也被震惊了。
“他怎么跟你勾搭了?”
阿紫又不蠢,一听我的语气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恐怕她也意识到热情搭讪和要手机号这件事情可能在除她以外的人心中真的算不上“勾勾搭搭”,所以说不出话了。
我俩跟着退场观众一起慢吞吞往外挪动,阿紫忽然哭了。
“你别笑我好吗?”阿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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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的晚上,校园里暑气不散,头顶上是昏黄的路灯,我们从光圈走进阴影里,又从阴影踏入光圈中。
阿紫一路都在跟我讲着她自己的故事。
没什么特别,大概就是父母离异,从小和奶奶一起生活。小县城民风淳朴又传统,她只知道好好学习,也知道自己长得不好看,所以更加好好学习,皇天不负有心人,成了当地的骄傲。
但是也只骄傲了一个暑假。
阿紫并没有被这个校园吓到。她早知道大学校园里会有很多外形出众、见识广博的同学,他们会发现她的土气与局促,也可能,到最后都没发现还有她这么一个人。
然而我听了这番剖白却完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记得那天是9月10号,我们甚至都没有正式开始上大学的第一堂课,而这只是我第二次见到阿紫,我对她毫无兴趣。
太突兀了,她让我有点害怕和无奈。
这不妨碍我做一个最好的倾听者,不嘲笑也不违心认同,只是听着就好了。
可她讲完之后,忽然说:“你也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吧,这样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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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她不这样说,我也在盘算着要怎样讲些无关紧要的糗事和担忧作为交换。
这样的苦恼太多了。英语分级考试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未来同学们究竟有多优秀;学院内按成绩分专业注定一年后竞争激烈;也或许还可以聊些更私密的,比如我暗恋好几年的高中同学,统统告诉她都没关系,反正她永远不会认识他……
然而,当阿紫在路灯下用那双并不好看却格外澄澈的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却做不到了。
不少熟人曾评价我“虚伪圆滑”,但那天晚上,我却看着阿紫,说:“我不想讲,我想走了。”
我没办法对她撒谎。关于好朋友这件事,她是认真的,她对你的每句话都当真,所以不要骗她。
未来总归会有很多人欺骗这个小镇姑娘,但这个人不应该是我。
道别的时候,阿紫忽然问:“你能不能给我推荐几个歌手?”
“歌手?”
“就是大家都会听的,很火的那种。我奶奶不让我看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我还什么都不知道,一定会被别人笑。”
我说了一长串名字:梁静茹、周杰伦、陈奕迅、林俊杰、王菲、孙燕姿、张惠妹、林忆莲……我也不知道她记住了几个。
回到酒店之后我想了想,把这些名字全都通过短信发给了她。她回答说,谢谢,今天对不起了,我是不是吓到你了。
我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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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拆了石膏,开始进行艰难的复健,也搬回了宿舍。端着一盆衣服路过阿紫的宿舍,我听到屋里传来很大的音乐声,公放着梁静茹的《丝路》。
半个多小时后我洗完衣服,再次经过她的宿舍,里面还在放《丝路》。
我略略停了一会儿,门忽然开了,露出她室友的不耐烦的脸。
“啊呀,是你啊,你跟阿紫关系不错对吧?”室友没头没脑地问,还没等我回答就继续高声抱怨起来,“你能不能让她别放这首歌了?都放了三天了,有机会就放,她觉得好听,也不至于这样吧?”
这边阿紫赶紧把电脑关了,特别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俩笑。室友也没给她面子,拎起包就走了,只剩下我俩面面相觑。
阿紫说:“谢谢你的推荐啊,梁静茹的歌真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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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偶遇过几次,都是匆匆别过,没说几句话。
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双学位申请流程刚刚对我们开放,几乎每个人都挑了一个专业报名。我报了心理学双学位,需要给过往成绩单盖章,于是在打印室排队。阿紫推门进来,还有点怯怯的,每每看到熟人都会弯起眼睛捂嘴笑。
她对报名流程始终很糊涂,我和她一起从打印室走去教务,经过学院旧楼侧面那条很美的林荫路。
我到今天也不知道那条路上栽的究竟是什么树,树影斑驳,平日是很美的,一到春天嫩叶发芽,便有许多一两毫米粗的细长肉虫悬着一根根细细的丝从树上垂下来,堪堪悬在行人头顶上方,一阵风过便扑簌簌地落下。
那是我们在这个校园里度过的第一个春天。我正和阿紫说着话,突然看见她肩膀上扭动着一只虫子,本能地伸手打掉,然后眼见着虫子悬着丝,打了个旋儿落在地上,这才发现,地上密密麻麻铺着“白线”,一脚踩下去,哔哔啵啵的。
我们一齐尖叫着,用文件袋捂着头,大步跑到林荫路的尽头,终于站到没有遮蔽的阳光下,劫后余生般地喘粗气大笑,像发怒的斗牛一样在路面上蹭鞋底。
也就是在我们帮彼此检查衣服和头发有没有粘上虫子的时候,我发现阿紫没有再穿肉色短袜了。
教务处的老师本就不苟言笑,我这种成绩平庸的学生一进屋,脊梁骨就矮下去一截,草草办完手续,站到一旁等阿紫。
然后目睹了她的材料被甩出窗口。
她的材料没办齐全,还有一项硬性指标不够格,是没办法申请的。老师们也都很忙,阿紫和我都并不值得她们大动肝火,甩材料恐怕也不是故意的——然而它就是这么从窗口掉了下来,自尊心散了一地。
阿紫小跑着捡起材料,憋着通红的脸一张张夹回文件袋里,我连忙对她说:“去吃饭吧。”
后来当然没吃。那时候下午三四点,不晌不夜,我也是口不择言。
我知道阿紫报的双学位是法语辅修,于是和她说:“语言自学就好了啊,和老师教的也没差,咱们学校的辅修说不定还不如新东方呢。”
阿紫还是轻轻地、那么认真地说:“这是不可能的。”
对于礼貌性的安慰,她不是轻信就是否定,从不会笑着说谢谢。
回宿舍时候我们决定换一条路。
阿紫抱着材料,恋恋回望着那条美丽而恐怖的路,说:“咱们刚刚跑得像电影一样。”
十八九岁的年纪,有爱恨情仇,一举一动都被摄像机追着,哭笑都漂亮,音乐起的时候,莫名其妙就奔跑。
应该是这样的吧,说不清楚具体是哪一部,但一定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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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几天,我赶在洗衣房关门前才去拿放置了两天的衣服,低头一闻都快有馊味了,连忙往楼上跑,试图赶在熄灯前将衣服都晾好。
在一楼才上了几级台阶,我就听到了阿紫的声音。一二层之间拐角的平台上,阿紫正讲着电话,两只细细的胳膊拄在窗台边,一只手捧电话一只手捧脸,身体重心偏移着一只腿,另一则翘起来,一晃一晃的,拖鞋啪嗒啪嗒敲着脚底板。
我第一次见到阿紫这么自信又畅快地和一个人讲话,身上沐浴着人生导师才有的霞光。
我拎着两个塑料桶,低着头从她身后挤过,倒是她拍了我肩膀一下和我打招呼,然后对着话筒那边轻声解释,她说着家乡话,语气我能听出个大概,“能想到的我都讲到了,复习加油,我碰见同学了,得挂了。”
阿紫结束这一段对话的方式,比我拒绝她的那一次要高明。
半干的床单还是有点重的,阿紫帮我拎了一桶,我调侃她是不是给男朋友打电话,阿紫连摇头都很认真,眼镜都歪了。
“我们高中的学弟也要考光华,班主任让我多给他介绍一下。”
“你是你们家乡最优秀的学生了吧,家里人和班主任都骄傲死了。”
“暑假我还要回学校作报告。”阿紫干巴巴地说,却也没压住喜悦,还是弯起眼睛,捂住嘴。
我们已经走回了西侧二楼,我要把桶从她手里接过来,发现阿紫低着头。她短暂的开心好像被阴凉狭长的走廊吸干了。
“学弟和老师在电话里一直夸我上高中时候有多优秀,我在咱们这边听着难受,就去了那半边听。”
洗衣房在东侧楼的一层,我们院女生住在西侧楼的二层,两边向来是各走各的楼梯。阿紫远离了现在的同学,特意跑去空旷的洗衣房楼上,那些来自过去的热情赞美才终于不再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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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紫并没像她所担心的那样引起别人的嘲笑和议论。大学四年过去了,有些男生还不知道她是谁。
我总会格外注意她一些。发现阿紫的变化是在大一暑假军训的时候,我们分到同一个班。训练间歇,她总会从迷彩服口袋掏出一个东西“扑哧”地喷一下脸。
大家在树荫下躲避毒辣的日头,有女生带着笑说起,阿紫从屈臣氏买了好多十块钱一瓶的玫瑰喷雾,每五分钟喷一次,“特别注意保养。”
阿紫真的不好看,所以女生这样一说,大家都没法接。我生硬地插话,说自己涂防晒时候顾脸不顾脖子导致晒黑了,好心疼……话题勉强转了方向。
让我惊讶的是当天傍晚发生的事情。
同级有一位很有争议的姑娘,很漂亮也很洒脱。她是军训教官们很喜欢捉弄的对象——故意让她站军姿,故意对她呼来喝去,她也不示弱,很敢讲话,每次都顶回去,教官们也并不真的对她生气。
自然有女生背地里看不顺眼。
吃晚饭前大家例行排成队列在食堂前站军姿,饿着肚子齐唱了好几遍《团结就是力量》,教官却迟迟不放行,又笑着训斥那个漂亮女生站没站相。漂亮女生还没开口,另一个女声插话道:“饿得都站不直了嘛。”
声音不算好听,撒娇也没成功。
是阿紫。
教官自然没有理睬阿紫,反而瞪了她一眼。当天夜里卧谈,大家有了新的谈资。
那又是一个九月。康庄军训基地的夜晚有密集的蝉声,我睡在靠窗的下铺,月光正好,想起了一年前的阿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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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三年级我做交换生去了东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毕业季。商学院的同学们大学三年级为了summer intern(暑期实习)厮杀,大学四年级为了保研厮杀,还有些人攥着保研资格却还偷偷参加投行的校招,更是要被所有人声讨……大家每天都有投不完的简历、去不够的面试,疲于奔命,居然还有时间将个人恩怨四处传播。
我试图问起过,他们说,好像没有阿紫的消息。当然还有另一部分人问,阿紫是谁。
毕业前的某个晚上我到南门外吃烤串,看到了她。
吊带裙,牙套也摘下来了,亮晶晶的唇蜜微微闪烁,耳垂上挂着大大的银耳环。她牵着老外男朋友的手,亲昵地走进了校园。
我们说了几句话。她喝了酒,讲话没有寒暄,直奔主题。
然后我看着他们从路灯的光环之下消失在门内的黑暗中。
倏忽间我眼前飘过那个对我说话的、穿着肉色短袜的阿紫。
大学四年我和很多人都有了交集,恩怨情仇也有,零碎的笑话段子更多,脑海中关于阿紫的画面,竟然依旧是那短短的几面。
我们学院的人对她谈不上多友善,而她也渐渐淡出大家的视野,似乎早就有了另一种人生。
那个怯怯的姑娘曾经怯怯地分享人生,怯怯地交换友情;也曾经拙劣地改变自己的外貌,拙劣地模仿某种风情。现在我看到了路灯下她神采飞扬的笑容,再也不用捂着自己的嘴巴。
她靠着干巴巴的成绩考进这个校园,企图索取的却是一种丰富的人生。过程也许不那么顺利,可她得到了。
这是一个我喜欢的故事,虽然也许连故事都算不上。
真实的生活中被留下来的不过是几个瞬间,有时候甚至没头没尾。有一个瞬间里,阿紫站在路灯下,牵着她男友的手说,快毕业了,她一直想要谢谢我。
谢谢我在小台湾要电话的时候帮紧张无措的她解围,就因为这个,她想要和我交个朋友。
这其实就是随口一说,没多大善意,只是社交,真的只是社交。
但我没跟她这么说,因为我相信现在的阿紫,一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