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权力的向往与生俱来，我们只看到权力等于自由。
你一定知道不止一个小童星，和你一起长大。
他们可能出现在彩色荧屏上，扮演着小天使、小仙子、女主角的小时候、男主角的儿子；也可能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是你三舅妈的同学的宝贝儿子，或者隔壁班的主持艺术节的长头发小公主。
无论如何，她一定经常被提起，被记得，被羡慕也被讨厌。
比如小叶子。
我的家中至今躺着一本神奇的书，可以称它为工具书，因为里面的散文诗和朗诵词被按照节气与庆典的类型划分。有教师节专用园丁献礼，元旦晚会专用辞旧贺文，当然少不了少先队大会和共青团颂歌，通篇陈词滥调和无逻辑的排比蓄势，但是极容易被改编重组，是所有为中队会愁白头发的班主任和小班干们的圣经。
这本书的编委会是我市共青团委的一群女老师，而把它翻烂背熟的，就是十几年前的小叶子和我。
小学毕业的时候，收废品的老头子来学校里面收集杂物，我把这本书从垃圾堆里捡起来，对小叶子说：“扔了多可惜。”
小叶子说：“那你自己留着吧，我不觉得哪里可惜。”
我相信我没有记错一个音节，然而她讲这话时的语气和神态却在我脑海中变幻莫测了起来。她说话时候是真的有那么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沧桑，还是我写小说写多了，一厢情愿地给记忆中的画面加了一套沧桑的滤镜？
如果说人生如戏，只是抻长了，在时间的长河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演着，那么我们总是需要几句台词来提醒自己，这儿是高潮，这儿是结局，这儿该落幕了——对，就是这儿。
关于小叶子的这场戏，落幕的那句话就是，“我不觉得哪里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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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学在六班。全年级一共六个班，前五个都是按片区就近入学，只有我们六班是议价生班，传言说，六班家长非富即贵。
我家的状况就是反例，两边都不占，但必须承认，为了我上学的事，爸妈结结实实花了一笔钱。
我们六班是有资格编入校史的。
第一任班主任在我们二年级就折腾出了一本《二年六班小红花日记集锦》，自费出版赚到了好名声；三年级带领我们班在全市小学生中队会大赛中杀出重围，得到特等奖，一举升任隔壁校副校长。
第二任班主任是刚毕业的新老师，人有点笨笨的，又爱虚张声势，接手之后颇有些适应不良。被她骂过的学生背地里攒下一盒粉笔，掰成小块分给许多人，盘算着趁她转身在黑板写字的时候好好让她领教一番。有个老实的女生告密，起义被提前扑杀，但新老师也还是哭哭啼啼跑出教室，说什么也不教了。
第三任班主任是个有经验的中年女教师，吸取了上一任的教训，开场便是下马威，把学生治得服服帖帖。她比第一任年长，却屈居人下，因此憋着一股劲儿要把六班开发到底，毕业前终于获得了全市公开课大赛的特等奖，自此外调，平步青云。
孩子也不过就是道具，公开课上每一个问题都有了固定的回答者，我们在老师安排下停课排练，熟悉每一个步骤，做错的小孩会被训斥和孤立，没人觉得这么做有何不妥。
还记得隔壁班的老班主任曾在办公室里酸溜溜地对几个小班干说：“你们也就嘚瑟这几年吧，上了初中开始拼学习成绩，你们就该后悔了，被大人当枪使，净折腾些没用的。”
那位老教师说完就斜了小叶子一眼，好像她的存在就是一种论据。
教育系统自然也有潜规则，当年班主任们的“教学成绩”受到肯定，多半是上级领导的猫腻。然而凡事都有一个由头，历任班主任再怎么心比天高，若摊上一个呆傻的班级，升迁的事情恐怕难以服众。
六班自然不呆傻。我们有小叶子。
她是一切的源头。
当我还在地上和稀泥玩的时候，小叶子已经开始学习朗诵与主持，穿着小裙子，梳着齐刘海童花头，外形可爱，仪态大方。她每个礼拜出入电视台三次，和导播间里所有的工作人员行礼问好，与一位大姐姐搭档主持，共同录制我们地方台每周二晚上播出的儿童节目。
小叶子是她的艺名，因为热播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中，一休白白嫩嫩的“小女友”就叫这个名字，而她们有着相似的样貌，一样的发型。小学一年级入学第一天，我们都仰着脖子紧盯着神明般的班主任，希望得到她的注意，而她早已认识了小叶子。
或许班主任自打那时就盘算起来了。
她指着小叶子，说：“以后老师走进教室，你就喊‘起立’‘敬礼’。”又看着我们，说：“大家都要听她的。”
一开始班里的同学们对她的畏惧多于崇拜。作为管理队伍的班长，小叶子受到了班主任的不恰当指导，面对有小动作的同学，她的直接反应是“啪”地打在对方胳膊或头上，呵斥道：“太没有纪律了！”
站在队尾的家长们颇有微词，脾气火爆的几乎要冲过来护短。
小叶子也是有点慌张的，但还是挺直了腰杆——老师吩咐的，她不会错。
但是到了她大放异彩的场合，那些质疑声统统变成了喝彩。小叶子世面见得广，小小一只就足以稳重地和六年级大哥哥姐姐一起主持升旗仪式，时常被大队辅导员叫走去参加一些公开活动，“神秘地”消失好几节课。
真让人羡慕。
一年级末尾，我们集体加入少先队，小叶子在大会堂里带领大家宣誓，站在高高的台上唯一的一束追光里。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席站着面目模糊的我们，一句句地跟着她念宣誓词，当她最后说到“宣誓人×××（小叶子的本名）”时，我们本应念出自己的名字，可我身边的好几个女生，异口同声地把小叶子的名字念出来了。
我当时还转头笑其中一个女孩，说：“你怎么连这个都跟着读了。”
女生瞥了我一眼，转头说：“我要真是她还好了呢！”
我们都想成为她。
我内心有这种向往，表面上却装着不在意。当我的父母问起，我还会提起班里爱拍马屁的文艺委员，说那个谁见了小叶子比见了她妈都高兴。我爸妈大笑不止。
尽管崇拜者众多，小叶子的生活里却只有跟班，没有同伴。她是一个从四五岁就开始和省里著名的笑星一同出席饭局的孩子，会社交不会玩耍，甚至不太知道如何与同龄的小姐妹们交流——摇头晃脑嗲声嗲气是大人眼里的天真，别的孩子不吃这一套的。
在老师的多番暗示下，我爸妈也送了礼，自此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同学升任了卫生员，主抓班级的眼保健操工作。这也算一种特权，虽然我无法像小叶子一样公然在上课时间随着大队辅导员消失，至少在大家都闭眼睛做操的几分钟里，我可以威严地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
只是想要做不一样的人。人类对权力的向往与生俱来，我们只看到权力等于自由。
然而我一直回避的一件事是，文艺委员她们对小叶子的模仿仅仅止步于宣誓时喊出她的名字，而我，差一点就真的成为了第二个小叶子。
但是我失败了。
因为我爸妈送的礼比较可心，二年级时老师随手把我塞进了一次讲故事比赛的候选队伍里。我倒也算争气，全校选送了十几个人，我是唯一一个进入复赛的小孩，原因恐怕是小叶子有事临时弃权。
我懵懵懂懂地进了大会场，懵懵懂懂地被化妆师涂抹成鬼样子，两个甜美的小辫子扎得太紧，扯得头皮都痛。当我也站在追光里，烤得浑身冒冷汗却什么也看不见时，所有背下来的串词都在脑海中碎成一片，我才发现小叶子的生活有多么可怕。
她真的很不容易。
那次大赛我得了一等奖，论分数是一等奖最后一名，幸好奖杯上不会写得这么详细，拿回学校也依旧光荣得很。因为这个奖项我升任了学习委员，也在随后开展的中队会大赛上，被老师点名和小叶子搭档，一起做主持人。
噩梦这才真正来临。站在她身边比独自站在追光里还难受。
我认为那些小童星们讲话抑扬顿挫做作得可笑，轮到自己，却连可笑都做不到，简直可耻。大队辅导员和班主任都懒得照顾小孩的面子，常常当着全班的面让我把一段串联词背上许多许多遍，发现毫无起色，就扔下一句“扶不上台面的玩意儿”了事。
主动请辞，又被批评为“矫情，这么好的机会大家都抢着要，你是不是有病”。
中午一个人沮丧地伏在桌面上，来安慰我的人竟然是小叶子。我们即使搭档也没说过几句话，她却在那时拉着我去学校僻静的地方，让我闭上眼睛重新背诵串联词。
“你闭着眼睛的时候自然多了。睁开眼睛重来，谁都不要看，就当他们不存在。”
不知道是不是她闯荡江湖的心得。小孩子的话朴实又无趣，可我一直牢牢记得，就当他们不存在。
我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顿悟，主持功力依旧堪忧，却也在一场又一场的排练和比赛中进步了起来。随着年级的增长，学校里也找不出几个能和小叶子搭档的人，于是大型艺术节、少先队队庆这些活动就都选择了我，矬子里拔大个儿，最后倒也有模有样。
终于我也成了可以在上课时候自由离开的学生，却发现这件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玩，因为别人放学回家了之后，你也不能走。大队部办公室，根本就是监牢。
小叶子很开心多了我这么一个狱友。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小叶子是一个非常谦和友善的小孩，没有架子，骨子里甚至有些习惯性讨好。
当然，她也有很多属于成年人的机灵和眼色。
第一任班主任明明是升迁，却和我们解释说“不知为什么”自己突然被大领导调走。三年级的孩子本能觉得大领导是大坏蛋，要把这么好的老师从我们身边夺走，于是哭得像是要给谁办丧事，整个班泪水涟涟，一哭一上午，直到把校长都哭了过来，无论和我们怎么解释，孩子们都听不进去。
我一腔热血，又是第一任班主任器重的学习委员，每次冬季课间跑步，她都允许我和她一起在队伍最后面散步聊天，这在我心中是极大的器重与特权，我想我必须要为她做点什么。
是小叶子拉住了我。她说：“你别被当枪使。”
这六个字在我心里属于爸爸妈妈才能讲的、很高深的话了。我犹豫的时候，文艺委员站起来了，一呼百应，正在最激昂的时刻，校长一拍桌子，把我们骂了个狗血喷头，文艺委员被揪到办公室好一通训斥。
小叶子救了我一命。我问她怎么看出来的，她说她注意到，我们哭成这样，班主任很高兴；听说班主任去别的学校是升迁做副校长的，人往高处走，再怎么哭，班主任也不会留在我们身边的。
长大后我可以轻易将这件事归结为班主任得便宜卖乖，临升迁前还要做场戏来彰显自己的威望。但那时候，看出这一切的小叶子，还不到十岁。
我们也共同经历过很多好玩的事。
刮着大风的春天，操场上举办校园艺术节，我和小叶子搭档报幕。中间有个节目，最后两个字我们都不认识。大队辅导员和朱校长都不知道去了哪儿，我慌了，小叶子把节目单塞给我，说：“你先顶住！”
我几乎要哭出来，看着她冲回教学楼，心里想的是，也太没义气了吧？
半分钟后她子弹一样冲出来，怀里抱着厚厚的《新华字典》，笑嘻嘻地拉着我查生字，一边翻页一边自我检讨：“明明应该时刻放在身边的，不能因为是学校的小活动就松懈，是我太不专业了。”
那两个字是“蛤蜊”，念作gé lì。我们拍拍胸脯，松了一口气，小叶子把这个得之不易的机会让给我，于是我笑容满面地上台报幕：“请欣赏二年×班的集体舞，《快乐的小蛤蜊》！”
没有人上台。被点到的班级站在我们背后，一脸懵懂，我们俩也一脸懵懂地看到每个小孩都穿着连体舞蹈服，背着一对儿泡沫做的大贝壳。
大队辅导员冲过来，哭笑不得，“你们报的什么玩意儿！那是嘎啦！快乐的小嘎啦！给我上去重报！”
我被臭骂了一顿，哭丧着脸重新报幕，下台后小叶子安慰我：“东北话就这么不标准，太不专业了，央视就不会这样，不是你的错！”
我很早就知道，央视是小叶子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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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叶子模仿秀”止步在了四年级。
我们六班在各种大赛中崭露头角之后，我作为小叶子的陪衬，也被一些人注意到了。我在获奖中队会中讲了一个盲人孩子的故事，被推荐给了“上面的人”，于是省里电视台的希望工程晚会，我被安排在倒数第二个出场。
副校长拍着我的头说：“好好表现，倒数第二个啊，这叫压轴！”
这是我第一次脱离小叶子，单独出现在大型表演中。
编导走过来审视地看看我，嘱咐：“这孩子有点老气，待会儿记得表现得活泼可爱点，有点童真。”
我被编导的话打击蒙了。我九岁，我为什么没有童真？
于是我被工作人员拉去重新扎了两个特别不适合我气质的羊角辫，穿着白底红边的小裙子，脸上还画了两大坨腮红。编导再次巡视过来，在副校长殷切的目光注视下，我试着蹦了蹦，摇头晃脑地微笑，喉咙里努力发出一种堪称恐怖的“银铃般的笑声”。
编导满意地点点头，走了。
那台晚会周六播出。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电视机前，虔诚地播到省台，将一台花团锦簇的无聊晚会看到了最后。
是的，最后。
几个主持人在舞台上热热闹闹地说着结束语，我爸疑惑地轻声念叨了一句“咋没有呢”，被我妈狠狠地瞪回了消音状态。
我的节目被剪了。
我难堪得无以复加，眼泪都在眼圈里转。
不只是这一件事。小叶子的省三好学生称号已经拿到手软了，我还在申请市三好学生的名额。这些申请要求我模仿他人的口吻来给自己写几千字的赞美文章作为申报资料，我觉得丢脸，但是一想到未来的虚荣，还是硬着头皮往上冲了。
这也算学校荣誉，不容我退缩。
我被老师再次推荐给了共青团委的一位女老师，获得了独自主持大型文艺汇报演出的机会，为履历表增光添彩。
可我恐怕是得失心太重了，再次搞砸，不止一处报幕失误。女老师冷眼瞧着我，说：“衣服不对，发型不对，走路时候步子迈得太大，眼神犹疑，临场反应差，这孩子不行。”
哦对了，这位女老师，就是那本中队会“圣经”的编写者之一。
“市三好”自然也落空了。
后来全校下发“市三好”复选的候选人名单，让大家随意投票，我在班里头都抬不起来。是小叶子跑来安慰我，真诚地告诉我，这个圈子很难进，进去了也没意思。
“我自己还不是很想突破省里的圈子，去中央台拍节目，拍电视，当全国十佳。可是很难。”
这一番安慰，旁人怎么听都是在炫耀。我同桌在她走了之后撇撇嘴对我说：“显摆个屁。”
曾经我也是酸葡萄中的一颗，可那一刻我明白的，从我二年级站到追光里的那一刻开始，我就理解小叶子了。她的每一句话，都是肺腑之言。
童星只有三条路：要么家里使劲用钱和权力铺路；要么天资聪颖长相漂亮；要么就身世凄惨离奇，方便树立典型。
小叶子是第二种。她家境极为普通，父母一心扑在孩子的“事业”上，却给不了她多少助力。她能仰赖的，只有自己的可爱。
但是她也有长大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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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任班主任要走的是公开课之路，小叶子的主持和朗诵都派不上用场；她开始发育，失去了小孩子的天真娇小，电视台更换了主持人。
小叶子失势了。
曾经的殊荣开始反噬。孩子们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在老师的放任之下，民间悄然兴起对小叶子的“清算”。
她一年级管队伍乱打人；她新年的时候因为没时间参加联欢晚会，居然找人像发作业本一样集体派发贺卡，表面是老好人，实际上就是不尊重同学；她以前有无数的报纸和杂志采访，写着“即使常年缺课，期末考试时小叶子依旧是全班第一”，简直是吹牛皮不上税，不要脸……
小叶子本就没有朋友，所以没人为她站台。
我本质上是一个懦夫，同情她，但没有勇气站出来对抗集体。甚至有时候我会庆幸，没有这方面天分的自己，童星之路起步晚，断得又干脆，否则下一个就是我。
我唯一为她做过的事情，大概就是春游时全班手拉手围成大圈做游戏，她站在圈子中间，想要加入进来，可没有人肯松手给她让一个缺口，就一直让她那样尴尬孤单地杵在众人的目光里。我主动松了手，说：“到我这里来吧。”
只有这一件。想来无比内疚。
小升初的时候，她凭借曾经的荣耀进入了我市最好的初中，不过大家津津乐道的却是半学期过后她跟不上进度，主动转校去了一个差一点的学校。
自此我失去了小叶子的消息，小学同学几乎没人知道她的去向，我也无法给这个故事添加一个伤仲永或者励志奋起的结局。人们如此喜欢探究童星的现状，好奇中总归有那么一丁丁幸灾乐祸的期盼。
然而童年是无罪的，它被榨取，过后却要承受成年人都未必能处理好的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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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以小说作者的身份，又一次走进电视台录节目。
对台本的时候，工作人员和我说：“你的定位是个非常细腻的作家，一个小小的动作都能写几百字出来，然后，主持人会做动作，邀请你现场描述。”
我很想打断她，告诉她，一个简单的动作啰唆几百字，不叫细腻，叫骗稿费。
但我和小时候一样，一进电视台就没了脾气，被造型师摆弄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也连个屁都不敢放，心里的不舒服统统强行压下，候场时候，只能木然盯着化妆室的镜子。
我突然想起，三年级的那台把我剪了个干净的文艺晚会，最后在出字幕的时候，有一个伴着音乐谢幕的环节。所有参加演出的人纷纷上台，领导们也一字排开，和演员们握手。
我爸突然大喝：“在那儿！”
我站在最边上，刚好躲过了高大抢镜的一排领导，也躲过了飞速流淌的字幕，在角落抓住一切机会，露出“童真而活泼”的狰狞笑容，脸都僵了，而我爸妈似乎因此相信这个世道对自己的女儿还是有所交代的，几乎喜极而泣。
周一上学的时候，我遇到了副校长。躲无可躲，只能迎上去。
我觉得我给学校丢脸了。
没想到他高兴地拍着我的头，不错不错，故事讲得很好！
我抬头盯着他，愣了片刻，乖巧点头。
十九年了，我还是很想问，副校长，你根本没有看对不对。
我想到这里笑起来，化妆间的镜子中，是一张童真不再的浓妆笑脸。
我突然强烈地思念起小叶子，思念和她并肩看窗外三四点钟，附近居民区的鸽子成片掠过，带来鸽哨的嗡嗡声，清澈悠远。
我们坐在大队部的牢笼里，看着鸽子飞在湛蓝的天空。
在她挤满了看客的辉煌童年里，学会的最重要的道理，是“就当他们不存在”。
这也是她教给过我的，最最宝贵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