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每个夜晚听到了夜莺
霍俊明
说到刘春以及对他的性情和诗歌批评的印象，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葳蕤郁郁的南方。那里遍布的各种植物成了生存的迷津，而诗人在这里不断寻找着出口和来路。刘春是在这个无限加速前进的时代的喧嚣中，在每一个夜晚都能够倾听夜莺歌唱的人。而我此刻在更遥远的南方，在海峡对岸一个小巷深处的两层楼上遥想我们作为同代人所经历的诗歌时光和已经开始斑驳发黄的历史图景。
当一个人和诗歌相遇，当历史以个人阅读和体验的方式呈现，那么这一切都是值得信赖的。
刘春已经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是在2003年左右开始通过邮件交往，当时通过彼此的诗歌文字进行对话与阅读。而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却迟至2007年的秋天。那是在北京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上，他和江非都住在铁路宾馆。晚上开完会后，我们到宾馆附近的一个小酒馆小聚。其中只有我和刘春喝酒，这注定是酒精和友情一起升温的诗歌夜晚。一种久违的激情和惺惺相惜让我们俩喝下了大量的啤酒，两个红脸关公再次证明了依稀的青春和诗歌的热度，可能在我们内心深处这次迟到的聚会令我们格外珍惜。在北京空旷的大街上，当秋风将落叶席卷在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衣袖上时，一代人的历史情怀、精神境遇和诗歌责任在此刻显得无比重要。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我们也不再需要激情、冲动和力比多来进行诗歌创作。沉淀、面对和反思恰恰是多年来诗歌批评所欠缺的一面，而多年来刘春从事的正是这样的诗歌阅读和批评工作，而且做得非常优秀。当时刘春的《朦胧诗以后》样书刚刚出来，躺在床上翻看着这些还带有油墨清香的文字，再看看刘春红彤彤的面孔流露的笑意，我不得不承认，刘春突出的诗歌批评不仅源于他诗人的真诚、敏锐和准确，更由于他阅历的丰富，以及他一贯坚持己见，不因时俗和朋友交往而有溢美和捧杀之词。
之后见到刘春是在2008年四五月份，他到北京领取“宇龙”诗歌奖的时候。2010年10月底，在上海再次见到刘春，其时夜晚已经降临。上海的秋雨下了一整天，而且越下越大。我和刘春透过玛赫咖啡馆迷蒙的玻璃窗，一切都在迷蒙与虚空之中，也许只有诗歌才能透过迷雾清晰地呈现出一个时代和一代人真正的精神旅程和历史图景。当时我还不知道，他那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修订版和第二部即将同时出版，只记得那几天刘春一脸深沉，让人感觉到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刘春的诗歌批评显然得益于他早年的诗歌阅读。和大多数同代人一样，刘春也是从阅读“前辈”的诗歌开始的。正如马尔罗所说的每一个年轻人的心上都有一块墓地，上面铭刻着1000位已故艺术家的名字，但其中的正式户口仅仅是少数强有力的魂灵。1991年，四川都江堰市图书馆里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消瘦的年轻人，一本破旧不堪的《美国现代诗选》在此刻坚定了他日后的诗歌创作道路。此后大量现代主义诗歌的阅读使刘春“学徒期”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获得了较为丰厚的资源。
除了艾略特等人的诗学影响外，本土诗人尤其是海子对刘春早期的诗歌观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大量中外诗歌的阅读陪伴着刘春在四川乃至之后的学习和生活，这些必要而有效的阅读体验使他对诗歌世界充满了好奇，在刘春很多早期的诗歌批评文字中我们都可以约略看到他和自己心仪的诗人的对话与玄想。现在看来，尽管这种“对话”型构的文本会存在一定的危险，诗人的想象和命名能力可能因为对话者的精神视域的限制而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这些“互文”性的批评工作无疑也在另一层面印证了刘春在他的诗歌学习过程中所体现的强壮有力的思想容留和视界融合的能力与空间。刘春的诗人批评家的身份使得他的一部分诗歌阅读和批评工作承续了诗话和“印象”式的批评传统。他的极具个人感悟的诗歌批评在他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尽管刘春的一部分诗歌批评更近于随笔，但是笼统地指认刘春是一个“印象主义”的随笔性诗歌批评家显然并不准确。因为刘春的诗歌批评工作，无论是在材料搜集、理论准备、科学分析方面，还是在批评方法、批评家的责任等方面，都是非常自觉的和综合性的，呈现了批评家的“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同时体现了知性和感性、经验和情感、批评意识和创作意识之间的融合。他那老练、率真、感性、经验并存的自由的诗歌批评笔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评论文字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是具有完备的美感和自足性的，这避免了一般意义上的学院派们拾人牙慧的掉书袋的腐朽作风。同时，刘春的诗歌批评在深入而独特的文本阅读中也呈现了其他批评家所少有的“热度”，即他对同时代诗人尤其是熟识的诗人的知人论世式的观照和思考。尤为可贵的是，刘春即使是对单个诗人的批评或诗作的解读，也能体现出对于整个时代诗歌写作的整体观照、梳理和反思。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刘春诗歌批评文字的可读性和文学性。他的诗歌批评往往是以相当鲜活、生动的形式还原和彰显繁复的诗歌现场，呈现出众多诗人、刊物、选本以及重要的诗歌流派、诗歌命名、诗歌活动、诗歌事件和诗人死亡的档案。其丰富的资料、源于诗歌现场的敏识以及带有个人历史感的随想和总结，都呈现了刘春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诗人兼批评家的历史视域和精神图景。
《一个人的诗歌史》前两部论及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诗坛“前辈”，而本书则涉及作为新世纪中国诗歌界新生力量的“70后”诗人走到前台。多年以来，刘春对中国当代新诗的理论建设，尤其是对“70后”诗歌的大力鼓吹和所做的大量切实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当年在广西参与创办民刊《扬子鳄》，还是创办网站“扬子鳄”以及编选《70后诗歌档案》，刘春的诗歌写作、诗歌批评和其他相关工作，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出“70后”一代人的精神履历、成长历史和社会境遇。而他对“70后”诗歌的发生和历史演变以及繁复的当代社会语境下新诗的现状、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和诗学观念的差异以及相关问题的关注、总结和反思，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富有见地和具有一定的诗学建设意义，热度与知性并存的诗歌批评在对同代诗人的批评中显现得更为充分。
“70后”诗歌作为一个诗歌史概念已经被反复提及，甚至引起激烈的争论，并促使人们关注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文本特征以及聚讼纷纭的诗学问题。而另一方面，狭隘化的诗歌话语权的争夺不休，以及大量优异的诗人、诗作、社团、流派因为繁复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和褊狭的诗歌美学观念，被集体掩埋在历史的深处而成为化石的事实，也导致众多诗人自我命名的缺失。刘春对江非、朵渔等“70后”诗人的准确的、富有历史感的诗学阅读让十多年来“70后”诗歌写作的整体状貌愈益清晰。当年的“70后”诗歌运动曾经涌现出的大量“70后”诗人，已有一大部分被历史的风沙所淹没，而其中重要的诗人以及在2002年之后与“运动”和“流派”无涉的诗人，却以重要的诗歌文本祛除了诗歌界对这一代人诗歌写作认识的偏见。刘春所做的诗歌批评工作绝不是简单的阐释和个体的阅读体验与美学趣味，而恰恰是更为重要地呈现了这代人在诗歌阅读中涵泳的诗歌写作史和精神思想史。
更为重要的是，刘春祛除了相当一部分读者和专业批评者对包括“70后”在内的青年诗人的偏见。例如在关于朵渔的批评文字中，刘春并没有将之局限于所谓的“下半身”写作，而是注意到了朵渔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甚至根据朵渔的诗歌精神认为他不适合调侃和喧闹。刘春的诗学良知和反省，更为重要地体现于对“70后”一代人写作的整体性考量与反思之中，即使是对影响较大的“70后”诗歌选本《70后诗人诗选》（黄礼孩编选），因为“大”和“全”所导致的“空”的后果他也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诗人普遍的诗歌史焦虑意识被强烈地呈现出来。
透过刘春多年的诗歌批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新诗史情结是强烈的。他曾发表过多篇文章，对诗人的诗歌史情结和“命名”情结进行了带有谱系性的梳理与反思。即使是对“70后”诗歌命名的合理性及其新诗史意义，刘春的评价和总结也客观而准确，从而排除了作为当事人的冲动与盲目。而更为可贵的，还在于刘春对同代人的诗歌写作的整体体认的自觉和理智，没有陷入到诗歌团体和小分队的利益争夺战中。刘春的稳健与尖锐并存的批评文字，使他远离了当事者的自我玩味、自我粉饰与自我沉迷。刘春是清醒的，这无论是对于诗人还是批评家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对同代诗人和现象予以长期的关注之外，刘春对新时期以降的先锋诗歌一直保有着观察、反思和介入的热度。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这些已经成名立万的诗人的评论文字往往在文本细读、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切实的文化反思的融合视界中显现出独特的感受和他人所未发现和道出的诗歌秘密。尤其是三部《一个人的诗歌史》和此前出版的《朦胧诗以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虽然看似诗学随笔集，但是其中所呈现的主体意识的诗学建构和诗歌史意识是显豁的。在相关的诗论文章和随笔中，刘春以独特的带有现场和考古相融合的田野劳作的方式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汉语诗坛的面貌得以清晰呈现。他的感悟、经验、敏识和良知以及历史见证者的身份，使其为朦胧诗之后三十年的诗歌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坐标。他的批评涉及北岛、顾城、海子、欧阳江河、柏桦、王家新、于坚、西川、韩东、王寅、张枣、孟浪、梁晓明、陈东东、伊沙、梁平、张执浩等这些被反复阅读和阐释的诗人，其中不乏当代新诗史写作中被重点提及的经典化诗人。这些诗人在众多的阐释者那里存在着重复言说甚至过度阐释的危险，但是我却在刘春这里发现了重新命名的可能与空间。在重新确立和发现的过程中，刘春为我们揭示了这些诗人崭新的特质和被以往读者和评论者所忽视的一面。
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诗歌批评的“捧杀”与“棒杀”不同，刘春的这些批评文字精准而富于创见。即使对已经具有了刻板印象和文学史“共识”的诗人，刘春也决不人云亦云，而是从文本细读、诗人良知和个体经验的综合视域出发。这不仅避免了“过度阐释”的危险，而且在良知和敏识的照耀下开辟出了属于自己诗学话语的道路。
基于此，刘春对当下诗坛的“帮派情结”进行批评，并进而指出优异的诗人与所谓的诗歌“集团”、“帮派”并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能够写出优异的文本。而刘春也对诗歌“集团”和“帮派”之外的柏桦、张枣、吕德安、王寅、蓝蓝、杜涯等带有“自由”和“个人”色彩的诗人予以关注和思考，这体现了刘春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对这些已经逐渐被经典化的诗人的批评，不能不涉及相关的文学史写作。在一些集体性、课题化的平庸的文学史叙事中，一些稀松平常的庸俗诗人反倒进入了诗歌史，而一些重要的诗人却成了被诗选和诗歌史所遗漏的“小诗人”和“缺席者”。这不能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反讽与悖论。刘春在对这些“成名”诗人的观感和评价中呈现了一种可贵的追踪能力和反思意识，他没有像一些“吃老本”的批评者那样，因为阅读的惯性和滞后的印象而丧失了批评的能力。他的这些带有追踪、梳理、反思、追问、勘察和谱系性质的诗歌批评，不仅呈现了当代诗人诗歌写作以及诗学观念的发展与变化，而且发现了这些诗人不为人知的重要诗歌素质和精神品质，体现出极强的个人性的阅读良知和批评良知，体现了一种基于“好诗”立场而敢于对那些“成名”诗人下解剖刀的胆识。
我坚信刘春的诗歌批评工作是具有当代性和历史性素质的，“众神给了其他人无尽的光荣：／铭文、钱币上的名字、纪念碑、忠于职守的史学家／对于你，暗中的朋友，我们只知道／你在一个夜晚听见了夜莺”（博尔赫斯：《致诗选中的一位小诗人》）。不是一个夜晚，而是一个个夜晚，他倾听了夜莺的低语或歌唱。在空前繁乱、压抑的现实场景和诗歌景观面前，刘春以他的冷峻与介入、沉静与热度、梳理与发问并存的批评工作显现了显微镜、放大镜所观照的独特诗歌世界。这些文字毫不犹疑地切开了一个时代的盲肠，打开了通往更为隐秘幽暗的诗歌的入口，也撕开了时代飓风中那些诗歌垃圾袋和伪诗人的黑色封口。
也许，一个人的诗歌史仍会继续下去！现在正是春天……
2011年4月作于台湾屏东，2012年4月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