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钟情的第十个月
我的光阴嫁给了一个影子
我咬一口自己摘来的鲜桃，让你
清洁的牙齿也尝一口，甜润的
让你也全身膨胀如感激
——《何人斯》节选
张枣
1962年12月生于湖南长沙。1986年9月起旅居德国，2006年11月回国。相继在德国和中国的几所高校讲授诗歌课程。著有诗集《春秋来信》，译著《最高虚构笔记》（合译），编有《空白练习曲》、《黄珂》等。2010年3月8日病逝。病逝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枣的诗》。
在我笔下重点出现过的诗人，除了顾城和海子，大部分我都见过面；少数没见过的，也有书信和电话联系。但我没有见过张枣，也和他没有任何书信交流。他成名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接触到他的作品时，他已经出国多年。2006年冬天，得知张枣回国任教，我欣喜万分，以为日后终将有碰头的机会，而且说不定还会有一些共同语言，毕竟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毕竟我们都正当壮年。我甚至设想见面会在什么样的场合，会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可是，这一切如同影片里的台词：我什么都想到了，却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张枣，“朦胧诗”以后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2010年3月8日凌晨因肺癌在德国去世。
一
在张枣看来，他走上诗歌道路，首先来自家庭的影响。张枣十岁左右的时候，因为外公、爷爷都是右派，父母外放，所以跟在汽修厂上班的外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外婆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喜欢杜甫和白居易。一本白居易诗选读了很多年，被翻烂了也舍不得扔，一直锁在装粮票和钱的柜子里。
小孩子晚上睡觉一般会踢被子，幼年的张枣自然不会例外。有一天早晨，外婆看着被外孙在夜间踢得七横八歪的被子，感叹道：真是“娇儿恶卧踏里裂”啊。那时候的张枣还弄不明白杜甫这句诗的意思，但他本能地喜欢“娇儿”这个词，觉得这句诗很生动地表达了自己和外婆之间的关系。怎么连踢被子这样一个日常动作也能变成优美的诗歌呢？张枣“一下子感到世界的不一样，体会到了诗的愉悦”。
不仅外婆喜欢诗歌，家里其他人都爱诗，诗歌时常出现在家人的话题中，而且，张枣的父亲本身就是诗人，常常用俄语朗诵诗歌，张枣对普希金的了解就来自于父亲。
张枣的诗歌处女作写于文革后期。当时全国都流行写民歌一样简单直露的“新诗”，张枣也跟着写了几句，想不到竟然得到了《湖南日报》一个老编辑的鼓励，于是又一口气写了好几首。张枣第二次创作的是一首讽刺诗。当时班上有个同学，成绩很差，大家都认为他笨，一次，数学老师写了一首诗讽刺这个同学。张枣看不过眼，便也写了一首讽刺诗送给老师，弄得老师哭笑不得，从此改变了对那个学生的态度。此事对张枣触动不小，也一直为张枣的父母津津乐道。（以上故事详见颜炼军：《“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正是通过家庭的熏陶和学校的“实践”，张枣慢慢地喜欢上了写作。当然，这些作品都不可能存留下来。
1978年，张枣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少年班，成为恢复高考时的第一届大学生。在学校里，张枣开始了比较正式的诗歌写作，并很快成为校园“文学名人”。和当时几乎每一个有追求的诗人作家一样，张枣在读大学时，对课外书籍的兴趣可以用“饥渴”来形容，无论是古代经典还是现代作品，中国书还是外国书，逮到什么就读什么。每一个周末都是同学们的节日，因为他们可以跑到学校聘请的外籍教师家里获得外文经典著作。张枣曾经在一个老师家里借到一本英文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当时这本书还没有中译本，以至于把这本小说读完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弄不清楚书名是什么意思。
虽然在学校里发展得不错，但张枣感到自己很孤独，觉得自己在那片土地没有知音。大学快毕业时，张枣产生了离开湖南的念头，便顺理成章地参加研究生考试，被四川外语学院录取。
二
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以为张枣是四川人。引起这个误解，可能是因为张枣是到四川读书后才获得全国性的影响，并与柏桦等四个四川诗人一同被命名为“四川五君”之一。事实上，张枣1962年12月出生于湖南长沙，本科毕业后，才考入位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开始成为一个“四川人”的（当时重庆还属于四川省管辖）。
江湖上曾有传闻，说1983年张枣从长沙前往重庆读硕士时，闹过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他在出发前听说重庆是山城，坡多路陡，市民出门时都会背着背篓，于是将行李放在一个竹篓里背到重庆。孰料到下车一看，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背竹篓。面对满街诧异的目光，这个21岁的年轻人窘迫得满面通红。
张枣最亲密的诗友、“朦胧诗”后中国代表诗人之一柏桦至今仍记得与张枣的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是1983年10月，柏桦刚刚从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调到西南农业大学任教，张枣也刚从长沙考上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在高中同学武继平的介绍下，柏桦与张枣相识。
柏桦回忆说，那天下午，两人一见面，张枣就从凌乱的枕边掏出一页诗稿，朗诵给柏桦听。那是张枣献给他在长沙读书时的女朋友的一首诗，标题似乎叫《娟娟》，诗歌中的一个意象“电线”令柏桦印象深刻。柏桦听着听着，觉得张枣的诗歌风格与自己有些相似，于是神情有些恍惚。而张枣的朗诵也很快停止了下来——他找不到余下的诗稿了。“我很矜持地赞扬了几句，但对于他和我的诗风接近这一点，我还不太情愿立即承认。他的出现，我感到太突然了，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得迅速离开。’我的内心在催迫。这次见面不到一小时，我就走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既觉遗憾又感奇怪，这人怎么一下就走了。”（柏桦：《初识张枣》）
据张枣回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见柏桦，是由一个学日语的朋友介绍的。我们见面时彼此都出示自己的作品。他给我看的作品好像叫《震颤》，我一看就知道他在写什么，他在写怕，而且写的是怕鬼。我马上指出来，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搞法。我念的一首诗叫《危险的旅程》，非常乱的一首诗，这首诗当然后来被我扔掉了。他马上问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很内行的问题：‘你是先想好再写，还是语言让你这样写？’我说是语言让我这样写下去。他说这与他一样。因此我发觉我们是同志：寻找语言上的突破。”（颜炼军：《“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
也许是年长日久的原因，这两份回忆，内容有一些出入。表面上看来，张枣的似乎更为可信，因为我专门查阅过《娟娟》一诗，找不到“电线”这个词。不过，张枣的作品时常修改，也许原稿中有“电线”而后来删去了也难说。
随后，柏桦把张枣介绍给朋友彭逸林，而自己则因为种种琐事而淡泊了与张枣的交往。直到半年后，两个人才建立起真正的友谊。
那是1984年4月的一个下午，柏桦看见彭逸林和另一人出现在家里黑暗的走廊上，便大声问道：“张枣来了没有？”
另一个人正好是张枣。
半年不见，两人变得异常亲密，毫不生分。于是彻夜长谈，第二天才发现，烟头撒满一地。
那个晚上，张枣兴奋地写下了“绝对之夜”四个大字，并在这几个字下面画了三道横杠。
两个人开始疯狂地写诗，交流。张枣每写完一首诗，就立即放下手里所有事情，从四川外语学院坐汽车到40公里外的西南农业大学，见面后一谈就是通宵。柏桦写了新作，亦是如此。两人的知心到了什么程度？用张枣的话说，是：“你写的任何东西，任何一个思绪，一个隐喻，他都知道你想干什么，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简直吃惊到可怕的程度。”交往的细节出现在张枣的诗歌《秋天的戏剧》中。《秋天的戏剧》全诗分为八个部分，以“我”为叙述主体，讲述我“我”、“你”、“他”、“她”、“他们”之间的种种交往、臆想、理解和潜在的冲突。其中第6节和第7节谈及了两人的交往：
你又带来了什么消息，我和谐的伴侣
急躁的性格，像今天傍晚的西风
一路风尘仆仆，只为一句忘却的话
贫困而又生动，是夜半星星的密谈者
是的，东西比我们富于耐心
而我们比别人更富于果敢
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
你，连同你的书，都会磨成芬芳的尘埃
《秋天的戏剧》是张枣诗歌中的异类，它真诚、朴素，娓娓道来。不像早期的《何人斯》、《镜中》那么华美而讲究传统韵味，也不像后来的《云》、《边缘》等作品那么晦涩，似乎有意考验读者的领悟能力和阅读耐心；它有戏剧性，却不故弄玄虚故作高深；有叙事性，却不流于低俗和肤浅，避免了“大白话”的危险。六个人称转换自如，如同六出冼练而精彩的戏剧。人生的奥妙，世事的沧桑尽现于字里行间。正是因为《秋天的戏剧》这样的作品的存在，张枣才避免了被指责为“风格单一”的理由，才能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之外，与柏桦、翟永明、王寅等一起占据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
不久后，欧阳江河到重庆西南师大演讲，在私下聚会时，向张枣和柏桦展示了他刚完成不久的长诗《悬棺》。这首长诗令张枣和柏桦深深震动，他们认为，欧阳江河会成为庞德那样博杂的诗人（但这一次他们看走眼了，一年之后，欧阳江河就改变了自己的风格）。三个年轻人在诗歌道路上相互扶助，相互挑刺，堪称当时重庆青年诗歌界关系最为紧密的小团体。
在柏桦的介绍下，张枣结识了翟永明和钟鸣，后来，柏桦、张枣、欧阳江河、钟鸣、翟永明被人合称为诗坛“四川五君子”，名扬全国。
尽管才华横溢，诗歌的尊严和力量仍然受到了挑战。在湖南读书时，张枣交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孩也是个文学青年，他俩在同一所大学读本科，但在她大学毕业后不久，两人就分手了。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喜欢上了一个做生意的男人，她认为，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玩很轻松，不像跟诗人作家在一起时那样沉重。
女友的分手理由让张枣很纳闷，在他看来，当时读研究生的他收入并不低，每个月有50元的生活补贴，比学校的助教还高。而且在80年代，作为一个诗人是十分荣耀的事情，是社会的精英呢。当然，后来社会发展的潮流证明了那个女孩子的价值取向的超前性。进入90年代，诗歌被迅速边缘化，小说、影视等叙事文体开始凸现其影响力；精神的力量也日渐减弱，金钱的位置在世俗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无需刻意证明，每到周末，去高校女生宿舍楼下数一数轿车的数量就行了。三
读张枣的诗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顾城，那个绝代天才，他对文字有异于常人的天生的敏感，他的诗就像用手指轻拂丝绸，让你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舒适，即使他的本意是要表现并不“舒适”的诗意。当然，张枣的诗歌风格与顾城差异很大，他们的相似只表现在才华上。在风格上，张枣与陈东东更为接近。关于这一点，后面会提到。
张枣的才华，曾被无数诗人同行和读者高度推崇。1993年出版的“朦胧诗”以后中国诗歌的经典选本《后朦胧诗全集》，将张枣列在从80年代初至1993年这段文学史中“最富成果和影响的73位诗人”（选编者言）的第二位。该书收录了张枣的44首诗歌，在数量上与韩东、王寅并列第三。张枣的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许多著名诗人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翟永明说，第一次看到张枣的诗，就觉得非常特别，有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气质，像这样带有中国古典气质的诗歌在国内不多见。北岛则表示，国内的诗人中，他最欣赏的就是张枣和柏桦。钟鸣的评价与北岛相似，他认为，这个时代没有败作的诗人，只有柏桦和张枣。而诗人王寅在回答另一个诗人杨子的“对哪些诗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提问时，避开了“哪些”这个复数词汇，而只列举了张枣一个人：“张枣一看就知道非常聪明，虽然我没有跟他见过面。”
令人意外的是，包括写口语诗的韩东，在读了张枣的作品后，也给予了高度认可。韩东认为，这些诗歌，“传统文化的材料零星散布其间，当你把它们作为路标举步向前时，却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当我们跟随张枣在异国旅行，经过的竟是中国式的九曲回廊。……张枣并不简单地排斥什么，或张扬什么。他的融合能力是显著的，转向传统文化遗产使他的写作多出了一个层次，视野因此更加开阔。”（《第二次背叛：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个人及倾向》）
关于张枣在四川时的巨大影响，柏桦有更形象的描述：“在当时的四川诗歌界，尤其是在各高校的文艺青年心中，有着几乎绝对明星的地位。他非常英俊，1983年的英文研究生，22岁不到就写出了《镜中》、《何人斯》，而且谈吐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他那时不仅是众多女性的偶像，也让每一个接触了他的男生疯狂。他在重庆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耀目的三年（1983——1986），那三年至今让我想来都心跳加快，真是色飞骨惊的岁月呀。”在柏桦看来，张枣显出的诗歌天赋“过于罕见”，其“化欧化古”的诗风，堪称卞之琳再世，“但在颓废唯美及古典汉语的‘锐感’向现代敏感性的转换上又完全超过了卞先生”。因此，由于他的早逝，我们对于现代汉诗的摸索和评判可能会陷入某种困难与迷惑，“张枣给我们带来的损失，至少目前还无法评估”。
创作于1984年9月的《镜中》无疑是张枣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作品，短短十二行，情感容量丰富异常——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与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李亚伟的《中文系》、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等诗歌一样，张枣的《镜中》也是中国“第三代”（或“后朦胧”）诗歌选本的必选之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镜中》就是张枣的名片，甚至是张枣的代名词，二者之间可以换——只要向一个对中国新时期诗歌稍有研究的读者提起张枣，他首先想到的必然是《镜中》；提起《镜中》，无人不知道是张枣的作品。
《镜中》也是张枣本人最为珍视的作品之一，我注意到，凡是与张枣有关的诗集或者选本，这首诗都会被排列在最前列，比如《后朦胧诗全集》，将《镜中》排在第二位，仅列于另一首名作《何人斯》之后，而张枣唯一在国内出版的诗集《春秋来信》，则直接将《镜中》排在第一位。
从诗歌的结构看，《镜中》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两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这是一个总括。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从“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到“望着窗外”）则提供了细节：游泳到河对岸、登松木梯子、骑马、脸红、羞惭、低头、照镜子、望窗外……所有这些表情和动作，指向了一种优雅而又单纯的生活。第三部分是最后两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这一部分粗看像是对第一部分的重复，仅仅是将“梅花便落了下来”变为“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而已，但对于整首诗来说，意义重大。首先，“梅花便落了下来”，有一种漂泊无依、漫无边际的感觉，如同一张情感的巨网，起笔就将读者牢牢地罩住。而“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出现了一个目的地：南山。使无所归依的情感找到了去向。但事实上，“南山”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词汇，如同蓬莱仙境，只在传说中存在，因此，这种看似完美的“归宿”，实际上仍然是虚幻的，无法实现的。
在那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年纪，我一直在傻傻地琢磨这首诗的“中心思想”，但均无功而返。好像它什么都表达了，又好像什么都是惊鸿一瞥，稍纵即逝。在这个意义上，张枣是国内罕见的“不在乎意义”的诗人，更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诗人。他的几乎所有诗歌，都避开了中国诗人常见的政治主题，而是只关心语言和文字。如此取向无疑会令习惯于寻找“意义“的读者迷惘，觉得难以进入。张枣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不如另一些诗人，这应该是其中一个原因。其实，时代发展到今天，文学的定义已经大大丰富，有的诗歌本身虽不能为读者提供什么切实可感的东西，但如果它留下的空间可以由读者按照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去填补，何尝不是一种存在方式？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对美的膜拜与思考或者对理想生活的描绘与憧憬。而我更倾向于另一种解释：一个过去年代的书生对着镜子回想起往事时的怅惘与懊悔，他“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镜中》是在张枣与柏桦等人相识后，对诗歌最痴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据刘晋锋《80年代是理想覆盖一切》一文介绍，有一段时间，柏桦每次带写了诗歌，都会去找张枣。到了张枣的宿舍门口，就大吼一声：“老子的东西来了！”张枣自恃才华如流水滔滔不绝，所以对自己的作品也不怎么在意，写了新作就丢在地上，柏桦也兴致勃勃地在地上找，不厌其烦。他们甚至像永动机一样，三天三夜连续不停地谈论诗歌，话题竟然也不见枯竭。
1984年初冬的一个黄昏，张枣拿着两首刚写出不久的诗歌《镜中》、《何人斯》来到柏桦家。张枣对《镜中》没有信心，但对《何人斯》却很自信。而柏桦读了，却异常激动，认为这首诗将会传遍大江南北。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柏桦的眼光，这两首诗，奠定了张枣作为一个著名诗人的声誉，“他的诗风在此定型、线路已经确立并出现了一个新鲜的面貌”；更重要的是，“这两首诗预示了一种在传统中创造新诗学的努力，这努力代表了一代更年轻的知识分子诗人的中国品质。”（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确，《镜中》弥漫这一种柔和、温婉的古典情境，但它的语言和叙述又是现代的。二者的结合，创造了一种新颖迷人的艺术空间。据说有人读了此诗竟然忍不住手淫。当然，这是未经考证的传闻，但这足以证明张枣诗歌对读者的“勾引”。
柏桦说，最初，张枣把“低下头，回答着皇帝”一句中的“皇帝”二字删去了，他则认为这两个字是这首诗的灵魂，不能删，张枣便依了他的意见。
张枣喜欢修改自己的作品，许多诗歌都经过反复修改。现在看来，柏桦读到的“把‘皇帝’二字删去”的这个版本，可能只是《镜中》的众多版本之一而不是最初的版本，因为据张枣去世后柏桦本人向媒体提供的《镜中》手稿，“皇帝”二字并没有删除的痕迹，而且这份手稿与目前流传的版本有不小的区别，“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原文没有“看她”二字；“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一句，最初为“比如看见一双比雪片更遥远的眼睛”，后来删减为“比如看见雪片”，最后才定稿为“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不如看她骑马归来/面颊温暖，/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一句，在原稿中是“不如……/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看她骑马归来”（注：省略号处原本有一句话，但被涂抹得模糊不清）。这还不算什么，据说他写《何人斯》的初稿仅用了不到30分钟，写好后却修改了近300次！
四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下过结论，认为1986年是中国诗坛最为热闹的一年。一方面，“朦胧诗人”达到了他们诗歌生涯的顶峰；另一方面，“第三代”诗人冲出重围，集体走上前台，成为主角，中国诗歌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好光景中，这一年9月，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中坚的张枣却悄然出走西德，开始了长达20年的异国行旅。
就在张枣离开祖国一个月后，1986年10月下旬，“朦胧诗人”徐敬亚和“第三代诗人”孟浪等以《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为依托，发起声势浩大的“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推出了“他们”、“非非”、“整体主义”、“莽汉主义”、“极端主义”、“新传统主义”、“撒娇派”、“大学生诗派”等近百个群体，后来在诗坛上享有大名的大部分青年诗人都以各种名义参加了“大展”。出国仅一个月的张枣，与当时居住在美国的严力、居住在瑞典的张真、居住在香港的廖希等一起，被主办者列入“现身在海外的现代诗人”一栏参展，参展作品《四个四季·夏歌——献给娟娟》发表于《诗歌报》1986年10月24日第4版：
初夏的风开始独立你该会多么愉快地笑
我有时真怕你笑怕你变成一个纯粹的笑离我越来越远
你要向我证明你只是一个平面
我便透过你去湖泊你躺下便是月亮
你看见我被你映照我的表情行云一样安宁
我不准你挪动你不要颤抖让嘴唇也构起一个隆重的边缘
多好呵我真喜欢你透明尽管你离得远远
你量量我你量量你叫你我一起听风
风说了许多把夏天注得盈满
路标也说了许多话主要说我们一走动就会长大
我不要让黑暗惊起你尽管你的眼眸比夜色忧郁
不知你为何啜泣呵身上落满白雪花亲爱的
我要你一动不动如一个方向离我远远的
哪怕日子一丝丝逝去填入季节的死角里
我们等候吧你坐下像一朵水仙花放进我的平面
你不能走动呵你是个平面路上会有荆棘
《四个四季·夏歌——献给娟娟》应该是张枣最初的诗歌习作之一，现在，如果将作者的名字捂住，也许不会有人猜想得到它出自张枣之手。缺乏节制的长句、星星点点的感叹词、浅薄平俗的诗意、随处泛滥的情感……学生作文易犯的毛病，从这首诗里都能找到。因此，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翻箱倒柜，从收藏多年的“两报大展”资料中翻看到这首诗时，百思不得其解——早在“大展”前两年，张枣就已经写出了《镜中》、《何人斯》等天才之作，为什么偏偏以这一首相当幼稚的诗歌参与？是因为当时身在国外，没有来得及提交自己的新作？是朋友临时代为投稿，还是他虽然投寄了多首作品，但编辑恰好看中了这一首？
在“大展”专号上，徐敬亚专门为“现身在海外的现代诗人”专栏写了一则简短的“编注”：“这几位身在海外的现代诗人，前几年在国内时均热心参与中国现代诗的建设，现仍与大陆诗歌朋友保持诗的交流。这是中国现代诗的海外触角。贝岭说，这是几年前所没有的。故编选。”通过这段文字，我们似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展”操持者的最为注重的不是诗歌的质量，而在于推出一拨与“朦胧诗”不同的新生力量。平心而论，这个出发点并没有错，时至今日，我们甚至可以说徐敬亚等人高瞻远瞩，在那样一个山雨欲来的时候，“这首诗”和“那首诗”的区别远不如将一代人轰轰烈烈地推到前台重要。当然，无论如何，对于喜欢张枣诗歌的读者而言，不以《镜中》、《何人斯》、《灯心绒幸福的舞蹈》等诗歌参加“大展”，都是一大遗憾。我们试来看看那个时期完成的杰作《灯心绒幸福的舞蹈》：
“它是光”，我抬起头，驰心
向外，“她理应修饰。”
我的目光注视舞台，
它由各种器皿搭就构成。
我看见的她，全是为我
而舞蹈，我没有在意
她大部分真实。台上
锣鼓喧天，人群熙攘；
她的影儿守舍身后，
不像她的面目，衬着灯心绒
我直看她姣美的式样，待到
天凉，第一声叶落，我对
近身的人士说；“秀色可餐。”
我跪下身，不顾尘垢，
而她更是四肢生辉。出场
入场，声色更达；变幻的器皿
模棱两可；各种用途之间
她的灯心绒磨损，陈旧。
天地悠悠，我的五官狂蹦
乱跳，而舞台，随造随拆。
衣着乃变幻：“许多夕照后
东西会越变越美。”
我站起，面无愧色，可惜
话声未落，就听得一声叹喟。
《灯心绒幸福的舞蹈》共有两部分，因为篇幅关系，上面引用的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描述的是一种朦胧的情感，无论是“她”还是周围的环境，都亦幻亦真，“模棱两可”，甚至标题所强调的“舞蹈”和“灯心绒”，都只有“大部分真实”。这种幻境，与《何人斯》、《镜中》一脉相承，但叙述方式毫不相同。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我”对美的向往。这“美”，自然不仅是指异性，还是指“美”本身。
而此处未引用的第二部分，则脱离了对故事的描绘，而是抽身出来，写同性朋友间的故事，他们的相似与区别。联想到张枣与柏桦、钟鸣等四川其他几位“君子”的友情，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这首诗有一种写实的意味，他用诗歌这种非常特别的载体记录了年少时代的朦胧经验，同时恰倒好处地表达了对朋友的感情。
《灯心绒幸福的舞蹈》完美地展现了张枣诗歌的一个常见主题：戏剧性叙事。在表达方式上，也具有张枣独有的风格，虽然都具有叙事性，但与当时诗坛所流行的“生活流”、“日常主义”、“莽汉主义”的叙述方式毫不相同。如果说后者是一种“江湖式叙述”，那么，张枣的叙述则带有明显的书卷气。读这样的诗，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忧郁的书生在黄昏或午夜回忆流水般的往事，但他节制，不过于投入，而是若即若离，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你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但又不知不决地随着他的语言而步入他所设置的情境之中。
或者读者已经注意到了，前面的文字多次提到柏桦和钟鸣，甚至已经达到了不厌烦的程度。而在笔者看来，则是理所当然。柏桦、钟鸣和张枣是诗歌界众所周知的挚友，在早期，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一度几近重合，那时一种纯粹的文人化的交往，高雅而热切，类似于魏晋名士；他们之间在写作上的相互触发，甚至值得专文研究。1995年8月，在接受在德国南德电台的采访中，张枣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的那些早期作品如《何人斯》、《镜中》、《楚王梦雨》、《灯心绒幸福的舞蹈》等，它们的时间观、语调和流逝感都是针对一群有潜在的美学的同行而发的，尤其是对我的好友柏桦而发的，我想引起他的感叹，他的激赏和他的参入。正如后来出国后的作品，尤其是《卡夫卡致菲丽丝》，……与我一直佩服的诗人批评家钟鸣有关，那是我在989年6月6日十分复杂的心情下通过面具向钟鸣发出的……”张枣和钟鸣甚至有多篇作品采用了共同的标题，而《灯心绒幸福的舞蹈》的灵感源头，则正是来自与柏桦的一次交谈。
据柏桦在《长沙来的张枣》一文中介绍，大约是在1985年春天的某个下午，他在歌乐山上对张枣谈起了自己年少时对异性的模糊的迷恋：“1965年初秋的一天，一夜淅沥的秋雨褪去了夏日的炎热，在淡蓝的天空下，在湿润的微风中，我身边的一位女同学已告别了夏日的衣裙，换上了秋装——一件暗绿的灯心绒外套。由于她刚穿上，我自然而然地就闻到了一种陈旧的去秋的味道。”这种味道，让柏桦终生难忘。柏桦将它命名为“最精确的初秋的味道”，而且“充满人间稚气的温暖”。少年情怀就这样从小学教室里的一件暗绿色的灯心绒衣服萌生。此后，柏桦开始悄悄地关注这位女同学，一直盼到第二年，她又开始穿上那件件暗绿色的灯心绒……这种微妙的情感，这段神奇的经验，如同丘特切夫的一句诗：“在初秋的日子里，/有一段短暂而奇效的时光”，令柏桦刻骨铭心。
张枣静静地倾听着朋友的倾诉，不久后，就重新构思，写出了这首《灯心绒幸福的舞蹈》。
《灯心绒幸福的舞蹈》一诗在80年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的叙述方式直到今天都仍被诗人们广泛运用。1992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总结80年代文学成果而出版的“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中，诗歌卷的就以《灯心绒幸福的舞蹈》命名。这本书收录了“朦胧诗”以后具有广泛影响的37个青年诗人的作品，为世人了解“朦胧诗”以后的诗歌创作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它的出版日期要比《后朦胧诗全集》早整整一年，其权威性不容置疑。这样一本书，能选中《灯心绒幸福的舞蹈》作为书名，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五
从目前所得到的资料，可以勾勒出张枣1986年以来的简要行迹——1986年，张枣到西德后，边工作边攻读特里尔大学的文哲博士学位（而在《诗歌报》“86大展”的张枣简介上，写的是“在西德茨威堡大学汉学系任教”，不知何故）；1996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的张枣到图宾根大学任教；2006年11月回国，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并仍然兼任图宾根大学客座教授。在国外多年，张枣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翻译过许多外国诗人的作品，还主编过一本德汉双语词典。
张枣出国的目的表面上很简单，那就是：出国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可以使自己见识更广阔一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秘密的目的：想让自己的诗歌能容纳许多语言的长处。“因为从开始写作起，我就梦想发明一种自己的汉语，一个语言的梦想，一个新的帝国汉语。当时我学的是英语，我觉得远远不够承担这个任务，而且英语某种意义上让汉语变得更加庸俗，因为汉语依赖英语太多。如果选择去德国，我就可以学到另一门语言，那时候我才21岁，我可以完全接受更好的东西，在原文中去吸取歌德，里尔克这样的诗人。而且我也需要一种陌生化，当时我的反思意识告诉我，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作，因为一个诗人是去发明一种母语，这种发明不一定要依赖一个地方性，因为母语不在过去，不在现在，而是在未来。所以它必须包含一种冒险，知道汉语真正的边界在那里。”（《“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
在张枣看来，出国后最大的困难就是失去朋友。因为那段时间与四川诗人们相处得非常和谐，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自己的写作进步神速：“我每时每刻的写作进步，与朋友和知音的激发、及时回馈非常有关系。那时，我们刚写完一首诗，甚至就可以坐火车连夜到另外一个地方确认这首诗的好坏。出国就意味着失去这种东西。那时都传说国外非常孤独，而孤独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就是失去掌声，这对我来说非常可怕。所以，临走时我写了一首《刺客之歌》，表达了当时“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柏桦钟鸣一直都很喜欢这首诗。”
考虑过出国对创作的影响，却对出国后会生活的难度估计不足。到国外以后，张枣才知道日子的艰难，原本头上戴着的“著名诗人”的光环蓦然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你是名人，更不会有崇拜者；你的一举一动也没有人像国内那么在乎。这种巨大的反差，用张枣的话说，是“像一块烧红的铁，哧溜一下被放到凉水里”。在80年代末给陈东东的信中，张枣多次谈到了自己的国外的处境：“你可以想象国外生活的紧张节奏吗？不但省略了我们十分颓废的午睡，吃饭也马马虎虎，睡眠也随随便便，生活就是一只表，昼夜不停地运转。不过这是一个美丽的科学的国家，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做。做老实人做老实事真要命。我竟然开始脱头发了，前几天才发现，无意中一摸脑袋，哗啦啦掉下一大片。令我心惊肉跳！”“我在海外是极端不幸福的。试想想孤悬在这儿有哪点好？！不过这是神的意旨，我很清楚。这个牢我暂时还得坐下去。”在信里，张枣说他计划在国外呆三五年就回来，然后去成都开辟“红色根据地”，建立“巴黎公社”。因为“我认定本世纪末中国的诗人艺术家应重点聚在一个城市”。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除了生活上的困难，还必须承受所有出国者都会遭遇的“失语”的煎熬。因此，尽管在出国前张枣已经是外语硕士，但在到德国的最初三个月里，他不仅讲不出来话，而且连写信和写日记都感觉很困难，更不要说与人交流了。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惟一会讲的就是对人说“谢谢”、“对不起”之类的简单词语。为了排遣孤独，张枣尝试了很多方法，比如学习王阳明的格物，坐在樱桃树下观看天鹅等等。在那时候，去西德要经过香港。这是柏桦第一次出国，此前他毫无这方面的经验，也没乘过地铁，因而闹出了一堆令他印象深刻又哭笑不得笑话。关于这段经历，《新京报》记者刘晋锋采写的《80年代是理想覆盖一切》有生动的描述：
1986年9月13日，我从深圳罗湖去香港，有个人在香港的市中心等我，我们也没有联系方式，只是约好了一个地方。我先是在深圳海关办了一上午的手续，过了罗湖桥我找不到香港了。
我以为到香港至少得像到了一个单位一样，有个门槛或者一个标牌，上面大书“香港”两个字，但是我跟着人群走，只发现在深圳这边还井然有序的人到了某一个点就像约定俗成一般变得纷乱起来，欢快起来。我想：“什么时候才能到香港啊？”
走到一个地方，突然看到很多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到一个关卡里，然后走过去，其实就是地铁票。我没有见过，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就站在旁边看，看到很多人这么走过去，偶尔也看到人跳过去……我活活看了两个小时之久，也不敢问人家。
怎么办？一点办法也没有。
后来我想：“可能这样过去之后就到了香港。”其实我早就到了香港，我不知道而已。那天如果不是想到有朋友在等我，说不定我会一直等下去。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别人跳了过去，走了10多米，拐了一个弯，看到地铁。
那是我第一次坐地铁，我问别人到某某地怎么走？人家告诉我说你坐上地铁走就行了。后来到了目的地，等我的那个人吓坏了，不明白为什么我让他等了一天。我说我找不到香港在哪。
张枣不像某些作家，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创作经过、生活琐事甚至饮食习惯，吃喝拉撒都能变成一篇随笔；也很少见到记者去采访张枣。毕竟，作为诗人的张枣只是在圈子里享有崇高的名声，在普通读者心目中，他的影响不如海子、顾城等诗人深入。因此，除了以上这些内容，我们很少能了解到关于张枣出国后的生活和创作细节。
当然，也不能责怪读者和媒体的薄情，“影响”不如海子、顾城等，除了因为生性散淡，其作品不易理解也是一个原因。而媒体需要的是能够炒作的新闻点，这样一来，对张枣这样潜心写作的诗人的关注自然不会太多。
我读到的对张枣的生活最为详细的介绍，已经是在张枣去世后的第三天（2009年3月11日）的事情了。北岛在“今天论坛”上发表了短文《悲情往事》，文章忆及了20多年来与张枣的多次交往，并谈及了张枣在国外的生活情况：
1989年夏天我在柏林住了四个月，我专程去张枣就读的特里尔大学，他在那儿读博士。他非常孤独，我也是，我们同病相怜。《今天》在海外复刊不久，我请他担任诗歌编辑，他前后编了十几年，直到前几年才淡出。很多著名诗人和新手的诗作都是经过他发表在《今天》上，功不可没。
《今天》的另一位诗歌编辑是宋琳，住巴黎，而我先住丹麦，然后是荷兰，离得都不远。常常聚在一起。有一次，我们到特里尔附近一座由磨坊改建的别墅开编务会。德国女主人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在磨坊还见到一对教声乐的俄国夫妇，女的是歌唱家。晚上我们喝了很多红酒，大唱俄国民歌和革命歌曲，把他们夫妇吓了一跳。
后来张枣拿到博士，到图宾根大学任教，安家落户。1995年夏天，我陪父母和女儿从巴黎去图宾根找张枣玩。他待老人和孩子很好，张枣通过一张Isaac Stern拉的一组小提琴名曲的唱盘，成了我女儿的音乐启蒙老师。直到现在我女儿还保存着这张唱盘。
张枣德文英文都好，但一直不怎么适应国外生活的寂寞，要说这是诗人作家必过的关坎。比如，他从来不喜欢西餐，每回到他家做客都是湖南腊肉什么的，加上大把辣椒。我们也常去当地的中国餐馆。有一次，他甚至找朋友专程开车带我到卢森堡去吃晚饭，那有一家很不错的中餐馆。他烟抽得凶，喜欢喝啤酒，每天晚上都喝得半醉。
最后一次见面是2004年春天，我去柏林参加活动，然后带老婆去图宾根看他。他的状态不太好，丢了工作，外加感情危机。家里乱糟糟的，儿子对着音响设备踢足球。
自九十年代末起，张枣开始经常回国，每次回来通电话，他都显得过度亢奋。大约在2006年，他要做出抉择，是否加入“海归”的队伍，彻底搬回去。我们通过几次很长的电话。因为我深知他性格的弱点，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我说，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他完全同意，但他说他实在忍受不了国外的寂寞。
搬回北京后，我们还是通过几次电话，但发现可说的越来越少了，渐渐断了联系，有时能从朋友那儿得知他的行踪。去年12月，柏桦告诉我他得了肺癌，让我大吃一惊，马上给他发了电邮，他简短回复了，最后一句话是：“我会坚持的。”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据张枣的作品集以及其他材料说，张枣是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读博士，而北岛的文章则说是在特里尔大学，不知原因何在？此外，据《诗歌报》“86大展”上的作者简介，张枣去德国后是在威茨堡大学任教，但后来没有任何材料作证明。这些问题，姑且存疑。
从北岛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一个结论：张枣在国外过得并不顺心。这使我想起诗歌批评家张清华讲的一个故事。数年前，诗歌评论家张清华曾在德国遇到过寓居海外的诗人Y，当时Y应邀参加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艺术学院举行的一次关于诗歌的“新媒体展示会”活动。Y在活动中朗诵了自己的作品，朗诵完后，就向听众签售自己的诗集。张清华发现，尽管作为“朦胧诗”核心代表人物的Y当年在国内名声如雷贯耳，但在国外，却并没有获得像国内那样的追捧。那一天，他带去的一小摞诗集卖出不到十本。一个著名诗人在国外要依靠亲自兜售自己的诗集来过日子，其生活的困境已经令张清华惊讶。更令他惊讶的是，跟张清华一同出席此次活动的一个德国朋友，此前已经与Y认识，就在这一次活动中，也曾当场发表演说，向读者大力宣传Y的作品，应该算是朋友了。而就是这位朋友向Y买诗集时，Y好不犹豫地按原价收下了朋友递过来的20马克。起初张清华对Y的做法有些不习惯，但活动结束后举行酒会时，经过交流，张清华就释然了——Y告诉张清华，他在国外收入很一般，而且不固定，生活过得好不好常常需要碰运气，得到大学或者文化机构的邀请，就会获得一些报酬，否则仅靠诗歌，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
Y的经历，可能是旅居国外的华语诗人的缩影，近20年来，许多当年非常著名的诗人都出走他国，劳碌奔波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有的脱离了诗歌，比如江河、张真，人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更遑论诗歌；有的最终回到国内，在高校任教，比如宋琳、多多、张枣。当然，也有不少依然在国外坚持创作的，比如北岛、孟浪。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诗人，无论身在过内还是国外，只要能够坚持创作，就值得尊敬。据说，在国外，只要遇到需要自我简介的时候，张枣都会这样说：“我叫张枣，是一个诗人。”我想，这一方面源于对诗歌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是源于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吧。
六
细心的读者读我近几年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会发现有一个次出现的频率特别高，那就是“诗坛”。“诗坛”这个词形象地勾勒出了当今中国一个众所周知的状况——诗歌界就像一个个坛子，有的大，有的小，有装酒的，有装油的，有装醋的，形形色色，林林种种，各有特点。各派同仁对“自己人”连吹带捧，推崇备至，对“外派人士”既贬又讽，种种可悲可笑之举人们已经见惯不怪，能保持缄默已算给足面子。于是“事件”、“论争”也此起彼伏，互相交融，互相温暖，互相碰撞，互相顷轧，热闹之极。
在众多“坛子”之间的空阔地带，游离着一小批自由人，他们不属于任何“坛子”，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坛子”。他们安静的写作，不喜欢“活动”，而是凭借超凡的实力博得读者的敬仰，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自由人至少包括柏桦、吕德安、翟永明、宋琳、王寅等人。张枣也可以算一个，尽管有些时候，人们会把他列入一个名叫“知识分子写作”的“坛子”之中——需要声明的是：我所说的“坛子”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在我的心目中，严格地说没有“知识分子写作”这个“坛”，如果有，因为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人的存在，这个“坛”也属于我目前最为欣赏和尊敬的风景。
人们把张枣列入“知识分子写作”阵营，也许是因为在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知识分子写作”最权威选本的《岁月的遗照》中，张枣有五首诗作入选，“待遇”中等偏上。但这些人可能没有进一步注意到，“待遇中等偏上”的张枣在该书序言中得到的评价只有四个字：“语感自如。”所占篇幅远不及张曙光、欧阳江河、孙文波、西川、肖开愚甚至70年代出生的王艾等人。这说明在编者印象中，张枣定位还是比较游离的。同时，也反证出张枣在中国诗坛的独特性：张枣就是张枣，他不与任何人重叠。
如果要在外国找一个跟他有些相似的诗人，我会选择史蒂文斯；读张枣与陈东飑合译的史蒂文斯诗文集《最高虚构笔记》，我不时地走神，感觉自己读的不是史蒂文斯，而是张枣。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张枣这样写道：“史蒂文斯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坚持了浪漫主义以来想象力的崇高，而且还在于他坚信现实世界之事实性和事理性的崇高。‘世界的迷人之处正是世界本身’（《徐缓篇》），而世界本身就是最终的价值和诗歌（想象力）最高的理由。尽管现实能够升腾跃进成‘秩序的激昂’，诗歌却不是现实的对立物，而是它的内蕴物，也就是说，史蒂文斯对想象力的一切赞颂，都可以毫厘不差地被换置到现实本身，因而，现实就是想象，世界不自外于诗歌，词就是物，写作就是生存，而生存，这个‘堆满意象的垃圾场’，才是诗歌这个‘超级虚构’的唯一策源地。……诗人心智之丰满稳密，处理手法之机敏玄妙，造境之美丽，令人艳羡和折服。”张枣所写的是史蒂文斯，不也是在写自己吗？
那么中国诗人中，谁的诗风与张枣更接近呢？我的答案与很多人不同，不是柏桦和钟鸣，而是上海的陈东东。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很少遭遇到张枣和陈东东这样的诗人，他的诗歌既现代又传统，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先锋诗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古典诗人。他们的许多作品，具有极浓郁的古典诗词意境，比如陈东东的《雨中的马》、《月亮》、《独坐载酒亭，我们该怎样去读古诗》、《点灯》，张枣的《楚王梦雨》、《镜中》、《何人斯》等，但他们的表达又是现代的，而且这种“现代”是有别于同时期诗人的现代。最为契合的一点是，从他们的作品中，你很难用传统的凡是找到意义，但即使你读得满头雾水，你对他的文字仍忍不住迷恋。关于张枣的诗歌已经说得太多，这里就不再举例，试看陈东东这首《雨中的马》：
黑暗里顺手拿起一件乐器。黑暗里稳坐
马的声音自尽头而来
雨中的马。
这乐器陈旧，点点闪亮
像马鼻子上的红色雀斑，闪亮
像树的尽头
木芙蓉初放，惊起了几只灰知更雀
雨中的马也注定要奔出我的记忆
像乐器在手
像木芙蓉开放在温馨的夜晚
走廊尽头
我稳坐有如雨下了一天
我稳坐有如花开了一夜
雨中的马。雨中的马也注定要奔出我的记忆
我拿过乐器
顺手奏出了想唱的歌
多年以来，我向大量朋友推荐过这首诗歌。它的语言飘忽而华丽，又带有几分神秘感，但我一直无法解释它的具体含义，于是自顾自地认为它无需解释，只要自己喜欢就行。而在具有追求“中心思想”习惯的中国，这一姿态很有些不合时宜，因此面对朋友们诸如“《雨中的马》到底写的是什么”之类的追问，我常常心生愧意。于是拿顾城的《解释》来搪塞：“有人要诗人解释/他那不幸的诗//诗人回答：你可以到广交会去/那里所有的产品/都配有解说员。”与此相比，张枣的作品何尝不是如此？
后来我在书店里看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史蒂文斯诗文集《最高虚构笔记》，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本书正好是张枣和陈东东合编的，而且张枣还是译者之一（另一译者是陈东飑）。
值得说明的是，无论是陈东东的《雨中的马》还是张枣的《镜中》，都是他们在80年代前期的作品，他们进入文学史的“门票”，也主要是这两首诗，尽管后来两位诗人仍然发表了一些佳作，但论影响之深和流传之广，已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更多的是因为90年代已经不是诗歌的年代，读者的视线已转向其它文体，而不是诗歌的质量问题。
七
前面提及的北岛《悲情往事》一文，还有这么一句话：“张枣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他对语言本身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写了不少极端的试验性之作，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无论如何，他对汉语现代诗歌有着特殊的贡献。”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北岛高度肯定了张枣的优异才华以及对语言的贡献，另一方面，他能够做到不为朋友讳，不为逝者讳，诚恳地道出张枣作品中的不足之处。这种真诚和客观的评论态度在当今文坛十分罕见，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对被评论者作品的熟悉以及评论能力。
不知道是因为异国生活使创作受到了影响，还是诗歌观念发生了改变，或者说是因为时代已经改变，出国以后，张枣再也没有写出一首像《镜中》那样被读者反复玩味的诗歌。当然，偶尔也会有佳篇。比如1992年创作的《祖国丛书》：
那溢满又跪下的，那不是酒
那还不是樱桃核，吐出后比死人更多挂一点肉
井底的小男孩，人们还在打捞
直到夜半，直到窒息，才从云嘴落地的
那只空酒瓶，还不是破碎
人类还容忍我穿过大厅
穿过打字机色情的沉默
那被拼写的还不是
安装在水面又被手打肿的
月亮的脸；船长呵你的坏女人
还没有打开水之窗。而我开始舔了
我舔着空气中明净的衣裳
我舔着被书页两脚夹紧的锦缎的
小飘带；直到舔交换成被舔
我宁愿终身被舔而不愿去生活
仍然美，但多了一分沉郁，字里行间有一种被撕裂的痛感，“我宁愿终身被舔而不愿去生活”，那种夹杂着懒散、犹疑和反讽的态度教人警醒。语言上，当年的诗歌才子“羽翼”也逐渐丰满。在《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1994）、《云》（1996）等作品里，早期的那种对美以及对小事物的关注有所偏离，表达方式也更为自然、老到。当年白衣飘飘的少年才子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稳重的“知识分子”，对历史、政治的远离和对“诗艺”的斟酌和追求也到了近乎挑剔的程度。这些作品，正如北岛所说，“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当我读到“当您正在灯下浏览相册／一股异香袭进了我心底”，（《卡夫卡致菲丽丝》）以及“无尽的盈缺，无尽的恶心，／上天何时赐我死的荣幸？／咫尺之遥却离得那么远，／我的心永远喊不出‘如今’”，（《吴刚的怨诉》）这些毫无才气的句子时，我开始对张枣产生不满。莫非，这就是北岛所说的“失败”之作？
我认为张枣最大的失败之作，就是他90年代以后的代表作《边缘》：
像只西红柿躲在秤的边上，他总是
躺着。有什么闪过，警告或者燕子，但他
一动不动，守在小东西的旁边。秒针移到
十点整，闹钟便邈然离去了；一支烟
也走了，携着几副变了形的蓝色手铐。
他的眼睛，云，德国锁。总之，没走的
都走了。
空，变大。他隔得更远，但总在
某个边缘：齿轮的边上，水的边上，他自个儿的
边上。他时不时望着天，食指向上，
练着细瘦而谵狂的书法：“回来”！
果真，那些走了样的都又返回了原样：
新区的窗满是晚风，月亮蘸着一大桶金啤酒，
秤，猛地倾斜，那儿，无限，
像一头息怒的狮子
卧倒这只西红柿的身边。
我是从诗人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的《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上读到这首诗的。《在北大课堂读诗》由著名学者洪子诚主编，收录了一些新诗研究者对近20年来出现的诗歌名作的解读，以及一些博士的讨论。《边缘》被安排在该书的第一位，由诗人臧棣讲解。
臧棣花了7000字的篇幅，热情洋溢地肯定了这首诗，认为要进入《边缘》，必须要意识到诗歌中包含的众多比喻，正是这些无处不在的比喻向读者提供了对“边缘状态”的形象认识。在文章中，臧棣还引用了德国画家保罗·克利、法国诗人保罗·石雷里、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哲学家罗兰·巴特等西方名家的艺术观念为自己的解读提供理论依据。并向那些抱怨读不懂的读者开出这样的药方：“现代诗歌所以让人感到困惑，感到难懂，感到晦涩难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很少考虑到现代诗歌写作的性质所做的调整。现代诗歌，至少是相当一部分的现代诗歌，它们写作的目的不是要最终在诗歌中呈示某种明确的思想、主题、观念、意义，也就是说，现代诗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对读者进行情感和思想上的启蒙，甚至更糟糕的，以某种身份优势（如古典诗人的典型身份：预言家，先知，导师，先行者，真理的使者）对读者进行说教。这不是说，现代诗歌刻意回避对意义或真理的探索，而是说，现代诗歌意识到了这种探索在现代世界所遭遇的复杂情形。由于有这种自我意识，现代诗歌在探索意义或真理的显现的时候，它最基本的方式不是要展现一个完美的结论，而是如保罗·克利所说的，现代诗歌也想把诗歌的思维过程也放进一首诗最终的审美形态。”
言下之意，《边缘》之所以难懂，是因为作者把诗歌的思维过程放进了诗中。这种手法其实并不算新鲜，至少在我的阅读范围内，类似的手法在至少在小说中都比比皆是。比如早在80年代初期，马原的小说就在叙述过程中，由“我”频频邀请读者进入小说中，共同完成故事，并随时不忘提醒读者：“我就是哪个讲故事的汉人马原。”因此我对这首诗的评价远没有北大学者们的评价高，这是一首相当普通的作品，零碎、断裂、意识流、呓语……虽不能说是故弄玄虚，但整个儿的确显得有些莫名其妙。2005年，我曾经在一篇评论《在北大课堂读诗》的文章里提醒读者在阅读此诗时留意“边缘”的含义：“如果一个读者连‘边缘’的本义和内在指向都毫无感觉，他面对这首诗时，如何不会一脸茫然？”这句话的本意是：读者要理解文学作品，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可是，即使读者知道“边缘”的各种指向那又如何？诗歌的质地并不是仅仅依靠一个词就能拯救的。
2007年8月，我在网上读到一个名叫老梦的作者的文章《维护语言的崇高与诗歌的品质》，该文也对《边缘》提出了批评：“臧棣曾不止一次地在访谈里、在课堂里说‘90年代诗歌是20世纪中国最好的诗歌’。那么他解读的这首产生于90年代的《边缘》，是20世纪中国‘最好诗歌’的代表作了。这首诗除了让每个字都戴着面具，扭着屁股跳一顿洋舞，让读者感到头晕目眩而又惊觉，那不过是些作者病态下的梦呓。另外又能从哪些方面来说明它是一首好诗呢？这首诗唯一谈得上可以探讨的价值，就是语言。但它的语言又被繁复的比喻凿伤得面目全非而沦为文字游戏，就像去年的阜阳奶粉，用它去喂孩子，无疑是等于让孩子天天喝水，但它披着奶粉的形状。”应该说，老梦的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诗歌无论怎么写、写什么，都应该有一个跟读者沟通的途径吧。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在评论界，许多人批评家不愿意在新人的作品上花时间，而一窝蜂地去追逐名家，即使这些名家的作品质量平平，或者即使评论家不知所云，他也愿意下力气为作者“力排众议”，牵强附会地“阐释”，“把豆腐嚼出牛肉干的味道”，（王小波：《我看国学》）想方设法证明一首劣作的优秀。自然，对于诗歌质地的高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一首诗确实优秀，阅读者由于才识、悟性所限而无法领会其中妙处，但对名家的推崇和纵容到连自己的艺术真知都抛掉，这样的行径，是典型的哗众取宠。当然，我这里针对的不是臧棣而是针对文化界的某种现象，也许对于像臧棣这样的博学人士来说，《边缘》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枯燥和单调，甚至简单易懂而且韵味悠长，只是我等资质平平的读者无法领略其中的妙处罢了。
八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张枣的最初印象极富戏剧性。
那是1993年秋天，还在四川都江堰读书的我和一个广西老乡跑到成都玩，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了两本比砖头还厚的《后朦胧诗全集》。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由于《诗歌报》的巨大影响，西川、于坚、韩东、王家新等人在我心中贵若神灵。然而，当我翻开版权页一看定价，狂热的心就凉了下来，58元，足足是半个月的伙食费！
我翻了又翻，放下又拿起，摩挲良久，最终摸摸自己总共20元不到的口袋，慢慢的走出店门。走了不到十步，我又忍不住折返回来，心里说：最后看一眼就走吧。于是一翻开，就看到了“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那个时候，因为很少在《诗歌报》上看到张枣的作品，所以对他不是很有印象，而这两句诗，一下子就把我那“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情怀撩拨起来。
对张枣这句诗的意外发现，再一次印证了长久以来我一直引为自傲的阅读经验：随便翻翻。所谓“随便翻翻”，就是说一本书拿在手里不是按“目录-前言-正文-后记”的顺序阅读，而是翻到哪页读哪页，从不管什么前因后果，转折过渡，只由自己的心情和兴趣决定。
这样的“嗜好”源于少年时候读古诗。大凡诗词选本，多是每首诗作连同注释、说明只占一两个页码，所以无论怎么翻，都能读到一首完整的作品。就这样翻来翻去，一本《唐宋词一百首》竟被我背下十之八九，且能说出某些作品所在的页码。
年岁稍长，又用这种方法读新诗集。余光中、席慕容、艾略特、聂鲁达等人的诗集以及赵毅衡翻译的《美国现代诗选》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几本年度诗选都是这样“翻”完的。
用这种方法读长篇大论，弊端就多一些了。比如小说集，由于篇幅较长、时空跨度大、故事情节结合紧密，无论翻开哪一页，呈现在眼前的也只能是一些破碎的环境描写、人物对白或事件片段。假若一部整体上优秀的作品正好被你一翻就读到写得最糟的一两页，那么你对整部作品也就会兴味索然。当然，采用“乱翻”的方法读小说也并非一无益处，有些小说本身就质量低劣，读了几页没感觉，不如及早放下。如果运气好的，“乱翻”一下，有可能得到极大的启示。精彩的对白、引人深思的哲言警句会令你如饮甘醇，甚至会陶醉一生。有一次读漓江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麦天里的守望者》。最初是冲着书中的点题之句而去的，即：“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望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虽然当时年纪小，感觉不到这句话有什么微言大义，但仍然情不自禁地迷恋，以至于以为整本书的叙事无非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而已，其它内容可忽略不计。若干年后的一天，睡前无事，又拿起此书随翻，不经意就读到了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的男子的标志使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我被震住了，《麦天里的守望者》中，更令人感慨的应该是这么一句话啊！
还是回过头来说张枣。记得2000年我在南宁出差，在广西大学门口的三联书店营业部遇到张枣的《春秋来信》时，我一方面欣喜于与那些多年以前就耳熟能详的诗句的“重逢”，另一方面，我又对张枣90年代以后的作品有些不知所措，它们除了在语言的追求上与80年代具有同等的高标准，在技巧上，却让我这个历来自我感觉良好的读者感受到了难度的存在。说实话，起初我几乎就要放弃了它。但当我最后一次打开时，几句诗跳进我的眼帘，那就是《深秋的故事》的开头：
向深秋再走几日
我就会接近她震悚的背影
她开口说江南如一棵树
我眼前的景色便开始结果
开始迢递；呵，她所说的那种季候
仿佛正对着逆流而上的某个人
开花，并穿越信誓的拱桥
多漂亮的语言，多迷幻的意境，特别是“她开口说江南如一棵树/我眼前的景色便开始结果”。我一下子就被征服了。我没有读完全诗，因为仅仅为了这几个句子，就值得将它买回家去。
九
张枣是2009年11月底患病的，起初的症状是感冒、发高烧。到医院检查，发现肺部有肿块，在北京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没有明显好转，由于他是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客座教授，家人和朋友强烈要求他到德国治疗，因为那里的治疗条件可能要好一些。张枣于是回到德国继续治疗。
据《新京报》介绍，就在2010年3月初张枣去世前几天，他还和弟弟张波通了电话。张枣对自己的病情很乐观，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效果不错，几项检查结果都挺好，现正在等最后一项关于腰部癌细胞扩散情况的检查结果。在电话里，张枣还说争取3月底回北京一趟。哪料到没过几天，张波就接到嫂子的电话，说张枣于北京时间3月8日凌晨4时39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去世。
去世时，张枣年仅48岁。从发现病情到去世，仅仅三个月时间！病魔之可怕，可见一斑。而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里，病魔已经夺去了两个中国诗人的性命，其中梁健病逝于2010年1月20日，享年48岁；邵春光病逝于2010年1月27日，享年55岁。诗人的早逝，再一次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我是在3月9日下午得到张枣去世的消息的。当《诗选刊》编辑李寒将这个消息公布在“青春诗会QQ群”里时，我正好在线，于是成为群里第一个获悉此事的网友。李寒说，他是从一个文友的博客上看到这个消息的，但是否属实，大家都拿不准。因此，我一方面对消息的来源表示怀疑，同时马上给我所信任的北京诗人西川和王家新发手机短信求证，很快，得到了他们的肯定答复……
我赶紧把消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柏桦，因为他是张枣最好的朋友。事实上，正因为柏桦和张枣的友情，我可以肯定，柏桦一定是国内最早获悉这一噩耗的诗人之一，无须我来传递。果然，第二天接到柏桦的回信，说他在第一时间就已经知道了。柏桦还在“今天论坛”留下了这样一段读来痛彻心肺的文字：“整个下午，直到深夜，我的身子都在轻微的发抖。我知道他及德国都已尽力了，整整三个月，时间在一秒一秒地经过，然后一切就突然结束了。他是那样爱生活，爱它的甜，爱它的性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比常人更敏感于死亡，在某个深夜，在重庆，在歌乐山，他曾拍着一株幼树的叶子，说：‘看，这一刻已经死了，我再拍，已是另一个时间。’但他从不谈论死之恐怖，只赋予死优雅的甜的装饰，这种我还在参悟的甜，是他一生的关键词。他也很寂寞，尤其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在北京或上海，干脆将其身体完全彻底的投入生活的甜里，那颓废之甜是烫的，美食也如花，他甚至说今夜我们比赛不眠。是的，那些风与疯与风，在重庆，也在你最后的北京。如今，一切都已过去，很快图宾根明朗的森林将接纳你。休憩吧，我永恒的友人，也是最后一次，我在颤抖中请求你：携带上你那一生中最珍爱的汉字——甜（活与死之甜）起飞吧，向东，向东，再向东，请你分分秒秒地向东呀！”
随后，国内各主要媒体都发布了张枣病逝的消息，北岛、崔卫平、翟永明、于坚、李笠、谢有顺、陈东东、杨克、李少君等大量文化名流，以及他的朋友、学生和素不相识的读者纷纷在网络和纸媒上发表了悼文、悼诗；四川《星星》诗刊、山西《名作欣赏》等多家重要刊物决定推出张枣纪念专辑；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的诗人们举行了张枣追思会；北岛领衔的“今天论坛”连续三天将网页改黑色背景，并在首页开设纪念专栏……
肺癌夺去了张枣的生命，巧合的是，他所喜欢的德语作家卡夫卡也是患肺病而死，从1883年到1924年，卡夫卡只活了41年。张枣曾经写过一组关于卡夫卡的诗歌《卡夫卡致菲丽丝》，开篇第一节就多次提到了“肺”：
我奇怪的肺朝向您的手，
像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
您的影在钢琴架上颤抖，
朝向您的夜，我奇怪的肺。
……
像圣人一刻都离不开神，
我时刻惦着我的孔雀肺。
我替它打开血腥的笼子。
当我读到那一句“朝向您的夜，我奇怪的肺”时——震惊不已，这句诗换一种语境来理解，竟如同冥冥中的谶语！
十
和时下活跃的很多诗人相比，张枣的作品量很少，而且对自己要求严格。在与他齐名的很多诗人出版的著作已经超过两位数的今天，张枣仅在1998年出版过一本不足200页的诗集《春秋来信》，这本书收录了他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创作的诗歌和部分译作，原创的作品只有70多首，平均每年不到5首。据说张枣对创作要求及其严格，不满意的就仍掉，毫不惋惜，有一些作品就是朋友从废纸篓里挽救出来的。目前保留下来的所有作品不足百首。但正如海子所说，张枣的诗歌产量虽少，但“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他的部分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财富。在同时代人和后辈们的“逼压”下，他一点也不着急，像一个闲适的隐士。这种姿态难能可贵。我曾经在一个网络论坛上看到几个诗人对当前文学现象的讨论。他们对当前诗歌写作不受重视、对自己的作品产量不过多表示担忧。其中一个说想改行写“有市场”的小说和电影剧本，另一个则声称从明天开始要“每天写一组诗”，还有一个抱怨“天下之大，却找不到发表自己作品的地方”。从他们的话，可以很容易地归纳出一个结论：“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出人头地啊！”
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我也曾和他们一样迷惘和愤懑；希望自己写得多，写得好，发表量大，“曝光度”高……但这两年，我的态度改变了很多。我为把日子过好而努力工作，间或读一些有益于思维的书，记几行读书感想和生活流水账，只有在内心情感难以按捺时才提起笔。普通人50岁知天命，一个作家到了30岁，就应该知道为什么而写了，也应该懂得为什么而活了。写作需要健康松弛的心态，一旦成为“完成任务”式的束缚，就会失去乐趣。谨慎而缓慢地写作，勤奋而深入地思考，才能成就一个优秀的作家。成天羡慕别人的作品“有市场”，为自己写作品量少而焦急，说得好听些，是“有上进心”、“有抱负”；说得难听些，是“虚荣心强”、“你以为你是谁”。对于那些曾经写过一些佳作的名诗人而言，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毕竟，指望每天都能写出好诗，每年都能出版一部轰动全国的诗集从而保持最高的“曝光度”是不可能的。世间没有永动机，谁的激情能永恒不倦？
真正的文学是拒绝用数字衡量的，在一首好诗和一百首庸诗之间、一首好诗和一百部平淡无奇的长篇小说之间，时间的天平会偏向哪一边，结果不言而喻。庞德说得好：“一个人与其在一生中写浩瀚的著作，还不如在一生中呈现一个意象。”（《关于意象主义》）如果有人让我在张枣的《镜中》和某些获得所谓的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之间进行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走向“镜中”。真正的文学也拒绝任何庸俗的炒作。当下某些诗人为了吸引的眼球，不惜把衣服脱光，却打着“捍卫诗歌”的旗号；甚至把脸皮撕破，与人合谋炒作自己，把垃圾文字说成是“积极的探索”，并美其名曰“要改变人们的审美惯性”。诗歌的地位已经相当边缘，这些曾经写作过诗歌的人们，怎么忍心以繁荣创作的名义再骑在它头上作践一把呢？好在这些炒作除了给予事件制造者表面的光环之外，不会对诗歌造成内伤。毕竟，垃圾即使穿上了鲜艳的外衣，仍然无改垃圾的本质。
张枣在回国前，曾长期身居国外，也许对国内的诗坛状况相对隔阂了，但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他的态度。当三流小说家比一流诗人受重视、三流诗人比一流诗人更“混得开”时，真正的诗人是不会羡慕、惊讶和愤懑的，他知道，严肃者和投机者如同孔雀和乌鸦，根本无法形成对比。关于这个问题，半个世纪前，博尔赫斯就有了精辟的认识——
众神给了其他人无尽的光荣：
铭文、钱币上的名字、纪念碑、忠于职守的史学家
对于你，暗中的朋友，我们只知道
你在一个夜晚听见了夜莺
——《致诗选中的一位小诗人》
“小诗人”是博尔赫斯所尊敬的诗人，也是博尔赫斯的自诩。“小诗人”的“小”不是指年龄或成就，而是对某些貌似庞大深刻实则空洞虚弱的事物的反讽。我不知道那些削尖了脑袋往文学史里钻的人读了这些诗句会有什么感觉，他们在提起笔的那一刻，能否暂且放弃对“铭文”、“钱币”、“纪念碑”的想像？事实上，缪斯女神也不会在乎你是亿万富翁还是高级政客，她夜莺般的歌声只给那些心地清明的人聆听。所以，虽然张枣已经逝去，我们这些苟活着的烦躁不安的诗人们，请学习张枣的安静吧，并且铭记古米廖夫的话：“不要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要在‘必须’的时候写作。”
在本文结束之际，我再一次读到我喜欢的那首《秋天的戏剧》。读到最后一节时，我意外地发现：原本是友情的描述，在如今的情境之下，竟呈现出强烈的缅怀意味。悼念一个诗人，最合适的方式莫过于记住他的作品，那么，就让我以这些诗行为结尾，祝愿诗人在天国平安，也愿活着的人们珍惜身体，幸福一生——
这夜晚风声加紧，你们来到我的心中
代替了我设想的动作，也代替了书桌前的我
让我变成了一个欲言不能的影子
日子会一天天变美，洁白无瑕，正像
我们心目中的任何一件小东西
活着？活着就是改掉缺点
就是走向勇敢的高处，在落叶纷纷中
依然保持我们躯体的崇高和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