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长时间对张爱玲的作品感到隔膜，因为她的小说趣味同我理想的小说相去太远。二十年前，我读过一些张爱玲的作品，先是读了傅雷先生（当时的署名是迅雨）1944年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我记得傅雷先生盛赞张爱玲的小说：“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称张爱玲的中篇小说《金锁记》（长安、长白、姜二少爷、三少爷纪泽）“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我找《金锁记》来读，读过后却并不喜欢，因为曹七巧那样色彩浓烈到极不自然的人物，实在不符合我对小说审美的理解。相反，我对张爱玲的另一个中篇《倾城之恋》（白流苏、范柳原、印度公主萨黑夷妮、徐太太）感觉好些。这篇小说却被傅雷先生批评为“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而我喜欢《倾城之恋》的原因，恰恰因为它“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我总以为，小说的深刻与否并不取决于题材或者人物的怪异程度，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潜流下，已经暗涌着最复杂最隐秘的人性。虽然我也欣赏张爱玲小说外在的华丽，她作品中俯拾皆是的聪明漂亮句子、新颖而又古老的华丽意象，她对人物心理烛照洞微的刻画与揭示。但我觉得她是太聪明了，而且她恣意放任自己的聪明，恨不得把自己的聪明像累累珠宝，一古脑全镶嵌在七尺宝塔上。
张爱玲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重新出土”成为热门，90年代被中国的小资们奉为“祖师奶奶”。夏志清上世纪70年代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2005年出版），为张爱玲列了一个专章，评介张爱玲的字数甚至超过介绍鲁迅。夏志清称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并说她的《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不朽之作”。当代也有不少作家是学张爱玲的，有的甚至已是小说大家，虽然他们并不乐意承认。这样的情形下，我居然还敢宣称自己不喜欢张爱玲，的确有点儿不合时宜。
我的人生观，我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我心目中了不起的文学，应该是鲁迅先生那样的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文学，沈从文那样的文学。文学中肯定有“我”，有“小我”，但过于执着于一己的小悲小欢，从头到尾自恋到近乎自言自语的文学，我以为至少是格局小，不大气。
张爱玲的《小团圆》完成于1976年，写作十个月，尘封了三十三年。2009年2月23日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在台湾地区出版，2009年2月26日在香港出版。4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大陆简体版的《小团圆》，卖得非常火，据说在南京一小时内销了三百多册，已销了近十万册，还要继续加印。毫不夸张地说，这是2009年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事件。2009年4月，我应邀去深圳参加一个文化访谈，朋友即送我一本港版《小团圆》，繁体竖排版，定价七十八港币。
我读这本书的感觉很奇怪。我耐心读了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写的前言，近一万四千字，中间大量引用宋以朗先生的父母宋淇先生和邝文美女士与张爱玲的通信，还夹杂不少英文单词，我又很耐烦地去看注释。这篇长长的前言其实就是讲了一句话：为什么要出版张爱玲的遗稿《小团圆》。
但我对这个问题不关心。我关心的是，这个前言在确凿地告诉我，《小团圆》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中人物事件与张爱玲生活轨迹的重叠，几乎丝丝入扣。宋淇先生写信力劝张爱玲不要发表，而张爱玲也几乎要销毁小说稿的原因正因为此。
小说一开头我就不喜欢：“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这个比喻在小说的结尾又一字不改重复一次。然而这个比喻是拙劣的，这样的小说结构也并不高明。这是张爱玲最爱用的技法，比如她的《倾城之恋》，开头结尾都用了“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开过来又拉开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就像说书人开场和结尾时都要拍的那一声“惊堂木”，似乎害怕听书的人听厌倦，睡着了，惊他们一下，快醒过来。
《小团圆》第一章第二段接着写：“九莉（张爱玲）三十岁的时候在笔记簿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这一段在《小团圆》快结尾处也出现。小说到此好像画了一个圆圈，从原点出发，又回到原点。小说的结构因此显得严谨完整，也许有更深的意蕴：人生的轨迹无非画了一个空空的圆，走了一遭，什么都没有，一切还是虚空。九莉（张爱玲）这时正和一个电影明星燕山（桑弧）恋爱。这个久等不来的“你”当然是燕山（桑弧）。而燕山（桑弧）不久又和另一个女人结婚。尽管九莉（张爱玲）“靠在藤躺椅上，泪珠不停地往下流”，还对燕山（桑弧）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喜欢你的。”
令人疑惑的是，与燕山（桑弧）的爱情值不值得九莉（张爱玲）这样耿耿于怀，挥之不去，以至小说一开头，刚开始对香港大学的考试展开回忆，就一下切到三十岁时的一段日记，简直急不可耐。或者作者的用意在急于点出贯穿小说始终的主题——“等待”，而且是——“空虚、无望的等待”？
这部小说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是否真如张爱玲1976年4月22日写给她的好朋友宋淇夫妇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那么，这是一部爱情小说？
前面回忆大考前的等待像斯巴达克斯起义军在黎明时望着罗马军布阵，那是一种绝望中的等待，因为等在前面的只一个“死”字。必死无疑，所以心情惨淡恐怖。后面九莉（张爱玲）三十岁在笔记簿上写的“你”等而不来，却是一种空虚的等，因为明明知道，等待的后面是无穷无尽的虚空，就像徒然在真空中声嘶力竭地呼喊，因为没有介质，所以没有声音，更不会有回应，永远永远的亘古蛮荒和黑暗虚无。这时候的心境，只有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瞪着直直的眼睛，问“死后可是有灵魂的”那种心境可以比拟。
张爱玲的小说惯用蒙太奇手法。《金锁记》中写曹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为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傅雷先生称赞这是“节略法”，说在这里“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我却还是觉得这手法在小说中可偶然一用，不可多用，最好是不用。因为太有技巧，太像电影而不像小说。毕竟，小说和电影还是不一样的。理想的小说状态应是一种浑融状态，融融泄泄，含而不露，羚羊挂角，不着痕迹。太像小说的小说，我以为毕竟不是最上品。
《小团圆》穿始终的人物却不是有关爱情的三个男人，三个男人中，第一个是邵之雍（胡兰成），大家都把他读成胡兰成。对于张爱玲，甚至对于张爱玲的读者，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第二个是燕山（桑弧），据考证是电影导演桑弧。第三个是九莉（张爱玲）的美国丈夫，即赖雅，只有淡淡一个影子，却有九莉（张爱玲）生命中最惨痛恐怖的一幕描写：她打下四个月大的胎儿，并把他在抽水马桶中冲下去。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是母亲、姑姑、弟弟、家族里各种亲戚、九莉（张爱玲）的同学朋友，彼此纠缠不清的关系。这小说一读下来真是惊世骇俗。严格来说，这应该是一本家族小说。
文学史上以真实的家族秘史为题材的小说并不少，中国最典型的是《红楼梦》，红学就有“索隐派”与“考据派”，还有其他什么派，名目繁多。最近几年的“红学热”热得奇怪，简直像在发高烧，有些几近胡言乱语。胡适讲过考据必须有一个原则，就是“可验证的”。我觉得这应该是红学家们开腔立言的前提条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巴金的《家》、《春》、《秋》，有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最有自传色彩的是郁达夫的小说，有考据癖的人可以从小说中考据出作品人物的生活原型，作者生活的大量隐私。然而《小团圆》让那些以揭发考据为乐事的人大吃一惊，因为张爱玲说，“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而且，“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说“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
通常，人们对自己的揭发总会手下留情，总是不彻底。一个人爱惜自己，不免有意无意间要为自己粉饰。小资们最爱引用的张爱玲《天才梦》里写到的经典语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但是人活着，如果非要穿一件袍子遮羞保暖，大多还是愿意穿一件华美的袍，且不管它翻开来时，里面有没有虱子。人们讽刺爱化妆的女人：“上帝给了她一张脸，她自己再创造一张脸”；我说“女人只关心两件事，身上的肉，肉上的布”。其实，不仅女人，人人都是如此。一个人生活在世上，为别人演一个角色，还要为自己演一个角色。为自己演的这个角色，已到自己有勇气接受的道德底线，再往下，是茫无边底的蒙昧，是盲点。人心里最深最隐秘处的真实，往往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勇气正视，根本就不去看，不敢看，麻着胆子瞥上一眼，就会匆匆忙忙逃开。心里知道那是真相也不能接受。要欺人，还要自欺。而且自欺比欺人更难。一个人假如有勇气说，我从此不但不欺人，而且不再自欺，下决心百分之百真实面对自己，也百分之百拿真实的自己面对别人，这人一定已经不爱自己了，所以能对自己狠，完全冷心冷面，铁石心肠，下得了手，真可以做到刀刀见血，剜心剔骨。到这个地步，对别人狠，对别人下得了手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张爱玲的《小团圆》便是这样，作者对自己非常之狠。我看她真是古往今来文学史上第一个狠人。她对生活百孔千疮真相的揭露，尤其是对温情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所谓种种“爱”的真相的揭露，确实已经越过了底线，那么冷静，不露声色，总是隔得远远地在看，叙述人物事件简到极致，几乎不用形容词，可每一句话都说穿了，透了过去，留下深深的痕，那已不是伤痕，至少不是新的，因为已经习惯，不知道痛了，然而这是人生的最大悲哀。
《小团圆》里九莉（张爱玲）的家族应该有各种各样的爱，却全没有。我们读她的小说，感觉她笔下的人物像生活在一个大水族馆，你游过来，我游过去，你撞我一下，我咬你一口，吐着泡泡，却隔着水，没有真正的接触，没有声音，冷冰冰没有温暖。父女、母女、姑侄、姐弟、各式各样的堂表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肯付出真心。每个人都伤痕累累，因为伤太多了，所以多添一个也没关系，没有人心疼，连自己都不心疼，即使自己真感觉痛了，也不愿喊出来，还是那么冷冷地望着，隔着距离悄声议论几句。那些话又大多遮遮掩掩，零零碎碎，欲言又止。每个人的面目都经不起细细打量，没有一个好人，也没有一个彻底的坏人，永远在算计、猜疑、怨恨、自我辩解，自以为是，被环境压迫着，也自己压迫自己。那是一个多么冷的世界。张爱玲说《小团圆》是一部写爱情的小说，但这实在是一部无爱的小说。
写别人写得这么彻底是容易的。鲁迅先生是“解剖刀”，活画出国人的灵魂，可是谁看见阿Q都觉得亲，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害怕承认，因为我们知道，这阿Q是可以得到大家原谅的，他只有小坏，没有大坏，他不害人，他还是被害者，能引起同情。何况大家都是阿Q呢。但走到张爱玲这一步，不但对别人，对自己都毫不留情走到绝处，简直不给自己留一点儿退路，张爱玲敢，鲁迅先生不敢，也不能。他没有这样的勇气，觉得不能够这样，不可以这样。虽然鲁迅先生也在《写在〈坟〉后边》中这样说道：“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但鲁迅先生对自己内心的真实细节却还是时时有保留，“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同上）。鲁迅那把刀，只对着抽象了的“自己”或“别人”，对着整个国民。他把自己混在一个群体中，自己的面目就模糊了，然而也安全了。从这点上说，鲁迅的自我解剖是不彻底的。鲁迅的不彻底是因为还有爱，有牵挂，所以不忍，怕伤人，投鼠忌器。因为鲁迅先生接着说：“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张爱玲是先把自己杀死了，又一路见佛杀佛过来，所以百无禁忌。
这里面的真正区别在于，鲁迅的冷峻是以热爱做底子的，“我以我血荐轩辕”，有热血，有泪，所以有不能言不忍言者。张爱玲则是“不知道为什么，恐怖与痛苦的表情过了一个程度，就有点笑容”，“人情如纸薄。现在这世界里，真是连最亲密的关系也像一层纸一样，一戳就戳穿了”，“落井下石。石头是无法伤害死尸的”（《赤地之恋》）。因为对世事人情有这样的认知，所以下笔就百无禁忌了。
中外文学史上都有自称对自己很不客气的作家。比如卢梭的《忏悔录》。卢梭在《忏悔录》序言中这样写道：“我要说真话，我会毫无保留地这样做，我将说出一切，好事，坏事，总之一切都说。我要严格地做到实事求是。”他又说：“我在这里谈到了自己一些特别令人厌恶、而我也不想求得原宥之事。但这确是我心中最隐秘之事，是我的一份极其严格的忏悔。……公众的议论，高声宣判时的那种严厉，我都可以预料到，而我也会低头认罪。但愿每个读者都来仿效我，像我那样去作一次反省。”
读过《忏悔录》的人都知道，卢梭的所谓忏悔其实是很肤浅的，他舍不得往自己最痛处下刀子，只能做到“自以为坦率了”。他承认自己盗窃，诬陷别人，忘恩负义，但他只敢暴露自己的一小部分缺点，而这一小部分缺点，他也拿得定，知道在自己已有的名誉光环笼罩下，实在不算什么，不但读者会原谅，甚至还因此觉得他更可爱可敬。浪子回头，有时比一个一以贯之的好人更受人欢迎。卢梭也想到了会有人看破他忏悔之下的虚伪，所以在《忏悔录》的结尾，他又告白道：“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刚才所叙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经过了一千次证明，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谎言和欺骗。如果他不肯在我在世的时候和我一起深究并查明这些事实，他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我呢，我高声地、无畏地声明：将来任何人，即使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能在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操守、志趣、爱好、习惯以后，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
看到这里我们真相大白了。卢梭写《忏悔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宣告自己是一个好人。如果谁胆敢质疑，那他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是个“理应掐死的坏人”。这卢梭简直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疯子。但我疑心卢梭连这点儿疯都是装出来的。知道自己骗不了人，于是恼羞成怒，几近于恐吓谩骂了。
作家们，哪一个又不多少带着点儿疯气？张爱玲的疯是静静地，没有慈悲，没有温度，没有表情，却强有力，冷酷到让你脊背发凉，逼你去面对眼前那个疯狂、冰冷而真实的世界。你可以说张爱玲笔下的世界是偏执的，不完全的。但她的笔切入人性的深度，她对人类情感最隐秘最幽暗褶皱的展露与揭示，已经前无古人。她的勇气来自于不怕、不求、不屑。不怕伤人和自伤，也不求不屑人的理解和原谅。金庸《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药师，人品武功极高，狂傲到漠视人间一切规矩，随心所欲，无所不能为，张爱玲可以与他一比。但黄药师心里还有极柔软深情的一面，因为他得到过真爱。张爱玲却没有。张爱玲只一味地寒凉如冰雪，因为从来没有人真正彻底地爱过她，所以她也不懂得爱人。一个人，是要在被爱中学会爱人的。
张爱玲是人生的真勇士。她真是做到了鲁迅先生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作家最需要的便是这种勇气。只有这样，才会对生活、对文学有一种真诚的态度，才不会去写鲁迅先生说的“瞒与骗”的文学。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我认为就是这种态度。
但张爱玲绝不是一个大小说家，大文学家。她仍然比不得托尔斯泰，比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不得鲁迅，比不得沈从文。我确实是崇拜鲁迅，不论这显得有多么的不时髦。作家必须首先有面对生活的真诚和勇气，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他还要有慈悲，要有热心肠，要有对人世间的大爱和大悲悯。作家不是菩萨，但要有菩萨心肠，即使有时候用了霹雳手段，也是因为他的菩萨心肠。文学的大境界还是必须有担当，有道义，有善，有温暖，文学中不能只有冷酷、伤害与恨。文学里，爱应该是底色，是前提。除了对人类困境和人类前途的思考与探索，文学还要能建设、能安慰、能展示和歌唱健康优美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