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周报》约写一篇评论，谈的是体育明星男的多去做官，女的多嫁富豪。沿用旧时说法，无非是说他们爱走两条路，或曰富，或曰贵。求贵的多是男体育明星，他们选择做官，比如熊倪当了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女排主教练陈忠和成了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女体育明星邓亚萍似乎是个例外，她也选了从政之路，去了团中央。长得漂亮的女体育明星则多嫁有钱大佬，先有伏明霞，再有郭晶晶，后有张怡宁。她们选择的是求富。中国人习惯“富贵”二字连着说，不是纯粹的语言习惯，而是“富”与“贵”息息相通。富即能贵，贵必能富。
我不喜欢多嘴多舌，本想推辞不作评论。凡事都要说几句，很遭人厌烦。何况从业择婚两桩事也算正常，本没什么值得说的。人家喜欢当官，还是喜欢经商，外人无须置喙。婚姻更是相情相悦，娶谁嫁谁完全自由。为这些事费口水，岂不是吃饱了撑的！
倘若硬要说，则只能说说官和钱。假如熊倪当了体育老师，下班了跟同事打麻将，肯定没有人说什么坏话。要说，只会说熊倪这人太本色了。假如伏明霞嫁的是普通人张老三，天天跟邻居家媳妇李菊花去逛街，肯定也没有人说什么坏话。要说，只会说伏明霞这人太平民化了。惟独跟官和钱有了干系，七七八八的话都来了。显然，根由不在谁做了官，或谁嫁了富豪，而是这个“官”字和“钱”字出事了。
“官”这个字，1949年之后本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则是“干部”。“干部”相比“官”字，似乎多了革命和进步意味。“官”字实则有些趋向贬义，尽管字典里没这么定义。民间用语习惯是最靠得住的词典。人们骂不争气的领导，会说他“当官做老爷”，而不会说他“当干部做老爷”。所以，1949年以后至少在前三十年，正规场合并不使用“官”字。与“官”字相关的“官场”，词典里的词性色彩就明确了：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可最近二三十年，“官”和“官场”这两个贬义词渐成日常用语，等于说人们已把所有进入公权部门的人，以及所有公权部门通通贬义了。
钱是好东西，但中国人对待钱的态度，却是耐人寻味的。近二三十年，中国人对有钱人不断变化着称呼，事实上是不断改变对有钱人的态度。人们称呼他们，最初叫大款，继而叫富人，继而叫富豪，继而叫大鳄。叫大款是80年代初，当时影视片里的大款多肥头大耳，粗俗不堪，说明那时候社会意识层面是鄙视财富的。后来叫有钱人为富人，已把他们划为不同的阶层，但态度终算是平和的；后来又叫他们富豪，他们同普通民众则是云泥之隔了；最终叫他们为大鳄，则多少带有些敌意，因为鳄鱼毕竟是会吃人的。
拜为官不廉者和为富不仁者所赐，人们对官员、官场和有钱人的态度确已如此，这同谁做了官，谁嫁了富豪并无关系。运动员就不能做官，显然是意气之辞；大富豪就不能娶妻，同样是毫无道理。当然，女运动员嫁了富豪是否幸福，或者男运动员能否当好官员，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当不好官的人多了去了，同他是不是运动员没关系；富人家婚姻不幸福的也多了去了，不在乎这家主妇是不是女体育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