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最喜欢、最爱看可也最怕看的电影，是义大利新写实主义代表作之一的《单车失窃记》。说喜欢，好像也讲不出什麽伟大的道理，就是有感觉、有共鸣、百看不厌；说怕看，则是因为每看必哭，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自制力不增反减，看了会哭的段落还一次多过一次。
电影的背景是二次大战结束後战败国的意大利。失业的爸爸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贴海报的工作，不过必须自备脚踏车。妈妈当了棉被买了一部，没想到开始工作不久，脚踏车就被偷了。爸爸带着儿子到处找，没找到。最後，爸爸决定也偷别人的。最後的结尾是：在儿子的注视下，爸爸失手被逮、被责打、被奚落、被侮辱。
整部电影只有一个氛围——贫穷，以及求生。之所以有共鸣、有感觉，或许是电影里的某些细节，根本就是自己生命记忆的重现。比如，进当铺当棉被，却发现当铺里的棉被堆积如山。比如，爸爸找不到车子，肚子也饿了，竟然带儿子进餐馆，把身上所有钱全部花光。哦，对了，妈妈在生活最绝望的当下，竟然跟人家借钱去相命，所求的只是相命师的一句话：未来会很好！是这些细节的缘故吧？让我年轻的时候觉得意大利真像台湾，现在当然知道——只要是贫穷，都有同一个面貌，不管在哪里。不同的，或许只是面对贫穷的态度而已。面对困境、抉择、生存关键的「态度」可美、可丑；可以坚定、可以柔软；可以刚烈，却也可以逆来顺受。
记得以前看过另一部电影，纪录片，南美洲的国家，农人穷到活不下去了，组织起来去打游击。导演的角度放在这些农民身上，一个农民的领导者说：我带引大家跟上帝祈祷，请祂赐给我们面包，祂一直不给，所以，我只好带大家去要！镜头一直留在那样憨厚、纯朴却又坚定的黝黑脸上，留在握着土枪的那双厚实、龟裂、指甲缝满是泥土残留的手掌上。但，让我无法忘怀的，却是那些在农民临行前一起磨麦子做面包，好让他们路上不要挨饿的妇人。她们脸上毫无表情，边做面包边拉开衣服喂小孩吃奶，热面包出炉，还要赶走虎视眈眈的小孩，然後把面包塞进先生的怀里。而电影的最後，我们看到去军营把屍体领回来的，也是这些妇女。
电影没拍，但我们绝对可以想像：未来把那些看着面包出炉却被驱赶开的小孩养大的，也还会是这些面无表情的妇人。其实，这样例子到处都有。台湾当然也有。只是当我们阅读史料，心里不舍那些在混乱恐怖时期牺牲生命的菁英的同时，我们经常忘记是谁把他们的孩子教养成人？是谁撑起那个残缺的家庭？当然是一群妇人，只是我们通常不知道她们的名与姓。
远的不说，说近的的吧。几年前去南部拍电视节目，田里女人在施肥，问她们说先生怎麽没来？她们说：「在忙啊！」忙什麽？我问。她们一本正经地回我说：「忙着在大树脚谯政府！」去年母亲过世。她是一个记忆力超强，又善於讲故事的人。经验中，有一次才刚在树下听男人们说完村子里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在二二八事件中如何在火车里被抓，说他如何有学问待人、如何仗义等等；回到家里，却听见妈妈在跟别人说那个男人的太太，说的却是她如何用许多碎布缝成漂亮的被子，如何要小孩改吃当时比米便宜的面粉食品，以及，如何拒绝校长要他们家小孩继续升学的劝说，理由是：「书念多了，脑袋会跟她们父亲一样，黑白想。」难怪自己有时会持平地自省：男女在面对同样的困境时，态度的差异到底在哪里？我简单的归纳是：男性想到的似乎是如何打破困境，女性则想着如何带引大家度过困境。
父亲在矿业萧条时期受伤住在医院，午後醒来，望着窗外忽然闷叫一声：「天无天理！」而同一个时候，在矿场挑石头打零工的母亲却说：「再艰苦也要笑给天看！」这是家里的例子。
最近正在写一个舞台剧本，写的是台湾阿嬷生活的点滴，想以她生命过程中经历的几个男人面对时代、文化变迁以及困境当前的态度，来对照她那种看似软弱但其实坚定，看似无为其实穿透一切，看似无言其实令人感受深刻的动人形象。
在此同时却读到先觉出版社寄来的一本书稿《佐贺的超级阿嬷》。阅读过程的心情一如第一次看到《单车失窃记》，差异只是前者轻快明亮，後者凝重深沉；前者的主角是阿嬷，後者的主角是爸爸。阿嬷以逆来顺受、乐观包容的方式面对贫穷，爸爸则选择以无力的报复面对困境。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战败国，面对同样的贫穷与生存，却有不同的态度，差异彷佛无关国籍，只在性别。
让我们一起想像，一九四六年夏天的某一天，战争结束不久，在意大利一个父亲牵着儿子的手满街找脚踏车的同时，日本佐贺有一个阿嬷正在河边捞起从上游市场流下来的菜叶，正开心地回家，她的腰间绑着一根绳子，拖着一块磁铁，一路走，一些铁钉铁片正往磁铁集中。傍晚，当意大利的爸爸不顾儿子的哀求，正在打开别人脚踏车的锁匙时，日本的阿嬷正从磁铁上取下一堆歹铜废铁，笑颜逐开。当意大利的小孩惊慌无奈地看着爸爸被众人责打、嘲弄的时候，日本的孙子去看到阿嬷得意地跟他说：晚上有野菜杂炊可以吃，是河滨免费超商送来的！
阅读最大的乐趣无非与自己的生命经验相互交换印证。读完最大的感想是：我母亲说，再艰苦也要笑给天看。佐贺的阿嬷却更犀利，她是：再艰苦，也要让老天笑出声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