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开抽屉，蔚蓝天空，坐满白色的椅子；乡村理发师稻田里走着，下巴绿绿的即使长出绿绿的胡须，我也不会奇怪。
“理发师”，印在书页上的文字，死蝌蚪漂浮池塘：四边摇摇，这些草枝经过冬天有些蜡黄。一个人经过青年，于是中年的皱纹里就会跳出螳螂，碧玉一般琢磨而成的螳螂，这是以前的梦。池塘椭圆，水之浑浑，已经映不出白云苍狗，漂浮着的死蝌蚪，反而给它增添几丝活气——死，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生命可爱正在于脆弱，一根丝慢慢缠起雪白的茧子。茧子内，是死，也是可能。这可能安详地睡着，眠着，梦幻着，梦见薄薄的翅膀。翅膀淡黄色的，淡得像醒来后对梦的记忆。这记忆简直就是想象。生命绕着圈子，把死小心翼翼置放在圈子当中，茧子是一根丝的漫步，在一座屋子中的漫步——他躲到椅子背后，影子泼到墙上，墨迹淡漠得初春一样寒凉。乡村理发师走到稻田中央，绿绿的下巴使整张脸怪异了，柔和了，整张脸也能一片稻叶又细又长在我手指上卷来卷去。
稻田里的路也是又细又长，笨笨拙拙延伸而来，保持笔挺的姿势。稻田里的路，颜色黑里透黄，我想起烧焦的门栓，木棍，树枝，我喜欢玩火。乡村理发师走出稻田，上桥。我们从不喊他理发师，“理发师”，印在书页上的文字，或者乐谱中。这个理发师就很爱唱歌，他边走边唱：
七点半，骑上毛驴子！
表叔请他来给我理发，表叔叫他剃头师傅。我也叫他剃头师傅。他走在桥上，桥是石桥。在石桥的缝隙里，长着几棵无花果。无花果纺线棰般的沉甸甸果实，剖开，里面一长条逶迤的紫缝，紫缝四周溅着滴滴黑点，这是无花果的籽。几个与我三长两短的小孩剖开它后，就笑。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觉得好笑，后来才知道它有点女性化，私处，一片橄榄叶飘过天堂。也有人说不是无花果，这是鬼馒头。它们有点相似。所以至今我还分不清无花果和鬼馒头，圣女和妖姬。
从无花果到鬼馒头——一条天堂直下地狱的路，只是圣女常常在地狱里。还有一个地狱：红颜薄命。我第一次见到乡村理发师，就是陈圆圆和冒辟疆初次会面的地方。如今虎丘塔更斜了，乡村理发师的左侧，淡黄色的、褐色的虎丘塔。
夏夜与表叔在打谷场上吃粥，我把粥碗摆东摆西，看能不能照出塔影。有一次我大喊照出了照出了，原来是表叔的大拇指——他正与宋大会计说话，说到得意处，翘翘大拇指。乡村理发师的大拇指像下巴一样，也是绿绿的，如果他一直没从稻田里走出的话。表叔把一只蚊子摁死在脚背上，用嘴嘬一下大拇指，上面有他的血。我暑假在乡下什么也没学，就学这个动作，回到城里，我还是如此，拍死蚊子，把手心上的血舔掉。自己的血——表叔这样说。蚊子嗡嗡飞来，蚊子很大，塔很小，小得像影梅的铅笔。影梅是我小学同学，常用铅笔头写字。
乡村理发师在桥上停下，一只船慢慢撑来，他们说着话。在乡村，没有不认识乡村理发师的人，也没有乡村理发师不认识的人。他走家串户，见多识广，他的一把剃刀，就是这个乡村的村史，青色民谣，灰色民谣，稻田民谣，鬼馒头民谣，大拇指与虎丘塔上的民谣。
挖取吴王宝剑的秦始皇，见到虎丘塔下跑来一只白虎，就放弃这个念头，转身走了。这是虎丘由来。这时，乡村理发师朝船上丢支香烟，船上有人往桥上扔着火柴盒，乡村理发师点完香烟，又把火柴盒扔回船头。他抽的是“飞马”，俗称“四脚奔”，也为押韵——“公社社员‘大跃进’／小队干部‘四脚奔’／大队书记到‘前门’／县委领导‘月月红’”——这是稻田民谣，地位不同，抽烟的档次也不一样。“大跃进”是当时最便宜的香烟，“月月红”指“牡丹”香烟。乡村理发师抽“飞马”，也就是说他相当于小队干部。
一匹淡褐色的马飞下石桥，到我面前。
我压抑不住内心的狂喜，因为我还没让走家串户的理发师剃过头。我姑祖母叫他们剃头匠。
常来我们小巷的，是一位扬州师傅，一手夹着白布包袱，一手拿着小板凳。我印象最深是他的小板凳。给小孩剃头，他把小板凳往借来的椅子上一架，然后把小孩抱到上面，他就不用弯腰曲背咔嚓咔嚓；给大人剃头，他把小板凳往椅子下一放，让大人搁脚；没生意的时候，他自己往板凳上一坐，在井边、电线杆下、暗绿的苔藓上、惨淡的雨漏痕里，逮着谁就与谁吹牛。吴方言里吹牛还有聊天这层意思，“吹吹牛，开心”，就是“聊聊天，高兴”。
小巷的墙壁上，黄昏最先暗下，一如玻璃杯口浊厚的唇痕、茶渍。涂着口红的嘴唇，轻触玻璃杯口的时候，金鱼的扇尾被水藻合上，清风突然挂在树梢，梧桐树的树干敷着霜霜白粉，灯罩里的光掩衣而立。梧桐树的树干有着冬瓜皮肤色，它们秋波脉脉。扬州师傅看看闲人不闲，都散了去吃晚饭，只得一手夹着白布包袱一手拿着小板凳，小巷深处，一步步老不情愿地朝庇荫走去。
上午还是凉爽，扬州师傅给小辫子剃头。小辫子家以前生下的男孩，都活不过七八岁，小辫子生下，有人讲给他扎个小辫子，当女儿养，成活率就高。小辫子现在十一二岁，早不在脑后扎小辫子了，大大小小们还是喊他小辫子。这一根小辫子即使剪掉，也拖拉在他脑后。我们脑后都有根小辫子的，辜鸿铭这句话，不怎么深刻，但说得机智。小辫子直接坐上椅子，他的个头很高，就不需要再垫上那只小板凳。扬州师傅在一棵梧桐树下给小辫子剃头，周围或坐或蹲或立七八个闲人。扬州师傅见人多，就高兴，口若悬河，剃刀咔嚓，嘴巴嘀嗒，小辫子的爹着急：“别把小辫子的耳朵剃了。”扬州师傅连忙回答：“剃掉小辫子的鼻子还好，小辫子的耳朵，我还舍不得呢。你们看看，这招风耳，比‘噜噜’大。”闲人就笑，小辫子的爹也笑。“噜噜”，就是猪。扬州师傅用手指弹弹刀刃，对闲人说：“我有一个对子，你们能对上吗？”闲人让他说，他说：
童子打桐子桐子不落童子不乐
闲人嘘他，这对子也太老了。弄个新鲜点的，扬州师傅又说一个：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水落石出
闲人搔头摸耳朵，叹气。扬州师傅说这个是绝对，唐伯虎都没有对上。闲人不信，你别卖关子，给我们说说吧。扬州师傅做个鬼脸：“真要我说？”“说！”“说！”扬州师傅假装很为难似地一张嘴，疾疾地说了出来：
男人压女人女人压床床压地地动山摇
听清的闲人就笑，没听清的让扬州师傅再说一遍，扬州师傅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
我看着小辫子，心里羡慕。因为我从没让这个扬州师傅剃过头。让这个扬州师傅剃头，几乎是我童年梦想。姑祖母宁愿多花点钱，带我到店里去理发。姑祖母大概是有偏见的，认为小孩和走家串户的剃头匠熟悉，小孩会学坏。
小公园附近有家理发店，玻璃门，镜子墙，我一坐上软软的皮转椅，我就大哭。印象里只有一次没哭。我面前大镜子中一位理发师把剃下的头发归拢一堆，和进一团城墙泥里，加水，揉搓。他又往这一团黄色的城墙泥里加水，揉着，搓着，揉搓得烂烂的，又和入一捧头发——这一团城墙泥变得褐色。他蹲着，白大褂的下摆铺到地上，他像蹲在雪地，他把这一团褐色举过头项，摔下去，举过头项，摔下去，举过头项，又摔下去；一只红光满面的大白公鸡，勇敢地啄食一条飞天蜈蚣。
冬天了，理发师要用这城墙泥搪炉子。
走出稻田下了石桥的乡村理发师，他的下巴也就不绿了。但我还是压抑不住内心的狂喜，因为我还没让走家串户的理发师剃过头。
风大，乡村理发师说，他让我把椅子搬到屋檐底下。檐角蜘蛛网张罗，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子网中挣扎。她的乳头鲜红，像刚从河里洗浴出来，皮肤，胸口，活水淋淋。直到乡村理发师走进屋檐，我才看到他的胳肢窝下夹着白布包袱，与扬州师傅差不多。天下理发师的包袱都差不多的。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子，在蜘蛛网里漫步——生命可爱正在于危险，一根丝慢慢缠起雪白的身体。身体内，是死，也是可能。这身体挣扎着，但可能却正安详地睡眠，梦见蜘蛛绕着圈子，把身体小心翼翼地置放在圈子当中——他躲到椅子背后，乡村理发师在我手指上卷来卷去。他拿出剃刀。我等着咔嚓的声音。屋檐底下，叠着几只箩筐，一只红光满面的大白公鸡，在我脚边绕着圈子，我踢它一脚，它飞走了。尘土，羽毛，此起彼伏。一柄锄头靠在墙上，生下根，浇一点水的话，就能青枝绿叶。乡村理发师又站到我面前，挡住虎丘塔，石桥，稻田。但我听得见河的声音，船的声音。船让河发出声音。我面前——乡村理发师这一面镜中——看到扬州师傅在一棵梧桐树下给小辫子剃头。乡村理发师也是扬州师傅，我也是小辫子。我们都是扬州师傅，我们都是小辫子。他把这一团褐色举过头项，红光满面的大白公鸡啄食蜈蚣。在乡村，蜈蚣比城里多。城里，人多。他给我理完发，拿出折刀，刮起我的鬓角。我叫道：“不，不！”妈妈说，刮鬓角会长络腮胡子的，难看。后来中学时代，青春期，我们几个要好男生，凑在一起，用铅笔刀在自己腮帮子上刮来刮去，期盼络腮胡子长出，还真有成效，不一会儿腮帮子就黑了——因为铅笔刀上残留着铅笔灰。有位女同学的父亲是络腮胡子，不但络腮胡子，身上也都是毛。我们请她吃冷饮，请她打听——这胡子和毛怎么会这么多的。女同学告诉我们，刀刮过后，再用生姜抹。我们得这秘方，觉得世界有救。一学期又刮又抹，很少感冒这倒是真的。他蹲下身，把剃刀什么的收进包袱，我见他脑袋粗枝大叶，面孔杂草丛生——如果只有一个理发师，那么，谁给他理发呢？我摸摸新剃脑袋，会思考了。是个问题。
学龄前我一理发，我就大哭。这哭，大概哭我梦想的不能实现吧，那时我梦想扬州师傅给我剃头。上学后我再去理发，哭是不哭了，只是没过几年就变得有点恐惧，这要怪李贽。小学三四年级，正逢“评法批儒”，他被“评定”为“法家”——1601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九年，他因“敢倡乱道，惑世诬民”而入狱。
他趁狱中理发师给他剃头之际，抢过剃刀，割断自己的脖子。他说：
“受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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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用”见李贽评《论语·述而第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