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下雪天，闭了大门，拔了电话（电话好像一株草，说拔就拔），躲到床上读禁书，是一件写意之事。
我也只是想象而已。我对禁书兴趣不大。只要是书，都有遭禁的可能，知识本身就是秘密的火焰与愉悦。这样一想，天底下哪有什么禁书！或者全是禁书。而所谓禁书也常常如此：阅读者大抱希望，结果总是失望得紧。所以我读禁书，比读不禁书还有平常心。
在我看来，禁书无非只有两种，一种因为有违公共道德而遭禁，一种因为有违国家政治而遭禁。实在只是一种——有违国家政治而遭禁是一切禁书的根本命运。
我读戴名世（1653—1713）《南山集》，没有看出此书的大逆之处，我想不是我眼拙，这个意思，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前几年钱锺书出版《石语》，记录陈衍谈话，这个陈衍，在他《石遗室诗话》里就说过：“康熙间，桐城戴名世《南山集》之狱，论者冤之。曾翻其全集中，并无可罪语”。《南山集》遭禁，无非是统治者的丧心病狂借题发挥杀鸡给猴看罢了。中国古代禁书，大抵如此。所以中国古代禁书也就说不上是禁书——因为思想观念的离经叛道，因为艺术观念的标新立异而遭禁——与书关系并不大，遭禁的、被禁的实在是作者／人，实在也不是作者／人，还是那句话，丧心病狂，借题发挥，杀鸡给猴子看。
读中国古代禁书，不知禁在何处，道理也在这里。
禁书不一定是好书。人的心理很奇怪，会觉得遭禁的书就是好书，最起码也有出人意料的地方（出人意料肯定是好书的基本标准）。而许多禁书常常是连这个标准也达不到。还是拿《南山集》为证：
天下之物，类有神奇之产。神奇之产，世所不经见者也。神奇之产往往为圣人而出，圣人者，世所不经见者也……昔者河出图，洛出书，与夫凤鸟之至，皆为王者出也。成康既殁，天下无王者久矣，然则麟胡为乎来哉？为孔子来也。
这样的话并不新鲜，迂腐的读书人都会这么说。无非戴名世说得慷慨一些。戴名世的文章，有一种慷慨的迂腐、迂腐的慷慨，我没有多大兴趣。
但我还是读过不少禁书。我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我求知欲最为旺盛时候，我想读的书居然差不多都是禁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印象里没公开禁，但在文革之际烧毁，当时书店没有卖——也就可以说是禁书）、普希金、雨果、莎士比亚……邻居借我一本《林海雪原》，也被老师搜走当众撕掉。我抄录普希金的两首诗（那时我已是初中生），一首《致大海》，一首《致凯恩》，那时学校正在搜查越剧《红楼梦》唱词，搜出普希金，更觉得是抓到大鱼，给我办了一星期交代思想学习班。
再也没有像我们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读禁书读得更多的了。有的书国家开禁，而在一些地区或者圈子里继续遭禁。这样搞来搞去，终于让我失去一份读禁书的乐趣，不能躲到床上享受偷偷摸摸的写意——什么书都像是禁书，也就见禁不禁。这意思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后来读到西方禁书。在我当时的知识结构里，西方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禁书是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我花一包烟代价，条件是从一个人那里借看一个晚上，我看一半就放下了，实在看不下去。《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的人物，全是劳伦斯的观念木偶，他写得尚好一些的片段，也不脱他的观念而在空想地做爱，而更多地方则是他的观念在糟糕地作怪。这么一本让我读不下去的书，也会遭禁，真是疯了。在我看来，凡是人做得想得的，都是可以说得写得。纳博科夫《洛丽塔》，金斯伯格《嚎叫》，我也很奇怪它们遭禁。我最大的遗憾是我所读过的禁书中（当然我阅读甚少），我还没读到一本我认同应该对此遭禁的禁书。一个人要表达他的愿望多么困难，还常常并没有表达愿望。
只要有书存在，就有禁书。也挺好玩的。如果要我去禁书，我会禁什么书呢？我首先把唐诗宋词禁掉——它们已经使中国人在生活中在自然中的诗意被程式化群体化陈词滥调化，看到月亮，就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碰到分别，就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一点创意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