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圆谷酒家金色屏风下面。上午它是灿烂的。上午，有跋扈的光线。我与几个人在屏风下面说话，范围大致在天气、男女和时事之间。不经意一回头，我不经意地回过头去，就看到屏风顶端一缕轻盈的灯草。一缕灯草会使我离开这里，并从谈话者中间抬起头来。我抬起头，灯草冉冉。想象的灯草它有比喻的光芒：强烈了，就是芒刺在背，而一旦柔和，就为散步之细线。她的嗓音如一根细线，绕在大伙儿指间，我从这里到那里，像从一座公寓到另一座公寓。更多时候，我是一个人独自坐在圆谷酒家金色屏风下面。到下午，金色屏风上的金色仿佛一堆土黄。光线转弱。因为光线转弱，空间和器物就显得暧昧。我呆呆地坐着，心事若云若烟。也有若霞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想在金色屏风上画一树红梅。枝干如刀，花朵如雪，大雪满弓刀一般。但这是白梅。我要画红梅：枝干如刀，花朵如血，似风尘中的侠女，如沙场上的先锋。梅花有点像风尘中的侠女，于妩媚中透漏出利刃的啸声。杀尽天下负心郎！我悲哀地觉得：我也在劫难逃。于是，我就换个位置——我的后背感到冰凉，我坐到金色屏风对面，避开杀气。
红梅不见了。我坐在金色屏风对面，看不见红梅了。我想在金色屏风上面画一树红梅，其实，我是已从这屏风的金色中感到红梅一树正在愤怒地开放。下午，我独自坐在圆谷酒家金色的屏风对面。我坐在这里，她来了——她是酒家聘用的一位会计，她每天都在这个时刻来临，像星期一总在星期一这一天到来一样。她的皮肤黝黑，她的汗毛细长，据说她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姑娘，不，她已有一个女儿，所以，据说她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少妇。从我身边，她走过，折进吧台：她在里边不停地按计算器。她多像个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南国姑娘，剥着橙子，与波涛交换着坐在海滩。她何尝不想这样呢？就像我何尝不想在金色屏风上画一树红梅，然后，烘着红泥小火炉，昏昏欲睡，等着失散多年的友人慷慨归来。
有时候，我坐在圆谷酒家金色的屏风下或金色的屏风对面，会什么也不想，紧盯着面前小桌上的水杯，我一点也不渴啊。喝，人类为水而保留的习惯。
风吹来，我感到了冷。已是深秋。我近来常常从金色屏风上看到几株芦苇、一头墨雁。红梅如果是热烈的梦，墨雁，就说得上一份有些瑟瑟的心境。心境瑟瑟，芦苇瑟瑟，墨雁也瑟瑟。是墨雁的翎毛瑟瑟，是墨雁的颈毛瑟瑟。墨雁的柔颈弯过屏风，在金色中打击出一个锐利的角度。金色消遁，只是屏风还在。只是屏风还在这里。
有时候，我能透过金色屏风，看到屏风后一张餐桌，上面，放着一瓶绢花与四套餐具。那张餐桌似乎从没有人坐过。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四个人坐在一起用餐之际，就是一个人。我想把四个人画上屏风，把他们的脸画得嫩红粉绿，敬畏地围坐在一张四方的餐桌边，瞧着洁白的餐具而一声不吭。空间已经太小，早容不下十三个人同时心照不宣地用餐——这个世纪末，只能给四个人留下一个各怀己见的位置。
夜晚，金色屏风是沉默的。大堂里的灯光，使它具有一层聋哑色彩。我坐在金色屏风下，与几个人说话。他洗头回来，神态如一盆黄焖长江鲈鱼。生意清淡，厨师长捧着茶杯出来，坐在我们之间，听我们说话，有时，也问上一句：
“味道怎样？”
他捧着的茶杯上，有三五匹木马图案。我感到光线，我看到尘埃。我写下一首名《尘埃》的诗。我把《尘埃》这首诗写在小记事本上。这是我在小记事本上写下的第三首诗歌。
这个小记事本，我把它放在口袋里，我看到什么，我就在上面记下什么。在这之前，我看到三座高桥和一个疯子。在看到三座高桥和一个疯子之后，我看到尘埃。因为我记下三座高桥和一个疯子，所以，我也记下尘埃。这个小记事本，是一位嘉士伯啤酒促销小姐送给我的。有一天，她神秘兮兮地把我喊到一边，说要送我东西。我以为是封情书或者是只戒指，结果是这本空白的小记事本。在我得到小记事本之前，我把我所看到的都记录在随手拿来的点菜单上，随写随放也就，随丢了。嘉士伯啤酒促销小姐嘴巴左下角有一粒绒绒黑痣，仿佛心理学的葡萄干。一次，我拿过她的左手望望，我说：
“这样的痣在你身上还有四粒。”
她说：“你怎么看见的？”
我当然看见。我在小记事本上写下我看见的事物——我看见三座高桥，我就写下三座高桥；我看见一个疯子，我就写下一个疯子；我看见尘埃，我就写下尘埃。但我没有写金色屏风和金色屏风上的红梅、墨雁和四个用餐的人。因为我根本没有看见过金色屏风和金色屏风上的红梅、墨雁和四个用餐的人。
是为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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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记事本》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