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学校附近。我好像生活在学校附近，既不是学校里的老师，也不是学校里的学生。但这并不能说我没有感觉到校长大有秩序的面孔。如果是位女校长的话，她可能非常严肃。女老师太多，是一座小学。所以，我们养成一种对男老师陌生又害怕的习惯：悄立在操场边，望着雄壮的体育老师跳过山羊——希望他跳过后摔倒。这样，我们就可以前去围观。
操场上的煤渣、沙子屑屑在脚底作响，我生活在学校附近。因为我已差不多遗忘学校生活。操场和高音喇叭，是我们的学校生活中缺少不了的东西。我们常常列队在操场上，听着高音喇叭里声嘶力竭的召唤。即使是一个最温柔的女语文老师，从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声音，也像我们早已养成的对男老师的习惯。我们的学校，是和乡村差不多的：操场——打谷场；一样的高音喇叭。
“三小队王敏生社员注意了注意了，快跑步到大队部来一趟来一趟。”
“五（4）班的李老师请注意，快到校长室集中。”
我想起70年代的学校生活，就往往和乡村叠合一起。我们是老师们种下的水稻，在初夏的风中一眼望去，还挺可爱。这是来自于这个年龄段的可爱，与教育及知识都没有什么关系。我的确已差不多遗忘学校生活了，尽管我常会突然产生好像生活在学校附近的感觉。这种感觉，大约是隐喻。我们所受的教育，好像不是在学校之中，而来自于学校附近。来自于学校附近一个兜售饴糖的大姑娘——她挎着竹篮，竹篮里放着两只铝皮饭盒。这种饭盒我们在学工的时候也使用过，每天早晨拿着饭盒，我心里有自豪感：可以不读书了，终于长大成人了。在工厂食堂，捧着热气腾腾的饭盒，看着附近的青工边吃边闹，我觉得他们是最幸福的一群人。他们的饭盒上都刻有自己名字：“蔡国庆”或者“王建军”。我捧着的饭盒是我父亲借来的，上面也刻了个名字：“曹华生”。一喊就成“炒花生”，我为这个名字感到难过。同学们的饭盒也大都是现成的，就是说上面都早刻好了名字。在学工期间，我们都以铝皮饭盒上的名字相互称呼，有一个同学极其沮丧，我们一喊她，她就脸红。她的饭盒上刻着她舅舅的名字：“皮银涛”。我们喊她“避孕套”。照理说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玩意，但学工使我们眼界开阔。我们在一家乳胶厂学工，它生产两种乳胶制品：气球和避孕套。以至我后来看到节日里飘飞的气球，总会不怀好意地一笑。而大姑娘的两只铝皮饭盒上刻了什么名字，我当初就没在意，她的两只铝皮饭盒里一只装了白色的饴糖一只装了红色的饴糖。她说：
“你们不要去睬那个老太婆，我的好，我的红饴糖是用胭脂调的，她用的是鸡血。”
学校的教育使我们严肃紧张，有点冷漠，有点麻木。而我以后生活里的多愁善感，或许与吃多了她的红饴糖有关吧。在学校附近，还有一个老太婆也在兜售饴糖——她挎着竹篮，竹篮里也放着两只铝皮饭盒。据说她的红饴糖是鸡血调成的。
这么多年，我常常会有生活在学校附近的感觉。我们是生活在学校附近的一代。所以，我们也常常在真理与爱情、光荣和梦想的附近徘徊着，踌躇着。对于学校，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老师，不是同学，更不是教室。是操场。操场是学校生活中最大最空的一块地方、一段时间。我穿越过多少操场呢？煤渣、沙子在脚底屑屑作响。一个秋夜，我与一位女子在操场边恋爱，这是我们城里有名的一所中学的操场，它与学校脱离开来，夜晚也不关门。高冷的星辰下，有人跑步，有人学骑车。他歪歪扭扭地骑着自行车，一颗彗星跟在身后。在他摔倒的一刻，彗星的尾巴正扫过他的后背，他连忙爬起，借助这微弱的光芒，扶好自行车，检查它摔坏了没有。即使相隔遥远，我也看得清他脸上心疼的苏州人表情。但这转瞬即逝，我永远记得的是一颗彗星跟在他的身后，他歪歪扭扭地骑着自行车。
在脚底屑屑作响的煤渣、沙子，我想我记住过多少操场呢？一个人站在操场中央，就像离开学校，在学校的附近。中学时代，我们学军期间借的是卫生学校的操场：一群人扛着木枪操场上走来走去，在一位士兵的带领下，趴倒，瞄准，冲啊！我瞄准了绷带、棉花球和一位抱着一具白皙的骨骼匆匆向一座灰色教学楼赶去的老年教员。他紧抱住死亡的遗物，像我们搭乘上青春的心动。我站了起来，因为在我的左肩膀前方，一条酱色的蜈蚣朝我狞笑，它的脚太多了，多过这世上的道路。我往下望望，同学们又尖又圆的屁股，在蓝天之下，如一排一触即发的炸弹。而此刻还是这般和平啊，一头山羊——我想是被解剖用的——一头山羊，在操场边，在操场边的一棵羽状叶的树下，妹妹般吃着草。这一头山羊，它被拴在操场边的一棵羽状叶的树上，吃着草。偶尔，它吃吃草。深绿的草。淡绿的草。大的叶片。小的叶片。长的叶片。圆的叶片。尖的叶片。阔的叶片。又尖又圆的叶片下，开着嘘嘘花朵。休息的时候，男生们骑山羊，女生们采蒲公英。她送我一枝蒲公英，我一咳嗽，灰白的种子就四处飞扬。飞进她眼睛的不是操场上的煤渣和沙子，而是一颗蒲公英种子。她眨巴着眼睛，又抬手揉揉眼皮，一转身，去找另一位女生——另一位女生翻起她的眼皮，张大着嘴，使劲吹气。眼皮翻起一抹粉红，仿佛大路尽头的朝霞。燃烧的朝霞。从她的眼珠中我看到了卫生学校并不卫生的操场。但很大。
生活在学校附近，其实，我真生活在学校附近。我现在住的房子，与一座小学只隔一条河。早晨，常常被它的高音喇叭吵醒：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正，稍息！”
他肯定是个体育老师。他把“二”喊成“噢”，这就有了抒情性。我每天在这一首抒情诗的朗诵声中醒来，有时候，我会想到：我生活在学校附近——我就产生好像生活在学校附近的那种感觉：我想起我的学校生活和我穿越过并记得起的操场。极有可能，我们是生活在学校附近的一代，与秩序和知识靠得很拢，却到不了它的中心。徘徊着，踌躇着，在真理与爱情的附近，也在光荣和梦想的附近。我们是“附近人”吧，离什么不远，但没有什么关系。
有一年，我去练市找朋友玩，他是地理老师。夜晚就宿在学校里：一张老式的木床，床架上还雕着龙凤和牡丹。我想这样的木床只能在学校里找到。睡在上面，摇摇欲坠。我就拼命摇摇，看龙飞，看凤舞，看牡丹盛开。黎明之际，被隔壁紧锣密鼓的剁切之声吵醒，应该说惊醒，不由得一阵鸡皮疙瘩。打量一下寝室，太陌生，这太陌生了。尽管我知道隔壁住的老师的妻子是乡下人，她没有工作，就做些菜馒头肉馒头卖给学生，挣点生活费。但我还是感到害怕。不一会儿，操场上有跑步声了，一圈圈近了，又一圈圈远了。无端地，我想起小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就钻出被窝，跳到窗前，大喊一声。窗外濛濛白雾，如飞满蒲公英的种子。我大喊一声：
“报告！毕老师。”
报告完毕，我忙躲进被窝，抱头大睡。过了不久，我听到一个声音：
“谁、谁、谁啊？”
想不到这里也有一个姓毕的老师。看来毕虽是小姓，老师却是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