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比受邀前往柏林，参加一个有关城市重建的会议，并就“公共空间”作主题演讲。他在伦敦转了机，然后翻阅着一系列介绍德国的杂志。高空下的普鲁士广袤平整，覆盖着一层十一月的薄雪。
活动举办地在城市东面的一个会议中心，毗邻一家酒店。他的房间位于二十楼，可以俯瞰一条运河和一排排配额地[1]，房内一片素白。夜幕早早降临之后，他可以看到一家发电站和一排排朝着波兰方向延伸出去的塔。
在宴会厅的欢迎酒会上，他没发现任何熟人，便装作在等同事。一回到房间，他便给家里打电话。孩子们刚刚洗好澡。“我喜欢你不在家，”埃丝特说，“妈咪让我们看电影，还吃披萨。”拉比看着一架单引擎飞机在酒店停车场那头冰冻的田野上空盘旋。埃丝特说话时，他可以听到威廉在唱歌，他显然不想搭理把自己丢在家里的坏老爹。通过电话，他们的声音显得更稚嫩，孩子们如果知道他很想念他们，肯定会觉得怪怪的。
他边吃总会三明治[2]，边看一档电视新闻；节目报导着一系列灾祸，感觉都千篇一律，枯燥无味。
次日黎明时分，他在浴室的镜子前演练了自己的发言。正式演讲是十一点，在大礼堂。他激情洋溢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及对主题的深刻认识。他毕生的事业便是倡导精心设计的公共区域的好处，可以将一个社区凝聚在一起。演讲完毕，很多人走上前来祝贺他。午饭时，他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共坐一席。他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五湖四海的氛围了。人们正在聊对美国不太友善的话题。一个在卡塔尔工作的巴基斯坦人谴责着美国的区划法[3]对道路弯道建设的影响；一个荷兰人宣称这个国家的精英对于公共利益毫不关心；一位芬兰的代表将其公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比作是吸食者与鸦片的关系。
在餐桌尽头，一个女人侧着头，露出无奈的苦笑。
“我知道身处异国时，最好不要为自己的国家辩护。”她最终插话说，“当然，我和你们一样，对美国很失望，但我仍然深深忠诚于它——就好比我有个酒鬼加疯子的阿姨，如果听到陌生人在背后说她坏话，我依然会维护她一样。”
劳伦住在洛杉矶，就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她在做圣贝纳迪诺流域移民影响的研究。三十一岁的她留着棕色的齐肩短发，灰绿色的眼睛。拉比尽量避免直视她。她的美，是那种扰乱他当下心绪的美。
复会还在一个小时之后，于是他决定出去，到一个花园模样的地方散散步。他返程的航班定在明日一大早，他的办公桌上正有一个新项目在等着他回爱丁堡。劳伦那身裁剪讲究的黑色礼服并不招摇，可他却记住了它点点滴滴的细节。他回忆起她的左臂上戴着一圈圈手镯；手镯下面靠近手腕内侧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一个纹身——不经意间，它令人感伤地提示着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时代鸿沟。
下午晚些时候，在通往电梯的走廊里，他正翻阅一些小册子时，她走了过来。他尴尬地笑笑，惆怅于自己永无机会了解她，她更深刻的身份（挂在她肩上的紫色帆布包所代表的）将永远成谜，他与她这一生都不会有交集。可她却说自己饿了，邀他到一楼商务中心旁边一个全木装修的酒吧喝茶。她补充说，她早饭就在那儿吃的。他们在壁炉旁边的一个长皮椅上坐下来。劳伦身后有一盆白色的兰花。他问了许多问题，一点一滴了解着她：她在威尼斯海滩[4]有套公寓，前一份工作在亚利桑那的一所大学，她的家在阿尔伯克基；她很喜欢大卫·林奇的电影，会参加社区组织；她信仰犹太教，所以对德国官员极度恐惧，一并也害怕那个拘谨的粗脖子酒保，他的形象很具喜感，她给他取个外号叫艾希曼[5]；拉比的注意力摇曳在她的所言与所指之间。她是独一无二的，隶属他过去十三年里曾经仰慕却刻意不予关注的那种人。
她扫视一下那个酒保，笑眯了眼。
“我的侯爵先生，你永远没法把醋变成果酱！”[6]她屏声息气地唱，拉比则是屏声息气地听，折服于她的魅力。他仿佛又重回到十五岁，而她就是爱丽丝·索尔。
她告诉他说，她是前一天飞到法兰克福，然后乘火车来这儿的；她觉得欧洲的火车是让人思考问题的绝佳场所。拉比意识到，这会儿该是孩子们洗澡的时间了。他只需将手向左挪移十厘米，他的生活便会覆地翻天。
“说说你吧，”她督促他说。好吧，他在伦敦读的书，然后去了爱丁堡；工作很忙，可他一有时间，就爱旅行；是的，他很不喜欢阴沉沉的天气，但也许明智的做法是别太在乎天气状况。谈话进展得尤其得心应手。“爸爸，你今天干吗了？”他听到孩子们在询问他。爸爸在人前做了演讲，然后读会儿书，就早早睡觉了，这样明天就可以搭第一趟航班，回家看他的宝贝女儿和心肝儿子——这会儿还是不妨忘记的好。
“我不想参加代表团的晚宴。”七点钟时，当艾希曼过来问他们是否需要鸡尾酒后，她如是说。
于是，他们一起走出酒吧。他的手颤抖着按下电梯按钮。透明电梯升上来了，他站在她对面，问她需要停在哪层。户外的景致已经笼罩在雾色中。
中年引诱者的直率，与信心或傲慢并无关联；相反，它是在人们可悲地意识到死亡的日益临近时，生发的一种无可容忍的绝望。
就基本结构而言，她的房间与他的几无两样；然而，他却惊讶于它天壤之别的氛围。一件紫色的礼服挂在墙上；一本柏林新博物馆的展览目录放在电视旁；桌上有一个打开的手提电脑；镜子边是两张印着歌德画像的明信片；她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与酒店的立体音响系统连接着。她问他可有听说过某位歌手，然后手轻轻叩着，翻找到了她要的唱片：配乐很简单，只有钢琴和仿佛教堂嗡嗡声的打击乐器，接着，一个嘹亮的女声切入，萦绕于耳，十分浑厚，然后突然变得高亢、清脆。“我特别爱这一段。”她说，然后闭了一会儿眼睛。他一直就站在床脚边，听着歌手逐渐拉高音阶，重复唱着“永远”二字，它仿佛一声喊叫，直穿他的灵魂。自孩子们出生之后，他便再不曾如此感受音乐；当他的人生界域需要的是平稳与宁静时，却有如此的欣喜若狂被催变而出，这对他而言，并非好事。
他走过去，用手捧起她的脸，印自己的唇在她唇上。她拉近他，再次闭上眼。“我便将一切献给你……”歌声如是唱着。
这时刻与他过往结识新欢时的记忆一般模样。如果他可收集起历来情景的点点滴滴，将它们拼接在一段单回路上，总运行时间也许并不超过半小时；然而从诸多方面而言，它们都是他人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刻。
他感觉自己仿佛被获准，进入另一个他以为早不复存在的自己。
令人同情的是，缺乏安全感的男人并不确信自身的魅力，他们需要不断求证他人是否接纳自己；有多少危险都由此而生啊！
她关了灯。虽然基本结构一致，却蕴含如此多的不同：她的舌头更好奇、热切；当他移去她的腹部时，她拱起背；她的腿更健美，大腿肤色更暗。此刻，他如何能罢手？违越道德的念头，早已飘至九霄之外，仿佛沉睡时的警钟，唤人不醒。
事毕，他们静静地躺着，呼吸渐渐平息。透过大开的窗帘，可见雾色下的发电站灯火通明。
“你妻子是什么样的人？”她微笑着问。他无法判断她的语调，也不知该如何作答。他和柯尔斯滕之间的问题，显然并不适合道于外人，即便如今它们已然招致一个崭新的、更少不经事的卫星进入它们的轨道。
“她……人很好。”他结巴着说。劳伦依然一脸茫然，却不继续追问。他搂着她的肩；透墙传来的声音听得出，有一辆电梯在下行。他不能说自己在家倍感无聊。他并不是不再尊重妻子，或甚至不再钦慕于她；相较之下，他真实的境况更为特殊，更有失他的颜面。他爱的是一个仿佛从不需要爱的女人，一个太能干强悍的斗士，以致他几无机会去予以呵护；这个人从来都与想要施以援手的人们关系不睦；有时越为自己所信任的人辜负，她越是最感惬意。他与劳伦这肉体欢爱似乎并无其他缘由，不过是因为近年来他和妻子发现，彼此间连一个拥抱都那么难——不过是因为在内心一隅，他颇因此受伤，并为之愤怒。
极少有婚外情是源于对配偶的漠不关心。通常都是太过在乎，才会导致背叛。
“我觉得你会喜欢她的。”最后，他又补上一句。
“我想是的。”她淡淡地说。这会儿，她的表情又转为了淘气。
他们叫了送餐服务。她点了加柠檬汁的意面，并要求在旁边放一小块干酪；她似乎习惯于精确描述自己的要求。拉比对于个人服务的权益要求不高，所以很敬佩她的维权意识。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她洛杉矶的一个同事打来的，那边才将近中午。
他为之吸引的，也许并不只是性爱本身，而是紧随性爱之后的那种亲密。这个时代的怪异就在于，开展一段友谊的最简易之法，便是让对方解带宽衣。
他们互相温暖、彼此体贴。谁也没有机会令对方失望。作为陌生人，他们可以表现得能干、慷慨、妥靠、可信。他的笑话逗得她哈哈大笑。她说他的口音挺有吸引力。他意识到赢得陌生人的喜爱原是这般容易，他不由得为此略感孤独。
他们一直聊到午夜，然后分头安睡。清晨，他们一起去了机场，在办理登机手续的地方喝了杯咖啡。
“保持联络——尽可能多一些。”她微笑着说，“你是个好人。”
他们紧密相拥，表达着两个对彼此并无更多念想的人儿之间那份纯洁的爱意。他们并无多少时间，这也是利好。在其保护之下，他们的可圈可点，可永远封存于彼此心间。他感觉有泪涌上来，便盯着那支由一位战斗机飞行员代言的手表广告看，尝试着让自己平息下来。横亘彼此之间的那片海洋、那块陆地，令他尽情释放对于亲密关系的所有渴望。他俩都可因渴望这份亲密而心痛，也都无需承担任何后果，他们永远不必怨恨彼此，他们可以与那些不谈未来的人们一样，继续彼此欣赏。
[1]租借或分配给个人经营的小块园地。
[2]含有三个以上带馅的面包片或面包的三明治。
[3]美国区划法是地方政府控制土地使用的地方法规和进行规划管理的技术手段。区划法的出发点是保障公众的健康、安全和福利，但由于其体制性缺陷，在实施过程中对弱势群体的漠视已逐步引起美国社会各界的不满。
[4]洛杉矶三大知名海滩之一，是最具多元化色彩和现代风貌的海滩胜地。
[5]纳粹德国高官阿道夫·艾希曼，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6]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中的一个唱段《侯爵请听》。